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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乡土文学兴起，沈从文继承了以风土人情为特征的乡土表达，在《萧萧》中也提出了对于民族和文化的双重反思。贾平凹有相当多的农村题材的作品而《高老庄》中反映的“种的退化”与《萧萧》的文化反思有相似之处。
关键词：乡土；地方性；文化反思
作者简介：杜倩（1997.4-），女，汉族，陕西咸阳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0-0-02
《萧萧》写于1929年，对于二三十年代兴起的乡土文学有相当的学习和借鉴，形成了沈从文自身的创作风格，而《高老庄》则是接续了乡土文学在新时期的表达。
一、百年乡土，文脉传承——乡土文学的界定与发展
一文杨瑞仁在《从世界乡土文学的缘起谈沈从文的文学地位》中提出：“法国的卢梭是乡土文学创作的先驱，其后英国诗人华兹华斯和法国女作家乔治·桑用分别用诗和小说先后创作出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乡土文学作品，确立了乡土文学创作，不妨戏称他们为‘乡土文学之父’和‘乡土文学之母’。由此可知，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乡土文学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欧洲逐渐形成，距今已有200来年历史。”而中国的乡土文学则是在20世纪20-30年代兴起的，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皆认为鲁迅是开山鼻祖，但其概念的最早提出者却是周作人。周作人翻译匈牙利作家育凯摩尔（又译约卡伊·莫尔）的《黄蔷薇》时说：“此书体式取法于牧歌，描写乡村生活，自然景物，虽运用理想，而不离现实，实为近世乡土文学之作。”鲁迅是乡土文学最早的实践者，《阿Q正传》、《风波》、《故乡》、《社戏》、《祝福》等正是鲁迅乡土小说的代表作。这些作品都是将焦点集中在浙江的农村，从知识分子的视角观照乡村的生活，通过对于陈风陋习和落后黑暗的揭露完成作者对于国民性的批判。
沈从文在《沈从文小说集题记》中明确表示：“当时由鲁迅先生起始以乡村回忆做题材的小说正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我学习用笔，因之获得不少的勇气和信心。”可见，鲁迅的乡土小说创作启迪和影响了沈从文的文学写作。《边城》、《萧萧》、《夫妇》、《三三》、《长河》这些直接以湘西农村为背景、以乡村生活为题材的创作自不必说，《如蕤》、《八骏图》等以城市生活为背景的小说，实际是通过讽刺城市生活的虚伪无力和城市人的病态羸弱来表现乡村纯粹和生命力。
有论者认为，沈从文在接受鲁迅的影响而成为卓越的乡土文学大师后，他也以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影响了大批后学，诸如汪曾祺、孙梨，甚至当代的古华、韩少功、李杭育、贾平凹，尤其是湘西本土作家如孙建忠、蔡测海、向启军、彭世贵、柳从梦等等（刘成《论沈从文的乡土文学创作理想和创作意识》）。贾平凹创作的核心也是围绕着商州和西安的農村，在他的早期创作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商州》、《正月.腊月》、《小月前本》等小说是以反映农村尤其是商州地区农村改革社会新变为主题的。《高兴》、《土门》、《废都》等或是反映农村人在城市的不恰适，或是表现城市发展和市场经济对乡村的蚕食，或是表现城市生活的虚伪丑陋，这些作品无不是作者在乡村视角下或者说是游离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一种表达。所以将沈从文和贾平凹同纳入到乡土文学这个范围里观照也是十分自然而有意义的事了。
二、乡土文学视角下的《萧萧》与《高老庄》
（一）题材和语言——地方性
正如上文所提到，沈从文和贾平凹都有着相当数量的乡村题材作品，《萧萧》讲述的是生活在湘西闭塞的乡村的童养媳——萧萧的故事。萧萧自幼父母双亡，寄居在忠厚的伯父家里，十二岁嫁给了尚在襁褓中的丈夫，她活泼天真、灵动可爱，随着萧萧一天天长大，青春期的懵懂和性意识的萌动促使她在帮工花狗的诱惑下“成了妇人”并且怀上了孩子，萧萧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和花狗的事也渐渐暴露，最终落了个“被发送”的下场，因为还有人娶她，萧萧便一直和婆家生活在一起，还为小丈夫生了孩子，小说结尾便是她的二儿子娶媳妇的场景。《高老庄》描写的是在省城西安读书工作多年的高子路在其父过三周年纪念时携妻西夏同回老家——高老庄三个月发生的事情。高老庄是一个在西安附近山中的一个偏僻闭塞的农村，庄内的男人身材矮小丑陋，也多只在家乡务农，少有走出大山的能力和魄力，而主人公高子路却是一名在高校任职的教授，研究古代汉语，颇有声望，他的回乡自然引起了一番轰动。回乡的这三个月，不仅交代了高老庄青年一代和老年一代的人物关系和两代人的差异，还从他的转变和他的妻子对高老庄的观察和体验上体现高老庄人、农村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这期间发生了诸多大事，如子路父亲过三周年祭、法国人来检查葡萄酒厂、筑塔、打砸地板厂等。小说表现的人物除了西夏和地板厂厂长王文龙都是基本都是土生土长的高老庄人，尤其是高子路——一个离开农村又归来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情爱、处事、生活是小说表达的中心，故而就论题材和《萧萧》一样，《高老庄》是将视点集中在与湘西农村同样闭塞的一个山中村落，都属于乡村题材的作品。
沈从文回到了湘西，贾平凹也回到了商州山村，他们叙述的语言表达和语言风格自然带着各自乡野的不同味道。《萧萧》当中有很多方言的表达，比如“花狗大”，“大”是哥哥的意思。而《高老庄》中陕西方言是无处不在，“弹嫌”、“失塌”、“稀”等等，有趣的是两个作品当中都出现了民俗音乐的形式，比如《萧萧》中唱山歌，“天上起云云起花，包谷林里种豆荚， 豆荚缠坏包谷树，娇妹缠坏后生家。天上起云云重云，地下埋坟坟重坟，娇妹洗碗碗重碗，娇妹床上人重人。”《高老庄》中迷胡叔唱丑丑花鼓。《萧萧》和《高老庄》不仅表现了湘西和商州不同的方言形式，还展现了沈从文、贾平凹不同的语言风格。《萧萧》就像萧萧一样清纯动人，文字清新隽永、灵动平实。而贾平凹的语言风格则大胆粗砺得多，表达直白露骨、泼辣爽利。这也是不同的水土赋予创作者不同的地方性的表达。 （二）背景和主题——文化反思
《萧萧》完成于1929年，这一时期是中国向西方学习，进行现代化探索的时期。无论是在经济上、文化上还是政治上都体现了不同于传统中国的社会气象。中国建立了民主共和制，提倡民主与自由，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传播新思想，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这是一个资本化和城市化的时期。这时的沈从文——这个“乡下人”却面临着城市生活的种种无聊和恶俗，憧憬着内心那个纯粹而自然的湘西世界，他写下了《萧萧》这个富有人性美又充满希望的故事。
沈从文对《萧萧》的态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1929年文本的结尾是：“这儿子名叫牛儿。牛儿十二岁时也接了亲，媳妇年长六岁。媳妇年纪大，才能诸事作帮手，对家中有帮助。唢呐吹到门前时，新娘在轿中呜呜地哭着，忙坏了那个祖父曾祖父。这一天，萧萧抱了自己新生的月毛毛，却在屋前榆蜡树篱笆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沈从文在1934年改写了结尾：“……小毛毛哭了，唱歌一般地哄着他：“哪，毛毛，看，花轿来了。看，新娘子穿花衣，好体面！不许闹，不讲道理不成的！不讲理我要生气的！看看，女学生也来了！明天长大了，我们讨个女学生媳妇。”沈从文全集中又使用了1929年版本的结尾。沈从文为什么要改写《萧萧》的结尾？这其中又隐含了作者怎样的思想表达？1934年也就是沈从文重回湘西而写作《湘行散记》之时，他看到了湘西人民尤其是少数民族人民悲惨的生活实际，沈从文以往对于纯粹的湘西世界的期许破灭了，他发现了乡村自身的不足和缺陷，“当他失望于现代物质文明浸染下的都市人的人性异化失落，试图用体现了中国人天人合一社会理想的‘湘西世界’来抵御现代物质文明对人的生命异化时，却发现，原来自己深爱的精神家园‘湘西世界’也有着自身的先天不足，因而对家乡人们的生存境遇就越发忧虑。”对于乡村的精神是否能够担得起改造城市弊病的重任产生了怀疑。故而改写了29年的结尾。
《高老庄》写于1998年，正是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的时候，城市化和市场经济正悄然改变着延续了数千年的乡土生活。有人认为《高老庄》就是《废都》里的庄之蝶从城市出走到此。这正揭示了《高老庄》表达的主题。《高老庄》将视角转回乡村，却发现农村有着和城市一样无法克服的缺陷。高子路这个重回乡村的知识分子，他并不和鲁迅笔下重回故乡的知识分子一样，批判乡村的落后和腐朽，充当一个“启蒙者”，而是作为乡村劣根的牺牲，迅速被周围和环境和弱化的生命力所同化。他会在饭后不自觉地舔碗、当众放屁也不在意、和晨堂一起赖账、身上渐渐有了体味。回到高老庄，子路渐渐变成了高老庄的子路，他不仅身材矮小而且心理怯懦，例如：去派出所为晨堂说情时子路要西夏陪他一起去，西夏说：“一个所长，有什么害怕的，在城里啥事都让我出头，回到高老庄你还是这样！”子路身材矮小，却自豪于纯种的汉族人，他坦白娶身材高大的西夏就是为了“改种”，可见其自私偏狭。贾平凹通过高子路表达的是像高老庄这样的千千万万个乡村像一潭死水一样，不仅难有新鲜的生命力，更是在长期固化的传统中，孕育和传承者污秽的人性；这千千万万的村庄不仅像一潭死水，还像一座堡垒，难以攻破，在其微妙的平衡中进行一代又一代的延续。贾平凹颠覆了城市又打破了乡村。在这个意义上，沈从文和贾平凹有着一定的同一性——对于乡村的失落和更深刻的文化反思。
（三）被悬置的作者
“乡土的文化蕴涵应该指向‘故乡’（而非单纯的乡村），而对比意义下的异质性文化因素才是乡土文学之核心。这种异质性文化因素足以引发作者的‘乡愁’，‘乡愁’的指向固然与某一特定的地域相联系，我们习惯于称之为‘乡土’，只是这个乡土可以是乡村，并不必一定是乡村，可以是作者真实的故乡，也可能只是作者的文字故乡。”写作《萧萧》沈从文已经在城市生活多年，贾平凹也是如此，“乡下人”或者“城里人”的心理界限对他们而言已经不那么清晰，他们既不属于乡下人，也不为城市所容纳，这种被悬置的尴尬处境是作品的隐含情绪。实际上，不论是《高老庄》还是《萧萧》作者已经不再是化身与文本当中，作者所指向的对象也不仅仅是高老庄或者湘西，甚至也不是农村，而是作者心中所眷恋的精神家园，这个精神家园不是实体的，甚至是不可能存在于現实中的，它是作者的想象和期盼而形成。
相似的城市化背景是《萧萧》和《高老庄》进行文化探索的共同原因。作者在城市和乡村中身份和视角的转换促成了他们对于人生活方式和精神出路的思考，这正是寄托在作品当中的时代的文化精神。
参考文献：
[1]杨瑞仁.《从世界乡土文学的缘起谈沈从文的文学地位》[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11月，第 27 卷第 6 期
[2]周作人.炭画与黄蔷薇[A].知堂回想录[C].香港：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80. 第239页- 第240页。
[3]沈从文.《沈从文小说集题记》时代文艺出版社[M].2009年.
关键词：乡土；地方性；文化反思
作者简介：杜倩（1997.4-），女，汉族，陕西咸阳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0-0-02
《萧萧》写于1929年，对于二三十年代兴起的乡土文学有相当的学习和借鉴，形成了沈从文自身的创作风格，而《高老庄》则是接续了乡土文学在新时期的表达。
一、百年乡土，文脉传承——乡土文学的界定与发展
一文杨瑞仁在《从世界乡土文学的缘起谈沈从文的文学地位》中提出：“法国的卢梭是乡土文学创作的先驱，其后英国诗人华兹华斯和法国女作家乔治·桑用分别用诗和小说先后创作出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乡土文学作品，确立了乡土文学创作，不妨戏称他们为‘乡土文学之父’和‘乡土文学之母’。由此可知，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乡土文学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欧洲逐渐形成，距今已有200来年历史。”而中国的乡土文学则是在20世纪20-30年代兴起的，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皆认为鲁迅是开山鼻祖，但其概念的最早提出者却是周作人。周作人翻译匈牙利作家育凯摩尔（又译约卡伊·莫尔）的《黄蔷薇》时说：“此书体式取法于牧歌，描写乡村生活，自然景物，虽运用理想，而不离现实，实为近世乡土文学之作。”鲁迅是乡土文学最早的实践者，《阿Q正传》、《风波》、《故乡》、《社戏》、《祝福》等正是鲁迅乡土小说的代表作。这些作品都是将焦点集中在浙江的农村，从知识分子的视角观照乡村的生活，通过对于陈风陋习和落后黑暗的揭露完成作者对于国民性的批判。
沈从文在《沈从文小说集题记》中明确表示：“当时由鲁迅先生起始以乡村回忆做题材的小说正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我学习用笔，因之获得不少的勇气和信心。”可见，鲁迅的乡土小说创作启迪和影响了沈从文的文学写作。《边城》、《萧萧》、《夫妇》、《三三》、《长河》这些直接以湘西农村为背景、以乡村生活为题材的创作自不必说，《如蕤》、《八骏图》等以城市生活为背景的小说，实际是通过讽刺城市生活的虚伪无力和城市人的病态羸弱来表现乡村纯粹和生命力。
有论者认为，沈从文在接受鲁迅的影响而成为卓越的乡土文学大师后，他也以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影响了大批后学，诸如汪曾祺、孙梨，甚至当代的古华、韩少功、李杭育、贾平凹，尤其是湘西本土作家如孙建忠、蔡测海、向启军、彭世贵、柳从梦等等（刘成《论沈从文的乡土文学创作理想和创作意识》）。贾平凹创作的核心也是围绕着商州和西安的農村，在他的早期创作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商州》、《正月.腊月》、《小月前本》等小说是以反映农村尤其是商州地区农村改革社会新变为主题的。《高兴》、《土门》、《废都》等或是反映农村人在城市的不恰适，或是表现城市发展和市场经济对乡村的蚕食，或是表现城市生活的虚伪丑陋，这些作品无不是作者在乡村视角下或者说是游离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一种表达。所以将沈从文和贾平凹同纳入到乡土文学这个范围里观照也是十分自然而有意义的事了。
二、乡土文学视角下的《萧萧》与《高老庄》
（一）题材和语言——地方性
正如上文所提到，沈从文和贾平凹都有着相当数量的乡村题材作品，《萧萧》讲述的是生活在湘西闭塞的乡村的童养媳——萧萧的故事。萧萧自幼父母双亡，寄居在忠厚的伯父家里，十二岁嫁给了尚在襁褓中的丈夫，她活泼天真、灵动可爱，随着萧萧一天天长大，青春期的懵懂和性意识的萌动促使她在帮工花狗的诱惑下“成了妇人”并且怀上了孩子，萧萧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和花狗的事也渐渐暴露，最终落了个“被发送”的下场，因为还有人娶她，萧萧便一直和婆家生活在一起，还为小丈夫生了孩子，小说结尾便是她的二儿子娶媳妇的场景。《高老庄》描写的是在省城西安读书工作多年的高子路在其父过三周年纪念时携妻西夏同回老家——高老庄三个月发生的事情。高老庄是一个在西安附近山中的一个偏僻闭塞的农村，庄内的男人身材矮小丑陋，也多只在家乡务农，少有走出大山的能力和魄力，而主人公高子路却是一名在高校任职的教授，研究古代汉语，颇有声望，他的回乡自然引起了一番轰动。回乡的这三个月，不仅交代了高老庄青年一代和老年一代的人物关系和两代人的差异，还从他的转变和他的妻子对高老庄的观察和体验上体现高老庄人、农村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这期间发生了诸多大事，如子路父亲过三周年祭、法国人来检查葡萄酒厂、筑塔、打砸地板厂等。小说表现的人物除了西夏和地板厂厂长王文龙都是基本都是土生土长的高老庄人，尤其是高子路——一个离开农村又归来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情爱、处事、生活是小说表达的中心，故而就论题材和《萧萧》一样，《高老庄》是将视点集中在与湘西农村同样闭塞的一个山中村落，都属于乡村题材的作品。
沈从文回到了湘西，贾平凹也回到了商州山村，他们叙述的语言表达和语言风格自然带着各自乡野的不同味道。《萧萧》当中有很多方言的表达，比如“花狗大”，“大”是哥哥的意思。而《高老庄》中陕西方言是无处不在，“弹嫌”、“失塌”、“稀”等等，有趣的是两个作品当中都出现了民俗音乐的形式，比如《萧萧》中唱山歌，“天上起云云起花，包谷林里种豆荚， 豆荚缠坏包谷树，娇妹缠坏后生家。天上起云云重云，地下埋坟坟重坟，娇妹洗碗碗重碗，娇妹床上人重人。”《高老庄》中迷胡叔唱丑丑花鼓。《萧萧》和《高老庄》不仅表现了湘西和商州不同的方言形式，还展现了沈从文、贾平凹不同的语言风格。《萧萧》就像萧萧一样清纯动人，文字清新隽永、灵动平实。而贾平凹的语言风格则大胆粗砺得多，表达直白露骨、泼辣爽利。这也是不同的水土赋予创作者不同的地方性的表达。 （二）背景和主题——文化反思
《萧萧》完成于1929年，这一时期是中国向西方学习，进行现代化探索的时期。无论是在经济上、文化上还是政治上都体现了不同于传统中国的社会气象。中国建立了民主共和制，提倡民主与自由，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传播新思想，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这是一个资本化和城市化的时期。这时的沈从文——这个“乡下人”却面临着城市生活的种种无聊和恶俗，憧憬着内心那个纯粹而自然的湘西世界，他写下了《萧萧》这个富有人性美又充满希望的故事。
沈从文对《萧萧》的态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1929年文本的结尾是：“这儿子名叫牛儿。牛儿十二岁时也接了亲，媳妇年长六岁。媳妇年纪大，才能诸事作帮手，对家中有帮助。唢呐吹到门前时，新娘在轿中呜呜地哭着，忙坏了那个祖父曾祖父。这一天，萧萧抱了自己新生的月毛毛，却在屋前榆蜡树篱笆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沈从文在1934年改写了结尾：“……小毛毛哭了，唱歌一般地哄着他：“哪，毛毛，看，花轿来了。看，新娘子穿花衣，好体面！不许闹，不讲道理不成的！不讲理我要生气的！看看，女学生也来了！明天长大了，我们讨个女学生媳妇。”沈从文全集中又使用了1929年版本的结尾。沈从文为什么要改写《萧萧》的结尾？这其中又隐含了作者怎样的思想表达？1934年也就是沈从文重回湘西而写作《湘行散记》之时，他看到了湘西人民尤其是少数民族人民悲惨的生活实际，沈从文以往对于纯粹的湘西世界的期许破灭了，他发现了乡村自身的不足和缺陷，“当他失望于现代物质文明浸染下的都市人的人性异化失落，试图用体现了中国人天人合一社会理想的‘湘西世界’来抵御现代物质文明对人的生命异化时，却发现，原来自己深爱的精神家园‘湘西世界’也有着自身的先天不足，因而对家乡人们的生存境遇就越发忧虑。”对于乡村的精神是否能够担得起改造城市弊病的重任产生了怀疑。故而改写了29年的结尾。
《高老庄》写于1998年，正是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的时候，城市化和市场经济正悄然改变着延续了数千年的乡土生活。有人认为《高老庄》就是《废都》里的庄之蝶从城市出走到此。这正揭示了《高老庄》表达的主题。《高老庄》将视角转回乡村，却发现农村有着和城市一样无法克服的缺陷。高子路这个重回乡村的知识分子，他并不和鲁迅笔下重回故乡的知识分子一样，批判乡村的落后和腐朽，充当一个“启蒙者”，而是作为乡村劣根的牺牲，迅速被周围和环境和弱化的生命力所同化。他会在饭后不自觉地舔碗、当众放屁也不在意、和晨堂一起赖账、身上渐渐有了体味。回到高老庄，子路渐渐变成了高老庄的子路，他不仅身材矮小而且心理怯懦，例如：去派出所为晨堂说情时子路要西夏陪他一起去，西夏说：“一个所长，有什么害怕的，在城里啥事都让我出头，回到高老庄你还是这样！”子路身材矮小，却自豪于纯种的汉族人，他坦白娶身材高大的西夏就是为了“改种”，可见其自私偏狭。贾平凹通过高子路表达的是像高老庄这样的千千万万个乡村像一潭死水一样，不仅难有新鲜的生命力，更是在长期固化的传统中，孕育和传承者污秽的人性；这千千万万的村庄不仅像一潭死水，还像一座堡垒，难以攻破，在其微妙的平衡中进行一代又一代的延续。贾平凹颠覆了城市又打破了乡村。在这个意义上，沈从文和贾平凹有着一定的同一性——对于乡村的失落和更深刻的文化反思。
（三）被悬置的作者
“乡土的文化蕴涵应该指向‘故乡’（而非单纯的乡村），而对比意义下的异质性文化因素才是乡土文学之核心。这种异质性文化因素足以引发作者的‘乡愁’，‘乡愁’的指向固然与某一特定的地域相联系，我们习惯于称之为‘乡土’，只是这个乡土可以是乡村，并不必一定是乡村，可以是作者真实的故乡，也可能只是作者的文字故乡。”写作《萧萧》沈从文已经在城市生活多年，贾平凹也是如此，“乡下人”或者“城里人”的心理界限对他们而言已经不那么清晰，他们既不属于乡下人，也不为城市所容纳，这种被悬置的尴尬处境是作品的隐含情绪。实际上，不论是《高老庄》还是《萧萧》作者已经不再是化身与文本当中，作者所指向的对象也不仅仅是高老庄或者湘西，甚至也不是农村，而是作者心中所眷恋的精神家园，这个精神家园不是实体的，甚至是不可能存在于現实中的，它是作者的想象和期盼而形成。
相似的城市化背景是《萧萧》和《高老庄》进行文化探索的共同原因。作者在城市和乡村中身份和视角的转换促成了他们对于人生活方式和精神出路的思考，这正是寄托在作品当中的时代的文化精神。
参考文献：
[1]杨瑞仁.《从世界乡土文学的缘起谈沈从文的文学地位》[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11月，第 27 卷第 6 期
[2]周作人.炭画与黄蔷薇[A].知堂回想录[C].香港：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80. 第239页- 第240页。
[3]沈从文.《沈从文小说集题记》时代文艺出版社[M].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