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梦
　　
　　“我爸爸80岁的时候，常常念叨‘人生如梦，人生如梦’，我那时候也有30多岁了，但对父亲的念叨完全没有感觉。”曹禺之女万方说，如今距离1996年父亲去世又过了10余年，她才越发理解父亲所说的“梦”的感觉，“就像我家附近有条美食街，夜晚霓虹闪烁，我每次经过那条街，都觉得万物众生仿佛都在一只大碗里，这碗就是人生舞台——真实又虚幻。”
　　万方对人生的感悟，其实很多都与父亲有关——他的思想、他的性情、他的经历，都在潜移默化间影响着她。
　　“我和他从没有过对立，一丝一毫都没有，他一直是我崇拜的人。”如今回忆往事，万方感慨道，“‘文革’把我父亲彻底打碎了，但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时代的轮子滚滚向前，把一代知识分子彻底碾碎。”万方觉得，像沈从文、钱钟书等老先生，都一样被时代碾碎了。
　　“‘文革’那几年，大冬天，一帮人就冲进我家里来，说：‘曹禺，跟我们走！’我父亲就必须跟他们走。我们动都不敢动，稍一动弹，红卫兵“啪”一鞭子就抽过来。”万方回忆道，“‘文革’后我爸很快恢复了名誉，又是院长、又是主席，但这对他是另外一种摧毁。他晚年的痛苦在于想写，却怎么也写不出来。他不知道怎么写好了。老觉得，这么写对吗？这么写行吗？他的脑子已经不自由了。”万方回忆说。
　　曹禺最著名的话剧作品《雷雨》写成于23岁，其他几个最好的作品《日出》、《北京人》、《原野》也均写成于中青年时期。晚年时，曹禺几乎完全不推辞外界活动——上午一个活动、下午一个活动，晚上还要观摩看戏，日日如此。每天回家后，曹禺已是筋疲力尽，根本不可能写作。
　　“他写不出东西，可又希望自己对社会有用。经过‘文革’，他不敢对外面真诚，经常说违心的话，比如出去看戏之后，不好的戏也说好。”万方说。
　　万方记得，有天夜里，她睡在父亲隔壁，曹禺突然大叫：“小方子！我要跳下去！我为什么要这样活着，每天用嘴活着！这样活着有什么意义！我要做一个新人，忘掉过去的荒诞和疑虑，我要沉默，我要往生活的深处钻，用脚踩出我的生活，用手写真实的人生。托尔斯泰那么大岁数还要离家出走，我也要走！”可第二天早晨，曹禺又嘲笑自己，“就我，还想成托尔斯泰呢！”
　　那段时间，曹禺枕边总放着一本《托尔斯泰评传》。有时，他看着看着突然一撒手，大声说：“我就是惭愧啊！我要写出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干。”
　　万方记得，那时有一封对父亲的“批评信”来自巴金，巴金在信中写道：“你一定要写，你的心里是有宝贝的，一定要写出来，不要带走。”可惜的是，晚年一心想要写出“大东西”的曹禺，最终没能再写出一个完整的作品。
　　
　　不止一个女人
　　
　　近些年，万方一直想写一本特殊的书——关于父亲的婚姻：“我有一些父亲上世纪40年代写给母亲的情书，其实那个时候我母亲是一个第三者，这个事情曾经让我特别困惑。但是到了今天，我自己写了这么多东西，应该说这一切我挺清楚了。”
　　曹禺一生中有过三任夫人，第一任夫人郑秀，第三任夫人李玉茹，万方的母亲方瑞是第二任夫人。上世纪40年代，曹禺与方瑞在国立剧专相识后迅速坠入爱河。
　　最近，万方把父母恋爱时候的情书一字一句敲到自己的电脑里：“那些40年代的钢笔字已经快看不出来了。我爸的字真是只有我能认，小极了，写在软软的长条宣纸上，竖着写，像小蚂蚁一样，细细密密的。我打这些字的时候很感慨，我妈妈还是幸福过的。她拥有过那样的爱情，我爸对她就是整个世界。‘文革’的时候，很多夫妻都离婚了。我爸关在牛棚里，我们又都下乡插队了，我妈自己去看我爸。所以，我爸晚年常常对我说，别看你妈妈表面很柔弱，但她心里是很硬的。我最近才忽然想到，这些情书保留下来很不容易，‘文革’的时候都没有烧掉，可见我妈妈是多么珍惜爸爸写给她的只言片语。”
　　“这之前，我爸跟他第一位夫人郑秀的不合适是众所周知的。吴祖光就说过，我爸当时追求郑秀追晕了头，‘我很奇怪，他们俩怎么会走到一起？’但情感问题很难说清。有一次，我爸坐在茶馆里看我妈给他写的信，被郑秀看见了，就跟他抢，在茶馆里大闹一场。我爸跟我说过，那之后，他对郑秀的心彻底死了。”万方回忆道。
　　1946年曹禺赴美讲学期间，郑秀带着两个女儿由重庆回到南京。曹禺曾经在美国给郑秀写信正式提出离婚要求，郑秀没有同意。从美国归来后，曹禺又一再要求离婚，还是没有结果，他与方瑞之间就只能保持名不正言不顺的同居关系。
　　1950年初，郑秀从福州调到北京，曹禺又一次提出离婚。郑秀要曹禺拿出500元钱的补偿金才答应离婚，这在当时称得上是一笔巨款，而曹禺又实在没有这笔钱，离婚再一次陷入僵局。当周恩来了解到这件事后，当即表示拨款帮助曹禺解决人生难题。
　　
　　他不是斗士，是天生的悲观主义者
　　
　　曹禺原名万家宝，出生于1910年9月24日。万家宝这个名字来自他的祖母，象征这个孙子是万家之宝、大吉大利。不幸的是，曹禺的母亲在生下他三天之后生病身亡。母亲的亡故给曹禺的一生埋下了孤獨的伏笔，直到他进入耄耋之年还常常说：“我从小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心灵上是十分孤单而寂寞的。”
　　万方说，父亲曹禺是一个天生的悲观主义者：“他十几岁的时候，我爷爷在宣化做镇守使。城墙上都是荒草，听到号声，他觉得特别凄凉，就会流眼泪。他对人生的悲哀、悲凉非常有感受。他是一个脆弱的人。我非常了解我爸爸，他不是一个斗士，也不是思想家，恰恰相反，他是一个很容易自我否定的人。但我深知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的生命是一种半感官半理智的形态，始终被美好和自由的情感所吸引，但他的情感和思想又充满了矛盾。当美好的东西被彻底打碎，所有的路都被堵死，而他觉得自己没有任何力量时，绝望和恐惧就会把他压垮。”
　　1996年，曹禺在经过近十年的住院，经受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折磨后离世。去世前，他曾写下这样的话：“灵魂的石头就是为人摸、为时间磨而埋下去的。”
　　万方认为，父亲那一代知识分子，虽然个人际遇各有不同，但其本质的悲剧性是注定的：“文革”中来自外部的强大的对知识分子的压力，以及“文革”结束后知识分子内心给予自己的巨大压迫和由此带来的内心的不自由，是悲剧的根源。
　　摘自《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