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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秦汉时期的美学受到儒学的正统思想的影响很深，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美学特征却是将自然的人格与自然的审美态度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对自然的人格进行塑造，从而促成了自然美学的产生。文章从影响魏晋南北朝美学特征的三大方面即玄学、文学、宗教入手，探究魏晋南北朝美学的自然风格与自然美学的形成脉络与重要特征，以期对此时间段美学的自然风格与自然美学的研究有所助益。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自然风格；自然美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14）06-0107-03
魏晋南北朝所处时代的独特性在于它的文化美学并不掺杂过多的政权干涉，因为这两百多年的历史阶段中有无数个政权纷繁交错，自给自足的封建大地主阶级的迅速崛起，各门阀士族拥有强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新的士族子弟渐渐摆脱了汉朝遗留下来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独立的价值和意义在上层的士大夫阶层逐渐流行开来。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逐渐摆脱了汉朝铺张扬厉的风格，更加不像唐王朝那样成熟开放，而是追求一种完全独立的精神和思想的自由，不再单纯地成为统治阶级用于思想统治的工具，而具有了其独立的美学价值和意义。正是因为这种美学的独立性，才促使魏晋南北朝的美学风格和美学特征更加趋于自然本真的表达。
一、魏晋南北朝玄学与自然美学
众所周知，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美学发展首先离不开对魏晋玄学的探讨，玄学的兴起对魏晋时期及之后的美学发展带来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这也直接影响了自然美学在形成过程中渗透进了相关的玄学思想。在正式探讨自然美学形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思考以下问题，即玄学为何会产生，玄学究竟是在研究和探讨何种问题呢？
事实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动荡给知识分子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他们亟须找到一条道路来解除他们对这个社会的疑惑，对社会的失望和不断地打击推动着他们开始了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探索和追问。
在玄学的发展中，有两大争论：一是“名教”是否与“自然”相符；二是 “言”与“象” 能否“尽意”。嵇康在其著作《声无哀乐论》中指出音乐的美最根本就在其与自然相和，能够通过乐章表达自然之音。音乐本身是无法具体表达哀伤或是欢乐的情绪的，它也无法使听者产生哀伤或是欢乐的情绪。这种观点对于崇尚乐理的儒家学派无疑是一种莫大的挑战，却成为玄学的重要命题之一。在这个时期，还有王弼提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美学命题“得意忘象”，他认为，言的目的是“明象”，象的目的是“出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但手段不能高于目的，因此“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也”。
魏晋南北朝的玄学在逐渐发展过程中也不断地接纳其他宗法教派学说的影响，也在不断地丰富着它的美学系统。印度的佛学为其中的一部分。印度佛学中对于灵与肉、神与形的关系引发的辩论影响了当时的绘画界，目前，我们所说的某幅画颇为传神的“传神”一语，其实就是出自当时的印度佛语。而这里我们所说的“传神”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自然美学的一种极其抽象的表达。至今，我们在对很多绘画作品或者人物模仿的鉴赏评判过程中依然会使用到这样的词语。以此我们也能够深切地感受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美学风格的形成并非历史磨合的产物，而是充分体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族文人的高格风骨。
二、魏晋南北朝文学与自然美学
自先秦以来，中国传统的美学一直都在追求一种“纯善”，这种情怀体现在对人才的选拔和对人物的评价上尤为明显，个人的才能要往往重于这个人的外在风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美有了新的追求，对人和事物的评价加入了更多的思考，这部分思考包括对人生价值和意义，对人个性和趣味等多个方面。在对美学的探索和研究上，美学的思想不再附庸于任何一个政权、任何一个政治立场，而是拥有了独特的属性和特征，它的地位具有绝对的独立性，并且开始引导更多面的艺术门类和领域。文学算得上是这一时期表达思想最直接的途径和形式，如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谢赫的《古画品录》等。可以说，我国古代传统的文艺理论著作都产生和形成于这个时期，这是一个创造了无数美学大师的时代，这些大师将自己一生对美学的感悟与研究都凝结成一条条美学的原则流传千古。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人的社会意识也随之发生更改，人们在审美趣味上也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两汉的文赋多以张扬明丽、华丽铺叙为主，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被自由风格取代中国的古典美学在这一时期进行了转型。而这种转型，首先源自于文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和伦理观念的变化，自然的人格取代了儒学的人格，由此而来的则是自然的美学代替了雕饰的美学，人品与文品臻于和谐一致，“自然英旨”成为魏晋南北朝的重要审美范畴。这一美学思潮的转变过程，留下了耐人寻味的思想脉迹。
魏晋南北朝的美学发展主要以人物的品藻、玄学的探讨和各门文艺理论批评的建立等三个方面为主。在这里我们所说的人物品藻主要是指汉末以来通过社会各层面的评价来举荐人才的一种机制，在逐渐发展中，这种评价从只看人物的道德情操发展为对人物品性、才能、智慧、应变等各项能力的考查和評价。三国时期的思想家刘劭在其作品《人物志》中对这种根据品藻来选拔推荐人才的方式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归纳。及至晋代，门阀世族大行其道，人物品藻演变成为对人物的个性气质和风度才华的品评。在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更是将这种品评从单纯的政治层面提升到艺术审美层面。在这本书中我们能总结出了如下四点：第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物品藻已经从实用、道德的角度转到审美的角度。当时的文字对于人物的描绘也是极尽美学之能事，写王羲之是“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而对嵇康的描写更是美绝：“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其他写人物的文字也是风流溢美之词无数，并且对于容貌姣好的人物极尽推崇，但是对于容貌不堪的人物则是会对其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和抵制，如：“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第二，魏晋的士大夫阶级对于自然的美景已经超脱于单纯的道德评判，而是开始欣赏独立的山水之美了，这种美源于自然的本身。从对自然山川赞颂的“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蒸霞蔚”到《洛神赋》中对洛神的极致描绘“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力和对自然风景本身的高度赞扬。第三，从《世说新语》中我们还可以看到魏晋南北朝士人在人物品藻、自然美的欣赏以及艺术创作中，都特别强调主体要有一个审美心胸。第四，最重要的是从《世说新语》中我们可以看到，魏晋南北朝士大夫文人对于自然、人生、艺术的态度，往往表现出一种形而上的追求。这本书为之后相当长的魏晋南北朝的文艺和美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使这一时期的美学思想得到更加深刻和深层次的发展，从人物的个性、气质、天赋及心理等层面使美学的自然属性和特征更加明晰地展现出来。我们以曹丕的《典论·论文》为例，他在这本书中写道“文以气为主”，他所强调的就是一个作家所创作的作品风格，与作家本人的气质和个性是分不开的，文章所展露出的风格和所能得到的成就，主要源于作家本身。钟嵘在《诗品》一书中讲道，诗是诗人情感的表达和体现，诗的内容恰好能够表现出诗人的内心世界，表达个人的内心状态。这种表达无关政治和社会，只关乎内心。除此之外，顾恺之在绘画方面提出了“以形写神”，主张以形似来表达神韵，重在神韵的表达。同样，在书法上，有许多名家也都受到人物品藻风气的影响，主张书法讲究气韵，将自己的个体表达运于笔端，挥扬恣肆，不受框框架架的约束。审美被与个体联系起来，成为一种精神和思想的象征，使中国的美学史向前跨越了一大步。 三、魏晋南北朝宗教与美学风格
“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这句话恰好说的就是上文中的名教与自然之争，这已经不是儒家与道家的命题，更是中国整段文化史的命题了。与古希腊社会较早地打破宗法制，步入以民主和法制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形态不同，中国古代的奴隶社会乃至封建社会，保存着浓厚的氏族社会的血缘宗法关系，注重人伦关系的道德化，主张个体情志对群体意识的归附。孔子对于文艺作品的评价多持中庸的思想，大力提倡“思无邪”，他认为人的思想感情一定要合乎礼法，不可脱离道德的规范。儒家学派对人格的塑造是有一定偏执的，自然对人的审美品位和人物品藻也有一定的规范。但是道家则不然，道家崇尚自然，力主清静无为的生活信条，希望人能够在一种自由无束缚的环境下享受自然带来的愉悦。儒道两家的学说各有道理，其美学的境界也是各有千秋，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两种美学观念也是此消彼长，共同发展。人的社会性会直接引导人类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实践，建立新的社会关系，在这个演变过程中人的审美意识也就随之发生改变。当社会的主体发生改变之后，与之相应的观念也将发生更改，思想上的更改势必会影响人们的审美趋势朝着相应的方向进行演化。在三国时期，魏国雕饰与自然的美学思潮的互为消长，便反映了这一点。
继秦王朝之后，汉朝在更高的形态上完成封建大一统的历史任务。在这个农业宗法制社会内部，提倡亲慈仁孝的儒学对于巩固社会秩序、维系人心无疑起到了润滑作用。文人们被董仲舒的三纲五常和东汉班固的三纲六纪捆缚，思想上被束缚，人格追求的绪绅礼法化，从而最终导致文学作品的政教化。汉代诗学纲领《毛诗序》提“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创作思想，它的具体任务通过“美刺”而显现。所谓“美”，就是“美盛德之形容”，即讴歌王道之治。《文心雕龙·时序篇》云：“逮孝武崇儒，润色鸿业，礼乐争辉，辞藻竞骛。”由于赋家迎合帝王好大喜功的心理，因此，赋作宏衍巨丽，铺张扬厉，形成错采镂金的美学风格。所谓“刺”，也就是“主文而诱谏”，“吟咏情性以风其上”，通过作诗讽谏帝王的过失。为了既规劝人主而又不撄其尊严，两汉赋家划意造制。据说扬雄为了作赋还大病一场，原来，此人为作赋歹意殚精竭虑，有次竟梦到自己肠子都流了出来，这哪里是在创作，简直是在伤身害性！两汉文人创作之所以出现这些现象，追本溯源，与文人地位的卑下和人格的不完善密切相关。在汉大一统帝国里，“固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在思想观念上，又受着“发乎情止乎礼义”科条的束缚，不能放开胆子去写。由于这两个因素的影响，作者的创作往往扭曲本意，投合君主所好或附迎时尚，构成有汉一代文风绮靡而性灵贫乏的文学特征。而在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文人对于道家道骨仙风的追寻和推崇使得人们在追寻美的道路上更显飘逸和洒脱，封建礼教的宗法制度无法制约人性的自由生长，继而将美学的自然风格发挥到极致。
四、魏晋南北朝美学的自然风格延续
后世有人对嵇康、阮籍等辈在艺术上的贡献虽然推崇，但是也提出他们在自然美学的造诣上不过了了，原因就是他们对于世俗虽然超脱，但也不免为世俗所困。在这个时期，唯一能称之为将美学的自然风格表达到极致的人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清静的自然环境的描写，淡然恬静的美学风格，对于世俗的不自知，对于世俗眼光的无视，对于自己所过生活的怡然自得，清雅淡然，隐士之风。由此将自然的人格与自然的审美态度联系起来成为该时期美学的重大特征之一，对自然的人格的追求與熔塑，促成了自然的美学的诞生，诞生的过程并非单纯的审美情趣的转换，而是伴随着社会变迁，人们挣脱汉魏以来儒学束缚、获得人格独立，最后终于推动文学和美学向前发展的过程。因此，不难理解后世倡举自然、摈绝名教的文学家，大多是敢于反抗或指摘儒学的人，如苏轼、严羽、李费、龚自珍等一代文坛巨擘。他们对于儒学的束缚不屑一顾，在其作品中更是摆脱了教条和程式化的要求，行文更加恣意洒脱，因此留下了纵横千古的文学名篇，这种恣意洒脱恰恰就是源自于魏晋南北朝时期。
对于魏晋南北朝美学的研究依然有其可探索和可深入性，本文中所提到的自然风格和自然美学在某种意义上只是这个时期美学的一个层面，魏晋南北朝文人的风韵、文章的风骨都蕴藏在卷册之中，等待后世之人去揭开一层层神秘的面纱。而魏晋南北朝美学的恣意挥洒，自由飘逸亦使其光耀千古。
[参 考 文 献]
[1]曾永成.“自然界的人的本质”：人本生态美学的重要理论基石[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
[2]陈望衡.自然性与文化性的统一——环境美学的新视界[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5）.
[3]盖光.文艺生态自然审美的生成性特征——以中国美学为例[J].文学前沿，2005（1）.
[4]鲁枢元.生态批评视域中“自然”的涵义[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
[5]吕逸新，盖光.中国古代诗学范畴的生命精神[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
[责任编辑 薄 刚]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自然风格；自然美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14）06-0107-03
魏晋南北朝所处时代的独特性在于它的文化美学并不掺杂过多的政权干涉，因为这两百多年的历史阶段中有无数个政权纷繁交错，自给自足的封建大地主阶级的迅速崛起，各门阀士族拥有强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新的士族子弟渐渐摆脱了汉朝遗留下来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独立的价值和意义在上层的士大夫阶层逐渐流行开来。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逐渐摆脱了汉朝铺张扬厉的风格，更加不像唐王朝那样成熟开放，而是追求一种完全独立的精神和思想的自由，不再单纯地成为统治阶级用于思想统治的工具，而具有了其独立的美学价值和意义。正是因为这种美学的独立性，才促使魏晋南北朝的美学风格和美学特征更加趋于自然本真的表达。
一、魏晋南北朝玄学与自然美学
众所周知，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美学发展首先离不开对魏晋玄学的探讨，玄学的兴起对魏晋时期及之后的美学发展带来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这也直接影响了自然美学在形成过程中渗透进了相关的玄学思想。在正式探讨自然美学形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思考以下问题，即玄学为何会产生，玄学究竟是在研究和探讨何种问题呢？
事实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动荡给知识分子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他们亟须找到一条道路来解除他们对这个社会的疑惑，对社会的失望和不断地打击推动着他们开始了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探索和追问。
在玄学的发展中，有两大争论：一是“名教”是否与“自然”相符；二是 “言”与“象” 能否“尽意”。嵇康在其著作《声无哀乐论》中指出音乐的美最根本就在其与自然相和，能够通过乐章表达自然之音。音乐本身是无法具体表达哀伤或是欢乐的情绪的，它也无法使听者产生哀伤或是欢乐的情绪。这种观点对于崇尚乐理的儒家学派无疑是一种莫大的挑战，却成为玄学的重要命题之一。在这个时期，还有王弼提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美学命题“得意忘象”，他认为，言的目的是“明象”，象的目的是“出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但手段不能高于目的，因此“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也”。
魏晋南北朝的玄学在逐渐发展过程中也不断地接纳其他宗法教派学说的影响，也在不断地丰富着它的美学系统。印度的佛学为其中的一部分。印度佛学中对于灵与肉、神与形的关系引发的辩论影响了当时的绘画界，目前，我们所说的某幅画颇为传神的“传神”一语，其实就是出自当时的印度佛语。而这里我们所说的“传神”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自然美学的一种极其抽象的表达。至今，我们在对很多绘画作品或者人物模仿的鉴赏评判过程中依然会使用到这样的词语。以此我们也能够深切地感受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美学风格的形成并非历史磨合的产物，而是充分体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族文人的高格风骨。
二、魏晋南北朝文学与自然美学
自先秦以来，中国传统的美学一直都在追求一种“纯善”，这种情怀体现在对人才的选拔和对人物的评价上尤为明显，个人的才能要往往重于这个人的外在风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美有了新的追求，对人和事物的评价加入了更多的思考，这部分思考包括对人生价值和意义，对人个性和趣味等多个方面。在对美学的探索和研究上，美学的思想不再附庸于任何一个政权、任何一个政治立场，而是拥有了独特的属性和特征，它的地位具有绝对的独立性，并且开始引导更多面的艺术门类和领域。文学算得上是这一时期表达思想最直接的途径和形式，如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谢赫的《古画品录》等。可以说，我国古代传统的文艺理论著作都产生和形成于这个时期，这是一个创造了无数美学大师的时代，这些大师将自己一生对美学的感悟与研究都凝结成一条条美学的原则流传千古。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人的社会意识也随之发生更改，人们在审美趣味上也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两汉的文赋多以张扬明丽、华丽铺叙为主，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被自由风格取代中国的古典美学在这一时期进行了转型。而这种转型，首先源自于文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和伦理观念的变化，自然的人格取代了儒学的人格，由此而来的则是自然的美学代替了雕饰的美学，人品与文品臻于和谐一致，“自然英旨”成为魏晋南北朝的重要审美范畴。这一美学思潮的转变过程，留下了耐人寻味的思想脉迹。
魏晋南北朝的美学发展主要以人物的品藻、玄学的探讨和各门文艺理论批评的建立等三个方面为主。在这里我们所说的人物品藻主要是指汉末以来通过社会各层面的评价来举荐人才的一种机制，在逐渐发展中，这种评价从只看人物的道德情操发展为对人物品性、才能、智慧、应变等各项能力的考查和評价。三国时期的思想家刘劭在其作品《人物志》中对这种根据品藻来选拔推荐人才的方式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归纳。及至晋代，门阀世族大行其道，人物品藻演变成为对人物的个性气质和风度才华的品评。在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更是将这种品评从单纯的政治层面提升到艺术审美层面。在这本书中我们能总结出了如下四点：第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物品藻已经从实用、道德的角度转到审美的角度。当时的文字对于人物的描绘也是极尽美学之能事，写王羲之是“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而对嵇康的描写更是美绝：“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其他写人物的文字也是风流溢美之词无数，并且对于容貌姣好的人物极尽推崇，但是对于容貌不堪的人物则是会对其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和抵制，如：“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第二，魏晋的士大夫阶级对于自然的美景已经超脱于单纯的道德评判，而是开始欣赏独立的山水之美了，这种美源于自然的本身。从对自然山川赞颂的“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蒸霞蔚”到《洛神赋》中对洛神的极致描绘“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力和对自然风景本身的高度赞扬。第三，从《世说新语》中我们还可以看到魏晋南北朝士人在人物品藻、自然美的欣赏以及艺术创作中，都特别强调主体要有一个审美心胸。第四，最重要的是从《世说新语》中我们可以看到，魏晋南北朝士大夫文人对于自然、人生、艺术的态度，往往表现出一种形而上的追求。这本书为之后相当长的魏晋南北朝的文艺和美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使这一时期的美学思想得到更加深刻和深层次的发展，从人物的个性、气质、天赋及心理等层面使美学的自然属性和特征更加明晰地展现出来。我们以曹丕的《典论·论文》为例，他在这本书中写道“文以气为主”，他所强调的就是一个作家所创作的作品风格，与作家本人的气质和个性是分不开的，文章所展露出的风格和所能得到的成就，主要源于作家本身。钟嵘在《诗品》一书中讲道，诗是诗人情感的表达和体现，诗的内容恰好能够表现出诗人的内心世界，表达个人的内心状态。这种表达无关政治和社会，只关乎内心。除此之外，顾恺之在绘画方面提出了“以形写神”，主张以形似来表达神韵，重在神韵的表达。同样，在书法上，有许多名家也都受到人物品藻风气的影响，主张书法讲究气韵，将自己的个体表达运于笔端，挥扬恣肆，不受框框架架的约束。审美被与个体联系起来，成为一种精神和思想的象征，使中国的美学史向前跨越了一大步。 三、魏晋南北朝宗教与美学风格
“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这句话恰好说的就是上文中的名教与自然之争，这已经不是儒家与道家的命题，更是中国整段文化史的命题了。与古希腊社会较早地打破宗法制，步入以民主和法制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形态不同，中国古代的奴隶社会乃至封建社会，保存着浓厚的氏族社会的血缘宗法关系，注重人伦关系的道德化，主张个体情志对群体意识的归附。孔子对于文艺作品的评价多持中庸的思想，大力提倡“思无邪”，他认为人的思想感情一定要合乎礼法，不可脱离道德的规范。儒家学派对人格的塑造是有一定偏执的，自然对人的审美品位和人物品藻也有一定的规范。但是道家则不然，道家崇尚自然，力主清静无为的生活信条，希望人能够在一种自由无束缚的环境下享受自然带来的愉悦。儒道两家的学说各有道理，其美学的境界也是各有千秋，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两种美学观念也是此消彼长，共同发展。人的社会性会直接引导人类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实践，建立新的社会关系，在这个演变过程中人的审美意识也就随之发生改变。当社会的主体发生改变之后，与之相应的观念也将发生更改，思想上的更改势必会影响人们的审美趋势朝着相应的方向进行演化。在三国时期，魏国雕饰与自然的美学思潮的互为消长，便反映了这一点。
继秦王朝之后，汉朝在更高的形态上完成封建大一统的历史任务。在这个农业宗法制社会内部，提倡亲慈仁孝的儒学对于巩固社会秩序、维系人心无疑起到了润滑作用。文人们被董仲舒的三纲五常和东汉班固的三纲六纪捆缚，思想上被束缚，人格追求的绪绅礼法化，从而最终导致文学作品的政教化。汉代诗学纲领《毛诗序》提“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创作思想，它的具体任务通过“美刺”而显现。所谓“美”，就是“美盛德之形容”，即讴歌王道之治。《文心雕龙·时序篇》云：“逮孝武崇儒，润色鸿业，礼乐争辉，辞藻竞骛。”由于赋家迎合帝王好大喜功的心理，因此，赋作宏衍巨丽，铺张扬厉，形成错采镂金的美学风格。所谓“刺”，也就是“主文而诱谏”，“吟咏情性以风其上”，通过作诗讽谏帝王的过失。为了既规劝人主而又不撄其尊严，两汉赋家划意造制。据说扬雄为了作赋还大病一场，原来，此人为作赋歹意殚精竭虑，有次竟梦到自己肠子都流了出来，这哪里是在创作，简直是在伤身害性！两汉文人创作之所以出现这些现象，追本溯源，与文人地位的卑下和人格的不完善密切相关。在汉大一统帝国里，“固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在思想观念上，又受着“发乎情止乎礼义”科条的束缚，不能放开胆子去写。由于这两个因素的影响，作者的创作往往扭曲本意，投合君主所好或附迎时尚，构成有汉一代文风绮靡而性灵贫乏的文学特征。而在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文人对于道家道骨仙风的追寻和推崇使得人们在追寻美的道路上更显飘逸和洒脱，封建礼教的宗法制度无法制约人性的自由生长，继而将美学的自然风格发挥到极致。
四、魏晋南北朝美学的自然风格延续
后世有人对嵇康、阮籍等辈在艺术上的贡献虽然推崇，但是也提出他们在自然美学的造诣上不过了了，原因就是他们对于世俗虽然超脱，但也不免为世俗所困。在这个时期，唯一能称之为将美学的自然风格表达到极致的人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清静的自然环境的描写，淡然恬静的美学风格，对于世俗的不自知，对于世俗眼光的无视，对于自己所过生活的怡然自得，清雅淡然，隐士之风。由此将自然的人格与自然的审美态度联系起来成为该时期美学的重大特征之一，对自然的人格的追求與熔塑，促成了自然的美学的诞生，诞生的过程并非单纯的审美情趣的转换，而是伴随着社会变迁，人们挣脱汉魏以来儒学束缚、获得人格独立，最后终于推动文学和美学向前发展的过程。因此，不难理解后世倡举自然、摈绝名教的文学家，大多是敢于反抗或指摘儒学的人，如苏轼、严羽、李费、龚自珍等一代文坛巨擘。他们对于儒学的束缚不屑一顾，在其作品中更是摆脱了教条和程式化的要求，行文更加恣意洒脱，因此留下了纵横千古的文学名篇，这种恣意洒脱恰恰就是源自于魏晋南北朝时期。
对于魏晋南北朝美学的研究依然有其可探索和可深入性，本文中所提到的自然风格和自然美学在某种意义上只是这个时期美学的一个层面，魏晋南北朝文人的风韵、文章的风骨都蕴藏在卷册之中，等待后世之人去揭开一层层神秘的面纱。而魏晋南北朝美学的恣意挥洒，自由飘逸亦使其光耀千古。
[参 考 文 献]
[1]曾永成.“自然界的人的本质”：人本生态美学的重要理论基石[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
[2]陈望衡.自然性与文化性的统一——环境美学的新视界[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5）.
[3]盖光.文艺生态自然审美的生成性特征——以中国美学为例[J].文学前沿，2005（1）.
[4]鲁枢元.生态批评视域中“自然”的涵义[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
[5]吕逸新，盖光.中国古代诗学范畴的生命精神[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
[责任编辑 薄 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