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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政治发展的实践
辛亥革命作为中国近代群众广泛参与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里程碑，它引进了西方的制度文明，彻底改革了封建社会的政治结构，增强了国家和社会的力量，使政治近代化的进程得以延续和发展，具体体现在政治权威的合理化，政治文化的世俗化，政治参与的扩大化。
（一） 政治权威的合理化
政治权威是一种使人民信从的政治力量，它集中体现在个人或某些集团身上。辛亥革命不再是以往那种循环式的封建王朝的改朝换代，而是在世界的东方，推翻了帝制，在中国大地上升起了第一面民主共和国的旗帜的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革命虽然失败，民主共和的观念却深入人心。它广泛传播了民主共和思想的种子，成为中国政治开始向现代化迈进的起点。
其次，辛亥革命不仅驱除鞑虏，还创建了民国，建立了法理型的政治权威。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3月11日，临时参议院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资产阶级的第一部法典，它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意味着政府是人的产物，社会权威来源于人的最高权威，树立了民主共和的合法性，建立了单一的、世俗的、全国的政治权威。人民与自身利益攸关的公共事物领域有决定性的发言权，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壮举，是对封建主义最有力的批判。
（二） 政治文化的世俗化
政治文化的“世俗化”是政治文化发展的尺度，以儒家伦理思想为代表的封建政治文化一直是我国政治文化的主体。辛亥革命时期，政治文化得到发展，从封闭型向开放型过渡。
政治文化其实包括领导和公民两方面的政治取向。首先从革命派看，他们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妇女解放，主张移风易俗；大力宣传自由、平等、民主思想。传播政治信息、进行政治舆论宣传、号召人民参加革命，进行政治实践，使人民在实践中形成自己的政治文化，完成政治社会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出的种种问题，几乎都在辛亥革命时期就被提出来了，辛亥革命在某种意义上是新文化运动的真正起点。
从公民的角度看，开始从臣民向公民转化。人们在革命宣传，革命实践中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公民意识，法治意识，但是并没完全转变。从历史上看，辛亥革命和那红脸打倒黑脸的把戏，性质完全不同，这体现在民主思潮的广泛传播，凸显了中国近代政治思想演变，中国人的民族、民主、权利意识在一定程度上觉醒，用史书上的话说就是“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三） 政治参与的扩大
政治参与即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影响政府活动或与政府活动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的政
治行为。
首先，人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增强了。在封建社会，政治是统治阶级的事，统治者明令禁止人们上书陈言，但在辛亥革命时期，人民的参与意识增强了，在《临时约法》中指出人民有参政权，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中，民权是核心，指人民有参政的权利，并且当时的妇女都要求有参政权。
其次，政治参与的主体扩大了。当时参与革命的革命者，主要有三部分人构成：一部分是知识分子，一部分是华侨，一部分是会党。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知识分子，他们具有自由和法治观念，敢于坚持自己的自由权利，敢于批判社会的黑暗面，在实践中积极宣传革命。如：邹容、陈天华、章太炎等，通过著书立说来宣传革命，起到了积极的动员作用。另外参与革命的是人民群众，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够迅速取得推翻清政府的胜利，正是由于有太平天国和义和团广泛的人民群众运动作为它的先驱，而辛亥革命的最后失败，也正是由于没有广泛地发动和组织人民大众。孙中山在遗嘱中主张“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最后，政治参与范围明显扩大了，革命完成了国家政权从传统向现代，从封建向民主的转变，打破了封建社会政治保守、封闭和被少数人控制的状况，扩大了国家政治参与的范围，这样就为动员、吸纳新的社会力量、社会集团和社会资源参与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创造了条件。
二、 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政治发展的启示
作为20世纪站在时代前列的第一位伟大人物，孙中山在20世纪的中国政治发展史册上，写下了最早的光辉篇章。孙先生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最后成功，但给了我们重大启示：
第一，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在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同封建主义经济实力上的巨大差距。由于鸦片战争后特殊的历史国情，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人格代表——民族资产阶级，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夹缝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由此造成了这一阶级的先天不足。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软弱是中国资产阶级政治动摇的根本原因。
第二，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民族资产阶级提不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发展纲领和保障中华民族完全独立这一政治发展目标。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是推动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的一个主体性力量。他们不是把民族独立视为整个中华民族从外国帝国主义侵略统治下求解放的问题，而认为是汉族反对满族的问题；不是将它归结为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是归结为对内反对民族压迫。诚然，反对清朝的君主专制统治，在当时具有极大的革命意义，但这主要是民主问题，不是民族独立问题。孙中山把民主、民族问题混淆，把对内、对外颠倒，把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分割开来，强化反封建而弱化反帝，这充分暴露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软弱性。这也是他们争取资产阶级民主终归失败的重要原因。
第三，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未能找到切合国情的动员与组织群众的实际手段。在政治动员方面，中国当时的统治阶级极其凶残，有着极其严格的思想控制制度，不允许任何实质性反对舆论的合法存在；同时，国民文化素质较低，大多数人无法接受语言文字性的舆论宣传；在政治参与方面，统治阶级极其反动，不可能自动推行宪政。因而，民主程度、自由程度较低的中国民众参与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式不可能是西方的以投票为基础的选举活动。孙中山长期认识不到这一点，影响不了广大群众，因而他的军事行动往往流于军事冒险，甚至反被军阀利用。所以，他们也就领导不了中国政治发展进程的深入开展。
辛亥革命没有最终使中国走向政治现代化，其原因是复杂的，但是我们也不能期望“毕其功于一役”，从长期和宏观的历史来观察，无法设想仅仅通过一场革命来完成一个巨型传统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辛亥革命的政治实践给予我们最重要的启示是：要勇敢地实行民主共和，使政治权威合理化；应该让公民从民主的生活中学习民主，监督政府和各种公众人物的行为，使政治参与扩大化；坚持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培育一个公民社会，形成真正的公民文化！
辛亥革命作为中国近代群众广泛参与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里程碑，它引进了西方的制度文明，彻底改革了封建社会的政治结构，增强了国家和社会的力量，使政治近代化的进程得以延续和发展，具体体现在政治权威的合理化，政治文化的世俗化，政治参与的扩大化。
（一） 政治权威的合理化
政治权威是一种使人民信从的政治力量，它集中体现在个人或某些集团身上。辛亥革命不再是以往那种循环式的封建王朝的改朝换代，而是在世界的东方，推翻了帝制，在中国大地上升起了第一面民主共和国的旗帜的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革命虽然失败，民主共和的观念却深入人心。它广泛传播了民主共和思想的种子，成为中国政治开始向现代化迈进的起点。
其次，辛亥革命不仅驱除鞑虏，还创建了民国，建立了法理型的政治权威。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3月11日，临时参议院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资产阶级的第一部法典，它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意味着政府是人的产物，社会权威来源于人的最高权威，树立了民主共和的合法性，建立了单一的、世俗的、全国的政治权威。人民与自身利益攸关的公共事物领域有决定性的发言权，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壮举，是对封建主义最有力的批判。
（二） 政治文化的世俗化
政治文化的“世俗化”是政治文化发展的尺度，以儒家伦理思想为代表的封建政治文化一直是我国政治文化的主体。辛亥革命时期，政治文化得到发展，从封闭型向开放型过渡。
政治文化其实包括领导和公民两方面的政治取向。首先从革命派看，他们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妇女解放，主张移风易俗；大力宣传自由、平等、民主思想。传播政治信息、进行政治舆论宣传、号召人民参加革命，进行政治实践，使人民在实践中形成自己的政治文化，完成政治社会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出的种种问题，几乎都在辛亥革命时期就被提出来了，辛亥革命在某种意义上是新文化运动的真正起点。
从公民的角度看，开始从臣民向公民转化。人们在革命宣传，革命实践中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公民意识，法治意识，但是并没完全转变。从历史上看，辛亥革命和那红脸打倒黑脸的把戏，性质完全不同，这体现在民主思潮的广泛传播，凸显了中国近代政治思想演变，中国人的民族、民主、权利意识在一定程度上觉醒，用史书上的话说就是“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三） 政治参与的扩大
政治参与即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影响政府活动或与政府活动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的政
治行为。
首先，人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增强了。在封建社会，政治是统治阶级的事，统治者明令禁止人们上书陈言，但在辛亥革命时期，人民的参与意识增强了，在《临时约法》中指出人民有参政权，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中，民权是核心，指人民有参政的权利，并且当时的妇女都要求有参政权。
其次，政治参与的主体扩大了。当时参与革命的革命者，主要有三部分人构成：一部分是知识分子，一部分是华侨，一部分是会党。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知识分子，他们具有自由和法治观念，敢于坚持自己的自由权利，敢于批判社会的黑暗面，在实践中积极宣传革命。如：邹容、陈天华、章太炎等，通过著书立说来宣传革命，起到了积极的动员作用。另外参与革命的是人民群众，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够迅速取得推翻清政府的胜利，正是由于有太平天国和义和团广泛的人民群众运动作为它的先驱，而辛亥革命的最后失败，也正是由于没有广泛地发动和组织人民大众。孙中山在遗嘱中主张“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最后，政治参与范围明显扩大了，革命完成了国家政权从传统向现代，从封建向民主的转变，打破了封建社会政治保守、封闭和被少数人控制的状况，扩大了国家政治参与的范围，这样就为动员、吸纳新的社会力量、社会集团和社会资源参与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创造了条件。
二、 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政治发展的启示
作为20世纪站在时代前列的第一位伟大人物，孙中山在20世纪的中国政治发展史册上，写下了最早的光辉篇章。孙先生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最后成功，但给了我们重大启示：
第一，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在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同封建主义经济实力上的巨大差距。由于鸦片战争后特殊的历史国情，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人格代表——民族资产阶级，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夹缝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由此造成了这一阶级的先天不足。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软弱是中国资产阶级政治动摇的根本原因。
第二，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民族资产阶级提不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发展纲领和保障中华民族完全独立这一政治发展目标。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是推动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的一个主体性力量。他们不是把民族独立视为整个中华民族从外国帝国主义侵略统治下求解放的问题，而认为是汉族反对满族的问题；不是将它归结为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是归结为对内反对民族压迫。诚然，反对清朝的君主专制统治，在当时具有极大的革命意义，但这主要是民主问题，不是民族独立问题。孙中山把民主、民族问题混淆，把对内、对外颠倒，把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分割开来，强化反封建而弱化反帝，这充分暴露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软弱性。这也是他们争取资产阶级民主终归失败的重要原因。
第三，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未能找到切合国情的动员与组织群众的实际手段。在政治动员方面，中国当时的统治阶级极其凶残，有着极其严格的思想控制制度，不允许任何实质性反对舆论的合法存在；同时，国民文化素质较低，大多数人无法接受语言文字性的舆论宣传；在政治参与方面，统治阶级极其反动，不可能自动推行宪政。因而，民主程度、自由程度较低的中国民众参与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式不可能是西方的以投票为基础的选举活动。孙中山长期认识不到这一点，影响不了广大群众，因而他的军事行动往往流于军事冒险，甚至反被军阀利用。所以，他们也就领导不了中国政治发展进程的深入开展。
辛亥革命没有最终使中国走向政治现代化，其原因是复杂的，但是我们也不能期望“毕其功于一役”，从长期和宏观的历史来观察，无法设想仅仅通过一场革命来完成一个巨型传统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辛亥革命的政治实践给予我们最重要的启示是：要勇敢地实行民主共和，使政治权威合理化；应该让公民从民主的生活中学习民主，监督政府和各种公众人物的行为，使政治参与扩大化；坚持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培育一个公民社会，形成真正的公民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