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陶渊明《饮酒（其五）》与王绩《野望》被选入八年级（上）语文课本。这两首诗歌的字词、题材以及结构等方面有很多相似。但是在写景和创作的背景，诗歌的体裁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陶渊明作为中国士大夫的精神家园，被称为“隐逸诗人之祖”。王绩对陶渊明在思想上与创作的有较有异同。本文结合《饮酒（其五）》与《野望》进行比较。比较这两位隐逸诗人的不同精神状态，对人生价值的追求和精神家园的追寻。
　　关键词：归隐心态;对比分析;人生价值
　　目前，对陶渊明和王绩的单独的论述很多，很少将陶渊明和王绩进行对比。本文借着人教版八年级上把王绩的《野望》和陶渊明的《饮酒（其五）》编排在一起。通过这两首诗歌来探讨陶渊明和王绩两位诗人时代，身份境遇不同，归隐的生活后的的思想中对我的不断提问和寻找中实现人生价值的体现。
　　一、自然真我与焦灼寻我
　　深受儒学思想影响的文人，在仕途上不如意之后常常会选择道家思想中独善其身的思想——即选择一块隐居之地或山水或田园，以此来避开名利纷争的世俗生活。他们会逃避到山水或田园间，过上隐逸的生活。可以说归隐是外化生活是官场生活的终结，内化隐逸生活的开端。这一种人生道路的易道，不仅仅是一种生活的改变，更多是人生追求和生命价值的重新定义。在这一场重新定义的过程中有的人浴火重生，重新找到了自我的存在，身心融入了新的生活方式中。但是在漫长人生浸淫儒学教育的文人士子往往无法摆脱对俗世的追求，即使身处田园还是无法摆脱对世俗的追求，处于一种焦灼寻我的精神状态，如王绩。
　　从时代特征点来看：陶渊明出生于魏晋时期，是历史上政权更迭频繁的黑暗时代，玄学兴起，清谈盛行，士大夫和雅士以此作为避世的乐园。陶渊明虽然出生于官宦世家，但是在东晋末年，曾五仕五隐。陶渊明出仕也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但发现生活在这样一个朝代变化迅速，贪官污吏充满于整个官场，实现人生理想不可能的现状下。他信奉的是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法则。结合个人处境来看达就是遇到贤明的君主，穷则是政治黑暗不受重用。可见归隐和出仕都是他内心的真实的选择，没有抑郁的情绪夹杂其中。所以对大自然的情感是悠然的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发生，这种自然的心态是持之匪强，来之无穷的感觉。从心远乃至地偏，从内心到世界，空间的扩大，体现了诗人真真地放下了名利。陶渊明胸怀旷达的表现心境是自然而然，认真的是真我的体现。
　　而王绩生活的时代背景是在朝代更迭，社会阶层和利益重新分配和确立的时代。在隋末唐初的风云变幻的时代，跨越了不同的朝代，历任两个朝代，都做过官。在隋朝他是“神仙童子”拥有治国平天下的热忱和机会。在新的人生境遇中，这一切都随着外界的政治因素的改变而消失殆尽，眷恋前朝，郁郁不得志成为情感的主线，埋没于山林间，却一直都无法释怀心中对名利的追求。我们读到王绩虽身处山林，却心存魏阙，王绩在远离尘嚣的乡野，远眺的和寻找的确实遥远的远方，心中才会浮现出徘徊、踌躇、焦灼的寻找自我之后的淡淡的哀愁。
　　从归隐后经济基础来看：陶渊明归隐后经济能力的拮据的，甚至最后一次出仕做澎湖县令就是因为穷而被迫的，最后在做八十多天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而解绶去职的。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对自己做如下定位：家贫，但是爱喝酒，每每有人款待他时他都是要喝得醚酊大醉才肯回家。更有甚者在住宿上环堵萧然，不能遮挡风雨。穿着上也打着许多的补丁。家里经常少粮食。在衣食住行这些基本生存要求上，陶渊明都很难满足。要定义他为一个世家出生，有钱有闲的贵族阶层显然是不符合的。此时的陶渊明就是一个生存线上挣扎而且谋生技能不高的贫农身份。从“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归园田居》）可以略窥一二其生活的困窘。但是陶渊明的心态却是沉浸中还在《移居》中写道“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可见陶渊明对田园融入式的热爱。而诗人王绩的生活则优渥的多，在《答处士冯子华书》中他有位于河边的房屋包括马厩厨房一共十几间，仆人数人。可见王绩的经济生活比较优越，生活可以得到保证，更不用去躬耕田亩。他几乎过着士大夫的清闲日子，日常生活就是“琴歌酒赋，不绝于时，时游人间，出入郊郭，暮春三月，登于北山，松柏群吟，藤萝翳景，意甚乐之。”（《答处士冯子华书》）可见王绩虽然退出朝廷，但生活条件优渥，对于田园生活是以一个旁观者的存在，而并没有融入真正地农人生活。
　　二、忘我悠然与迷我疏离
　　在同一个季节，同样的眺望，却因为诗人的心境不同而产生迥异的诗境。两首诗歌很有意思的一点在虽然两位诗人隔着不同的时空却在同一个季节——秋中的景物来寻找我的内涵。《饮酒（其五）》与《野望》都选取了傍晚的田园秋景，昏黄的暮色中往往会更容易牵引出诗人心中的愁绪。在秋天的暮色中更容易引发人们的愁思，我们称之为“暝愁”在日暮的秋景中王绩站在水边涯岸的高地，看到满树染上秋色，映照着微斜的阳光不能引起诗人王绩的喜悦，反而勾引出他心中的悲凉。“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王绩看到皆和唯这两个副词都是都的意思，这样的秋景在王绩看来是单调的，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经常被引用的一句“一切景语皆情语”可以很好的反映出此时王绩虽然身处于乡野，远离俗世，东皋的满眼的风光却无法进入诗人的心中，王绩心中所想眼里所望其实是遥远的远方，是遥远的可以施展才华的平台，这样的平台在东皋没有，在朝廷也没有。此时王绩自然不能把这种焦虑的心境与猎人，牧人去诉说，即使诉说他们也无法明白王绩的精神境界的追求。而王绩因为经济的优越的自然也不关心牧人和猎人等农人的关心的事物上。这些邻里“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这个画面中可以看到牛马的叫声、猎马的嘶鸣声、禽鸟的叫声、牧人猎人的谈笑声、牧人吆喝着牛羊回家等。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疏离的，冷漠的，凉薄的关系，让身处其中的王绩产生一种疏离感。无法在山水田园的景色中获得精神的解脱和寻找真正实在的快乐。此时王绩的内心是迷茫的，孤寂的。回不去的朝廷，安装不下灵魂的乡野。有一种当代青年留不下的一线城市，无处安放灵魂的故乡的境况。无处安放的灵魂，对自我的价值追求的过程中产生了極大的失落与迷离。这时候的王绩在社会沟通交流的需求都无法得到满足。根源处还在于对自我价值的追求的失败中疏离迷失了自我。 　　而陶渊明被称为“古今隐逸者之宗”，他在内心深处寻找到安放灵魂的方法，率真自然的活出悠然恣意的轻松的状态。可以说陶渊明在怒目而视的金刚状态中和自己和解。在秋天的季节中陶渊明喝了几杯浊酒下肚，略带醉意，来到东篱下，眼中平常意象“菊花”“飞鸟”和一个悠闲的动词视觉词“见”，可以看出“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的真。我们可以望见陶渊明悠然忘我状态是从官场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的解轻松自在。
　　三、忘言超我與长歌失我
　　如果要给人生做一个脚注，在王绩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秋景的明艳，暮色山民归家的热闹场景都与王绩无关。疏离的邻人关系，不能从归隐中获得快乐，这种归隐的标准模式并不能慰藉失意的王绩，反而勾引出心中无法熄灭的功名之心的焦灼，继而现状的清冷，抑郁孤寂之情只能在采薇采薇中酝酿的更加浓烈。也越加在长歌中失去了自我。在长长的叹息中摇曳着难以磨灭的出仕欲望，现实已不可得，心灵在长歌一曲后依然难以寻找到心灵归宿后的失去自我。这是一位无奈落寞的归隐者形象。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第三则中说对无我之境有过这样的定义无我之境是用物来对物。[1]正如陶渊明诗歌中所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其中把主观意识中的我消融。在我和物中没有明显的界限，浑然一体。此谓之为无我之境。对无我之境朱光潜称之为“移情”说而李泽厚则称之为“天人合一”[2]这是中华民族绵延与血脉深处的认知和审美，几千年来一直流淌于中华民族的审美血液中，体现在艺术作品的每一处细节中。至今陶渊明仍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在恢弘气象的唐朝也收割了大批的粉丝。陶渊明受道家的影响比较严重，清静闲适的生活追求。“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自得，悠然的陶渊明重返一颗赤子之心，用庐、车马、菊、南山、山气、飞鸟。为人、处事、仕途、人生等方面都是这种自然的状态不需要说明，不需要宣称，不需要高楼庙宇。东篱之下采撷菊花，心情悠闲远见南山。山景傍晚特别美好，鸟儿结伴回归家园。在世俗人眼中的那座简陋的茅屋，普通的不知名的山峦，随处可见的飞鸟，悠悠生气的山气等这生活中熟悉的一切，在世俗者眼中不值一提的日常，陶渊明在这自然的真我中发现可超越个体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并且陶渊明已经超越了对于个体生命的荣辱得失的考量。不仅仅从世俗的名利中解脱出来，在田园生活中悠然自得。更重要的是陶渊明在酒不醉人人自醉的微醺中超越了自我个体生命的体验，融入田园恬淡的生活。不需要刻意的躲入一隅山水田园中。世界、生活、人生之于陶渊明是自然而然的超于世外的存在的无我浑融合一的状态一颗纯然自然的心。所以在两千多年的文化中，陶渊明成为很多文人士大夫心中的庙宇。供他们在艰险的仕途中暂做停息或者是最终归宿。
　　对于仕而言，仕是世俗文化中追求功名利禄的代表，隐则仕以简单朴素及内心和平为追求目的，自得其乐的飘逸。在中华文明这一条文化长河中。陶渊明作为古今隐逸者之宗。拥有着无数的追随者。王绩就是其中一位。通过这两首诗歌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王绩内心的焦虑不安到抑郁孤寂。在这场人生的旅程中，王绩代表着更广泛的士大夫群体。读懂他们的进退维谷，看懂他们隐逸背后的内心焦虑孤寂的漫长心路。我们亦更能感受到陶渊明自然、天真的可贵。隐在中华文明的长河中已经是一种文化现象。借着这两首诗的对比，对隐的内核可以有更丰富的了解。
　　参考文献
　　[1]王国维.人间词话[M]，上海三联书店，2003。
　　[2]李泽厚.美学三书[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p2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