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之下的“闲”，并不意味着闲散，而是闲适、悠闲。它意味着减缓一个民族只追求经济发展的精神焦虑，意味着传统文化、传统手工业的复兴，意味着文化创造力的提升，意味着生活的情调，也意味着生命的格局……
　　黄渤的“日子好悠闲”与国人梦想
　　2014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黄渤身穿工服样式的蓝色连体裤，用每段末尾略带方言的语调唱了一首《我的要求不算高》：“80平米的小窝，还有一个温柔的老婆，孩子能顺利上大学，每天上下班很畅通，天天去户外做运动，看蔚蓝的天空。我能挣钱，还有时间，去巴黎、纽约、阿尔卑斯山，我逛商场，我滑雪山，这样的日子好悠闲……”
　　“黄渤一人之表演，折射出整个时代之精神。”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赵宁宇在《轻电影与类型化表演》里写道。黄渤的这首歌温柔的唱出了当下中国人美好的愿望：“这就是我的中国梦，它很小也很普通，我不求变成龙和凤，我只想活在幸福中。”
　　电影导演查尔琳的短片《我忘了我的手机》，2013年在视频网络上引发病毒式传播，激发了一系列讨论。不过，让人“喷饭”的是，很多人是拿着手机看这部片子。
　　综观我们国家这些年的经济发展，一直是快速的。快速之下，我们的生活却又充满了各种紧张：我们拥有了豪车却忘了交通工具应为生活提供便利、走到风景更远处，购买反而成为困住我们生命的目标；我们的存款日渐丰厚，却付出了一部分青山绿水，失去了过更轻松惬意生活的机会，忙于竞争和攀比；手机让通讯更方便，我们却变成智能机过度依赖症患者……
　　难道技术发明出来不是为了让人类生活得更便捷吗？难道经济发展不是为了更好的享受美好生活？
　　经济的数字只是“看上去很美”的表象。快速发展是一个国家朝气蓬勃的势头，常态发展才是一个国家最美好的生活未来。
　　用“无事之事”治愈时代焦虑
　　美国经济学巨匠凡勃仑是一位另类的思想家，他在著作《有闲阶级论》中把人按“闲暇”来分类，分成有闲阶级和无闲阶级。
　　按照他的理论，“闲”是人类解决物质需求之后的精神追求，人类有意识的自觉的放缓脚步，比如文化世家里的吃穿用度、衣食住行、雅玩雅好甚至琴棋书画都是其中的元素。
　　英国的贵族世家一直秉持这样的理论，满足需求之后的赚钱是耻辱。文化的作用在于对人类低级欲望的克制，而克制了需求之后的闲暇便滋生了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它代表着最精致的生活方式和精神追求。
　　从诗词歌赋到书法收藏，从孔子“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闲情逸致”到关于人的容貌、风度、个性的汉末清谈，从谢灵运、陶渊明的山水诗到白居易提出的闲适诗。闲逸自古以来，就是文人们创作灵感的重要来源。
　　“新常态”提倡的闲适首先是一种生活情调。从北欧漫长的冬夜围着小火炉滋生出来的安徒生童话到细工出慢活的瑞士手表，在欧洲，咖啡馆、小酒馆、无聊的星期天……那些散淡的下午、酗酒的夜晚、炉火旁寂寞的深夜、女主人缓缓开启的文化沙龙，时光催生着艺术的火花，无事的人们，成就了他们的艺术王国……
　　“闲”是一种创新创造。伏尔泰、毕加索、海明威、福楼拜、乔伊斯，无数文艺巨星在这里升起。莫奈和他的荷花池，雷诺阿和他的阳台、披巾与茶，凡高和他的椅子、烟斗以及酒，劳特累克和他的红磨坊……这些伟大作品中的诞生，其实都源于质朴、简单生活里的灵感。
　　“闲”出来的生产力
　　德国人一年工作187天，休息178天。其中双休日102天，再加40多天的带薪假，还有20多天假期为圣诞节、万圣节、复活节。
　　德国是在养懒汉吗？答案恰恰相反。德国的经济非常健全，并不受目前欧债危机的影响，发展走向体系化：第一，不靠盲目的高速；第二，不玩金融衍生产品；第三，不靠旅游；第四，不靠房地产。那靠什么？靠高端工业品生产制造和出口。所以它的经济被定义成世界上最健全的经济。
　　闲是一种态度，一种对生活的领悟。曹雪芹家道中落之后依旧保持着弹琴写作的习惯，讲究一只茶杯的用途；竹林七贤避世隐居，也放不下夜宴游园、玩药弄香的雅好。
　　有钱不等同于有闲，常见我们时代的著名企业家在电视新闻里称：“一天休息时间不到三小时。”闲是一种生命格局，一种人生境界。
　　哲人们的飘然、慨然，震动东西方数千年，擎起了两大文明的大旗。于是，闲适文化生根发芽，生命的闲适，思想的闲适，成为人类永恒的追逐。
　　在前往时代中央舞台的路途中，名气大不一定代表才华高、财富多不一定代表活得好、学识高不一定代表不会精神空虚，多数人称颂不一定代表价值大——他们活得像一部成功学，未必就懂得什么是幸福；他们活得像一句广告，但未必就是真实的自己。
　　快速发展的大局，曾把很多人裹挟其中——你被胁迫着去追求表面化的成功，何不去享受生命的真谛和自然的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