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三国”大概是最为民众喜闻乐见的故事题材。诗人李商隐就有“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的诗句，说明早在唐代，三国英雄的故事已为儿童所熟知。《东坡志林》记王彭论曹刘之战曰：“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眉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看来，“听评话掉泪，替古人担忧”，可谓由来已久。高承《事物纪原》在谈及皮影戏之发展脉络时亦指出：“仁宗时，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吴、蜀三分战争之像。”可见，当时采撷三国史料编为故事，到处讲说藉以谋生，已成了一种专门性的职业。诗人陆放翁曾记乡村说书事：“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斜阳古柳之下听说三国，大概是千余年来民众日常闲暇的重要娱乐方式。
　　《三国演义》源于话本的“讲史”类，原本就介乎文学与历史之间。在民众心目中，“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正像书中第一回的这首词所写的那样，跌宕起伏的历史情节，以通俗易懂的文学方式呈现出来，这是三国故事永恒的魅力。而对于说书人而言，讲《三国》则是一门艺术，章回体的“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起承转合间的悬念蓄积、情势逆转，险象环生、柳暗花明的扣人心弦，传神之处能令听众如身临其境，在这里，历史与艺术又得到了高度的融合。而正由于历史、文学和艺术三者的统一，使得《三国演义》在诸多曲艺中均担当要角。譬如，在苏州评弹中，《三国》就被称作是“大王书”。
　　苏州评弹为江南的重要曲艺形式，乐往悲来伤春怀人，冷嘲热讽欢歌笑骂。所谓评弹，是苏州评话和苏州弹词的合称，两者俗称又作“说书”，评话为“大书”，弹词为“小书”。自明末以来，历经长期发展、嬗变而日趋成熟。经过长年的创作及演出实践，苏州评弹名家层出不穷，积累了众多的书目。据《评弹文化词典》统计，苏州评话有传统长篇书目近六十部，其中表现历史征战题材的，如《列国志》、《西汉》、《东汉》、《三国》、《隋唐》、《金枪传》、《岳传》和《英烈》等，称“长靠书”，又叫“着甲书”。
　　苏州人唐耿良先生，一九三三年师从唐再良习学《三国》，一年后在江浙一带演出。从十三岁开始，开码头闯江湖去做说书艺人，一九四四年进入上海，不久渐有影响，登坛立帜，成为蜚声书界的“七煞档”、“四响档”之一，有“唐三国”的盛誉。最近，唐先生出版了他的个人回忆录《别梦依稀——我的评弹生涯》，讲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和生活、工作境遇。由于他在评弹业界的地位，该书亦不啻为二十世纪苏州评弹历史的缩影。
　　评弹是一种雅俗同观、智愚共赏的语言艺术，说书人庄语危论，谑言妙语，其风趣谈吐，能将村媪之智、山公之愚状摹得惟妙惟肖，将猛将横刀立马，士兵阵前厮杀，店肆地棍索诈，街坊酒徒骂詈，无论是宏大场面还是细琐小事，均栩栩如生地展示出来。而且，笑料噱头产生的谐趣，一旦形诸文字，亦颇有诸多出彩的段落。譬如，作者谈及父亲与自己破口说书的经过，颇为精彩。书中说到父亲学了三年满师上台，在苏州一家小书场破口说书：
　　他是“酒壶里的肉圆”肚里明白，口子太小斟不出来。说了半个钟头碰巧有一句唱词忘记了，如果是有经验的说书人，可以临时编一句糊弄过去，我父亲因为第一次上台，没有经验，只是在三弦上连续弹奏过门，尴尬着面孔迸僵在台上。下面有个听客就骂开了：“牙钳也没有撬开，活现世，就想上台骗铜钿，下来吧！”我父亲受不了这个当众羞辱，就把手中的三弦掷向那个听众，跳下书台把那听众一把揪住，动手要打人。书场老板急忙过来劝架拉开。我父亲拎着这把掷坏了的三弦，悻悻然离开书场回家。他初次登台便受到挫折，从此再没有勇气上台说书……
　　类似于此极富戏剧色彩的段落，在书中所见颇多。文中提及不少书界的道规、评弹业界的掌故，对于我们了解旧时评弹艺人的生活，颇有助益。譬如，其中讲到评弹业界师徒之间技艺的授受，“教会徒弟，饿煞师父”，“江湖一点诀，莫对妻儿说，若对妻儿说，饭饭没得吃”，这些俗谚，揭示了艺术传承间的保守和封闭。在旧时代，艺人之间的相互竞争异常酷烈，但客观地说，也正因为这样的竞争，也使得民间艺术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唐先生就指出：
　　以前说书人在单干时，有着激烈的艺术竞争，有听众与书场的淘汰机制，当初的十八艺人正是在数以千计的说书人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的。
　　作者本人的成长经历，以及书中许多其他的例子都反映：旧时的说书艺人，祁寒暑雨风尘奔波，必须凭真本事吃饭，必须接受听众和书场的严格考验，来不得半点马虎。一九四九年以后，国家剧团的成立，“几百年来一向是单干的说书艺人，有希望组织起来走集体化的道路”，虽然“放弃单干高额收入，赚固定工资”，但老了有退休工资，夏天脱产学习照样有工资拿。今昔对比，大体而言则是苦乐异景。平心而论，除了要加强管理外，这的确体现了新社会对民间艺人的关心和爱护。然而，这种“缺乏竞争的体制出不了大家，他们（引者按：指后来招收的评弹演员）可以模仿得惟妙惟肖，但却创造不了流派”。由此我也联想到——原来作为草根文化的民间曲艺一旦被供进了神圣的艺术殿堂，早先奔走江湖的艺人遂成了具有各种级别的“人民艺术家”，这当然极大地改善了艺人的生活待遇，但对于民间艺术的盛衰递嬗究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其实还很值得深思。别的不说，现在每年春节联欢晚会上的那些相声节目味同嚼蜡，吃尽老本的所谓著名相声演员，说了大半天还只能勉强让观众客套地笑出一两声，而这样的相声居然最终还能获得大奖，简直令人匪夷所思！其实，这恐怕也与习故如常的现有体制所造成的养尊处优息息相关。
　　除了对苏州评弹的曲折发展多所揭示外，唐先生在《别梦依稀——我的评弹生涯》一书中，还深有感慨地写道：
　　说书离不开时代，时代的动荡与变迁，势必会影响说书人的思想感情。我生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九年短短的二十八年中经历了三次改朝换代。每次的朝代更迭都带来暴风骤雨般的冲击，我像黄浦江里的一只小舢板船，在惊涛骇浪中浮沉漂泊。
　　作者所说的“改朝换代”，是指一九三七年上海抗战、中日冲突全面爆发，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以及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失败。唐先生现在已是八十八岁高龄，一生经历了民国、抗战与内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文革”、改革开放等诸多历史变故。他抚今追昔，感慨万端：“我是一个评弹艺人，在历史的洪流中沉浮，悲欢离合伴随着我的说书生涯。……我的评弹生涯不仅是我个人的一段历史，而且是给出了一个观察历史的视角。读者可以从中读出时代变迁对说书人及所说书的制约和影响。反之，也可以从我个人命运的起落中读出历史的变迁。”二十世纪浮云变幻俯仰改观，唐先生耳所习闻目所经见，而今追写成文，恍同隔世。
　　一九九六年出版的《评弹文化词典》，有对“七煞档”、“四响档”的介绍，其中还专门收录有“唐耿良”的条目，对他的说书曾有这样的评述：“说表以流畅晓达，剖析周到，事理分明为特点。并善于顺应潮流，结合时事，对比映衬，使书情富有新意。”此种以文本时事交互穿插彼此印证的特色，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已形成。一九四七年二月十六日《新民晚报》即曾报导唐先生说书时的直抒胸臆：“唐耿良在新仙林开讲三国，有时他所加的穿插倒很有点意思。在讲群英会宴请蒋干一段，周瑜与蒋干二人共餐一席酒，他说在从前因物价便宜，两人坐一桌呒没关系，现在可不同了，十人一桌似乎还嫌太宽一点。同时从前也没有筵席捐，即使有，军队中请客也可不必付捐。后来在说到周瑜命太史慈传令：这里只谈风月，不谈国事，违者立斩。他说，此地只好谈谈风花雪月，不准谈国家大事，是没有言论自由的。命令下了，必须服从，否则便要生命不保。说书而能穿插笑料，已很不易，若能加上点时代的讽刺，确是难能可贵的。”其实，说书艺人借对时政的评论插科打诨，在那个时代并不罕见。一九四八年，南京政府召开国大选举总统，总统是蒋介石，副总统差额选举，候选人是李宗仁、孙科，开票时电台实况唱票，几千张票子要好长时间才唱得完，收音机里只听见“李宗仁、孙科，孙科、李宗仁”，听得令人心烦。当时，正值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另一位著名的说书艺人张鸿声，在台上借方言土语开颜解颐：“听到后来，只听见，伲种人，真苦，真苦格是伲种人。”由于评弹的听众主要是江南人，在吴侬软语中，李宗仁便成了“伲种人”（即这种人），孙科则成了“真苦”，这是以方言的解读，道出了解放前夕中国社会基层民怨沸腾的现状，自然引起听众的强烈共鸣，遂令人忍俊不禁、掌声如雷。类似于此的调侃，不知是否反映了旧时艺人的勇气？还是折射出那个时代相对的宽松气氛？但无论如何，对于时政的微词婉讽，很大程度上也是民间艺术的生命力所在——形形色色的俗情变诈腐败现象，种种不公不义的社会弊端舆情向背，原本可以为各类民间艺术提供取之不尽的素材。如果都像现在的某些相声那样，置人心淑慝于不顾，只是一味地顺意承旨歌功颂德，净说些不痛不痒的大白话，那么曲艺也就走到了尽头，徒具形骸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