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对我说过的一句话，我一辈子都记得，“吃得亏、受得气就有好日子过”，她用一辈子诠释着这句话的真谛。
　　我的母亲是一个“嫂娘”，所谓“嫂娘”就是既当嫂子也当娘。当年，爷爷病重，按照农村里流行的“冲喜”习俗，母亲18岁时与父亲结婚，婚后第三天，爷爷就去世了。随后，奶奶改嫁他乡，留下家中三个还未成年的叔叔，后来家中又陆续添了我的五个哥哥姐姐，我是家中最小的孩子，这么多口人几乎都是母亲带大的。赤裸裸的生活教会了母亲容忍谦让的美好品质。
　　我始终忘不了1984年我高考结束后的一件事，那一次我把母亲都弄哭了。那时，我们家住在长沙县的农村里，当时农村做衣服都是请外面的裁缝上门，记得那天我家好不容易请了一个裁缝上门做了七八条新裤子，但是当我从外面回来后，却没有看到一条。
　　原来，裤子做完后，一个邻居到我家窜门，连连称赞这裤子做得极好，母亲看出她对新裤子的喜爱与渴望，就表示可以送给她，没想到的是她一口气把七八条裤子全部拿了回家。顾念到这家人日子过得清苦，没有钱做新裤子，母亲什么也没说，看着她欢天喜地地带着裤子出了门。
　　那段时间，我正处于等待高考成绩公布的焦虑中，知道这件事情后，忍不住地和母亲吵了一架。“一条不剩地拿走，你是不是太大方了！”“怎么会有这么不通情理的邻居！”言语里，我刺激着母亲，发泄我的不满与郁闷。面对女儿的不解、生活的困顿与内心深处的善良与软弱，母亲在我的吵闹声中哭了，眼泪顺着她上了皱纹的眼角流下来，大颗大颗地落在她手头上正在做的绣花上，染湿了好大一片。我呆了一下，然后屋子里就安静下来了，只有墙上的时钟滴答滴答地走。
　　自此，母亲的善良和忍耐深深烙在了我的心头。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长沙发大水，很多农田、房屋都受了灾，我家也未能幸免于难，看着家中这么多嗷嗷待哺的嘴巴，当时只有二十多岁的母亲叹了一口气，捧着一只碗，加入了前往长沙城区的讨饭队伍，来到了长沙市以前的轮渡码头，如今这里往北走一点就是万达广场。
　　母亲是个聪明智慧的女人，她没有像其他乞讨者一样，只是跪下来低头看着眼前的破碗，等待着别人的施舍。母亲注意到码头上来往卸货的船只，有的船上卸下来的是一筐一筐的新鲜鱼，她看见了就帮着别人把鱼筐背到岸上。或许别人可以便宜一点将鱼买给她？或许是作为报酬直接送给她？母亲没想太多，她像男人一样，将装鱼的竹筐的麻绳深深勒进肩头。最后，别人给了母亲两条鱼，母亲甭提有多高兴。
　　后来，我们家开始种辣椒、西瓜等各式各样的经济作物，在父母的智慧、勤勉和打拼下，我们家的家境渐渐有了起色，成为了八十年代少有的万元户，建起了新房子，开了一个杂货店。
　　在当时的农村里有这样一群人，因为生病没有及时治疗，导致神经失常而成为人们眼里的“疯子”“精神病”，但是母亲对这一群人却很好。“男疯子”来杂货店，母亲就给他几根烟，“女疯子”来了就给她一杯茶或者一个饼子，有的时候店里丢了一个花瓶什么的，母亲也不计较，拿去了就拿去了吧。久而久之，这群“疯子”甚至养成了定期来我们家杂货店的习惯。
　　母亲非但不嫌弃他们，有的时候“疯子”们很久不来了，母亲甚至会有点想念他们。母亲的善良是发自内心的，自然而然的。
　　现在的我看不得别人不好，看到别人有问题有困难，我没有办法做到视而不见，可能这一切的源头就是从母亲的善良开始的。
　　最开始的“善”可能就是分享，后来是偶尔行动，去福利院看望孩子和老人或者去贫困家庭给需要帮助的家庭以帮助。再到后来加入妇联、加入政协，有资源、机会和平台和大家一起去做，“善”似乎就慢慢地成為了一种习惯。从关注留守儿童全面快乐成长到关注贫困妇女家庭教育、就业再到关注家庭妇女重要健康周期……这些年来，妇联始终尽己所能地关注着这个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群，而我也有幸参与其中。
　　最为关键的还是行动，善不是语言，善是行动，母亲的慷慨给予、承担与付出、那些发自内心深处的纯真善意都是行动而非语言，没有行动的“善”是更为可怕的“伪善”，如此理念催逼着我对每一个善念负责。
　　有人说，善是一种天性，但是我认为善不仅是一种天性，更需要后天的激发和培养，母亲的善遗传给了我吗？但是我确乎是亲眼看见母亲的种种善行了，后来我在妇联的工作又让我有机会接触到很多需要帮助的妇女和儿童，见到了母亲之外更多散发“善”的能量的人，正是他们的善行善举感动着我一路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