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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临走前，跟我们讲过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是他亲眼见到的，就是我堂伯死得很奇怪。他死前做了个梦：妈妈要来接他走，几月几号几点钟都告诉他了。结果真的按照梦里讲的，在那一天举办葬礼，请很多人来吃饭、玩麻将。差不多到点了，人家问他：你不是讲你要走了吗？结果时间一到，他说了句“妈妈来了，接我走了”，就倒下去了。
“父亲说，如果没看到，你是不会相信的。他15岁起就跟伯父闯南洋，最后亲眼见到伯父死得那么舒服。很羡慕。”
在桂林一个农场里，邹应杰的父亲度过了人生的最后13年。他曾是印尼一家淀粉厂的老板。临终时，他是桂林华侨农场的一个普通居民。“父亲从没后悔回来，”邹应杰说，跟那些漂泊海外的祖先们一样，15岁就离家闯南洋的父亲渴望落叶归根。
在1960年4月从雅加达开往湛江的“俄罗斯号”上，父亲已经给人生安排好了结局。但对于在印尼长到15岁的邹应杰而言，人生如南海上随波逐流的一条沙丁鱼。他不再是家业的准继承人，关于前途的一切充满未知。此时他脑子里惟一的念头是：可以回国上学，继续“深造”了。
1974年11月，在一次吃饭时，父亲死于心肌梗塞，没有给他留下遗言。
农场的开拓者与守望者
2012年7月9日，一个蝉鸣如织的下午，邹应杰和他的“夕阳红”乐队成员准时聚在一间10平米的小屋子里。接下来的两个小时，他们将演奏一些老掉牙的经典歌曲。
主唱张仃娘来得最早，她打扫了屋子并烧好茶水。第二个到来的是队长邹应杰，他负责电子琴伴奏。等到吉他手、鼓手一一到位，一场小型演唱会就开始了。
邹应杰躲在老花镜后专注地盯着琴谱，像个淡定而沉醉的电玩少年。拍子打起来，那些鬓角斑白、顶心渐秃的老人就像入了水的鱼儿快活起来。他们展示出多数国人在音乐面前所缺乏的那种松弛。
连续几首革命歌曲，流利得像小学生背书一样。那是他们最熟悉的中文歌曲。看得出来，这些为远道而来的记者临时安排的节目并不让他们太享受，连“团歌”《夕阳红》听上去也毫无生气。邹应杰的伴奏猛然转调，《哎呦妈妈》——一首印尼老民歌响起来，则让人眼前一亮。
一位老者在门口跟着拍子手舞足蹈了半天，几个女人被他滑稽的样子逗乐了。老者最后双手作揖离去。“他不是华侨，是本地一个音乐老师。‘文革’的时候脑子好像有点坏。”张仃娘介绍，他们平时很少与本地人一起活动。
“夕阳红”对印尼歌舞的痴迷更像是一种身份的展示。他们热情地接受了桂林本地几乎所有与印尼文化相关的演出邀请。桂林市曾举办两次印尼文化节，均邀请他们去演出。邹应杰担任编舞，在活动开幕前一个月，团员们就开始排练。广西师范大学的印尼留学生常过来看望他们，在录像上看起来，那场面更像是亲人重逢。
演出间歇，邹英杰起身，从旁人身边经过时，他弯腰低头，伸出右手，像做了个“请这边走”的手势——但这是给自己的，表示他要借道“路过一下”。
这是他在印尼时养成的习惯，回国五十多年一直保持。在农场外，这个奇怪的动作往往会引发诧异，他就会不好意思地解释：小时候的习惯，表示礼貌。类似习惯还有不用左手给别人拿东西，因为那是“脏的”——印尼人如厕后都要用水清洗，那是左手的职责。
“夕阳红”乐队已经组建10年了。这个农场的头号文艺团体曾发生过一次分裂，一些更年轻的团员嫌“夕阳红”名字太老，更重要的是，印尼歌舞很难真正让她们感兴趣。
“她们自以为能歌善舞，不跟我们玩。”一位团员不无讥讽地说。有天晚上，记者在场部附近的篮球场上，见到了这群“分裂分子”。她们的人数大约是“夕阳红”的4倍，年龄上看来则比“夕阳红”小一辈。她们正怡然自得地跳着时下风行各地的藏族广场舞。指挥她们舞步的，是一台播放《伤不起》的录音机。
“印尼歌我们唱不来。”一位舞者告诉记者，中文流行歌曲以及在网上学的广场舞更适合她们。这群人对印尼歌舞倒也谈不上抵触，在必要的时候，比如农场创建5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她们也会穿上纱笼，在各界领导的瞩目下，一丝不苟地完成那些印尼风情的舞蹈动作。
年轻一代已经毫不讳言对印尼文化的不理解和不欣赏。邹应杰想教年轻人学乐器和印尼歌舞，“免费教都没人来！”
有一年儿童节，“夕阳红”乐队受邀来到张仃娘孙子敏敏就读的农场小学，教孩子们唱《哎呦妈妈》。
“你不知道大家有多反感。”提起往事，敏敏瞥了一眼奶奶，又低下头去。几年前那场不快仍让他耿耿于怀。
张仃娘倒是无所谓，“敏敏从小跟父母在深圳长大，”她说，“他对印尼没什么感情。”
过完这个暑假，敏敏就要和他的同学们转学去市内的中学。农场的后代们陆续离开这里，去桂林，或者外面的世界寻找自己的前途。华侨中学的生源也连年减少，现在终于要并入“外面的”学校。
农场的凋敝已是所有人都看在眼里的事实。这里曾经有上千人一起劳作，但现在除了一个花木公司卖卖绿植外，已经看不到任何土地上的劳作。50年前邹英杰、张仃娘们从印尼来到这片陌生的不毛之地，他们是农场的开拓者；现在，他们将作为这里最后的主人，目睹此地重归沉寂。
那時中国的宣传确实做得好
当邹应杰和3个“同伙”被民兵押着走向漓江，“啪啪”几声枪响后，江边处决的围观者已作鸟兽散。那是1968年夏天的一个午后，“太阳那么大，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他说，老天有眼鬼使神差让他们晚到一步。按照计划，他们要是早几分钟赶上枪决者还在场，怕早已做了枪下冤鬼。
彼时漓江上常飘来尸体，那些在“文革”武斗中的遇难者，被江水缓缓推向远方。离桂林市区18公里的华侨农场虽无这般惨烈，亦难免受运动波及。邹应杰当年23岁，和其他3人被指控策划“暗杀团”，由农场拘禁。半年后，他们的头发盖过了脖子，有一天突然被通知无罪释放。
“其实一直有人想搞死我们。”邹应杰没说是谁，“但农场领导坚决压下去了，他说要是枪毙了华侨，那就是大问题了。”
邹应杰运气不好，关押半年差不多是农场在“文革”中最严重的了——华侨农场在历次运动中并未受到太多冲击，与外界隔绝的那道围墙让他们免于武斗的侵袭。 华侨们似乎对政治运动不大感冒。在农场，甚至很少有人申请入党。邹应杰被释放时，农场干部曾问他是否有意向。
“我觉得我还没有资格吧，”邹应杰淡淡地说，“但我还能够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的。”
时光倒流10年，当邹应杰还是印尼中华小学的一个学生时，他是多么羡慕画报上那些系着红领巾的“红色少年”啊。
“那时我的思想很红的。”邹应杰面带羞赧，就好像说起某次醉酒后的尴尬事一样。华侨在归国前“红”得让人惊讶。张仃娘家中现在还留有一本远房亲戚的文集，作者是一位印尼华侨教师，在他1950年代回国前写下的狂热的诗篇中，“革命”、“解放”、“毛主席”之类的字眼俯拾皆是。
邹应杰和张仃娘是印尼万悦同一所中华小学的校友。他们在那里接受了与大陆几乎一样的中文教育。家庭和学校都教育他们：虽然生长在印尼，但那里不是他们的祖国，祖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音乐课上，老师教他们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以及《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按照要求，学生们在学校里必须全部使用中文。但这条规定很难真正执行。一下课，教室里自动切换回印尼语模式。那毕竟是他们从小熟悉的语言，很多华人家庭里都只用印尼语交流。他们的生意人父母早已融入印尼社会。送孩子上中华学校，只是为了让他们不忘自己是中国人。
尽管很多人直到回国后中文还很不利索，也不大听得懂农场露天电影里的对白，但红色中国却让他们充满神往。回国前，邹应杰和陈敬恒已经是《中国画报》、《中国妇女》的老读者了，那些从北京越洋寄出的画报，是他们获取祖国信息的神圣通道。
“要说爱国，那时候是真爱国。”邹应杰说，“每到10月1号，家家户户都插五星红旗。回国之后反而没有插的。”
小部分华人选择了台湾背景的南华小学。同样是学中文，南华小学却是完全不同的一套教育。他们的教材里文言文更多，“他们讲蒋中正，我们就骂他们是反动学校，而我们是‘进步学校’。”邹应杰笑笑，“我们搞不拢的，经常打架。”
就在邹应杰们跟“反动学校”的学生们因“政见不同”争执不下时，印尼排华运动开始了。1959年5月商业部长决定书和11月内容相同的第10号总统法令规定，县以下的外侨零售商必须在1959年12月31日停止营业。对于祖祖辈辈以经商为生计的华人而言，如果还想留在印尼，就必须搬到县以上的大城市。
张仃娘回忆，“到了那一天，印尼政府派汽车过来，但我们都不搬。过了10天他们又来了，每家抓一个到法院去审：你为什么不搬？也不讲，判了一个月。”
时任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来看望华人，号召他们要“顶住压力”，他说华侨“要回到自己的国家”。监狱里的华人不必为糟糕的伙食担心，因为华侨总会送来了可口的饭菜。在华人中，“回祖国去”的呼声越来越强。
“第一个礼拜我去监狱看他（陈敬恒），那时候还没讲回国的事。”张仃娘说，“到了第二个礼拜，他告诉我，我们要準备回国了，已经秘密登记了。”
“不得不承认，那时中国的宣传确实做得好。”陈敬恒感慨，“我们都相信祖国真的强大了。”
1960年2月，他们匆忙结了婚，尽管张仃娘刚满18岁。回国的计划看上去就像是为婚礼量身定制的蜜月旅行，让这对新人对未来充满憧憬。
只是母亲的悲伤让张仃娘吓了一跳：“你们去苏门答腊，一年可以见面；回中国，中间隔个太平洋，不知道一辈子还能不能见上哦！”
但她并未打算阻拦。五十多年后回想起来，当时的兴奋与狂热重现在脸上。“可是谁能想到会是一辈子呢？”张仃娘若有所思地一笑，像是自言自语。
祖国见
在命运抉择的当口，各种消息满天飞。1960年上半年的万悦，最流行的招呼语是“祖国见”。出发那天，有人行李已经全部搬上车，突然收到远方来信，又急匆匆把行李搬下车。
邹应杰的父亲也计划举家北归。实际上，当时他们已在雅加达买好新房，部分家当也已经搬去了。
邹应杰的堂哥从雅加达过来拜访邹父。“那边的情况不算太好，”堂哥不久前刚回过一趟广东梅县，那是他们邹家的故乡。“总体还是很困难的。”
邹父似乎有一点动摇，转身问妻子：“怎么样，要不要回？”
“还是回去吧，”邹母说，“应杰的姐姐们已经先回了，我们也一起回去才是。”
但先期回国的姐姐也来信，说国内没东西吃，正是困难时期，“什么都要票”，劝家人最好不要回来。
“我们多带些东西回去就行了！”邹父说。最后，一家人把“能带的都带上了”。
16岁的邹应杰此时正读初二，如果没有这场风波，他就是父亲淀粉厂家业的不二人选。但他心里是想回国的，他希望能在祖国受到“更好的教育”。
当他们到当地警局办手续时，印尼办事员大吃一惊：“你们为什么要走？这些（风波）都会过去的。你们中国很苦，还吃红薯、喝稀饭。”
他说的倒是实情，邹父无言以对。平日里华人与本地人处得不错，印尼人可以在华人商店赊账，等到丰收时节还钱。逢年过节，大家会互赠礼品。但在回国的问题上，出于一种莫可名状的原因，邹家和陈敬恒夫妇都没有与本地的印尼朋友告别。最舍不得华人走的，是家里的印尼佣人。多年来她们替主人洗衣、做饭、照顾孩子，结完婚还自愿继续为主人服务，这回真到了告别的时候。
1960年4月24日，一千多名印尼华侨在雅加达登上中国从苏联租借的“俄罗斯”号远洋客轮，目的地是中国湛江港。
他们在海上航行了7天7夜。华侨总会负责人宣布，因为在对印尼政府的斗争中本批华人“表现很好”，祖国将安排他们到条件优越、“风景甲天下”的桂林。此前，他们更愿意去海南，因为那里的气候更接近热带的印尼。
很多人是举家搬迁，自行车、缝纫机、成箱的香皂，甚至连荷兰统治时期的双层铁床都带上了。这些行李表明他们对中国的物质条件是有准备的。华侨总会的人拿来表格，让他们填写在印尼的职业。按照规定，华侨回国后的工作将依照在印尼的职业而定，有一技之长者可以分配到相关行业。陈敬恒在印尼一直当会计，也会修理各种机械，但在职业栏他留了空白，“我服从国家分配。”他说。张仃娘提醒新婚丈夫，不填的话就会被分到农场。陈敬恒说：“没关系，农场里肯定有工厂！” 经过一周的航行，4月30日，“俄罗斯”号抵达广东湛江。行将靠岸，船上的气氛到达顶点，一千余人豪情满腔，跟随船上大喇叭齐唱《社会主义好》。
等到登陆，码头上的情景却让他们心头沉重起来。
“码头上有很多拉板车的搬运工，拉货拉煤的。我们从没看过人来拉那么重的板车。他们脸黑黑的、衣服脏脏的，看起来像乞丐一样，每一步都走得很艰难。”有位姓刘的老华侨流了眼泪，“他说，以为中国解放了就没有那么苦的工作了。”张仃娘说，“回来之后没过多久，他就过世了。”
农场的“风水”不在了
从桂林市火车站坐上9路公交车，花两块钱买张票，一路欣赏沿途如儿童橡皮泥习作的喀斯特山峰。大约四十分钟后，公交车从颇具气势的大桥上越过漓江，前方就是终点站——桂林华侨农场了。据说在全国84个华侨农场中，这是距离城市最近、交通最方便的。
7月10日，记者随农场第三代——张仃娘的外孙女沈茜来到门头岭2号。在这里，张仃娘和她的6队队员们居住了二十多年，直到近两年，华侨们才陆续住进商品房。张仃娘房前的板柚、沙梨、海棠林、枣树都在，黑色的大蝴蝶逡巡其间。那些从印尼带回来的番石榴、黄姜、香茅草早已在此落地生根，每年准时奉上果实，毫不在意已被主人遗弃的现实。院子里的黄皮已经熟了七成，沈茜熟练地揪了一个剥皮吞下——就像小时候那样。那时候，家家户户大敞着门，孩子们如小兽般从张家窜到李家。
临街一块镶进墙里的黑板上，还残留一些搬迁前的通知，如有线电视收费、医保缴费等等，那些过时的公告记录着此地曾经的喧嚣。几户没有搬走的越侨还住在这里，他们的公鸡飞到桂花树上打鸣。据说这里是联合国拨款盖起来的安置房，墙上的毛主席语录依稀可辨：“……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只是当初的朱红大字早被时光啃噬成落寞的赭石色。在人类离开后，墙根的蕨类植物突然爆发出惊人魔力疯狂生长。可以预见的是，语录墙将很快淹没在那片绿色囹圄中。
“以前这里全——是人。”沈茜指着那条主干道。过不了多久，等到越侨迁出来，恐怕愿意留下的只有灰蜘蛛和黑蝴蝶了。
农场最风光的时候是90年代初期，厂部放开土地承包。丰收时节，全农场都是椪柑和橙子，这里的水果曾在广西名噪一时。“每一户都是十几二十万的。”沈民生说，“那时候我们年轻人，骑的摩托车都是一万块的本田，彩电也是一万的。”但到1996年，形势急转之下，“气候变了，风水不在我们这里了。”按照沈民生的说法，现在“风水”转移到了湖南中部。叔叔集中起部分土地，成立“竹江花木公司”，他现在是公司的实际负责人。
因为不再制造工作机会，农场将无可挽回地走向衰亡。在这里基本很难遇到年轻人，他们中的多数已经在桂林市内安居乐业。沈茜不久将赴新加坡攻读她的硕士学位，显然她离这里已经很遥远了。
过去的就过去了
一千余名华侨在桂林市内逗留了一周，政府安排他們住宾馆、吃饭店。天气还有点冷，张仃娘到商店去买衣服，看中一件15元的蓝色外套。她问售货员：“12块行不行？”对方愣住，继而一笑：“我们商店都是国家的，这里不讲价。”
根据船上的登记结果，大约有十户人家被分配进皮鞋厂、香皂厂、照相馆，还有其他一些市内的单位。其余的人分水陆两路，开往农场。
所有人终于在5月11日抵达这段亢奋而冗长旅程的终点，但这里的景象让他们呆住了：一片望不到边的荒地、齐人深的茅草、遍地的坟墓。他们的任务是：除草，开荒，种菜。
每户人家分到了一间约八平米、没有灶台、没有装上窗户的小屋。第二天一早，劳动就开始了。他们需要学习的事很多：要适应没有佣人自己洗衣做饭；女士们得脱下苗条的纱笼，换上宽松的长裤去挑大粪；他们要好好练习汉语，否则将会错过露天电影带来的乐趣；他们还得习惯上厕所自带一桶水冲洗屁股。最重要的是，要承受强度惊人的劳动。
“夜里两点钟起来拔秧，种谷子。6点回来吃早点。”65岁的陈仁利说，“这跟劳改农场有区别吗？”
除几位体弱者因水土不服过世外，绝大多数人竟逆来顺受适应了农场生活。在1960年前后，饥荒者数成千上万地死去那几年，农场没有人饿死。
农场的人们承认受到“特别的优待”。一些饥饿的农民进到农场行乞，华侨们只能偷偷给他们食物。“他们不准我们接触农村人。”张仃娘说。
“政府对我们的政策叫‘一视同仁，适当照顾’。吃的方面，分配粮食定量比本地人高。他们每个人30斤，我们是38斤。”邹应杰说。
尽管如此，很多人家依然入不敷出。每月的工资总是到月中就花完，他们拿出金戒指、金项链，以每克3.5元的价格卖给收购站。“我们那时候哪里懂价格，国家收购还能讨价还价吗？”张仃娘说。只是后来那些收购者在“文革”中被当成“投机倒把”批斗时，华侨们才意识到3.5元或许并不是“国家价格”。
农场每户人家都有一本《归侨保护法》。很长一段时间里，农场附近的村民不敢与华侨打交道，在他们中间流传着“华侨很野蛮，打死人不用偿命”的传说。在张仃娘家里，有个穿着印尼花衬衫的男子对我说：这身衣服，就是身份的象征！
回国后，邹应杰入读桂林中学初一，在学校住宿并享受国家助学金。祖国的新同学对他好奇又恐惧。“他们都当我是外国人，很稀奇！”邹应杰穿皮衣、骑自行车，这些都让同学们大开眼界。每次骑车上街，总有一堆人惊奇地围过来，艳羡地盯着他的单车。“他们老说‘我仔’——桂林话，就是‘我的妈妈哎’！”
街头行人衣服上的各种补丁让邹应杰清醒不少：“以前根本没想过，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现在还是这么困难。”在解释这段困难时期的原因时，他的用词与官方如出一辙：“三年自然灾害”以及“苏联逼债”。
一切都是新鲜的。他积极地按照一切“进步”标准要求自己，成绩不错，在同学中也有个好人缘。学习上惟一力有不逮的是作文，但他很快找到了弥补的办法：
“中考作文题目，是给亲人写一封信。当时我就抓住‘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鼓励我落榜的表弟在农村安心工作，虽然会有很大困难，但都是暂时的——当然，这个表弟是虚拟的人物，哈哈。结果过关了。” 但他不想去读高中。每次周末回农场，劳作的父母都让他揪心。“我母亲以前在家有佣人，店里有雇工。回来后五十多岁还要学割草种菜，她哪里干得下来这个啊？”他希望辍学成为家里的劳动力，父亲没有同意。
在学校时，政策允许不习惯农场生活的华侨打报告申请回印尼。父亲曾问他：是不是想回去？也申请一下吧。邹说，等毕业了再走吧，这样去那边也吃香些。
等到高三毕业，邹应杰却变了主意。高考失利的他果真如自己作文里所写的那般，放弃了留城工作的机会，“响应号召”回到农场。
农场里也有机会申请回印尼，但奇怪的是，多数申请交上去就再无音信。后来内部传出消息说，场部积压了很多申请，根本就没有报上去。
也有少数幸运儿。当他们全家在某天突然消失时，周围人才恍然大悟。“也不知道他们用了什么办法。”张仃娘说，“每个人都在偷偷申请，都不告诉别人的。”
政治运动以及各种不透明的政策让华侨们恐惧，并相互猜忌。直到现在，人与人之间客气的寒暄下总能让人感到一些戒备。陈敬恒夫妇亦被人“揭发”过，聊起揭发者，张仃娘冷淡地说：“那个人啊，他已经死了。”那曾经是他们要好的朋友，因为“不得不揭发”而写了大字报。
现在，所有接受采访的印尼华侨都表示不后悔回国的决定。“过去的就过去了。”他们说。但他们也并不讳言在半个世纪里试图离开农场的努力。一次次地写报告申请，一次次地变卖家产买船偷渡。当然，成功者寥寥。
1984年，邹应杰的姐姐从印尼来农场看他，见面第一句话便是：“你为什么不回印尼继承父亲的遗产呢？”
邹应杰只有惨笑。“谈何容易？”他说，“我又何尝不想回去呢？”
如今，印尼对于华侨们仍是一种美好的彼岸。他们仍习惯托人采购产自印尼的食品；用卫星接收器收看印尼的电视节目，跟着电视里的小胡子教练学习印尼健身操；每隔一两年，陈敬恒夫妇就要回印尼亲戚家小住几个月。在那里，当老板的弟弟替他们支付一切费用，并且派专车送他们去任何地方，“过得像皇帝一样”。
但当记者问他们是否愿意回印尼养老时，得到的回答却是摇头，“那边社会治安不好”或者“那边没有养老金，还是这边好”。政府的“侨居工程”让他们以450元/平方米的价格住进了现在的商品房。每月1000到3000元不等的退休工资，足以让他们在一个三线城市的郊区，生活得小康有余了。
命运如此，不值得与现实纠缠
送走父亲后，去印尼的念想在邹应杰心里越来越淡。他觉得命运如此，不值得与现实纠缠。如今他的家里还像在印尼时一样，在墙上留出一块位置给祖宗的牌位。这是邹家从梅縣到印尼，再到桂林的传承。
1985年，邹应杰被评为全国华侨企业先进老师。退休后，他还做过导游，并不为挣钱，他喜欢跟游客用印尼语自由交谈、介绍中国山水的感觉。他甚至为农场找来一些有意投资的印尼富商，但农场决策层的冷淡和傲慢终于将事情一一拖黄。
“夕阳红”乐队也让他感到疲惫。“我已经搞了10年，很累啊，年纪大了。想转给年轻点的，可没有人愿意学。”在农场第二代人里，会说印尼语的寥寥无几，更别说对印尼文化有兴趣。
张仃娘今年69岁，全农场的人都知道她的印尼歌唱得最好。她亮开嗓门拍手歌唱的样子，能让人看到她6岁时在长辈面前施展才艺的得宠表情。有时邹应杰邀请她唱《带领我》，那也是一首印尼老歌。她拒绝了。
“小时候爸爸在家弹吉他，我和妹妹唱这首歌。”现在只要一听到，她就会流泪，因为会想起父亲——歌里唱道：亲爱的主，请带领我，我怕独行，在这个世界充满忧愁，请不要把我抛弃。
1991年，张仃娘终于有机会去印尼，她说出发前的一个月，晚上都睡不着觉。飞机一落在雅加达机场，眼泪马上就出来了。见面时父亲说：“我没想到这辈子还能见到你们。”
家里比原来大了些。院子里那块洗衣服的大石头，还有水井，都是30年前的样子。最让她激动的是走在街上，被当年的印尼伙伴认出来，她涕泪横流，亦喜亦悲。
这次探亲，她在家里呆了一个月。临走晚餐，父亲又说：“恐怕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你们吃饭了。”
果然一语成谶。两年后，父亲过世了。等到张仃娘再赴印尼时，只能在一片鲜花草地的墓前凭吊父亲了。
何处是故土
7月的桂林应该最接近印尼的气候。华侨们一般睡得并不算早，张仃娘和陈敬恒在看一场乒乓球比赛。毫无疑问，他们是中国队的粉丝。他们说如果有印尼队的比赛，那一定要支持印尼的。
“如果是印尼队跟中国队比呢？”
陈敬恒笑笑，“那支持中国队啦，毕竟还是中国人嘛。”
比赛结束已近午夜。窗外月色清凉，漓江边的一只青蛙发出了《马刀舞曲》旋律般的叫声。屋内张仃娘一家已在熟睡中。他们的卧室中有种形状像一颗巨型奶糖的抱枕。在远离印尼的几十个夏天里，他们必须紧紧抱住“奶糖”才能安然入眠。
华侨与周围农村的关系一直很微妙。现在他们每天都能碰面，农场惟一的菜市场里，商贩一直都是周边农民。一位菜农谈起对华侨的印象，“跟他们相处得挺好，”他呵呵一乐，“印尼华侨，平时很少还价的。他们要维护他们的风度嘛。”
华侨在骨子里是瞧不起农民的，尽管他们在同一块土地上劳作，在日光下一样晒得黝黑。区别在于农民自给自足，而华侨是拿工资的——尽管在很长时间里那点工资少到可怜。华侨从不认为自己是农民，而是工人。更重要的是，农场里没有农村式的血缘为纽带的宗族，他们是一群被时代推到城市边缘的浮萍。
（实习生王曦娴对本文亦有贡献）
“父亲说，如果没看到，你是不会相信的。他15岁起就跟伯父闯南洋，最后亲眼见到伯父死得那么舒服。很羡慕。”
在桂林一个农场里，邹应杰的父亲度过了人生的最后13年。他曾是印尼一家淀粉厂的老板。临终时，他是桂林华侨农场的一个普通居民。“父亲从没后悔回来，”邹应杰说，跟那些漂泊海外的祖先们一样，15岁就离家闯南洋的父亲渴望落叶归根。
在1960年4月从雅加达开往湛江的“俄罗斯号”上，父亲已经给人生安排好了结局。但对于在印尼长到15岁的邹应杰而言，人生如南海上随波逐流的一条沙丁鱼。他不再是家业的准继承人，关于前途的一切充满未知。此时他脑子里惟一的念头是：可以回国上学，继续“深造”了。
1974年11月，在一次吃饭时，父亲死于心肌梗塞，没有给他留下遗言。
农场的开拓者与守望者
2012年7月9日，一个蝉鸣如织的下午，邹应杰和他的“夕阳红”乐队成员准时聚在一间10平米的小屋子里。接下来的两个小时，他们将演奏一些老掉牙的经典歌曲。
主唱张仃娘来得最早，她打扫了屋子并烧好茶水。第二个到来的是队长邹应杰，他负责电子琴伴奏。等到吉他手、鼓手一一到位，一场小型演唱会就开始了。
邹应杰躲在老花镜后专注地盯着琴谱，像个淡定而沉醉的电玩少年。拍子打起来，那些鬓角斑白、顶心渐秃的老人就像入了水的鱼儿快活起来。他们展示出多数国人在音乐面前所缺乏的那种松弛。
连续几首革命歌曲，流利得像小学生背书一样。那是他们最熟悉的中文歌曲。看得出来，这些为远道而来的记者临时安排的节目并不让他们太享受，连“团歌”《夕阳红》听上去也毫无生气。邹应杰的伴奏猛然转调，《哎呦妈妈》——一首印尼老民歌响起来，则让人眼前一亮。
一位老者在门口跟着拍子手舞足蹈了半天，几个女人被他滑稽的样子逗乐了。老者最后双手作揖离去。“他不是华侨，是本地一个音乐老师。‘文革’的时候脑子好像有点坏。”张仃娘介绍，他们平时很少与本地人一起活动。
“夕阳红”对印尼歌舞的痴迷更像是一种身份的展示。他们热情地接受了桂林本地几乎所有与印尼文化相关的演出邀请。桂林市曾举办两次印尼文化节，均邀请他们去演出。邹应杰担任编舞，在活动开幕前一个月，团员们就开始排练。广西师范大学的印尼留学生常过来看望他们，在录像上看起来，那场面更像是亲人重逢。
演出间歇，邹英杰起身，从旁人身边经过时，他弯腰低头，伸出右手，像做了个“请这边走”的手势——但这是给自己的，表示他要借道“路过一下”。
这是他在印尼时养成的习惯，回国五十多年一直保持。在农场外，这个奇怪的动作往往会引发诧异，他就会不好意思地解释：小时候的习惯，表示礼貌。类似习惯还有不用左手给别人拿东西，因为那是“脏的”——印尼人如厕后都要用水清洗，那是左手的职责。
“夕阳红”乐队已经组建10年了。这个农场的头号文艺团体曾发生过一次分裂，一些更年轻的团员嫌“夕阳红”名字太老，更重要的是，印尼歌舞很难真正让她们感兴趣。
“她们自以为能歌善舞，不跟我们玩。”一位团员不无讥讽地说。有天晚上，记者在场部附近的篮球场上，见到了这群“分裂分子”。她们的人数大约是“夕阳红”的4倍，年龄上看来则比“夕阳红”小一辈。她们正怡然自得地跳着时下风行各地的藏族广场舞。指挥她们舞步的，是一台播放《伤不起》的录音机。
“印尼歌我们唱不来。”一位舞者告诉记者，中文流行歌曲以及在网上学的广场舞更适合她们。这群人对印尼歌舞倒也谈不上抵触，在必要的时候，比如农场创建5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她们也会穿上纱笼，在各界领导的瞩目下，一丝不苟地完成那些印尼风情的舞蹈动作。
年轻一代已经毫不讳言对印尼文化的不理解和不欣赏。邹应杰想教年轻人学乐器和印尼歌舞，“免费教都没人来！”
有一年儿童节，“夕阳红”乐队受邀来到张仃娘孙子敏敏就读的农场小学，教孩子们唱《哎呦妈妈》。
“你不知道大家有多反感。”提起往事，敏敏瞥了一眼奶奶，又低下头去。几年前那场不快仍让他耿耿于怀。
张仃娘倒是无所谓，“敏敏从小跟父母在深圳长大，”她说，“他对印尼没什么感情。”
过完这个暑假，敏敏就要和他的同学们转学去市内的中学。农场的后代们陆续离开这里，去桂林，或者外面的世界寻找自己的前途。华侨中学的生源也连年减少，现在终于要并入“外面的”学校。
农场的凋敝已是所有人都看在眼里的事实。这里曾经有上千人一起劳作，但现在除了一个花木公司卖卖绿植外，已经看不到任何土地上的劳作。50年前邹英杰、张仃娘们从印尼来到这片陌生的不毛之地，他们是农场的开拓者；现在，他们将作为这里最后的主人，目睹此地重归沉寂。
那時中国的宣传确实做得好
当邹应杰和3个“同伙”被民兵押着走向漓江，“啪啪”几声枪响后，江边处决的围观者已作鸟兽散。那是1968年夏天的一个午后，“太阳那么大，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他说，老天有眼鬼使神差让他们晚到一步。按照计划，他们要是早几分钟赶上枪决者还在场，怕早已做了枪下冤鬼。
彼时漓江上常飘来尸体，那些在“文革”武斗中的遇难者，被江水缓缓推向远方。离桂林市区18公里的华侨农场虽无这般惨烈，亦难免受运动波及。邹应杰当年23岁，和其他3人被指控策划“暗杀团”，由农场拘禁。半年后，他们的头发盖过了脖子，有一天突然被通知无罪释放。
“其实一直有人想搞死我们。”邹应杰没说是谁，“但农场领导坚决压下去了，他说要是枪毙了华侨，那就是大问题了。”
邹应杰运气不好，关押半年差不多是农场在“文革”中最严重的了——华侨农场在历次运动中并未受到太多冲击，与外界隔绝的那道围墙让他们免于武斗的侵袭。 华侨们似乎对政治运动不大感冒。在农场，甚至很少有人申请入党。邹应杰被释放时，农场干部曾问他是否有意向。
“我觉得我还没有资格吧，”邹应杰淡淡地说，“但我还能够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的。”
时光倒流10年，当邹应杰还是印尼中华小学的一个学生时，他是多么羡慕画报上那些系着红领巾的“红色少年”啊。
“那时我的思想很红的。”邹应杰面带羞赧，就好像说起某次醉酒后的尴尬事一样。华侨在归国前“红”得让人惊讶。张仃娘家中现在还留有一本远房亲戚的文集，作者是一位印尼华侨教师，在他1950年代回国前写下的狂热的诗篇中，“革命”、“解放”、“毛主席”之类的字眼俯拾皆是。
邹应杰和张仃娘是印尼万悦同一所中华小学的校友。他们在那里接受了与大陆几乎一样的中文教育。家庭和学校都教育他们：虽然生长在印尼，但那里不是他们的祖国，祖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音乐课上，老师教他们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以及《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按照要求，学生们在学校里必须全部使用中文。但这条规定很难真正执行。一下课，教室里自动切换回印尼语模式。那毕竟是他们从小熟悉的语言，很多华人家庭里都只用印尼语交流。他们的生意人父母早已融入印尼社会。送孩子上中华学校，只是为了让他们不忘自己是中国人。
尽管很多人直到回国后中文还很不利索，也不大听得懂农场露天电影里的对白，但红色中国却让他们充满神往。回国前，邹应杰和陈敬恒已经是《中国画报》、《中国妇女》的老读者了，那些从北京越洋寄出的画报，是他们获取祖国信息的神圣通道。
“要说爱国，那时候是真爱国。”邹应杰说，“每到10月1号，家家户户都插五星红旗。回国之后反而没有插的。”
小部分华人选择了台湾背景的南华小学。同样是学中文，南华小学却是完全不同的一套教育。他们的教材里文言文更多，“他们讲蒋中正，我们就骂他们是反动学校，而我们是‘进步学校’。”邹应杰笑笑，“我们搞不拢的，经常打架。”
就在邹应杰们跟“反动学校”的学生们因“政见不同”争执不下时，印尼排华运动开始了。1959年5月商业部长决定书和11月内容相同的第10号总统法令规定，县以下的外侨零售商必须在1959年12月31日停止营业。对于祖祖辈辈以经商为生计的华人而言，如果还想留在印尼，就必须搬到县以上的大城市。
张仃娘回忆，“到了那一天，印尼政府派汽车过来，但我们都不搬。过了10天他们又来了，每家抓一个到法院去审：你为什么不搬？也不讲，判了一个月。”
时任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来看望华人，号召他们要“顶住压力”，他说华侨“要回到自己的国家”。监狱里的华人不必为糟糕的伙食担心，因为华侨总会送来了可口的饭菜。在华人中，“回祖国去”的呼声越来越强。
“第一个礼拜我去监狱看他（陈敬恒），那时候还没讲回国的事。”张仃娘说，“到了第二个礼拜，他告诉我，我们要準备回国了，已经秘密登记了。”
“不得不承认，那时中国的宣传确实做得好。”陈敬恒感慨，“我们都相信祖国真的强大了。”
1960年2月，他们匆忙结了婚，尽管张仃娘刚满18岁。回国的计划看上去就像是为婚礼量身定制的蜜月旅行，让这对新人对未来充满憧憬。
只是母亲的悲伤让张仃娘吓了一跳：“你们去苏门答腊，一年可以见面；回中国，中间隔个太平洋，不知道一辈子还能不能见上哦！”
但她并未打算阻拦。五十多年后回想起来，当时的兴奋与狂热重现在脸上。“可是谁能想到会是一辈子呢？”张仃娘若有所思地一笑，像是自言自语。
祖国见
在命运抉择的当口，各种消息满天飞。1960年上半年的万悦，最流行的招呼语是“祖国见”。出发那天，有人行李已经全部搬上车，突然收到远方来信，又急匆匆把行李搬下车。
邹应杰的父亲也计划举家北归。实际上，当时他们已在雅加达买好新房，部分家当也已经搬去了。
邹应杰的堂哥从雅加达过来拜访邹父。“那边的情况不算太好，”堂哥不久前刚回过一趟广东梅县，那是他们邹家的故乡。“总体还是很困难的。”
邹父似乎有一点动摇，转身问妻子：“怎么样，要不要回？”
“还是回去吧，”邹母说，“应杰的姐姐们已经先回了，我们也一起回去才是。”
但先期回国的姐姐也来信，说国内没东西吃，正是困难时期，“什么都要票”，劝家人最好不要回来。
“我们多带些东西回去就行了！”邹父说。最后，一家人把“能带的都带上了”。
16岁的邹应杰此时正读初二，如果没有这场风波，他就是父亲淀粉厂家业的不二人选。但他心里是想回国的，他希望能在祖国受到“更好的教育”。
当他们到当地警局办手续时，印尼办事员大吃一惊：“你们为什么要走？这些（风波）都会过去的。你们中国很苦，还吃红薯、喝稀饭。”
他说的倒是实情，邹父无言以对。平日里华人与本地人处得不错，印尼人可以在华人商店赊账，等到丰收时节还钱。逢年过节，大家会互赠礼品。但在回国的问题上，出于一种莫可名状的原因，邹家和陈敬恒夫妇都没有与本地的印尼朋友告别。最舍不得华人走的，是家里的印尼佣人。多年来她们替主人洗衣、做饭、照顾孩子，结完婚还自愿继续为主人服务，这回真到了告别的时候。
1960年4月24日，一千多名印尼华侨在雅加达登上中国从苏联租借的“俄罗斯”号远洋客轮，目的地是中国湛江港。
他们在海上航行了7天7夜。华侨总会负责人宣布，因为在对印尼政府的斗争中本批华人“表现很好”，祖国将安排他们到条件优越、“风景甲天下”的桂林。此前，他们更愿意去海南，因为那里的气候更接近热带的印尼。
很多人是举家搬迁，自行车、缝纫机、成箱的香皂，甚至连荷兰统治时期的双层铁床都带上了。这些行李表明他们对中国的物质条件是有准备的。华侨总会的人拿来表格，让他们填写在印尼的职业。按照规定，华侨回国后的工作将依照在印尼的职业而定，有一技之长者可以分配到相关行业。陈敬恒在印尼一直当会计，也会修理各种机械，但在职业栏他留了空白，“我服从国家分配。”他说。张仃娘提醒新婚丈夫，不填的话就会被分到农场。陈敬恒说：“没关系，农场里肯定有工厂！” 经过一周的航行，4月30日，“俄罗斯”号抵达广东湛江。行将靠岸，船上的气氛到达顶点，一千余人豪情满腔，跟随船上大喇叭齐唱《社会主义好》。
等到登陆，码头上的情景却让他们心头沉重起来。
“码头上有很多拉板车的搬运工，拉货拉煤的。我们从没看过人来拉那么重的板车。他们脸黑黑的、衣服脏脏的，看起来像乞丐一样，每一步都走得很艰难。”有位姓刘的老华侨流了眼泪，“他说，以为中国解放了就没有那么苦的工作了。”张仃娘说，“回来之后没过多久，他就过世了。”
农场的“风水”不在了
从桂林市火车站坐上9路公交车，花两块钱买张票，一路欣赏沿途如儿童橡皮泥习作的喀斯特山峰。大约四十分钟后，公交车从颇具气势的大桥上越过漓江，前方就是终点站——桂林华侨农场了。据说在全国84个华侨农场中，这是距离城市最近、交通最方便的。
7月10日，记者随农场第三代——张仃娘的外孙女沈茜来到门头岭2号。在这里，张仃娘和她的6队队员们居住了二十多年，直到近两年，华侨们才陆续住进商品房。张仃娘房前的板柚、沙梨、海棠林、枣树都在，黑色的大蝴蝶逡巡其间。那些从印尼带回来的番石榴、黄姜、香茅草早已在此落地生根，每年准时奉上果实，毫不在意已被主人遗弃的现实。院子里的黄皮已经熟了七成，沈茜熟练地揪了一个剥皮吞下——就像小时候那样。那时候，家家户户大敞着门，孩子们如小兽般从张家窜到李家。
临街一块镶进墙里的黑板上，还残留一些搬迁前的通知，如有线电视收费、医保缴费等等，那些过时的公告记录着此地曾经的喧嚣。几户没有搬走的越侨还住在这里，他们的公鸡飞到桂花树上打鸣。据说这里是联合国拨款盖起来的安置房，墙上的毛主席语录依稀可辨：“……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只是当初的朱红大字早被时光啃噬成落寞的赭石色。在人类离开后，墙根的蕨类植物突然爆发出惊人魔力疯狂生长。可以预见的是，语录墙将很快淹没在那片绿色囹圄中。
“以前这里全——是人。”沈茜指着那条主干道。过不了多久，等到越侨迁出来，恐怕愿意留下的只有灰蜘蛛和黑蝴蝶了。
农场最风光的时候是90年代初期，厂部放开土地承包。丰收时节，全农场都是椪柑和橙子，这里的水果曾在广西名噪一时。“每一户都是十几二十万的。”沈民生说，“那时候我们年轻人，骑的摩托车都是一万块的本田，彩电也是一万的。”但到1996年，形势急转之下，“气候变了，风水不在我们这里了。”按照沈民生的说法，现在“风水”转移到了湖南中部。叔叔集中起部分土地，成立“竹江花木公司”，他现在是公司的实际负责人。
因为不再制造工作机会，农场将无可挽回地走向衰亡。在这里基本很难遇到年轻人，他们中的多数已经在桂林市内安居乐业。沈茜不久将赴新加坡攻读她的硕士学位，显然她离这里已经很遥远了。
过去的就过去了
一千余名华侨在桂林市内逗留了一周，政府安排他們住宾馆、吃饭店。天气还有点冷，张仃娘到商店去买衣服，看中一件15元的蓝色外套。她问售货员：“12块行不行？”对方愣住，继而一笑：“我们商店都是国家的，这里不讲价。”
根据船上的登记结果，大约有十户人家被分配进皮鞋厂、香皂厂、照相馆，还有其他一些市内的单位。其余的人分水陆两路，开往农场。
所有人终于在5月11日抵达这段亢奋而冗长旅程的终点，但这里的景象让他们呆住了：一片望不到边的荒地、齐人深的茅草、遍地的坟墓。他们的任务是：除草，开荒，种菜。
每户人家分到了一间约八平米、没有灶台、没有装上窗户的小屋。第二天一早，劳动就开始了。他们需要学习的事很多：要适应没有佣人自己洗衣做饭；女士们得脱下苗条的纱笼，换上宽松的长裤去挑大粪；他们要好好练习汉语，否则将会错过露天电影带来的乐趣；他们还得习惯上厕所自带一桶水冲洗屁股。最重要的是，要承受强度惊人的劳动。
“夜里两点钟起来拔秧，种谷子。6点回来吃早点。”65岁的陈仁利说，“这跟劳改农场有区别吗？”
除几位体弱者因水土不服过世外，绝大多数人竟逆来顺受适应了农场生活。在1960年前后，饥荒者数成千上万地死去那几年，农场没有人饿死。
农场的人们承认受到“特别的优待”。一些饥饿的农民进到农场行乞，华侨们只能偷偷给他们食物。“他们不准我们接触农村人。”张仃娘说。
“政府对我们的政策叫‘一视同仁，适当照顾’。吃的方面，分配粮食定量比本地人高。他们每个人30斤，我们是38斤。”邹应杰说。
尽管如此，很多人家依然入不敷出。每月的工资总是到月中就花完，他们拿出金戒指、金项链，以每克3.5元的价格卖给收购站。“我们那时候哪里懂价格，国家收购还能讨价还价吗？”张仃娘说。只是后来那些收购者在“文革”中被当成“投机倒把”批斗时，华侨们才意识到3.5元或许并不是“国家价格”。
农场每户人家都有一本《归侨保护法》。很长一段时间里，农场附近的村民不敢与华侨打交道，在他们中间流传着“华侨很野蛮，打死人不用偿命”的传说。在张仃娘家里，有个穿着印尼花衬衫的男子对我说：这身衣服，就是身份的象征！
回国后，邹应杰入读桂林中学初一，在学校住宿并享受国家助学金。祖国的新同学对他好奇又恐惧。“他们都当我是外国人，很稀奇！”邹应杰穿皮衣、骑自行车，这些都让同学们大开眼界。每次骑车上街，总有一堆人惊奇地围过来，艳羡地盯着他的单车。“他们老说‘我仔’——桂林话，就是‘我的妈妈哎’！”
街头行人衣服上的各种补丁让邹应杰清醒不少：“以前根本没想过，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现在还是这么困难。”在解释这段困难时期的原因时，他的用词与官方如出一辙：“三年自然灾害”以及“苏联逼债”。
一切都是新鲜的。他积极地按照一切“进步”标准要求自己，成绩不错，在同学中也有个好人缘。学习上惟一力有不逮的是作文，但他很快找到了弥补的办法：
“中考作文题目，是给亲人写一封信。当时我就抓住‘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鼓励我落榜的表弟在农村安心工作，虽然会有很大困难，但都是暂时的——当然，这个表弟是虚拟的人物，哈哈。结果过关了。” 但他不想去读高中。每次周末回农场，劳作的父母都让他揪心。“我母亲以前在家有佣人，店里有雇工。回来后五十多岁还要学割草种菜，她哪里干得下来这个啊？”他希望辍学成为家里的劳动力，父亲没有同意。
在学校时，政策允许不习惯农场生活的华侨打报告申请回印尼。父亲曾问他：是不是想回去？也申请一下吧。邹说，等毕业了再走吧，这样去那边也吃香些。
等到高三毕业，邹应杰却变了主意。高考失利的他果真如自己作文里所写的那般，放弃了留城工作的机会，“响应号召”回到农场。
农场里也有机会申请回印尼，但奇怪的是，多数申请交上去就再无音信。后来内部传出消息说，场部积压了很多申请，根本就没有报上去。
也有少数幸运儿。当他们全家在某天突然消失时，周围人才恍然大悟。“也不知道他们用了什么办法。”张仃娘说，“每个人都在偷偷申请，都不告诉别人的。”
政治运动以及各种不透明的政策让华侨们恐惧，并相互猜忌。直到现在，人与人之间客气的寒暄下总能让人感到一些戒备。陈敬恒夫妇亦被人“揭发”过，聊起揭发者，张仃娘冷淡地说：“那个人啊，他已经死了。”那曾经是他们要好的朋友，因为“不得不揭发”而写了大字报。
现在，所有接受采访的印尼华侨都表示不后悔回国的决定。“过去的就过去了。”他们说。但他们也并不讳言在半个世纪里试图离开农场的努力。一次次地写报告申请，一次次地变卖家产买船偷渡。当然，成功者寥寥。
1984年，邹应杰的姐姐从印尼来农场看他，见面第一句话便是：“你为什么不回印尼继承父亲的遗产呢？”
邹应杰只有惨笑。“谈何容易？”他说，“我又何尝不想回去呢？”
如今，印尼对于华侨们仍是一种美好的彼岸。他们仍习惯托人采购产自印尼的食品；用卫星接收器收看印尼的电视节目，跟着电视里的小胡子教练学习印尼健身操；每隔一两年，陈敬恒夫妇就要回印尼亲戚家小住几个月。在那里，当老板的弟弟替他们支付一切费用，并且派专车送他们去任何地方，“过得像皇帝一样”。
但当记者问他们是否愿意回印尼养老时，得到的回答却是摇头，“那边社会治安不好”或者“那边没有养老金，还是这边好”。政府的“侨居工程”让他们以450元/平方米的价格住进了现在的商品房。每月1000到3000元不等的退休工资，足以让他们在一个三线城市的郊区，生活得小康有余了。
命运如此，不值得与现实纠缠
送走父亲后，去印尼的念想在邹应杰心里越来越淡。他觉得命运如此，不值得与现实纠缠。如今他的家里还像在印尼时一样，在墙上留出一块位置给祖宗的牌位。这是邹家从梅縣到印尼，再到桂林的传承。
1985年，邹应杰被评为全国华侨企业先进老师。退休后，他还做过导游，并不为挣钱，他喜欢跟游客用印尼语自由交谈、介绍中国山水的感觉。他甚至为农场找来一些有意投资的印尼富商，但农场决策层的冷淡和傲慢终于将事情一一拖黄。
“夕阳红”乐队也让他感到疲惫。“我已经搞了10年，很累啊，年纪大了。想转给年轻点的，可没有人愿意学。”在农场第二代人里，会说印尼语的寥寥无几，更别说对印尼文化有兴趣。
张仃娘今年69岁，全农场的人都知道她的印尼歌唱得最好。她亮开嗓门拍手歌唱的样子，能让人看到她6岁时在长辈面前施展才艺的得宠表情。有时邹应杰邀请她唱《带领我》，那也是一首印尼老歌。她拒绝了。
“小时候爸爸在家弹吉他，我和妹妹唱这首歌。”现在只要一听到，她就会流泪，因为会想起父亲——歌里唱道：亲爱的主，请带领我，我怕独行，在这个世界充满忧愁，请不要把我抛弃。
1991年，张仃娘终于有机会去印尼，她说出发前的一个月，晚上都睡不着觉。飞机一落在雅加达机场，眼泪马上就出来了。见面时父亲说：“我没想到这辈子还能见到你们。”
家里比原来大了些。院子里那块洗衣服的大石头，还有水井，都是30年前的样子。最让她激动的是走在街上，被当年的印尼伙伴认出来，她涕泪横流，亦喜亦悲。
这次探亲，她在家里呆了一个月。临走晚餐，父亲又说：“恐怕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你们吃饭了。”
果然一语成谶。两年后，父亲过世了。等到张仃娘再赴印尼时，只能在一片鲜花草地的墓前凭吊父亲了。
何处是故土
7月的桂林应该最接近印尼的气候。华侨们一般睡得并不算早，张仃娘和陈敬恒在看一场乒乓球比赛。毫无疑问，他们是中国队的粉丝。他们说如果有印尼队的比赛，那一定要支持印尼的。
“如果是印尼队跟中国队比呢？”
陈敬恒笑笑，“那支持中国队啦，毕竟还是中国人嘛。”
比赛结束已近午夜。窗外月色清凉，漓江边的一只青蛙发出了《马刀舞曲》旋律般的叫声。屋内张仃娘一家已在熟睡中。他们的卧室中有种形状像一颗巨型奶糖的抱枕。在远离印尼的几十个夏天里，他们必须紧紧抱住“奶糖”才能安然入眠。
华侨与周围农村的关系一直很微妙。现在他们每天都能碰面，农场惟一的菜市场里，商贩一直都是周边农民。一位菜农谈起对华侨的印象，“跟他们相处得挺好，”他呵呵一乐，“印尼华侨，平时很少还价的。他们要维护他们的风度嘛。”
华侨在骨子里是瞧不起农民的，尽管他们在同一块土地上劳作，在日光下一样晒得黝黑。区别在于农民自给自足，而华侨是拿工资的——尽管在很长时间里那点工资少到可怜。华侨从不认为自己是农民，而是工人。更重要的是，农场里没有农村式的血缘为纽带的宗族，他们是一群被时代推到城市边缘的浮萍。
（实习生王曦娴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