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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理立德
君子立志，有博爱一切人和物的胸怀，有内以圣人的道德为体、外以王者的仁政为用的功业，然后才能对得起父母的生养，不愧为天地之间的完人。
人生在世，纵横天下，无不希望生前建功立业，死后万古流芳。然而欲成大业者，非有卓越之智慧和才干方行。而智慧才能的获取，依赖于平日的学习和知识的增进，所以，古今中外的成功者莫不讲求治学之道，高度重视知识的作用。治学要有“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务实精神，避免奢谈，踏实认真；治学须避免门户之见，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为我所用，才能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治学能明理明智，明智的人在于好德，诚实的人，不自欺欺人。所以天下至诚的人，也就是天下至虚的人。
中国古代哲人提出过“人生有三不朽”的著名论断：“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后世称“三不朽”。有一种说法，我国历史上能够做到“三不朽”只有两个半人，孔子是一个，王阳明是一个，曾国藩半个。
立德立功立言，孔子集三者于一身。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宣讲规范人伦道德，自己以身作则，此为“立德”。他培养教育了“贤人七十，弟子三千”，开创了积极入世的儒家学派，成为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干，此为“立功”。他提出的“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可以说是万世不刊之论，此为“立言”。
王守仁，又叫王阳明，是明朝的浙江人。王阳明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心学大师”，对于人生存在意义所作的哲学反思，具有反叛性、挑战性。他的功劳在于使得人的主体意识得到空前提高，提倡“致良知”与“知行合一”。今天在浙江余姚有一个“四碑亭”，有一个纪念他的碑亭。人称王阳明是“治学之名儒，治世之能臣”。他的故居有一副楹联为“立德立功立言真三不朽，明理明知明教乃万人师”。
读过曾国藩家书的人都知道，曾国藩家书是其明理立德的真实写照。人们可以从中具体地看到生活现实与理性教条的碰撞在他心中激起的千般情绪；可以看到他怎样在极其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坚持“孝悌忠信”，而使他内对长辈、平辈，上对皇帝、上司以及同级、下级都能通权达变，获得成功。有人说，曾国藩的家书是协调人际关系的指南，是一部正直、严肃地为人处事的教科书。这些家书最大的魅力就在于明理立德，其字里行间，有一种真诚的热情在流露，不夹杂着世间常见的虚伪和造作成份。
勤敬爱民
为政须勤敬，当官须勤敬。知民生在勤，知为臣在敬。勤而敬，无患天下不治。勤敬的要务在爱民、养民，因为“民心顺，国家安”，这是个最简单的道理。
春秋时，齐桓公之所以“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勤敬安民是管仲之谋的重要内容。管仲对“民”与“国”的关系有充分的认识。他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因此，能处理好“民”的若干問题，就是政治中最可宝贵的。
从公关的角度讲，管仲提出了以民众为“本”、为“天”、为“圣”的观点。
以民为本。《霸形》篇载管仲对齐桓公说：“君若将欲霸王之大事乎？则必从其本事矣。”桓公说：“敢问何谓其本？”管仲说：“齐国百姓，公之本也。”即要想成霸王之业，兴举大事，必须从争取齐国百姓这个最根本的事情做起。“夫霸王所始也，以人为本。”即霸王事业的开端是以人民为本位。所谓“本”，即根本、根源、根基，也表示重要。
以民为天。有一次齐桓公问管仲：“王者何贵？”管仲说：“贵天”。桓公仰面看天，管仲风趣地说：“所谓天者，非谓莽莽苍苍之天者，君人者，以百姓为天。”管仲把百姓比作“天”，也是极言争取民众的重要。
以民为圣。《君臣上》篇又提出如下名言：“夫民别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虽有汤武之德，复合于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顺人心，安情性，而发于众心之所聚。”这里包含着从总体上看，民众最神圣最聪明的观点。即使有商汤、周武王的德行，也要善于综合民众的言论。明君应该顺从民心，做事要以民众所关心的事情为出发点。这在当时是很杰出的思想。
变法自强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数千年来经久不衰，由于它自身在统治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形下，不断调整内部结构。其学术体系顺应历史变化的要求，刷新政治，以保持国家统治秩序的相对稳定，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历朝政治动荡时期，必然会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出现要求“变法”的呼声，以挽救统治的危机。中国在其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上，一直居于世界文明的前列，有着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正由于此，古代中外文化的交流常常是中国先进文化对欧亚诸多国家产生巨大影响，与此同时，中国也在不同程度地汲取外来文化的营养。
从公关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的历史，中国几乎没有主动向外国学习借鉴的历史，一直到明清时期，这一历史现象恶性循环，在文化上呈现了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情景。当世界已经跨入资本主义文明阶段的时期，中国却仍以其旧有的发展节奏，在封建天朝大国的庭院中悠然漫步。及至鸦片战争，当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叩开国门时，封建士大夫还视其为“蛮夷小国”，仍持有“夷夏大防”的心理，更谈不上主观地去学习西方先进的文明。
中国近代对西方的认识经历了曲折而漫长的过程，早在道光年间，士大夫中出现了一批有见识有作为的人，如陶澍、林则徐、贺长龄、李兆洛、龚自珍、魏源、周济、姚莹、张际亮、潘德舆、汤鹏、包世臣、黄爵滋、张穆、何秋涛......他们都主张经世致用，互相砥砺切磋。他们从传统文化的封闭体系中挣开了一条缝隙，开始注视西方的文化，并企图将某些东西纳入自己古老的体系里，加以吸收、改造。
创业维艰，这固然是事业发展的一般情况；然而尤为宝贵的是，在别人尚未走上某种创业道路之时便在披荆斩棘，率先创立某种事业的开拓、变法自强精神。清朝道光年间的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正是基于这种精神。在中国即将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披荆斩棘、变法自强的精神，仍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君子立志，有博爱一切人和物的胸怀，有内以圣人的道德为体、外以王者的仁政为用的功业，然后才能对得起父母的生养，不愧为天地之间的完人。
人生在世，纵横天下，无不希望生前建功立业，死后万古流芳。然而欲成大业者，非有卓越之智慧和才干方行。而智慧才能的获取，依赖于平日的学习和知识的增进，所以，古今中外的成功者莫不讲求治学之道，高度重视知识的作用。治学要有“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务实精神，避免奢谈，踏实认真；治学须避免门户之见，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为我所用，才能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治学能明理明智，明智的人在于好德，诚实的人，不自欺欺人。所以天下至诚的人，也就是天下至虚的人。
中国古代哲人提出过“人生有三不朽”的著名论断：“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后世称“三不朽”。有一种说法，我国历史上能够做到“三不朽”只有两个半人，孔子是一个，王阳明是一个，曾国藩半个。
立德立功立言，孔子集三者于一身。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宣讲规范人伦道德，自己以身作则，此为“立德”。他培养教育了“贤人七十，弟子三千”，开创了积极入世的儒家学派，成为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干，此为“立功”。他提出的“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可以说是万世不刊之论，此为“立言”。
王守仁，又叫王阳明，是明朝的浙江人。王阳明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心学大师”，对于人生存在意义所作的哲学反思，具有反叛性、挑战性。他的功劳在于使得人的主体意识得到空前提高，提倡“致良知”与“知行合一”。今天在浙江余姚有一个“四碑亭”，有一个纪念他的碑亭。人称王阳明是“治学之名儒，治世之能臣”。他的故居有一副楹联为“立德立功立言真三不朽，明理明知明教乃万人师”。
读过曾国藩家书的人都知道，曾国藩家书是其明理立德的真实写照。人们可以从中具体地看到生活现实与理性教条的碰撞在他心中激起的千般情绪；可以看到他怎样在极其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坚持“孝悌忠信”，而使他内对长辈、平辈，上对皇帝、上司以及同级、下级都能通权达变，获得成功。有人说，曾国藩的家书是协调人际关系的指南，是一部正直、严肃地为人处事的教科书。这些家书最大的魅力就在于明理立德，其字里行间，有一种真诚的热情在流露，不夹杂着世间常见的虚伪和造作成份。
勤敬爱民
为政须勤敬，当官须勤敬。知民生在勤，知为臣在敬。勤而敬，无患天下不治。勤敬的要务在爱民、养民，因为“民心顺，国家安”，这是个最简单的道理。
春秋时，齐桓公之所以“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勤敬安民是管仲之谋的重要内容。管仲对“民”与“国”的关系有充分的认识。他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因此，能处理好“民”的若干問题，就是政治中最可宝贵的。
从公关的角度讲，管仲提出了以民众为“本”、为“天”、为“圣”的观点。
以民为本。《霸形》篇载管仲对齐桓公说：“君若将欲霸王之大事乎？则必从其本事矣。”桓公说：“敢问何谓其本？”管仲说：“齐国百姓，公之本也。”即要想成霸王之业，兴举大事，必须从争取齐国百姓这个最根本的事情做起。“夫霸王所始也，以人为本。”即霸王事业的开端是以人民为本位。所谓“本”，即根本、根源、根基，也表示重要。
以民为天。有一次齐桓公问管仲：“王者何贵？”管仲说：“贵天”。桓公仰面看天，管仲风趣地说：“所谓天者，非谓莽莽苍苍之天者，君人者，以百姓为天。”管仲把百姓比作“天”，也是极言争取民众的重要。
以民为圣。《君臣上》篇又提出如下名言：“夫民别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虽有汤武之德，复合于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顺人心，安情性，而发于众心之所聚。”这里包含着从总体上看，民众最神圣最聪明的观点。即使有商汤、周武王的德行，也要善于综合民众的言论。明君应该顺从民心，做事要以民众所关心的事情为出发点。这在当时是很杰出的思想。
变法自强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数千年来经久不衰，由于它自身在统治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形下，不断调整内部结构。其学术体系顺应历史变化的要求，刷新政治，以保持国家统治秩序的相对稳定，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历朝政治动荡时期，必然会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出现要求“变法”的呼声，以挽救统治的危机。中国在其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上，一直居于世界文明的前列，有着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正由于此，古代中外文化的交流常常是中国先进文化对欧亚诸多国家产生巨大影响，与此同时，中国也在不同程度地汲取外来文化的营养。
从公关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的历史，中国几乎没有主动向外国学习借鉴的历史，一直到明清时期，这一历史现象恶性循环，在文化上呈现了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情景。当世界已经跨入资本主义文明阶段的时期，中国却仍以其旧有的发展节奏，在封建天朝大国的庭院中悠然漫步。及至鸦片战争，当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叩开国门时，封建士大夫还视其为“蛮夷小国”，仍持有“夷夏大防”的心理，更谈不上主观地去学习西方先进的文明。
中国近代对西方的认识经历了曲折而漫长的过程，早在道光年间，士大夫中出现了一批有见识有作为的人，如陶澍、林则徐、贺长龄、李兆洛、龚自珍、魏源、周济、姚莹、张际亮、潘德舆、汤鹏、包世臣、黄爵滋、张穆、何秋涛......他们都主张经世致用，互相砥砺切磋。他们从传统文化的封闭体系中挣开了一条缝隙，开始注视西方的文化，并企图将某些东西纳入自己古老的体系里，加以吸收、改造。
创业维艰，这固然是事业发展的一般情况；然而尤为宝贵的是，在别人尚未走上某种创业道路之时便在披荆斩棘，率先创立某种事业的开拓、变法自强精神。清朝道光年间的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正是基于这种精神。在中国即将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披荆斩棘、变法自强的精神，仍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