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中外的李万铭政治诈骗案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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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50年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上,曾发生过一起震惊中外的反革命政治诈骗案。
  
  他从小学会了
  偷鸡摸狗的勾当
  
  这起诈骗案的丑角叫李万铭。他出身于一个地主兼营商业的家庭。他家开过粮栈、酒铺和山货店。为了赚钱,其父向酒里兑水,往山货中掺假,以次充好;为了招揽生意,却在柜台上挂起“童叟无欺、货真价实”的招牌。这种刁钻刻薄的奸商作风和弄虚作假的欺骗行径,耳濡目染地影响着李万铭。他从小就学会了许多偷鸡摸狗的勾当。在读小学时,他就偷过考卷和图书;中学时代,他偷过老师的手表等;再大些,他利用其兄当邮差工作之便,经常偷拿挂号信,并把窃得的钱款交给家长,谎称是从路上拾到的。李万铭的这种行为,不但没有得到及时的阻止和批评教育,而且一次又一次受到父母的夸赞,因而得到不断的滋长。
  
  他曾因诈骗进了
  国民党的陆军监狱
  
  1945年1月,李万铭在原籍安康兴安师范学习。在那里,他就加入了国民党。后来,报名参加了国民党青年军,任207师的准尉政治干事。他曾书写过反共墙报,张贴过反共标语,他对蒋介石佩服得五体投地,并且野心勃勃。李万铭在上小学时,他就对同学们说:我长大也要当委员长。在国民党军队里,李万铭这个自幼品行不端的痞子,进一步养成了馋懒占贪、坑蒙拐骗的恶习。他艳羡虚荣、仰慕权贵,一心想当官享福——当官要当大官,享福也得享大福。名利地位、高官厚禄,在他眼里,这一切都是骗来的。“不骗成不了大事”,“我不骗人,人就骗我”,“冒大险才能享大福”——成了他的信条。李万铭刚刚加入国民党军队时只有18岁,但即从此时起就开始实行他的信条:骗。一次,部队进行新旧交替整编,他就乘机弄虚作假,冒领退伍费。为此,他被当局抓进了国民党沈阳陆军监狱。
  
  再次行骗入狱
  
  1948年,李万铭随军到东北内战前线。辽沈战役后,国民党军队大败,他趁乱从东北窜逃到了江苏。1949年4月,南京被我军解放。这时,李万铭隐瞒历史,伪造证件,谎称是“中央大学”的学生,混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下称“二野”)军政大学。同年10月结业后,李万铭声言要到西南工作团去工作,骗得了学校开具的介绍信和鉴定材料。尔后,他仿制印章,伪造介绍信,混入常州市人民政府,被委任为建设科科员。几天后,他嫌职务低,又用同样手法,伪造印信,假称是“二野军大”的党员教育“科长”,因“参加淮海战役残废”,要求给予分配工作。苏南行署人事部门识破了这个没有转移党员关系介绍信的伪党员、诈骗犯,把他送交当地人民法院,后被判处徒刑3年。
  
  愈骗愈烈
  
  1951年,李万铭受到人民政府的宽恕,被提前假释。但是,他非但不思悔改,反而在犯罪的道路上愈演愈烈。他满脑子想的是升官发财,名誉地位。为了达到做官享福的目的,他又暗下决心,要采取各种欺诈手段,冒一次更大的风险。1951年1月,李万铭在安徽滁县(今滁州市)紫东刻字铺,私刻了“二野军大”组织部及政治委员邓小平的印章,伪造了给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席马明方的介绍信、残废军人证明信、中国共产党党员证明信及鉴定表等,当月到达西安市,要求陕西省政府给他分配工作。那些漏洞百出的伪造信居然顺利地通过一个个人事组织部门,他不仅混进了安康专署,在民政科当上科员,而且成了一名组织上承认的“共产党员”,还骗得了“人民功臣”奖章和“革命残废军人”证书。
  半年后,李万铭又被选为培养对象派往武功西北农学院学习。对此,他并不满足。过了4个月,学院办公室主任兼党支部书记梁得柱,收到了信皮写着由李万铭转交学院的信,信里装着一份“二野军大”组织部的“军事调令”,内称:“任命李万铭为第12军35师103团参谋长,令速赴中南局报到。”西北农学院领导对此竟毫不怀疑,当即批准李万铭“归队”,除给他开具了转移党员关系的介绍信,办理了调动手续外,还同这个政治骗子一起拍了“留念照”。他利用自带档案之便,趁机销毁了部分档案,又装进了所谓“1936年参加红军,历任359旅连、营长,志愿军团参谋长。曾获战斗英雄、模范共产党员称号”等履历表和鉴定书,并带着骗得的西北局的党员介绍信及伪造的“二野军大”组织部给中南局组织部、中南局民政部的介绍信,于1952年2月,抵达武汉。
  
  “一路风顺”
  
  此时,李万铭已成为了诈骗老手,到武汉后,用以惑众的头衔升了格,他不再冒充一般的革命军人,而是把自己装扮成“老红军”、“战斗英雄”、“模范共产党员”和“团参谋长”。这些漂亮的头衔果然帮了忙,他因此而被介绍到中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工作,很快便当上了农业科学研究所秘书主任。他还有幸参加了中国农业考察团赴苏联参观。1952年9月回国后,李万铭又故伎重演,伪造了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团长李雪三的来信,诡称:“已取得陈赓司令员的同意,调其赴朝任12军35师副师长兼参谋长……”。中南农林部将其提升为人事处副处长、党总支书记。其时,一位崇拜“英雄”的女共产党员,也向他献出了纯真的爱情。
  得陇望蜀。李万铭又谋划爬上更高的职位。1952年12月,他又捏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的电话指示:“通知他赴北京会见陈赓司令员。”他用一张纸把这几句话写上,送给农林部领导后即获准此行。在北京期间,他又伪造了陈赓将军给中南农林部领导的复信,称:“军委已决定调李万铭任第十二军参谋长,因身体欠佳,暂回中南休养。”回武汉后,中南农林部领导安排其住进东湖疗养院,又让其到杭州等地游玩。他还编造谎言说:在杭期间,适逢陈赓司令员也在那里,陈司令员决定他改任即将组建的越南军事顾问团参谋长,听候通知启程。
  1953年大区撤销。李万铭调到中央林业部任行政处长,以“喉咙中毒”为由装病不上班。1954年秋,他又伪造防空司令部周士第司令员的亲笔信及抄转志愿军12军军长给他的军急电报各一件,谎称:“令其担任12军参谋长兼35师师长,速飞兰州商谈军务。”他用骗来的防空司令部的信封封好,送中央林业部人事司转林业部领导同志。李万铭玩的这套把戏,偏偏又一次滑过了有关领导同志的眼睛,他们不但立即批准李万铭前往西北,还热心地指示为他购好了一张民用飞机票。
  1955年1月3日,李万铭飞抵西安,并继续施展他的欺诈伎俩。他拟了一封周士第司令员给中央林业部两位副部长的信,诡称:“李万铭身体暂不适合在前线,仍回你部,工、休兼顾。我们感到与他在军队的职位相比,在地方的职位有些不相称。我们觉得他能胜任比较重要的工作。”其目的,是想以此为“尚方宝剑”,骗取中央林业部更高的职位。
  
  假的终归是假的
  
  李万铭途经西安进行又一次更大的冒险活动。途中,他在与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张德生、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办公室主任梁得柱等人谈话中,破绽百出,引起对方的警觉和怀疑。经陕西省公安厅详细侦查后,确认了李万铭的犯罪事实。于是,报经检察机关批准,陕西省公安厅在西安市人民大厦依法将李万铭逮捕归案。1956年8月30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李万铭一案,以“政治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没收全部赃物。那位受骗的女共产党员,也与之离婚。
  
  改过自新
  
  判刑后,李万铭被送入北京市监狱劳动改造,当他改造的第10个年头时,由北京转到西安市东南郊(新安劳改砖厂)。1968年由于文化大革命,他被加刑10年。
  1978年3月24日,李万铭用了整整23年时间书写的弃恶从善、重新作人的答卷,终于得到了党和人民的肯定,在“对罪犯李万铭提前释放”的材料中,政府给他的评语是:
  “李万铭积极靠拢组织,并能和反改造言行展开斗争,一打三反中,揭发坏人坏事基本属实。1973年、1974年、1975年抢救砖窑拉砖的遇险马车,受到群众好评。
  该犯劳动态度端正,年年出满勤,能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爱护公物,注意质量。在工业学大庆‘六比’竞赛中先后4次被评为优胜工人,表现突出,多次受奖,确有立功赎罪表现。”
  李万铭在狱中经历了抗拒改造——接受改造,但不断出现反复——自觉改造的曲折过程,终于成为了一个自食其力的新人。
  
  四喜临门
  
  李万铭获释后,在西安汽车制造厂就业。他获得新生之后,连添4件喜事:10年冤狱平了反;喜结良缘有了家;找到了亲生儿子;转为国家正式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提出平反冤假错案,李万铭在“文革”中被加刑10年属于错案,不仅得到了平反,而且还领到了一笔“冤狱费”——现金500元。
  他自50年代被判刑后,老婆离婚,儿子下落不明。多少个日日夜夜,李万铭一直思念着亲骨肉,就连作梦也常常想起儿子。新生后,行动自由了,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儿子。他遍访农业部、林业部,到原居住地也找过了,却杳无音信。
  1982年,电视台播放了介绍李万铭新生的新闻后,儿子终于得知李万铭就是自已的生父,于是给《陕西日报》写信,不久,他们父子终于相认了。当时,正赶上儿子操办婚事,李万铭兴奋地发去电报以示祝贺,并寄去了100元钱表示心意。
  1983年春节期间,李万铭经人介绍,同凤翔县一位勤劳朴实的妇女结了婚,二十余年孤独一身的他,又有了一个温暖幸福的家。
  1984年4月,时年57岁的李万铭已超过国家规定的招工年龄,本不能转为正式工人,但党和政府考虑到他表现比较突出,作为特殊情况把他转为国家正式工人。
  
  深刻的教训
  
  李万铭经过23年的劳动改造,脱胎换骨已成为社会新人了,但是,李万铭诈骗案,却给我们留下深刻的教训。
  李万铭的骗术并不怎样高明,但在1949年上半年,和1951年1月到1955年1月的4年中,他却跑过十几个城市,闯过十几个重要机关。他不但混进了我们的政府机关,而且钻进了共产党内;不但变成了一般的革命工作人员,而且在我们的国家机关中窃据了重要的职位。
  李万铭的起家,仅仅靠诈骗来维系;一件印有“战斗英雄”字样的运动衣,经常穿在身上;胸前经常佩有人民解放军的符号和徽章。
  纯属编造的战斗故事经常挂在嘴边,逢人便谈自己如何如何在同敌人的肉搏中挨过刺刀,以致一条腿落残,就连他的口吃,也胡诌是因为在战场上,中了“敌人的毒气弹”所致。
  参加国庆节的观礼证,赴苏联带回的收音机,“朝鲜战地服务团”赠送的照片等,他摆放在宿舍里最显眼的地方。
  他在伪造的假档案中各段历史时期“证明人”一栏,填上“罗瑞卿”“陈赓”等人的名字,目的是使各级组织既不会轻易怀疑,又无从查对,无形中还抬高了他的身价……
  正如当时《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的《严密人事组织工作制度》的社论所指出的: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他一贯把自己装扮成对人民有功的“革命残废军人”,把自己装扮成早年就参加革命的“老红军”、“战斗英雄”和“模范共产党员”,他捏造的入党介绍人和历史证明人,又都是中央机关的党政负责人。一些负责同志不但没有怀疑过他的历史,而且对他的一言一行都非常信任,甚至在有人正式检举了他之后,也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
  历史的教训,应当记取。
   (责编 郝家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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