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政权的财政收支矛盾相当尖锐，而解决这个“结构性财政危机”的关键是制度的转型和创新
　　新一届政府的课题之一——化解农村财政危机
　　
　　中国基层政权的财政收支矛盾目前已相当尖锐。而身处其中的9亿农民更是负担沉重。
　　有数字表明，在县乡一级目前光吃财政饭的就有3000万人，而基层政府每年仅发工资、保运转就得安排7000亿元支出。这7000亿农民负担多少？70%，也就是说，全国9亿农民每年为基层政权提供的资金是4000亿元，而不是表面说的1200亿元。
　　显然，这样一个数字听起来让人“瞠目结舌”。而造成问题的主要原因，则是中国现行财政体制的不尽合理。中国财政是“两头软中间硬”，中间指省市一级财政，他们没有举债权，要么向下转移，要么向上转移（中央财政）。而在垂直的五级财政中，中央财政和县乡以下基础财政作为两头，积弱明显。中央财政以税收的超常增收和辉煌举债可以弥补其财力不足，而基层财政则是寅吃卯粮，兼有腐败。
　　1994年中国财政体制改革之后，虽然财政收入快速增长，但许多地方县乡两级政府的财政困难却与日俱增，工资普遍欠发，赤字规模不断扩大，实际债务负担沉重，财政风险日渐膨胀，如此等等。虽然，从总体状态判断尚不会出现财政危机，但由于财政困难，某些地方政府基本职能已出现了问题，所谓的“结构性财政危机”这些年一直存在。
　　同时，农民的负担问题与乡镇政府的负债问题也紧紧联系在一起。农村问题专家、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陆学艺近年来跟踪调查了全国14个省、区乡镇政府的负债情况，他列出来的数字是：全国近3000个县（市），平均每个县（市）的债务按2-3个亿计算的话，债务总额约为6000-9000亿。也就是说，9亿农民年人均要负债667-1000元。
　　中央提倡解决农民负担问题，恐怕首先就是要缓解基层的财政风险。怎么缓解？无外乎有以下几点：
　　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尝试地方举债、控制收入总量、优化支出结构、降低名义税率，以及免除农业税费。农民不具备纳税资格，不该归入纳税群体，所以要落实他们的“国民待遇”。
　　借鉴市场经济的国际经验，在进一步的税费改革中，将农业税纳入城市，同时明确集体土地的地租形式，使之归位；近期则可通过适当提高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人口的货币负担来减少不均。农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是市场的必然现象，通过适当途径配套解决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通问题既有利于缓解负担不均，也能够提高耕地的使用效率。
　　中国目前的财政是一种转轨型财政，也就是说，财政的钱除了给政府人员吃饭外，主要是用于安民，用于保国企，用于制度转轨。因此，衡量财政是否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准是看财政是否支持了转轨，转轨的速度是否足够快，关键是看非国有企业的成长性如何。
　　不可否认，我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本身必然要求制度转型的呼应与配套，而目前来自制度创新方面的有效支持明显不足。换言之，制度的创新和转型是在“治本”的深层次上解决结构变迁中重大矛盾问题（如基层财政困难问题）的关系要素。
　　另外，“三农问题”、县乡财政困难问题和政府体制（特别是省以下体制）问题的交织，是考虑当前地方和基层财政问题的主要背景，面对中国社会深刻的结构转型中从基层政权财政困难角度反映出的问题，必须着眼于省以下财政体制和政府体制全局来求解。
　　目前，新一届政府面临这个待解难题，应该做的无疑是尽早确立一个前瞻性的思维，通过分析问题成因及其中的关键要素，寻求一个中长期的治本之策。
　　
　　（特别支持：穆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