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武汉晚报》报道，华中科技大学文华学院外语学部刘丽老师给新入学的大学生布置了一项作业，让学生自己给自己写遗嘱，结果引发很大争议。有人觉得新颖，也有人表示不太理解，觉得死亡话题太沉重，大学生才二十岁左右，应该是朝气蓬勃的时候，不应该思考这个丧气的话题……不管怎么样，看到《武汉晚报》上的这则新闻，我还是很为刘丽老师叫好，觉得大学有这样负责任的老师，还是让人感到欣慰，因为她是在用心做教育，不仅关注学生的生活，更关注的是生命本身。
　　刘丽老师这样做的初衷是因为发现大一学生较为迷茫，对自己的大学生活及未来人生缺乏规划，便给学生布置了这样一份特殊的作业，让学生借此深刻反思自己，规划未来。
　　其实，刘老师发现的问题恰恰是中国（大陆）教育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对生命缺少终极关怀，只把生命当作工具，这也是基础教育的后遗症，即生命教育和死亡教育滞后。其实死亡教育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生命教育，生死一体，生中自然就有死，肉体死亡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渐完成的，每个人都一样；而精神上的死亡才是真正可怕的，它往往标志着世间又多了一具行尸走肉。当然，我这里说的精神死亡是一种精神上的绝望。而中国基础教育的问题恰恰是没有在精神上唤醒学生，而是努力让学生处于精神昏睡的状态，对学生的心灵胡乱涂抹。一些人后来通过自己学习思考，刮骨疗毒，醒过来了，但已经过了大半人生，有些甚至终生都是不知不觉。因为在应试教育的大背景下，分数是学校的宗教，升学率是学校的核心利益，由工具理性统治的校园，往往会淡忘教育的真正价值，就是让人成为人。因为没有“人”的教育，就不可能有“人”的社会。现代化根本上是人的现代化，没有好人格，就不可能有好社会。
　　从基础教育的目标来看，虽然我们许多学校把党的教育方针挂在墙上，其实只不过是为应付上级检查，实际并不当回事，骨子里还是应试教育那一套。有些学校倡导应试教育，只不过是因为生源太差无法和其他应试名校竞争，打出的漂亮旗号而已，甚至不排除也有迷惑其他学校为自己争取发言权的目的。我们许多小学的教育目标就是考个好中学，中学的目标就是考个好大学，许多学校在教育中把大学目标作为学生的理想和终极目标，平时基本用训练代替了教育，所谓“学习”几乎就是学习解题技术，教育成了用考试和分数压迫成长、压榨生命的手段，许多家庭也是自愿充当学校的帮凶，只关注学生的成绩，不关注孩子的精神，导致学生身体发育超前，精神发育滞后，许多孩子长大了，但长大的只是肉体，心灵非常脆弱，这些年，自杀学生的不断增多就是学校生命教育缺失的直接反映。许多中学在日常教育中，对考入大学这个短期目标不断强化，而淡忘了人生目标、生命目标，没有对学生的长远关怀，何谈终极关怀？等学生考上大学之后，无数学生发现这个“理想”已经实现了，生命还有什么期许呢？于是出现价值真空，一下子迷失了目标，生命不知道往哪里去。于是就出现了刘丽老师发现的情况，就是学生整体的迷茫，在大学里虚度生命。
　　当然，中国教育植根于中国的文化，我们的文化价值观是“唯实”的、感性的，也是形而下的，不管儒家还是道家都缺少对彼岸世界的追问，孔子“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就是屏蔽了学生对彼岸世界的关注和追问，老子的“道法自然”“见素抱朴”虽有对生命尊严和精神自由的关注，但依然缺少彼岸情怀，它们都无法成为中国人的真正信仰，由于缺少信仰的滋润，加上科学意识的落后，求知精神的缺乏，导致中国文化长期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人们大都关注肉体享乐，而不关注精神成长，活在现世，活在当下，关注的是“怎么活”，很少追问“为什么活”，缺少西方人“向死而生”的勇气，其实没有对死亡的追问，也就不会有生命意识的清明，就像苏格拉底讲的，“没有省察的生活不值得过”，孔子的话其实应该倒过来说：“未知死，焉知生。”这样的思考才能给人一种警示，让人活得明白，让每一个生命个体不断寻求自己的意义。因为生死是不分的，按每个人平均活80岁计算，一生也不到3万天，活一天就少一天，所以应该让生命有意义，就得让每一天有意义，同时意味着把自己所处的世界看成是有意义的。
　　记得净空法师讲佛法说，生命是不死的，这一点和基督教讲的生命最终要回到“天家”是一个道理。每个人都是天地造合之物，地球，只是人类的脚蹬，是生命的驿站，生命最终需要上升到一个高度，无限的上升，最后就是回归于天，回归于道，由此而言，宇宙才是人类真正的家园，而按照霍金的见解，宇宙有12个维度，而人类只能活在有限的4维空间里，作为有限的时空存在物，人类怎么知道宇宙真理呢？宇宙存在了多少年？人类才存在了多少年？说“夏虫不可与言冰”完全适合人类。尤其是中国人，作为一种二维民族，基本沉浸在一个平面世界，缺少对立体世界的关注与思考，而我们的教育方针也是培养“劳动者和接班人”，强化了对单向度人和平面人的培养。新课程理念也从根本上缺少终极关怀，加上与应试教育的价值分裂，新课程的理想设计不仅没有改变应试教育的现实狂热，反而使应试教育更加野蛮和飞扬跋扈，不仅加大了学生的负担，也加大了教师的负担，学校里面见到的“好学生”多为刷题狂，成绩高，眼睛度数高，眼盲心也盲，到了大学，丧失追求，除了应付功课，一些学生就是逐渐成人化、粗鄙化，一些自杀者就是当年中学的成绩优秀者，因为愈是争强好胜，愈是受伤害严重，而怎么过完这一生，规划这一生，理性、健康、自由、快乐地生活，则不在考虑之列。既没有文化的觉醒，也缺少生命意识的清明，淡忘了每个人都是生命大链条的链中一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道德。
　　当然，无灵魂的人是无灵魂的教育的“产品”，而失魂落魄的教育也和中国文化难以分开。就是中国文化只关注“生”，不关注“死”，学而优则仕的功利教育使“升官发财”成为这种教育的价值追求，把人变成了手段，变成了工具，而没有变成目的。这种工具化的人是不会关注终极问题的，只有功利冲动。死亡似乎是他人的事情，和自己无关。据统计，中国古文中有关“死亡”的代替词语就有50多个，如“天子死曰崩，诸侯死曰薨，大夫死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还有诸如“忧”“山陵崩”“百年后”等讳饰修辞，就是不直接触碰“死”这个词，而是用其他词语代替。由此带来的就是，太多的国人只关注“此生”，而不会去思考“来生”和“彼岸”，于是，吃喝享乐、逢场作戏、得过且过、丧失自我、缺失责任心……就成为许多国人的普遍选择。
　　我们都希望有个好社会，但好社会一定是大家都尽心的责任社会。人人都自私自利的社会一定是没有前途的，教育不能只让人对自己负责，还要让人对社会负责，对共同体负责。胡适早就说过中国人的两大病症：一是目的热，二是方法盲。好社会的实现应该用好方法，而好的方法一定是优秀的人设计出来的，因为人是文化产品。
　　我们的文化和教育过多关注了肉体目标，很少关注精神目标，其实，人的一生，首先是“安身”，最终是“安心”。“安身”是第一阶段的目标，因为人拖着一个肉体要吃要穿要生活，但作为人不能将生命目标仅仅局限这个方面，否则，和其他低等生物没有什么区别。人之所以为人，一定有超出生物需要的意义追求，那就是寻求生命价值的实现，有形而上的目标，有对超越价值的仰望，思考人生的终极问题诸如“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等，努力和至高者建立起某种神秘关系，进而寻求心灵的安顿和精神的自由。因为面包并不是人生的全部，活着还要找自由，找家园。
　　大学生的迷茫主要是因为找不到意义，找不到方向，要让他们回到生命本身，就需要一次生命意识的提醒，需要灵魂的震撼，所以，刘老师布置的写悼词作业应该是一次积极的尝试。
　　从现实层面讲，悼词也是让学生想象几十年以后生命的最后一站，自己对自己有什么预期，别人会怎么看待自己，用未来思考现在，体现了教育者的超越追求和人文追求，让学生思考人生意义。就此而言，我为刘丽老师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