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组织“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Syria，ISIS）在军事上的快速推进让伊拉克陷入了国家分裂，这一局势搞得美国人和欧洲人猝不及防，也促使他们重新转向对自己的拷问。事实上，伊拉克——更不用说叙利亚了——乱局的主要责任毫无疑问在于西方在阿拉伯中东地区留下的殖民遗产和错误政策。但是，说到底，阿拉伯世界的动荡反映了旧文明面对现代性的挑战是如何艰难。
　　平心而论，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的伊拉克工程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正如其继任者奥巴马总统随后撤出美军时在伊拉克留下了太多的残留武装力量。
　　事实上，美国犹豫不决的撤军让ISIS得以找到滋生的土壤，也使得伊拉克和叙利亚边境不得安宁。在为建立伊斯兰国而奋斗的过程中，ISIS从摩苏尔入侵叙利亚远比从叙利亚入侵摩苏尔更早。
　　但历史总是由压倒性的非人力量决定的——如宗教、种族身份和文化态度——这些力量不容于基于武力的解决方案，更不用说外国军队的干预了。即使美国从未入侵伊拉克，萨达姆·侯赛因领导权的交接十有八九也会引起暴力，产生于今天的叙利亚或20世纪90年代的南斯拉夫类似的结果，野蛮内战的最终结局将是国家沿种族势力范围界线分裂。
　　在其著名的对决定论的抨击中，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不否认结构因素可以成为历史的推动力；他只是拒绝将结构因素作为逃避道德责任的借口。尽管阿拉伯精英不能控制西方帝国主义的力量，但他们拒绝承认他们在严重影响现代阿拉伯社会的问题上应负有的责任，这导致了人民的背叛。
　　如今，阿拉伯世界的窘境的核心是阿拉伯国家观的危机。阿拉伯人否定以色列民族主义伦理观，认为宗教不是立国之基——好像欧洲国家不曾有过几百年基督教共和国的开国史，又好像以色列周边的阿拉伯国家是宗教和种族多样性的纪念碑。
　　事实上，阿拉伯国家之所以从内而外混乱不堪，正是因为它们无法协调这一多样性。当然，这场斗争并非阿拉伯国家独有。在欧洲，建立一个和平的准联邦联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通过种族清洗重划国家界线的历史——并且至今仍在面对排外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的挑战。类似地，南斯拉夫的多民族历史也是以暴力方式终结的。
　　阿拉伯世界建立可行的社会政治秩序的斗争也不会更加容易。事实上，叙利亚和伊拉克——目前由各自为政的库尔德、什叶派和逊尼派准国家组成，其中后者已经扩张到叙利亚境内，这或许不会是该地区最后一批遭受一战后殖民列强胡乱划界贻害的国家。
　　阿拉伯新一代对于民主渴求，在后殖民时代没有得到关注，并被寻求统一多种族社会的独裁者镇压。
　　如今，中东正在经历信念的崩塌：人们不再认为阿拉伯国家可以与宗教多样社会共存。这不是外国力量能够解决的问题。
　　美国在中东所犯下的错误是试图缩短重大历史变革所需要的成熟过程。事实上，美国入侵伊拉克正是在试图绕过历史周期律。
　　既然欧洲不得不忍受几个世纪的宗教战争和两次相继而起的世界大战才解决了国家和种族纠纷，美国又如何期望能够通过F-16战斗机向中东输出民主和对少数群体的尊重？
　　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事实是，近几年来阿拉伯世界最成功的重大转型都发生在西方干预最小的地方。
　　阿拉伯中东的未来在阿拉伯人民的手中——而历史没有捷径。和所有历史上的其他文明一样，阿拉伯人必须经历漫长的以克服结构挑战为目标的试错过程——这一过程有可能贯穿21世纪大部。
　　不管西方的政策曾经多么有害，伊斯兰教力量终究是阿拉伯土地上的自然结果，是对阿拉伯世俗民族主义和现代阿拉伯国家失败的真实反映。
　　当然，这并不是说西方不能提供任何帮助。但西方的帮助必须是谦卑的，并且考虑文化敏感性，利用明智的外交策略，而不是“反恐袭击”。
　　索洛莫·本·阿米
　　（以色列前外交部长，现为托莱多国际和平中心主任，著有《战争伤疤，和平伤口：以色列-巴勒斯坦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