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写《在平原》，始于2012年。那一年，很多从十几岁开始蔓延下来的问题，集体爆发。当时的写作和生活，突然到了一个必须重新洗牌的关卡。我从成都乘火车到银川，希望暂时告别闭塞又多变的生活，做个决定，比如究竟要写什么小说，接下来的人生要往哪个方向去。到银川前，我打定主意只是去漫游，匆忙下了火车后，就随意搜索了一家市内酒店的位置，住下来才知道，马路对面就是一所阿拉伯语学校。不大的校门上悬挂着红色横幅，横幅的内容是关于去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的交流项目。时时有不同肤色的人在校门口进进出出，我突然觉得自己身处一个交通枢纽，与过往生活经验不同的一种东西在我眼前穿梭，而我自己仿佛站在一个十字路口，看着这些不同的人与我擦肩而过，他们走的哪一条路都和我没有交集。
　　作为十四五岁开始写作的人，当时已经写了七年，渐渐觉得那种仿佛是与生俱来的想象力被耗尽，急需一个新的表达方式，否则我的写作恐怕过不了几年，就得宣告結束了。在这种心情的困扰中，我看到一辆旅游车停在酒店附近，上面写着“贺兰山岩画”。这几个字吸引了我，我很快坐上了那辆车，甚至在那天之后，频繁乘坐它一次次前往“贺兰山岩画”。
　　我从小对“平原”并不陌生。但生活在人口密集的中原城镇里，日常是看不到平原的质地与广阔的。但银川不同，这里人口相对少，人均占地大，人仿佛穿梭在自然的缝隙中，而不是自然在人群的缝隙中喘息。我记得最后一次从贺兰山上下来，眼前是一大片开阔的平地，突然一阵感动。有乌鸦飞过头顶，在不远处的大树上空盘旋，但我没有觉得不祥，反而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放松。我开始想自己的生活和写作到底出现了哪些问题，但这种刻意的思索又让我陷入另一层困扰，比如写作究竟是要先解决技术问题还是思想问题，我当时认为面临的大敌是技术问题，但在后来的几天，我突然意识到不是这样。开始写作之前就已有的那些精神问题，它们没有在写作的过程中被我解决，所以才会有很多问题纷纷出现的局面。想到这个，我决定回顾自己问题产生的源头，重新解决。比如，为什么要选择写作。其实可以不必写，按照我曾接受的教育——好好画画，沿着这条既定路线走下去，即使不能成为真正的画家，也可以做个美术老师。为什么一定要写呢？
　　这个问题我当时没想清楚。从银川回来，也没想清楚。之后的几年，我始终徘徊在一个艰难的转型阶段，一方面对自己正在进行的小说很不满意，另一方面又没有找到一个新的状态和新的自己，那一层模模糊糊感觉到的东西依然在远处，而我没有触碰它的能力。
　　2015年底，我突然意识到，我又回到了2012年夏天在银川的那种状态。而这一次，我想到的银川和当时看到的银川稍稍有些不同。我想到的不再是贺兰山岩画，不再是阿拉伯语学校，而是从山上下来时看到的那一大片平地。那块平地一直蔓延到我视线的尽头，它最终的边界仿佛在很远的地方，又甚至它可能根本没有边界。这个边界，是人给它设置的，万物本身没有边界。
　　我一遍遍擦拭记忆中的那一幕。第一遍回想时，我想到的，是我和一些散客在平地上各自走向四面八方。第二遍回想，那平地上不再有其他人，只有我。第三遍回想，我想到那片开阔地上除了现在的我，还有一个当时的我。当时我曾渴望走一条新的路，过一种新的人生，但再次回想银川之旅时，我突然意识到，根本没有什么新生活新人生，我所拥有的，只是这一个生活。同样地，我的写作，也只有这一个写作。我不可能完全推翻过去的写作，甚至这推翻本身就是一种懒惰。我必须把过去的写作整个清洗一遍，淘洗出一个更清晰的自我。想到这个，我感觉当时的自己和现在的自己终于产生了交集。我决定写一个关于创作的小说。
　　我也突然意识到，我所遇到的所有写作问题，都曾经在画画的那几年遇到过，但当时我觉得，换一个创作载体，我的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然而事实证明不是。我想，我有必要，甚至有责任把这个过程写下来，至少可以让一些同样可能误以为“换一种创作载体”就能写好画好的人，不要被创作初始那种蓬勃的宣泄欲，以及宣泄欲的种种变形所蒙蔽，误认为那是自己的才华。我想重复一些浅显却总是被忘记的认识——创作没有捷径。创作不是一个出口，那被我们一遍遍经过的生活，也是创作的一部分。正如绘画，对我来说，也应是写作的一部分。我要从第一眼看到的世界，写到第二眼第三眼第四眼看到的世界。我要把这一遍遍清洗出的那个世界掏出来，我要写我眼中最好的创作者是怎样想问题的。
　　开始写《在平原》前夕，一个朋友得知我的写作计划，邀请我去参加一个年轻艺术家的聚会。聚会地点在一座宽大的厂房，四面墙壁上是刚刚结束的一场画展上撤下来的画作。它们技巧成熟，看得出作者强大的绘画功底，画面内容和整体基调看起来也很丰富，但层次和层次之间没有递进，趋于同质。仍然是从虚无到虚无，只是在阐述一个被欲望所分割的世界。我徘徊在那些画中间，也观察着在场这些人的举动。他们能轻松提起一位二十世纪现代艺术史上的杰出艺术家，提起最近艺术圈内风头正劲的画家；他们观点新鲜，态度明确，每个人都在拼命发挥和表现，没有人对其他人的想法感兴趣。我意识到这些人都比我聪明，他们对自己的发展道路可能也十分清晰。但即便如此，他们说的，我全都不感兴趣。我差不多是怀着又沮丧又兴奋的心情从那场聚会上走下来；沮丧的是，他们说出了很多我不熟悉的艺术家的名字，但我又发现，他们对那极其少数的几个艺术大师的见解，也并没有比我高明。我突然看到了一条我该走的路，这条路不是给那些聪明人走的，而是给我这样的憨人走的。我决心越过那些曲曲折折的技术层面的探索，直接进入核心的讨论。我也相信，解决过一遍这些问题，技术本身于我也将不再是问题。只不过，当时的我确实没想到，因为我这样一个想法，这篇四万多字的小说，我居然写了一年。但就是这样一个死磕的过程，我终于有能力看清自己该写什么样的小说。
　　我也终于知道，写作不是要成为作家，起码不只是成为作家。写作重要在：它最大限度地调节着人的内心，是它让人有机会在精神的劳作中获得向上的力量。幸福不可期待，但如果有了拨开浓雾的能力，世界显现出的那一丝清朗面貌，就是人活着所能看到的“幸福”。
　　那是一切劳作的意义，那就是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