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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县级融媒体中心是党中央“自上而下”战略部署的媒介融合行动，是基层媒体舆论引导能力跨越式提升的核心布局，是优化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建设、引导基层民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改革方略。各县域地区有其自身发展的特色，县级融媒体中心在战略、组织、运营、服务和管理等方面，通过融入社会治理赋能，可以打破唯内容、唯播出的格局，为其持续发展提供思路与动力。
关键词 县级融媒体中心；社会治理；创新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21）10-0072-03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治理的服务框架下，县级融媒体中心职能有了新的诠释，需要承担县域社会治理优化转型和提升社会治理效率、能力的责任，是媒体融合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无形力量。社会现代化、城镇化、信息化、国际化发展某种程度上会滋生社会风险，如何应对不确定的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是对县域媒体参与社会治理能力的重大考验。这不仅要求县域媒体传播网络和信息消费习惯的持续下沉渗透、正向引导，还要求政府在应对危机事件的治理过程中采取新的思维框架和方式引领与主导。
笔者作为广西广播电视媒体融合专家组成员，在调研广西县级融媒体中心工作时了解到，与先进地区一样，在完成组织整合与物理空间建设后，广西一些县级融媒体中心在抢占舆论引导制高点的同时先行先试，把社会治理工作主动融入自身业务中，如横县、宾阳融媒体中心开办“电视问政”，采取集中问政、网络问政相结合的形式，强化监督问责，推动了党委、政府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一些地区融媒体中心尝试多形式主动创新与散点式渠道建设，参与联防联控的社会治理工作，凭祥、龙州善用“边境之窗”阵地，跨境壮语广播常态化播送疫情防控的内容，化解边民的忧虑，为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预防控制工作增强信心和信任。放眼国内发达地区，媒体平台开创出“城市大脑”的区域性治理概念，融合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服务场景重塑，不断加快探索城市数字化建设与治理步伐，推动城市数字经济、数字乡村与数字生活的纵深化智慧服务，县级融媒体中心在调动公民积极性与激发社会责任感上将发挥着新的作用，在公民与政府之间架起一条高效快捷、互动通畅的高速公路。
县域社会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极具特色的组成部分，不仅需要地方政府发挥社会资源调度与公共职能服务优势，还需要社会民众积极参与公共服务建设、更多释放需求与建议，共同构建与完善基层公共服务体系。县级融媒体中心作为社会治理的媒介服务枢纽之一，必须做好顶层设计与制度革新，以为所在县域人民群众提供包括政策传播、民生保障、利益协调、矛盾化解、资讯服务在内的服务综合体为目标，盘整内部和外部关系连通社会资源[ 1 ]。具体表现如下。
发挥媒体融合的赋权功能，回应群众关切，为公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提供稳定畅通的沟通渠道和服务平台；加快融合5G、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迭代支撑，弥合信息基础建设差距，引领乡村振兴努力方向，提升数字化新农村建设；推动智慧城市发展进程，建设县域城市治理的综合信息聚合平台，实现公共服务信息公开、跨组织数据共享与智能协同，创造平安和谐舒适的生活环境；持续走好群众路线，在坚定的舆论引导与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凝聚共识；做好区域特色服务的制度与规则建设，利用自身优势协同推动区域商圈建设。
在基层社会治理、政社共治与区域自治的进程中，准确把准目标定位，充分发挥县域地区的区域优势与本土文化特色，不仅是实现和坚持由民众发挥本质性引导作用的重要抓手，也是有效应对供需匹配、服务与技术供给、供给策略等方面难题的切实举措[2]。
县域以及边远地区用户是当前移动互联网最大的增量群体，是我们党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阵地。伴随互联网普及率和渗透率的不断提高，舆论场域正在实现融合和叠加。现实社会场景正以“镜像”模式在网络社会呈现，互联网成为各种诉求、冲突、争议的集散地。对县级融媒体中心从舆论宣传式的引导走向信息公开基础上的公共讨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需要打破报道的传统模式，对标中央、省、市主流媒体的新角度与新手段，生产与制作适应融合传播的内容，使主题宣传、形势宣传、政策宣传、成就宣传与典型宣传更具鲜活力和参与度；坚守舆论工作的前沿阵地和价值高地，通过打造良好的舆论内容让互联网舆论空间成为网络民意的“晴雨表”与线上线下社会的“调和剂”；发动县域社会力量拓展新闻生产，如由县级融媒体中心定期发布新闻选题，鼓励县域群众参与新闻共建与话题讨论，并从中发掘出优秀素材共建者，输出更多优质的图文素材与视听节目[ 3 ]；基于全媒体渠道和平台分发的新闻内容，坚持信息公开透明与切实有效的问责响应机制，针对互联网环境中滋生和引发的各类社会问题、危机、风险提供前瞻性的应对与化解方案，用具有责任感和建设性的报道让公众获取真实信息，引导公众开展理性讨论。
3.1 技术赋能，科技新基建助力基层社会治理效能提升
广播电视的传播属性铸就了强大的公信力，让群众的参与性、依赖性相较其他信息集成组织，让有广电基因的县级融媒体中心更有参与社会治理的“优越”条件。随着互联网发展与移动互联平台的成熟应用，社会治理模式正在从“自上而下”管理转为双向互动管理，从线下服务走向线上融合服务，从传统的政府监督管理向更加注重多方协同治理转变。如何科学规范、高效快速地响应人民群众多元化的需求变化，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进程与节奏，这就需要借助新基建、新科技、新产品来提升现代化社会治理能力。首先，加快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基建融入社会治理进程，围绕信息共享共建、跨域一网通办、组织效能提升、完善城市智慧大脑等生活需求场景，为政府与基层民众提供政务、交通、应急等领域痛难点的解决方案；其次，将新技术融入到內容生产与传播过程中，在多元主体之间建构对话交流、凝聚共识的渠道，积极回应复杂网络和社会内部的矛盾问题，为双向互动、双线融合、协同共治提供平台，以此实现媒体职能的现代化与信息化服务；通过手机、电脑、微信、微博、小程序、VR/AR设备与AI设备等载体构建不同兼容性与良好体验的产品，为县域群众带去互动性、可读性和趣味性极强的信息内容，提升人民生活品质的获得感与满足感。 3.2 数据驱动，中台建设链接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服务
在互联网经济时代，内容为王逐渐转变为数据为先，“数据”这一新的生产要素决定着基础性资源和战略性资源是重要生产力。县级媒体在参与新闻服务、政务服务、公共服务等社会活动中会产生海量数据资源，涉猎于生产、采集、审核、存储、管理、分发、推送、统计和反馈各个环节，如何高效筛选优质数据、有效利用价值数据、合理监测舆情数据尤为关键，以县域为服务核心的县级融媒体中心需要引入更多互联网的信息处理架构，通过构建数据中台来实现数据管理、数据分析和数据决策，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数字化与精细化服务。
县级融媒数据中台会将各种来源的元数据引流规划，将用户数据、内容元数据、业务数据和互联网数据汇聚成资源数据池，并根据海量数据应用的最佳实践来统一数据的格式规范，严格把控数据资源、流转、计算和治理任务，通过业务、技术和策略的多维联动，确保每组数据稳定、准确、及时地交换和应用，为融媒体业务的数据化运营提供强大的技术平台支撑。媒体融合业务的成功需要科学缜密的决策，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数据中台须围绕以解决实际业务痛点与不同需求场景进行数据挖掘，通过设定丰富的指标、报表、动线、趋势图等方式进行数据可视化呈现，以快速、精准的数据应用与数据分析来支撑决策。以“今日头条”算法推荐模式对数据进行多维度的分类标记、关键词标签化与算法处理，通过对内容、流量、行为、互动、消费等应用数据进行跟踪监测与模型化挖掘，完成多维解密、多元属性交叉和系统化的完整用户画像，勾画出“千人千面”的现实社会的网络虚拟映射，为不同业态的产品和分众化、个性化、差异化服务提供支撑，实现精细化的融媒体产品、服务的生产与供应。
3.3 人才升级，借力智库专家提升专业化服务水平
随着互联网与新技术的不断升级革新，媒体产品呈现方式多样化、传播渠道多元化。数字化浪潮模糊了媒体人、新闻源和媒介产品用户间的边界概念，促使新闻生产过程更趋向“群媒共建”的扁平化管理，与此同时，培育出的新型媒体叙事类型和特色新闻呈现模式，也对媒体人的专业技能与知识储备提出新要求，使得新闻从业者有了前所未有的紧迫感和尖锐性。
由于受就业观念、地域经济发展的限制，县级融媒体中心的人才进出比例近于失衡，人力不足、人才青黄不接成为阻碍县级融媒体中心发展后劲不足的重要因素。因此，政府应大力支持县级融媒体中心人才优先的战略，加强专业性人才、复合型人才和专家型人才“多轨预备制”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一方面通过内部培养、实践考核提拔晋升符合标准的人员，不断完善选、育、留、用机制，在福利待遇、薪酬体系、价值取向、未来发展规划等多方面制定相关政策，增强人才吸引与队伍建设；另一方面加速探索县级融媒体人才“外引共荐”培养模式，通过定期开展学术沙龙、专家培训、会议活动等文化交流，以及政企、校企与社区之间的跨界融合，积极与政府部门干部队伍、社区街道管理骨干、智库研究人才、企业管理人才、高校教研和思政队伍之间的相互流通，以更高质量人才资源推动县级媒体融合成果转化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
3.4 生态营造，区位优势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国家广电总局制定颁布的《县级融媒体中心省级技术平台规范要求》对县级融媒体中心从单纯的新闻宣传向公共服务领域拓展提出明确指导意见，应从低效传播向“媒体+”的多元互动、传播、运营延伸，在传统业务之外释放发展活力。《规范》的出台不仅为县级媒体职能的责任范围做了扩充指导，还为县级媒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提供更深层次的政策引导和创新环境营造，县级融媒体中心可在本地政府政策的指引下，按照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居民构成和发展基础提供价值输出与策略服务，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谐稳定的社会生态、邻里和睦的文化生态和宜居温馨的环境生态综合体。
CNNIC第47次调查报告[ 4 ]显示：截至2020年 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89亿，较2020年3月增长8 540万，互联网普及率达70.4%，较2020年3月提升5.9个百分点。其中，农村网民规模为3.09亿，较2020年3月增长5 471万；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55.9%，较2020年3月提升9.7个百分点，城乡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差距缩小6.4个百分点。县级融媒体中心要实现“媒体+”业务，首先需理顺技术平台、服务终端与运营的关系，重点发展基于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连接用户、服务用户和回报用户的综合服务能力，融入县域网络扶贫与数字乡村与智慧城市建设体系中，持续缩小城乡间数字鸿沟。立足本土化文化融合教育与内生需求释放，构建“新闻内容+泛内容”生态，展示推广本土县域文化资源与历史传承，基于融媒体环境传播好本地文化，讲好老百姓的身边事，做地域文化的联合书写者。打造人、文、地、产、景的县域新型“社区营造”，既可以通过整合县域教育、医疗、电商等资源拉动内需经济，也可以根据区位优势向外拓展承接周边区域贸易，充分调动村县的自治意识和自治力量，激发民眾参与共建家园的热情，凝聚社区情感，增进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的能量，实现县域经济增长的长效动力。
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是在互联网+全媒体环境中我们党如何构建连接+服务群众的新模式和新发展的实践过程。当以治国理政新平台为建设目标的县级融媒体中心有效嵌入基层社会治理后，通过制度政策倾斜、区域协同模式发展、跨行业协作平台建设、创新技术支持及特色内容生产等一系列举措全维出击，让服务向基层下沉扎根，助力“问题解决在基层”，让县域群众从中精准受益，再有效引导县域群众参与到社会贡献中，实现全民“共享共建共治”的良性循环，推动基层媒体融合发展与社会服务转型升级。
参考文献
[1]宋建武.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 打造治国理政新平台[J].新湘评论，2019（9）：9-11.
[2]何继新，郁琭.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的逻辑关联、社会行动与路径创新[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8（1）：43-51.
[3]田龙过，张诚.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需处理好的四对关系[J].传媒，2020（4）：64-66.
[4]CNNIC.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21-02-03）[2021-03-03].http：//www.cac.gov. cn/2021-02/03/c_1613923423079314.htm.
关键词 县级融媒体中心；社会治理；创新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21）10-0072-03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治理的服务框架下，县级融媒体中心职能有了新的诠释，需要承担县域社会治理优化转型和提升社会治理效率、能力的责任，是媒体融合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无形力量。社会现代化、城镇化、信息化、国际化发展某种程度上会滋生社会风险，如何应对不确定的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是对县域媒体参与社会治理能力的重大考验。这不仅要求县域媒体传播网络和信息消费习惯的持续下沉渗透、正向引导，还要求政府在应对危机事件的治理过程中采取新的思维框架和方式引领与主导。
笔者作为广西广播电视媒体融合专家组成员，在调研广西县级融媒体中心工作时了解到，与先进地区一样，在完成组织整合与物理空间建设后，广西一些县级融媒体中心在抢占舆论引导制高点的同时先行先试，把社会治理工作主动融入自身业务中，如横县、宾阳融媒体中心开办“电视问政”，采取集中问政、网络问政相结合的形式，强化监督问责，推动了党委、政府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一些地区融媒体中心尝试多形式主动创新与散点式渠道建设，参与联防联控的社会治理工作，凭祥、龙州善用“边境之窗”阵地，跨境壮语广播常态化播送疫情防控的内容，化解边民的忧虑，为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预防控制工作增强信心和信任。放眼国内发达地区，媒体平台开创出“城市大脑”的区域性治理概念，融合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服务场景重塑，不断加快探索城市数字化建设与治理步伐，推动城市数字经济、数字乡村与数字生活的纵深化智慧服务，县级融媒体中心在调动公民积极性与激发社会责任感上将发挥着新的作用，在公民与政府之间架起一条高效快捷、互动通畅的高速公路。
1 在社会治理中，区位与本土特色发挥“善治”作用
县域社会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极具特色的组成部分，不仅需要地方政府发挥社会资源调度与公共职能服务优势，还需要社会民众积极参与公共服务建设、更多释放需求与建议，共同构建与完善基层公共服务体系。县级融媒体中心作为社会治理的媒介服务枢纽之一，必须做好顶层设计与制度革新，以为所在县域人民群众提供包括政策传播、民生保障、利益协调、矛盾化解、资讯服务在内的服务综合体为目标，盘整内部和外部关系连通社会资源[ 1 ]。具体表现如下。
发挥媒体融合的赋权功能，回应群众关切，为公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提供稳定畅通的沟通渠道和服务平台；加快融合5G、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迭代支撑，弥合信息基础建设差距，引领乡村振兴努力方向，提升数字化新农村建设；推动智慧城市发展进程，建设县域城市治理的综合信息聚合平台，实现公共服务信息公开、跨组织数据共享与智能协同，创造平安和谐舒适的生活环境；持续走好群众路线，在坚定的舆论引导与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凝聚共识；做好区域特色服务的制度与规则建设，利用自身优势协同推动区域商圈建设。
在基层社会治理、政社共治与区域自治的进程中，准确把准目标定位，充分发挥县域地区的区域优势与本土文化特色，不仅是实现和坚持由民众发挥本质性引导作用的重要抓手，也是有效应对供需匹配、服务与技术供给、供给策略等方面难题的切实举措[2]。
2 角色转型，从舆论引导到服务建设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县域以及边远地区用户是当前移动互联网最大的增量群体，是我们党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阵地。伴随互联网普及率和渗透率的不断提高，舆论场域正在实现融合和叠加。现实社会场景正以“镜像”模式在网络社会呈现，互联网成为各种诉求、冲突、争议的集散地。对县级融媒体中心从舆论宣传式的引导走向信息公开基础上的公共讨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需要打破报道的传统模式，对标中央、省、市主流媒体的新角度与新手段，生产与制作适应融合传播的内容，使主题宣传、形势宣传、政策宣传、成就宣传与典型宣传更具鲜活力和参与度；坚守舆论工作的前沿阵地和价值高地，通过打造良好的舆论内容让互联网舆论空间成为网络民意的“晴雨表”与线上线下社会的“调和剂”；发动县域社会力量拓展新闻生产，如由县级融媒体中心定期发布新闻选题，鼓励县域群众参与新闻共建与话题讨论，并从中发掘出优秀素材共建者，输出更多优质的图文素材与视听节目[ 3 ]；基于全媒体渠道和平台分发的新闻内容，坚持信息公开透明与切实有效的问责响应机制，针对互联网环境中滋生和引发的各类社会问题、危机、风险提供前瞻性的应对与化解方案，用具有责任感和建设性的报道让公众获取真实信息，引导公众开展理性讨论。
3 赋能驱动，提升县级融媒体中心融入社会治理的能力
3.1 技术赋能，科技新基建助力基层社会治理效能提升
广播电视的传播属性铸就了强大的公信力，让群众的参与性、依赖性相较其他信息集成组织，让有广电基因的县级融媒体中心更有参与社会治理的“优越”条件。随着互联网发展与移动互联平台的成熟应用，社会治理模式正在从“自上而下”管理转为双向互动管理，从线下服务走向线上融合服务，从传统的政府监督管理向更加注重多方协同治理转变。如何科学规范、高效快速地响应人民群众多元化的需求变化，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进程与节奏，这就需要借助新基建、新科技、新产品来提升现代化社会治理能力。首先，加快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基建融入社会治理进程，围绕信息共享共建、跨域一网通办、组织效能提升、完善城市智慧大脑等生活需求场景，为政府与基层民众提供政务、交通、应急等领域痛难点的解决方案；其次，将新技术融入到內容生产与传播过程中，在多元主体之间建构对话交流、凝聚共识的渠道，积极回应复杂网络和社会内部的矛盾问题，为双向互动、双线融合、协同共治提供平台，以此实现媒体职能的现代化与信息化服务；通过手机、电脑、微信、微博、小程序、VR/AR设备与AI设备等载体构建不同兼容性与良好体验的产品，为县域群众带去互动性、可读性和趣味性极强的信息内容，提升人民生活品质的获得感与满足感。 3.2 数据驱动，中台建设链接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服务
在互联网经济时代，内容为王逐渐转变为数据为先，“数据”这一新的生产要素决定着基础性资源和战略性资源是重要生产力。县级媒体在参与新闻服务、政务服务、公共服务等社会活动中会产生海量数据资源，涉猎于生产、采集、审核、存储、管理、分发、推送、统计和反馈各个环节，如何高效筛选优质数据、有效利用价值数据、合理监测舆情数据尤为关键，以县域为服务核心的县级融媒体中心需要引入更多互联网的信息处理架构，通过构建数据中台来实现数据管理、数据分析和数据决策，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数字化与精细化服务。
县级融媒数据中台会将各种来源的元数据引流规划，将用户数据、内容元数据、业务数据和互联网数据汇聚成资源数据池，并根据海量数据应用的最佳实践来统一数据的格式规范，严格把控数据资源、流转、计算和治理任务，通过业务、技术和策略的多维联动，确保每组数据稳定、准确、及时地交换和应用，为融媒体业务的数据化运营提供强大的技术平台支撑。媒体融合业务的成功需要科学缜密的决策，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数据中台须围绕以解决实际业务痛点与不同需求场景进行数据挖掘，通过设定丰富的指标、报表、动线、趋势图等方式进行数据可视化呈现，以快速、精准的数据应用与数据分析来支撑决策。以“今日头条”算法推荐模式对数据进行多维度的分类标记、关键词标签化与算法处理，通过对内容、流量、行为、互动、消费等应用数据进行跟踪监测与模型化挖掘，完成多维解密、多元属性交叉和系统化的完整用户画像，勾画出“千人千面”的现实社会的网络虚拟映射，为不同业态的产品和分众化、个性化、差异化服务提供支撑，实现精细化的融媒体产品、服务的生产与供应。
3.3 人才升级，借力智库专家提升专业化服务水平
随着互联网与新技术的不断升级革新，媒体产品呈现方式多样化、传播渠道多元化。数字化浪潮模糊了媒体人、新闻源和媒介产品用户间的边界概念，促使新闻生产过程更趋向“群媒共建”的扁平化管理，与此同时，培育出的新型媒体叙事类型和特色新闻呈现模式，也对媒体人的专业技能与知识储备提出新要求，使得新闻从业者有了前所未有的紧迫感和尖锐性。
由于受就业观念、地域经济发展的限制，县级融媒体中心的人才进出比例近于失衡，人力不足、人才青黄不接成为阻碍县级融媒体中心发展后劲不足的重要因素。因此，政府应大力支持县级融媒体中心人才优先的战略，加强专业性人才、复合型人才和专家型人才“多轨预备制”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一方面通过内部培养、实践考核提拔晋升符合标准的人员，不断完善选、育、留、用机制，在福利待遇、薪酬体系、价值取向、未来发展规划等多方面制定相关政策，增强人才吸引与队伍建设；另一方面加速探索县级融媒体人才“外引共荐”培养模式，通过定期开展学术沙龙、专家培训、会议活动等文化交流，以及政企、校企与社区之间的跨界融合，积极与政府部门干部队伍、社区街道管理骨干、智库研究人才、企业管理人才、高校教研和思政队伍之间的相互流通，以更高质量人才资源推动县级媒体融合成果转化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
3.4 生态营造，区位优势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国家广电总局制定颁布的《县级融媒体中心省级技术平台规范要求》对县级融媒体中心从单纯的新闻宣传向公共服务领域拓展提出明确指导意见，应从低效传播向“媒体+”的多元互动、传播、运营延伸，在传统业务之外释放发展活力。《规范》的出台不仅为县级媒体职能的责任范围做了扩充指导，还为县级媒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提供更深层次的政策引导和创新环境营造，县级融媒体中心可在本地政府政策的指引下，按照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居民构成和发展基础提供价值输出与策略服务，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谐稳定的社会生态、邻里和睦的文化生态和宜居温馨的环境生态综合体。
CNNIC第47次调查报告[ 4 ]显示：截至2020年 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89亿，较2020年3月增长8 540万，互联网普及率达70.4%，较2020年3月提升5.9个百分点。其中，农村网民规模为3.09亿，较2020年3月增长5 471万；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55.9%，较2020年3月提升9.7个百分点，城乡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差距缩小6.4个百分点。县级融媒体中心要实现“媒体+”业务，首先需理顺技术平台、服务终端与运营的关系，重点发展基于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连接用户、服务用户和回报用户的综合服务能力，融入县域网络扶贫与数字乡村与智慧城市建设体系中，持续缩小城乡间数字鸿沟。立足本土化文化融合教育与内生需求释放，构建“新闻内容+泛内容”生态，展示推广本土县域文化资源与历史传承，基于融媒体环境传播好本地文化，讲好老百姓的身边事，做地域文化的联合书写者。打造人、文、地、产、景的县域新型“社区营造”，既可以通过整合县域教育、医疗、电商等资源拉动内需经济，也可以根据区位优势向外拓展承接周边区域贸易，充分调动村县的自治意识和自治力量，激发民眾参与共建家园的热情，凝聚社区情感，增进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的能量，实现县域经济增长的长效动力。
4 结语
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是在互联网+全媒体环境中我们党如何构建连接+服务群众的新模式和新发展的实践过程。当以治国理政新平台为建设目标的县级融媒体中心有效嵌入基层社会治理后，通过制度政策倾斜、区域协同模式发展、跨行业协作平台建设、创新技术支持及特色内容生产等一系列举措全维出击，让服务向基层下沉扎根，助力“问题解决在基层”，让县域群众从中精准受益，再有效引导县域群众参与到社会贡献中，实现全民“共享共建共治”的良性循环，推动基层媒体融合发展与社会服务转型升级。
参考文献
[1]宋建武.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 打造治国理政新平台[J].新湘评论，2019（9）：9-11.
[2]何继新，郁琭.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的逻辑关联、社会行动与路径创新[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8（1）：43-51.
[3]田龙过，张诚.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需处理好的四对关系[J].传媒，2020（4）：64-66.
[4]CNNIC.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21-02-03）[2021-03-03].http：//www.cac.gov. cn/2021-02/03/c_161392342307931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