很多评论者大概在这时候都在解读三中全会，其实三中全会非常好解读，决策当局总的意思就是：“我们以前做的都对，以后还会接着做得更好。”这虽然太不能满足观看者的猎奇心了，但我觉得这样很好。一个巨大经济体的决策层，它的功能中主要一项就是让其管理的这个庞然大物平稳运行，这样才有可能把社会成本降到一个很低的水平。如果有一次会议不是说我们“以前做的都对”，而是“都不对”，那倒的确很有趣，但是结果可能也会很可怕。
　　在全会后续具体政策中唯一一个似乎说“我们以前错了”的决策，可能算是“非独”夫妇可以生两个小孩的事了。此前，很多批评人士对计划生育的抨击非常猛烈，这下好像是他们说对了。不过如果你看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史，也不尽然。
　　根据亚当·斯密的记载，在15世纪的欧洲，带着小孩的寡妇是单身男人追求的最佳对象，因为小孩就意味着家庭财富，在那个时候养小孩的成本要比收益低得多。在1970年代，中国人愿意生更多的小孩，这样才有可能让自己的家庭具有更多的财富，而当时的中国根本没有能力接受迅速膨胀的新增劳动力，因此决策当局会制定出计划生育的政策。当然，再到后来，我们的世界变了，很少人把带着小孩的寡妇当女神。
　　计划生育在一方面减少了社会成本，但是在中国经济比较充分地发展后，这个政策也抑制了社会收益，特别是不太让人乐观的养老金账户。
　　一般来说，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产效率是在提高的，所以这造成了几乎每个人在工作时候交的税和养老保险，在其退休后都不足以维持他们在未退休时的生活水平，这就需要现在工作的年轻人为这些老人填补他们的养老账户。这是个看起来很难继续的游戏，不过也有办法：那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也参与到这个养老计划中来。只要有更多的年轻人，那么这个养老体系就能维持下去。如果继续计划生育政策，很可能在几十年后，“80后”退休时却没有足够的年轻人为他们工作。
　　在世界其他更发达的经济体中，这种问题也同样存在，甚至更严重。这些经济体的解决方法是，寻求经济全球一体化，让那些更年轻的发展中经济体为其工作。不幸的是，它们没想到经济一体化后，那些刚刚有了钱的人虽然经历高污染和强劳动，但都坚持活了下来，而且老龄化的速度一点不比它们慢。
　　允许增加生小孩的个数，是解决老龄化问题的方式，但这个方式是暂时的，那些不控制生育的西方国家存在同样严重的老龄化问题就是个例子。这主要是因为在一个高效的经济体生小孩的成本要比收益高，即使对生育进行奖励这种亏本买卖还是没人做。
　　除了更多地生小孩，还有方法让每个养老金账户更加充实么？有。我们可以把退休年龄变得更晚。这听起来可行，不过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一个超过60岁的劳动力，即使他想把自己的退休年龄变得更晚，是不是还有资方愿意雇佣他。
　　另外，增加劳动生产效率也是个方法。这是个足够乐观而且有想象力的方式。
　　中国和很多新兴经济体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离开那些所谓的经济中心，人们的生产效率就会迅速下降。这种情况在中国很大程度上是过度政策导向造成的。经济发展过度集中，年轻、有竞争力的人群过分集中在几个超级城市。在这些超级城市里，人们的生育成本也更高，他们中选择少生或不生小孩的比率也更大，这样一来，人们的养老账户会更加亏空。也许改善物流状况和地方政府行政风格和效率对于改善中国养老金账户状况来说更有效果，当然也是难度更大的办法。
　　生不生小孩的政策让我想起大学时候机械原理的成绩。当时我在考试后对老师进行了家访。
　　“你考得不错。”老师说。
　　“您跟我开玩笑吧，老师，这只是51分。”
　　“你在全班排第二，其他人都40多分。”
　　在利益结构复杂的经济体里，我们经常处于政策两难之中。大多数政策也就是这样，100分制，能达到51分也许就算是还不错的政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