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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传毅在《湘潭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撰文认为，行政问责制在我国实施以来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但问责制的各个阶段都存在问题。事前阶段的问题是问责触发的非常态化，问责主体不明确，问责客体范围不全面；事中阶段的问题是问责标准弹性过大，问责配套制度供给不足；事后阶段的问题是缺乏对问责的救济制度的规定，缺乏对问责官员去向的制度规定。为了使问责制更好地发挥其作用，就需要从立法上完善问责制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