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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年画中的新事物多是农业生产上的。原因很多，但主要是当时工业不发达，没有新事物可表现；另一方面，年画更大的市场在农村，其内容自然着重表现适合农村的新事物，比如新的生产用具，从最初的新农具的试用，到后来拖拉机的使用，再到后来的现代化机械化，有多少张年画来表现？不计其数。
“敲打”出来的拖拉机
以拖拉机为例，较早的有1952年李琦创作的《农民参观拖拉机》，后来就很多了，笔者粗略地翻过收集来的部分年画缩样，关于拖拉机的年画至少有数十种，其中1958年的上海年画中就有五种之多：张碧梧的《孩子们参观拖拉机》、王通的《欢迎拖拉机来社》、杨馥如的《跨上拖拉机，歌唱大跃进》、俞微波的《女拖拉机手》、李慕白的《新来的拖拉机手》。
早期的拖拉机并不是中国产的。1955年10月，中国第一拖拉机制造厂破土动工。1958年，第一台国产拖拉机问世。1959年11月1日，中国第一拖拉机制造厂正式建成投产。1965年到1970年，全国拖拉机保有量增加了一倍。
拖拉机也是大跃进出来的。据第一拖拉机制造厂的职工卢富来回忆，1958年，洛阳老城农机修理厂用发动机装了四个轮子，然后一群人推着这辆“拖拉机”敲锣打鼓“庆祝农机修理厂放卫星成功，生产出洛阳第一台拖拉机”到一拖厂门口示威。他们深受刺激，各车间通力合作，于1958年7月20日手工“敲打”出第一台玫红色的“东方红”54型履带式拖拉机。
为什么说这个第一是“敲打”出来的呢？因为当时是在苏联提供的图纸和配件的基础上，由工人肩扛手抬、敲敲打打组装起来的。当天，工厂的工人们给这辆拖拉机“车头上挂上毛主席头像，把这辆拖拉机像打扮新娘子一样，戴上大红花，车身上挂满彩绸，敲着锣舞着旗，欢天喜地地跟在拖拉机的后面开出厂区大门”。
笔者对拖拉机也有着别样的感情 ，寂静的田野上传来拖拉机的声音，还是很有时代特点的。
打井机、抽水机、瓷器制作
当时的年画就表现了许多新事物，除了拖拉机外，还有打井机、瓷器制作、抽水机等等。如年画《俺社创造了打井机》由张和荣、蔡旭创作。中国传统的农耕生活大多与井有关，人称市井生活，离开家乡称为“背井离乡”，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掘井是一个很艰难的工作。打井机的出现，当然是个新事物。
新中国成立后，义务教育普及，但在一些牧区由于游牧生活，并不能很好地实行学校教育普及，于是产生了草原小学、流动小学等。马振祥作年画《草原小学》画面中，天高云淡，草原广阔，一位老师正在给8个小学生上课，其中一个女孩还背着弟弟。这也是当年草原小学生活的写照。
何叔水作年画《出新》描绘的是瓷器制作的创新。这幅画里的瓷画描绘的都是当时内容，与时代联系在一起。现在的瓷器收藏很热闹，但制作瓷器的往往将当下多样的生活抛弃了，当然，时间也会抛弃这些作品的。
此外，还有年画《大队合作医疗好，五指山区幸福长》，张石培、李仁杰作。画中有几个场景，远处是是收购采集的药材，加工药材，还有一群人在学习听课；中景是小朋友排队打预防针；近景是一排房间，门口有“东风公社向阳大队合作医疗站”牌子，里面有乡村医生在给孩子看病；房子前面是两个骑自行车下乡的乡间女医生，车后座红“十”字医疗箱就说明问题。另一幅《喜降人工雨》，陈政明作，表现人们利用抽水机抽水浇灌，这也是新事物。
“飞鸽”到处飞
上世纪50年代，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新事物，最重要的不过是自行车。
1950年7月5日，新中国第一批10辆自行车诞生。这批样车是天津自行车厂的200名工人两个多月研制出来的。为了这10辆样车，1949年刘少奇曾到工厂视察，并亲自调拨13万斤小米作为恢复生产的经费，鼓励工人们搞革新造新车。因当时世界和平运动兴起，和平鸽到处飞，众人建议取名“飞鸽”。1965年，飞鸽年产量已经达到40万辆。而当时，全国已有四大品牌的自行车，凤凰、永久、飞鸽、红旗，飞鸽的产量是最大的，并且开始出口到一些国家和地区。上世纪70年代，青年人结婚的“三大件”中，主要是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但在乡村，这些东西都很难见到。
张碧梧的年画《民兵巡逻》，表现的就是上世纪50年代骑自行车巡逻的民兵，他们像骑战马那样威武。汪焕荣、吕学勤的《我们都是为人民服务的》，表现的是上世纪70年代女邮递员和乡村医生骑自行车在乡间伴行，令人羡慕。
1988年，读初中的我拥有了第一辆自行车，它就是飞鸽。1987年，飞鸽拥有8000多名工人，年产量达到368万辆。当时自行车厂效益非常好，许多货车排队到厂里拉货。笔者当时在云南的山野中骑自行车，心情就是飞的。“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山村的自行车年代来了。
潮涌而来的新事物
上世纪80年代，录音机开始在我国兴起，马路上常见留着长发、穿着喇叭裤、拎着录音机的新青年，他们是当时的时尚先锋。录音机带来的快乐，也是时代的快乐。王炳坤的《风和日丽》具有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时尚因素：时尚美女、摩托车、吉他、罐装饮料、录音机、郊游。陈华民的《欢乐的歌》，描绘了诗意的画面、诗意的童年以及令人向往的录音机。
那时候，彩电、冰箱、洗衣机在农村也很少见到，但在城市，他们已成为了青年人结婚的“新三大件”，或者说是家庭三大件。当时的电视机品牌有金星、飞跃、熊猫等，先是黑白电视，没几天就是彩色电视了。
曹自强年画《向阳院里气象新》表现的是上世纪70年代末一个单位小区获奖一台电视的欢喜场面。王新滨、曹淑勤的《立功喜报传回家》，表现了80年代一个军属家庭的幸福生活，电视机自然少不了。姚殿科的《婆媳喜购电视机》，既表现新型的婆媳关系，也表现了生活时代步伐，她们购买的可是彩色电视。刘金珠的《妈妈的好帮手》有双关之义，一是表现新事物洗衣机是好帮手，二是表现小女孩是妈妈的好帮手。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个20世纪50年代的共产主义生活目标，在上世纪80年代逐渐实现了。汪苗的《花香千里》描绘了种花人用电话联系业务，电话机是老式拨盘。
自行车在乡间流行没几天，摩托车出现了。区本泉的《摩托女郎》，高志华的《幸福赛》，陈韵波、江恩连的《春到花城》等年画，反映的都是摩托车这个新事物。
照相机在人们生活中出现了，学摄影成了很多人的喜好。张冬生的《满目芳菲》、刘熹奇《祖国啊母亲》表现的就是照相机这个新事物。
起源于日本的卡拉OK，据说动因是日本男人为了在下班后消磨时间在酒吧边喝酒边用电视机话筒唱歌，后来演变成卡拉OK，再后来由台湾传入大陆。上世纪80年代，大街边到处都是唱卡拉OK的摊点。李慕白的年画《歌星》是不是能看到旧时的影子？
“敲打”出来的拖拉机
以拖拉机为例，较早的有1952年李琦创作的《农民参观拖拉机》，后来就很多了，笔者粗略地翻过收集来的部分年画缩样，关于拖拉机的年画至少有数十种，其中1958年的上海年画中就有五种之多：张碧梧的《孩子们参观拖拉机》、王通的《欢迎拖拉机来社》、杨馥如的《跨上拖拉机，歌唱大跃进》、俞微波的《女拖拉机手》、李慕白的《新来的拖拉机手》。
早期的拖拉机并不是中国产的。1955年10月，中国第一拖拉机制造厂破土动工。1958年，第一台国产拖拉机问世。1959年11月1日，中国第一拖拉机制造厂正式建成投产。1965年到1970年，全国拖拉机保有量增加了一倍。
拖拉机也是大跃进出来的。据第一拖拉机制造厂的职工卢富来回忆，1958年，洛阳老城农机修理厂用发动机装了四个轮子，然后一群人推着这辆“拖拉机”敲锣打鼓“庆祝农机修理厂放卫星成功，生产出洛阳第一台拖拉机”到一拖厂门口示威。他们深受刺激，各车间通力合作，于1958年7月20日手工“敲打”出第一台玫红色的“东方红”54型履带式拖拉机。
为什么说这个第一是“敲打”出来的呢？因为当时是在苏联提供的图纸和配件的基础上，由工人肩扛手抬、敲敲打打组装起来的。当天，工厂的工人们给这辆拖拉机“车头上挂上毛主席头像，把这辆拖拉机像打扮新娘子一样，戴上大红花，车身上挂满彩绸，敲着锣舞着旗，欢天喜地地跟在拖拉机的后面开出厂区大门”。
笔者对拖拉机也有着别样的感情 ，寂静的田野上传来拖拉机的声音，还是很有时代特点的。
打井机、抽水机、瓷器制作
当时的年画就表现了许多新事物，除了拖拉机外，还有打井机、瓷器制作、抽水机等等。如年画《俺社创造了打井机》由张和荣、蔡旭创作。中国传统的农耕生活大多与井有关，人称市井生活，离开家乡称为“背井离乡”，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掘井是一个很艰难的工作。打井机的出现，当然是个新事物。
新中国成立后，义务教育普及，但在一些牧区由于游牧生活，并不能很好地实行学校教育普及，于是产生了草原小学、流动小学等。马振祥作年画《草原小学》画面中，天高云淡，草原广阔，一位老师正在给8个小学生上课，其中一个女孩还背着弟弟。这也是当年草原小学生活的写照。
何叔水作年画《出新》描绘的是瓷器制作的创新。这幅画里的瓷画描绘的都是当时内容，与时代联系在一起。现在的瓷器收藏很热闹，但制作瓷器的往往将当下多样的生活抛弃了，当然，时间也会抛弃这些作品的。
此外，还有年画《大队合作医疗好，五指山区幸福长》，张石培、李仁杰作。画中有几个场景，远处是是收购采集的药材，加工药材，还有一群人在学习听课；中景是小朋友排队打预防针；近景是一排房间，门口有“东风公社向阳大队合作医疗站”牌子，里面有乡村医生在给孩子看病；房子前面是两个骑自行车下乡的乡间女医生，车后座红“十”字医疗箱就说明问题。另一幅《喜降人工雨》，陈政明作，表现人们利用抽水机抽水浇灌，这也是新事物。
“飞鸽”到处飞
上世纪50年代，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新事物，最重要的不过是自行车。
1950年7月5日，新中国第一批10辆自行车诞生。这批样车是天津自行车厂的200名工人两个多月研制出来的。为了这10辆样车，1949年刘少奇曾到工厂视察，并亲自调拨13万斤小米作为恢复生产的经费，鼓励工人们搞革新造新车。因当时世界和平运动兴起，和平鸽到处飞，众人建议取名“飞鸽”。1965年，飞鸽年产量已经达到40万辆。而当时，全国已有四大品牌的自行车，凤凰、永久、飞鸽、红旗，飞鸽的产量是最大的，并且开始出口到一些国家和地区。上世纪70年代，青年人结婚的“三大件”中，主要是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但在乡村，这些东西都很难见到。
张碧梧的年画《民兵巡逻》，表现的就是上世纪50年代骑自行车巡逻的民兵，他们像骑战马那样威武。汪焕荣、吕学勤的《我们都是为人民服务的》，表现的是上世纪70年代女邮递员和乡村医生骑自行车在乡间伴行，令人羡慕。
1988年，读初中的我拥有了第一辆自行车，它就是飞鸽。1987年，飞鸽拥有8000多名工人，年产量达到368万辆。当时自行车厂效益非常好，许多货车排队到厂里拉货。笔者当时在云南的山野中骑自行车，心情就是飞的。“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山村的自行车年代来了。
潮涌而来的新事物
上世纪80年代，录音机开始在我国兴起，马路上常见留着长发、穿着喇叭裤、拎着录音机的新青年，他们是当时的时尚先锋。录音机带来的快乐，也是时代的快乐。王炳坤的《风和日丽》具有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时尚因素：时尚美女、摩托车、吉他、罐装饮料、录音机、郊游。陈华民的《欢乐的歌》，描绘了诗意的画面、诗意的童年以及令人向往的录音机。
那时候，彩电、冰箱、洗衣机在农村也很少见到，但在城市，他们已成为了青年人结婚的“新三大件”，或者说是家庭三大件。当时的电视机品牌有金星、飞跃、熊猫等，先是黑白电视，没几天就是彩色电视了。
曹自强年画《向阳院里气象新》表现的是上世纪70年代末一个单位小区获奖一台电视的欢喜场面。王新滨、曹淑勤的《立功喜报传回家》，表现了80年代一个军属家庭的幸福生活，电视机自然少不了。姚殿科的《婆媳喜购电视机》，既表现新型的婆媳关系，也表现了生活时代步伐，她们购买的可是彩色电视。刘金珠的《妈妈的好帮手》有双关之义，一是表现新事物洗衣机是好帮手，二是表现小女孩是妈妈的好帮手。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个20世纪50年代的共产主义生活目标，在上世纪80年代逐渐实现了。汪苗的《花香千里》描绘了种花人用电话联系业务，电话机是老式拨盘。
自行车在乡间流行没几天，摩托车出现了。区本泉的《摩托女郎》，高志华的《幸福赛》，陈韵波、江恩连的《春到花城》等年画，反映的都是摩托车这个新事物。
照相机在人们生活中出现了，学摄影成了很多人的喜好。张冬生的《满目芳菲》、刘熹奇《祖国啊母亲》表现的就是照相机这个新事物。
起源于日本的卡拉OK，据说动因是日本男人为了在下班后消磨时间在酒吧边喝酒边用电视机话筒唱歌，后来演变成卡拉OK，再后来由台湾传入大陆。上世纪80年代，大街边到处都是唱卡拉OK的摊点。李慕白的年画《歌星》是不是能看到旧时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