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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希望先生的就是能把这位中国古来稀有的‘学贯中西’的大学者的根本精神焕发出来。这对中国的现代化、民主化与全球化是有极重要的意义的”
2003年2月10日
李慎之致××
××同志有道：
春节捧读大文获益良多。
适才在电话中听到您念的钱先生给你的信中的话，真是足以代表钱先生的精神（此信见后）。我上次在席上与兄谈及：中国的前途在现代化、全球化、民主化，本意是想对钱先生的思想与学术熟悉如先生者，能够以这三方面（其实是一个方向三合一）钩稽出钱先生著作中能表达这一思想的材料来。钱先生曾对我说过，自己不是“一个成体系的思想家”，我曾对以“你的各个观点之间，自有逻辑沟通”。但是我实际上谈的是一种现象，其实并无研究。后来看到您的《钱锺书论学文选》，觉得你做的就是这个工作。不过觉得如要著文就提纲挈领而言，最后的纲领还没表达出来。
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碑铭》中有云：“先生之著作，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共之，共三光而永光。”陈先生写王国维，实际上写出了自己立身精神，学术精神，政治精神。钱先生之生，后于陈寅恪二十年，所见的局面更大于陈寅恪，所见者也应更大、更远。就我与钱先生的接触而言，钱先生是向往民主而憎恨专制的，是爱好中国文化而尊重西方文化的，是完全符合二十一世纪中国必将走向现代化、民主化与全球化的大趋势的。
这点光凭钱先生在“四人帮”猖獗之时即已动手写《管锥编》，而等“四人帮”一倒就能立刻出版就可以看得出来。但是我对“钱学”实无研究，所以除了记得“打通”两个字与“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两句话外，别的就说不出来了。我所希望先生的，就是能把这位中国古来稀有的“学贯中西”的大学者的根本精神焕发出来。这对中国的现代化、民主化与全球化是有极重要的意义的。
当然钱先生没有留下陈先生那样“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可以师表人伦的十个大字。但是文章也可以从反面来看，如现在有的“国学大师”居然说什么“中国学问是综合的，西洋学问是分析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天下”这样的民族自大主义。实际上是惑乱中国人民的视线而阻碍中国融入世界文化主流的，我相信钱先生的著作中必有反对这种自封独大思想的见解。搜罗爬剔，发扬光大，是所望于吾兄。
专此即颂
著祺
李慎之 顿首
2003.2.10
1987年10月14日
钱锺书致××
××同志：
……我不提出“体系”，因为我以为“体系”的构成未必由于认识真理的周全，而往往出于追求勢力或影响的欲望的强烈。标榜了“体系”，就可以成立宗派，为懒于独立思考的人提供了依门傍户的方便。祖师解决具体问题的手段，徒子就执行为公式，徒师（孙）就信奉作教条。马克思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吐温说：“耶稣基督如活在今天，他肯定不是基督教徒”（参看尼采：“基督教徒只有一个，他已钉死在十字架上了”）；都包含这个道理。拙作《谈艺录》515页－517页，《管锥编》1540页也微示此旨。当然，不提出“体系”，也一样可能成为宗派；那是防不胜防的，只好尽量不搭空架子，尽其在我罢了。
勿复即致敬礼！
钱锺书上
杨绛同候
十四日
2001年10月17日
李慎之致黄伟经
……
钱先生曾对我说自己不是一个systentic thinker（辑者按：意即系统的思想家。此处英语有笔误，经杨绛先生指点，应为systematic thinker），我说其实他的理路都有关系，他说那就让后人来做考古学家吧！××此作（辑者按：指花城出版社出版的《钱锺书论学文选》），已可使惊羡钱先生之博学多才者略能知所条理，对鄙人亦多所助益。
不过粗粗翻阅此书，发现第二卷《人事七》“封建统治者的残酷统治及臣下的迎合策略”条。我推定钱先生决不会用“封建统治者”一词。检视原文，亦未发现。按封建二字中国用以指周朝入百年天下之社会形态与国家制度，古今中外素无异议；与马克思之所谓封建主义亦一致。不过自二十年代之后，第三国的几个年轻人如拉迪克之辈为推行之五阶段说，强加于中国历史，1949年后再强加于中国。四九年以前受教育者，如钱先生年龄以上的学者，盖莫不腹非而笑其杜撰者。我有一篇文章粗论此文，相信此说今后必然会被推翻。近已有年轻学者著文辨明其事，敢为吾兄与××先生一言，特奉上供参考。
又“臣下之迎合策略”，“策略”二字亦欠妥。该专制制度下，臣下只有迎合，已是一种生活方式，即我所谓“奴性”，非“策略”二字可尽也。
……
【编辑附记】
这是一组李慎之先生谈论钱锺书先生的通信。本刊征得其家属同意，奉与读者。
第一封信，是李慎之先生2003年4月逝世前两个多月的时候，写给一位“钱学”专家的。他在信中恳切地希望，从中国现代化、全球化、民主化大业出发，将钱锺书这位中国古来稀有的“学贯中西”的大学者“爱好中国文化，尊重西方文化”的根本精神焕发出来；同时，对钱先生在“四人帮”猖獗之时即已动手写《管锥编》之举，在政治及文化的意义上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第二封信为钱先生所写，收信人与第一封信是同一位。虽然不是长篇大论，但他对于标榜“体系”的构成，“往往出于追求势力或影响的欲望的强烈”的观点，却极为精辟。或许，我们可以从中体悟钱先生之所以一生独往独来的个性。
最后一封写给原《散文》杂志主编黄伟经先生的信中，李先生针对钱先生曾说自己不是“一个成体系的思想家”之说，指出“他的理路都有关系”，并对钱《管锥编》中“封建统治者的残酷统治及臣下的迎合策略”一条，发表了他的学术见解。
【又记】今年8月7日，《财经》杂志今年第16期信札栏目刊登“忆邓小平”后，国家博物馆向这些书信的保存者高志凯博士发出专函：国家博物馆“真诚希望能够收藏您保存的外国政要回忆邓小平的信件……以便在日后我馆举办的相关陈列中展出，让人们永远铭记邓小平同志光辉而伟大的一生。”
2003年2月10日
李慎之致××
××同志有道：
春节捧读大文获益良多。
适才在电话中听到您念的钱先生给你的信中的话，真是足以代表钱先生的精神（此信见后）。我上次在席上与兄谈及：中国的前途在现代化、全球化、民主化，本意是想对钱先生的思想与学术熟悉如先生者，能够以这三方面（其实是一个方向三合一）钩稽出钱先生著作中能表达这一思想的材料来。钱先生曾对我说过，自己不是“一个成体系的思想家”，我曾对以“你的各个观点之间，自有逻辑沟通”。但是我实际上谈的是一种现象，其实并无研究。后来看到您的《钱锺书论学文选》，觉得你做的就是这个工作。不过觉得如要著文就提纲挈领而言，最后的纲领还没表达出来。
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碑铭》中有云：“先生之著作，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共之，共三光而永光。”陈先生写王国维，实际上写出了自己立身精神，学术精神，政治精神。钱先生之生，后于陈寅恪二十年，所见的局面更大于陈寅恪，所见者也应更大、更远。就我与钱先生的接触而言，钱先生是向往民主而憎恨专制的，是爱好中国文化而尊重西方文化的，是完全符合二十一世纪中国必将走向现代化、民主化与全球化的大趋势的。
这点光凭钱先生在“四人帮”猖獗之时即已动手写《管锥编》，而等“四人帮”一倒就能立刻出版就可以看得出来。但是我对“钱学”实无研究，所以除了记得“打通”两个字与“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两句话外，别的就说不出来了。我所希望先生的，就是能把这位中国古来稀有的“学贯中西”的大学者的根本精神焕发出来。这对中国的现代化、民主化与全球化是有极重要的意义的。
当然钱先生没有留下陈先生那样“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可以师表人伦的十个大字。但是文章也可以从反面来看，如现在有的“国学大师”居然说什么“中国学问是综合的，西洋学问是分析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天下”这样的民族自大主义。实际上是惑乱中国人民的视线而阻碍中国融入世界文化主流的，我相信钱先生的著作中必有反对这种自封独大思想的见解。搜罗爬剔，发扬光大，是所望于吾兄。
专此即颂
著祺
李慎之 顿首
2003.2.10
1987年10月14日
钱锺书致××
××同志：
……我不提出“体系”，因为我以为“体系”的构成未必由于认识真理的周全，而往往出于追求勢力或影响的欲望的强烈。标榜了“体系”，就可以成立宗派，为懒于独立思考的人提供了依门傍户的方便。祖师解决具体问题的手段，徒子就执行为公式，徒师（孙）就信奉作教条。马克思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吐温说：“耶稣基督如活在今天，他肯定不是基督教徒”（参看尼采：“基督教徒只有一个，他已钉死在十字架上了”）；都包含这个道理。拙作《谈艺录》515页－517页，《管锥编》1540页也微示此旨。当然，不提出“体系”，也一样可能成为宗派；那是防不胜防的，只好尽量不搭空架子，尽其在我罢了。
勿复即致敬礼！
钱锺书上
杨绛同候
十四日
2001年10月17日
李慎之致黄伟经
……
钱先生曾对我说自己不是一个systentic thinker（辑者按：意即系统的思想家。此处英语有笔误，经杨绛先生指点，应为systematic thinker），我说其实他的理路都有关系，他说那就让后人来做考古学家吧！××此作（辑者按：指花城出版社出版的《钱锺书论学文选》），已可使惊羡钱先生之博学多才者略能知所条理，对鄙人亦多所助益。
不过粗粗翻阅此书，发现第二卷《人事七》“封建统治者的残酷统治及臣下的迎合策略”条。我推定钱先生决不会用“封建统治者”一词。检视原文，亦未发现。按封建二字中国用以指周朝入百年天下之社会形态与国家制度，古今中外素无异议；与马克思之所谓封建主义亦一致。不过自二十年代之后，第三国的几个年轻人如拉迪克之辈为推行之五阶段说，强加于中国历史，1949年后再强加于中国。四九年以前受教育者，如钱先生年龄以上的学者，盖莫不腹非而笑其杜撰者。我有一篇文章粗论此文，相信此说今后必然会被推翻。近已有年轻学者著文辨明其事，敢为吾兄与××先生一言，特奉上供参考。
又“臣下之迎合策略”，“策略”二字亦欠妥。该专制制度下，臣下只有迎合，已是一种生活方式，即我所谓“奴性”，非“策略”二字可尽也。
……
【编辑附记】
这是一组李慎之先生谈论钱锺书先生的通信。本刊征得其家属同意，奉与读者。
第一封信，是李慎之先生2003年4月逝世前两个多月的时候，写给一位“钱学”专家的。他在信中恳切地希望，从中国现代化、全球化、民主化大业出发，将钱锺书这位中国古来稀有的“学贯中西”的大学者“爱好中国文化，尊重西方文化”的根本精神焕发出来；同时，对钱先生在“四人帮”猖獗之时即已动手写《管锥编》之举，在政治及文化的意义上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第二封信为钱先生所写，收信人与第一封信是同一位。虽然不是长篇大论，但他对于标榜“体系”的构成，“往往出于追求势力或影响的欲望的强烈”的观点，却极为精辟。或许，我们可以从中体悟钱先生之所以一生独往独来的个性。
最后一封写给原《散文》杂志主编黄伟经先生的信中，李先生针对钱先生曾说自己不是“一个成体系的思想家”之说，指出“他的理路都有关系”，并对钱《管锥编》中“封建统治者的残酷统治及臣下的迎合策略”一条，发表了他的学术见解。
【又记】今年8月7日，《财经》杂志今年第16期信札栏目刊登“忆邓小平”后，国家博物馆向这些书信的保存者高志凯博士发出专函：国家博物馆“真诚希望能够收藏您保存的外国政要回忆邓小平的信件……以便在日后我馆举办的相关陈列中展出，让人们永远铭记邓小平同志光辉而伟大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