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与美国西点军校、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俄罗斯伏龙芝军事学院等并称“世界四大军校”。除国民党军中的3000多员将领外，黄埔军校也为共产党培养了53位将军。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初开之时，一班年轻军官冒着炮火聚集上海江湾某隐蔽所。站在台前训示的，是被委任为淞沪警备司令的前黄埔总教官张治中。
　　当日听众中，职衔最高的桂永清，也不过是上校副师长。日后在国民党军中任兵团司令的长沙分校学生廖耀湘，还只是个中校参谋主任；后在解放军中官拜上将的黄埔一期学生周士第，此时远远落在了同期生胡宗南、宋希濂等人后头，别人都当上了军长、师长，他还只是个师参谋。
　　淞沪血战3个月，为达成“赶敌下海”的战略目标，投入战场的黄埔军为作战最得力之部队。1934年以来，国民政府即着手以“中央军校教导队”扩充而成3个全德式装备“示范师”为样板，整训陆军60个师之计划，此时已完成大半。美国记者斯诺曾记述道：“1937年的中国陆军是该国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一支。”
　　在杨行、罗店等抗战初期争夺最激烈的战场，统军者是黄埔系大佬级人物胡宗南。
　　淞沪抗战功亏一篑，全国各地的部队蜂拥在撤出上海的道路上。胡宗南实在看不过去，于11月20日致函密友戴笠（黄埔六期）：“弟刻又在无锡进入阵地。此前前方撤退各军，秩序纪律毫无……黄埔部队多已打完，无人支撑，其余当然望风而溃。第二期革命已失败，吾人必须努力，培养第三期革命干部，来完成未来之使命也。”
　　1937年9至11月间发动的忻口会战，以黄埔四期生林彪指挥的“平型关大捷”最为著名。彼时参战的部队主力实系李默庵的14军，在其所镇守的左翼战场上，中国军队以散兵战壕对日军坦克。硬碰硬之下难为对手，李默庵所部此后留在中条山区，开始了对敌游击战。
　　随着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形成和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形势扭转，中国军队开始了大规模主动出击，精锐部队则被推向了国门以外的滇缅战场。
　　第一次远征缅甸的统帅杜聿明，是黄埔一期出身。入缅之时，杜聿明一手建立的200师已改编为第5军，配备了炮战车59辆，枪战车55辆，各型汽车1000辆；而他手下的得力战将也一律是黄埔系出身，荣誉第一师的郑洞国（黄埔一期）、第22师的廖耀湘（黄埔六期），和接过他200师衣钵的戴安澜（黄埔三期）。
　　此后的作战中，杜聿明敢于放言“能以一师兵力抵挡日军一师团（相当于两师兵力）”，颇得性喜“攻势作战”的盟军指挥部赞赏。直至制订曼德勒会战计划时，盟军参战各方的战略目标分歧，导致杜当场与指挥过诺曼底撤退的英军名将亚历山大翻脸：“贵军既然决心放弃现阵地，继续撤退，那就请你们自便吧！中国军队有能力独自发动攻势。”
　　到了战场上，英国人临阵退却，杜聿明手下戴安澜之200师虽在同古作战英勇，但几遭覆灭之灾；廖耀湘之新22师在曼德勒以东孤军难支。1942年5月26日，戴安澜殒命缅北，与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黄埔一期）血洒太行，只隔了一天。而与左权同为黄埔一期的共产党将领徐向前与陈赓，新中国成立后分别被授予元帅和大将之衔。
　　左权和戴安澜这两位黄埔高材生饮恨疆场，也是抗战中牺牲的数以十万计的黄埔师生缩影。据日本投降后的统计资料显示，黄埔毕业生在战后幸存者仅1.1万多人，相比抗战期间入校受训的20万学生，“黄埔系”在抗战中的牺牲率高达95%。
　　（摘自2014年第22期《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