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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依据2004-2018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考量上市公司参与国家标准制定对生产率的影响，以及政治关联和市场竞争力所发挥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上市公司参与国家标准制定能显著提升其生产率，且这种影响存在持续性;官员型政治关联和市场竞争力分别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并且官员型政治关联的调节作用比市场竞争力的调节作用更强;代表型政治关联则不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关键词： 国家标准;生产率;政治关联;市场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F752.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20）04-0114-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7ZD099）
一、引 言
标准化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成为强化竞争、促进企业产品服务升级和提升市场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国家标准对企业的影响巨大，一旦实施，所有的行业成员必须严格遵守，因而，企业往往寻求参与标准的制定。企业对标准的参与或主导意味着巨大的经济利益[1]。企业参与国家标准制定使得企业能参与技术或管理标准化进程，获得更多的信息来源，从而对企业产生正向影响[2]。如果企业参与制定的国家标准经受住了市场的考验，那么该项国家标准就成为了企业在市场上快速扩张的强大武器[3]。因此，参与标准制定对于企业而言十分有利，但是现有文献在讨论标准化时很少关注参与标准制定为企业带来的经济效应，有必要分析参与标准制定对企业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从而推进经济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对标准化更加深入的理解。
具体到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中，企业治理具有两个显著的制度逻辑，即国有逻辑和市场逻辑[4，5]，因而，企业参与标准制定很可能会受到经济制度背景的影响。一方面，良好的政企关系对企业是有价值的，政治关联能帮助企业降低生产成本，从而获得更好发展[6，7]。国家标准从立项到发布的所有程序都是在政府部门的引导和监督下完成，官员型政治关系作为企业重要的资源[8]，则会对企业参与标准制定产生一定的便利作用。另一方面，中国一直在推动市场化改革，政府制度的完善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构成了中国企业生存的复杂环境[9，10]，市場在企业的生产和决策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需要综合考虑企业参与标准制定、经济特征与生产率的关系。
二、制度背景
标准既有积极的宏观意义[11-14]，也有微观经济效益[15]。近年来，中国标准化进程取得了突破性的进步。据中国国家标准（GB）数据库的数据显示，1959年中国科学技术委员会发布了第一条国家标准《T型槽》（GB158-1959），1966-1976年由于生产的停滞，中国国家标准这十年的发布量基本为零，而改革开放以后则进入快速增长期。从总体上看，中国发布的国家标准数量增长迅速，其中，2008年国家标准发布数量为历年最多，达到5927项，如图1所示。截至到2018年，中国已经累计发布55004条国家标准，充分说明中国标准化进程正在加速发展。
中国国家标准制定，一方面，相关政府部门仍占据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在相关部门的鼓励下以及企业对标准的认识深化，企业开始加入到标准的制定中。图2描述了2004-2018年参与国家标准起草的上市企业数量以及占当年上市企业总数的比例。从图中可以看出，参与国家标准制定的上市企业数量呈现出波动特征，这可能与标准制定并非连续的经济活动有关，一些企业参与了标准制定以后即进入标准的应用期，但是，企业参与数量整体趋势是增长的。2004年，仅31家上市企业参与国家标准的起草，占当年上市企业数量的比例为2.11%;相比之下，2017年有637家上市公司参与了国家标准的制定，占同年上市公司数目的18.9%，比例达到这一时期的高点。在中国经济不断增长的过程中，有越来越多的上市企业参与国家标准的制定。
中国国家标准体制主要以“政府主导”和“企业参与”的形式延续，政府通过其层级地位方式干预委员会标准化的结果[16]。尽管国内外已有文献研究标准参与权的影响因素[17，18]，但是，在中国市场化转型的背景下，企业的政治纽带和市场地位对企业参与国家标准起草及其经济效益是否存在差异化的作用？回答这一问题，有助于从微观企业决策角度理解标准化对企业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更有助于标准化战略的合理设计。
三、假设提出
（一）上市企业参与国家标准制定对其生产率的影响
参与国家标准的制定对企业主要产生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可以获取更多的行业前沿信息，提前洞悉行业发展趋势，及时调整公司的战略发展，即信息获取。参加标准的制定需要强大的技术支撑和资源联合[19]，标准化过程是一个信息快速聚拢再分散的过程，信息获取有利于企业进行决策优化。企业在参与国家标准的制定过程中，可以第一时间接触行业信息的最新发展趋势，通过分析相关标准信息，及时调整生产过程，使得生产要素聚集在特定被优化的方案上[20]。Itagaki和Hiroshi （2002）通过研究日本跨国公司发现管理资源的积累和信息利用效率可以提高企业的运行效率[21]。相比之下，信息获取不充分的企业，通常会面临各种要素的扭曲，进而影响企业的运行效率。因此，企业参与标准制定具有信息获取的优势，提前调整战略使得企业符合相关标准，占据行业发展的“制高点”，这必然有利于企业生产率的增长。
二是可以将企业自身优势纳入标准中，节约了后期按标准进行整改的成本，即成本节约效应。Rysman和Simcoe表明，将专利包含在标准中会增加专利的回报，因为这标志着专利的价值并影响专利技术的未来采用[22]。Tohpk （2017）认为企业参与标准制定是标准化的重要过程[23]。而企业参与标准化工作的最终目的是获取经济效益。一般而言，企业参与国家标准的制定，会结合自身的管理实践和企业的具体运行状况，将自身的优势纳入标准内容中。一旦发布实施该国家标准，不符合标准的企业将按要求进行生产调整，而参与标准制定的企业则无需调整或者较少调整，生产体系更为优化，从而节约了生产调整的成本，有利于技术设备的更新和引进。Blind等（2017）认为不参与标准制定的企业可能面临更高的合规成本[24]。上市企业参与国家标准的起草不仅可以维持其市场影响力，还可以奠定其市场地位，增加竞争优势。正如Narayanan和Chen（2012）的研究认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标准竞争的结果[25]。参与标准的起草成为了企业保持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 企业参与国家标准制定能促进生产率增长。
Robert等（2010）认为标准需要花费数年的时间才能开发出来，并且需要界内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因为新标准会影响公司的竞争力[26]。其内在作用机制就是参与标准制定的企业能更快一步地了解行业发展动向，节约了按标准进行整改的成本，为企业赢得了更多的时间，这使得参与国家标准起草的企业有超越同行业其他企业的竞争优势，该行为带来的经济效应将是持续的。
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 企业参与国家标准的制定能持续促进生产率增长。
（二）政治关联和市场竞争力的调节作用
国家标准的制定，既包括政府的主导，也含有企业的参与。一方面，政府因素嵌入了标准制定的全过程，这使得企业的政治关联特性成为影响企业参与标准制定的影响因素;另一方面，标准是行业的标杆，需要反映该领域内领先的技术水平，这造成了行业内强者更大的话语权。
政治关联是在各国普遍存在的现象，已有研究也证明了企业谋求政治关联是有价值的[27]。Datta和Ganguli（2014）发现企业通过聘用政治家和前官僚作为中国企业的高管来寻求政治联系[28]。政府掌控企业所需的大量资源且有很大的自由处置权，现实中企业往往会对外寻求政府的帮助，以便获得某种竞争优势[29]。因此，企业有动机向政府表达利益诉求和进行公关活动，政治关联则为之提供了便利的桥梁。企业负责人可以利用其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身份，建议国家制定有利于其公司发展的标准[30]。对参与标准竞争的企业而言，政治关联能提供保障，有助于降低外部阻力和运营成本，从而获得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关键资源[31]。
在中国的具体国情下，政府官员型政治关联能更加紧密和直接地与政府部门交流沟通。若企业相关负责人曾在政府部门任职，这就为企业参与标准制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并且在国家标准的制定中拥有更强的话语权，使得标准更加匹配该企业的竞争优势，从而形成参与企业较长时期的竞争优势，吸引較多的优质资源，进而促进企业生产率的增长。而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代表型政治关联一般在业绩优良的非国有企业出现，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意义，主要在于建言献策，与政府相关部门的联系相对较弱，因而在参与标准制定的过程中话语权相对较少。
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 相对于没有官员型政治关联的企业，参与标准制定对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在有官员型政治关联的企业中更大。
假设4 在参与标准制定和企业生产率的关系中代表型政治关联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国家标准的制定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专业活动[19]。林洲钰等（2014）考察了创新型企业在国家标准竞争过程中的动机和策略，结果发现，技术创新水平高的企业在参与国家标准制定中拥有更强的话语权[30]。企业参与标准的制定需要在技术层面具有领先的优势，正因为如此，只有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企业才有机会参与。因此，拥有较强竞争力的企业必然会利用其影响力，争取制定的标准内容向自身优势领域倾斜，把产品创新成果体现在标准内容中，从而拥有更大的先发优势。
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5 相比市场竞争力弱的企业，参与标准制定对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在市场竞争力强的企业中更大。
四、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采用2004-2018年中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
1.国家标准数据。国家标准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国家标准全文数据库》。在考察的2004-2018年内，1043家上市企业参与了国家标准的制定，共计3155个样本，部分上市企业在样本期内不同年度参与了国家标准的制定，这为我们使用面板数据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2.企业数据。上市企业数据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为了提高数据质量，剔除了金融类和ST企业并删除数据缺失的企业，并对主要变量原始数据在1%分位数上进行缩尾处理。
3.上市企业是否参与国家标准制定的识别。通过数据库的检索功能，将2004-2018年发布的国家标准的起草单位整理出来，并手工整理其中属于上市公司的数据，最后将所得数据与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匹配。
（二） 变量说明与定义
1.被解释变量。以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企业生产率。以LP法测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在测算方法与指标选取方面，借鉴Giannetti等（2015）[32]和Krishnan等（2013）[33]等相关研究。具体而言，以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作为产出变量，企业总资产作为资本投入变量，企业员工总数作为劳动力投入变量，以“购买商品、支付劳务的现金”作为中间投入变量。
2.解释变量。通过整理2004-2018年国家标准起草单位，并匹配到上市公司数据库，当i企业在t年份参与国家标准起草=1，否则=0。
3.调节变量。两个调节变量分别是政治关联和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政治关联的数据参考Fisman和Wang（2015）[34]以及贾明和张喆（2010）[35]的研究，通过手工整理国泰安数据库中高管团队的信息资料，如果高管团队成员中具有政府官员履历（本文只考虑副处级以上）则认为该上市企业存在官员型政治关联，如企业高管团队成员具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资格履历则为代表型政治关联。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指标借鉴李刚（2007）[36]的方法，以企业销售利润增长率来度量。
4.控制变量。参考已有考察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研究，借鉴谭静和张建华（2019）[37]的研究，在模型中纳入影响企业生产率的变量：资产收益率（roa）、资本性支出（cap）、流动性比率（liquidity）、现金流量（cf）、固定资产规模（ppe）、资产负债率（lev）、企业年龄（age）、留存收益（re）作为控制变量，以排除这些因素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表1为变量的具体定义，表2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三）模型设定
tfpi，t=α+βattendi，t+θXi，t+τi+γt+εi，t（1）
tfpi，t=α+βattendi，t+δcompi，t+
χattendi，t*compi，t+θXi，t+τi+γt+εi，t（2）
tfpi，t=α+βattendi，t+δpoliticali，t+
χattendi，t*politicali，t+θXi，t+τi+γt+εi，t（3）
其中tfpi，t 是i企业在t年份的全要素生产率，attendi，t 是上市公司是否参与国家标准制定的虚拟变量，compi，t 是企业i在年份t的市场竞争力，politiali，t 为上市公司是否有政治关联的虚拟变量，Xi，t 为控制变量合集，τi为行业固定效应，γt为年份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若上市企业参与国家标准制定能有效促进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则β應显著为正，否则应该不显著或者显著为负。同理，若政治关联或企业市场竞争力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则χ 应显著不为零。
五、实证结果分析
首先估计企业参与国家标准起草对生产率的平均影响，接着探索这种影响的持续性，最后研究市场竞争力和政治关联的调节作用。
（一）上市公司参与国家标准制定影响企业生产率的基准回归
表3报告了根据公式（1）进行全样本估计的回归结果。以LP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tfp_lp）作为解释变量，attend作为解释变量，逐步加入固定效应和控制变量，以考察参与国家标准起草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如何随着控制变量的加入以及年份和行业的固定效应而变化。第（1）列为仅加入核心解释变量，未加入控制变量以及年份和行业固定效应。attend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参与国家标准的起草对企业生产率有显著正向作用。第（2）列在第（1）列的基础上加入了行业和年份的固定效应，attend系数依旧显著为正，但系数远大于第一列的结果，说明如果不控制年份和行业固定效应会显著低估参与标准对生产率的提升作用。第（3）（4）列在第（1）（2）列的基础上加入了控制变量。结果显示，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attend的系数都显著为正（p<0.1），这表明参与国家标准的起草对企业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就印证了假设1。
（二）上市公司参与国家标准制定影响企业生产率的持续性
表4报告了参与国家标准制定对生产率的持续性影响。结果发现，当年企业参与国家标准的制定，会对生产率产生持续显著的正向影响。由第（1）～（4）列可以看出，参与标准制定对生产率的影响系数逐渐变大（系数由0.302增长到0.325，均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企业参与国家标准的制定对其后三年的生产率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生产要素的调整需要时间，政策的影响力也会逐步体现出来。这也与李哲和刘彦（2010）[38]的研究一致，即标准的推广阶段需要时间沟通与协调。由表的第（5）～（8）列可知，参与标准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系数逐渐变小（系数由0.301减小到0.281，均在1%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参与国家标准的制定对生产率的影响开始减弱，这主要是因为生产的周期性，标准的更替也是一个因素。假设2得到验证。
（三）政治关联与市场竞争力的调节作用检验
表5报告了基于模型（2）和模型（3）的回归结果，即企业官员型政治关联与市场竞争力在企业参与国家标准制定对生产率影响中所发挥的调节作用。从结果可知，官员型政治关联具有正向显著的调节作用，调节效应如图4所示。表明具有官员型政治关联的企业，参与标准制定对生产率具有更加积极的影响。然而，代表型政治关联则不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因此，假设3和假设4得到验证。
此外，市场竞争力同样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即市场竞争力越大的企业，参与标准制定对生产率具有更加积极的影响，假设5得到验证，调节效应如图5所示。值得注意的是，市场竞争力的调节效应小于官员型政治关联的调节效应，这意味着，参与标准制定过程中“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共同产生作用，但是“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力大于“看不见的手”。
六、稳健性检验
采用更换企业生产率测算方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即以OP法测度的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结果见表6。
第（1）列结果为企业参与国家标准制定对全要素生产率（OP法测量）的影响，发现attend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前文论证的企业参与国家标准对生产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是稳健的。第（2）列为检验官员型政治关联的调节作用，调节作用显著，结果稳健。第（3）列检验代表型政治关联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调节项系数正向但不显著，与前文一致。第（4）为检验市场竞争力的调节作用，交叉项显著为正，且系数小于第（1）列官员型政治关联的调节作用，与前文结果一致。因此，本文的实证结果是稳健的。
七、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通过选取上市公司参与国家标准制定这一行为，考察其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以及政治关联和市场竞争力所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参与国家标准的制定，能显著提升上市公司的生产率，并且这种影响有持续性。相比于没有官员型政治关联的企业，有官员型政治关联的企业参与国家标准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明显，相比市场竞争力弱的企业，参与标准制定对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在市场竞争力强的企业中更大，并且官员型政治关联的调节作用大于市场竞争力的调节作用。此外，代表型政治关联不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论对管理实践有如下启示：（1）国家标准起草权的逐步放开给了企业一个绝佳的机会，即通过参与标准制定实现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企业参与国家标准的起草有助于企业获取行业发展的最新信息以及节约按标准进行整改的成本，从而对企业生产产生正向作用。中国企业应该加强对标准的认识，树立标准竞争的正确观念，为日后加入标准制定做事前准备。（2）在中国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背景下，应在标准制定过程中促使企业发挥更大作用，使企业利用其自身竞争力让标准的内容更加具有可行性、更加科学化、更富前瞻性。与此同时，也要在标准制定中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为企业提供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使标准发挥更大的经济社会效用。
本文的研究仍有进一步的拓展空间：（1）扩大样本容量，本文仅以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虽然具有一定代表性，但是如果能以全部企业数据则能得出更加稳健的结果;（2）企业参与国家标准制定本质上就是标准竞争，本文仅以国家标准为研究范围，接下来的研究可以扩展到国际标准、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3）本文仅研究了企业参与国家標准制定后对企业自身的影响，未涉及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可以继续向这方面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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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钟 瑶）
Political Connection or Market Driven·
——Listed Companies Participate in National Standards and Productivity
HOU Junjun1， HOU Ya1， WANG Qian2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Trade，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79，China;2. Business Schoo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3，China）
Abstract：This article takes the panel data of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4 to 2018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listed companies' participation in the formulation of national standards on productivity， and the regulatory effects of political linkages and market competitivenes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articipation of listed companies in the formulation of national standard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ir productivity， and this effect is persistent. The political association of officials and the market competitiveness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s respectively，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the political association of officials is stronger than that of the market competitiveness. Representational political association has no significant moderating effect.
Key words：national standard; productivity; political connection; market competitiveness
作者簡介： 侯俊军（1974—），男，湖南长沙人，博士，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标准化与治理。
关键词： 国家标准;生产率;政治关联;市场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F752.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20）04-0114-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7ZD099）
一、引 言
标准化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成为强化竞争、促进企业产品服务升级和提升市场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国家标准对企业的影响巨大，一旦实施，所有的行业成员必须严格遵守，因而，企业往往寻求参与标准的制定。企业对标准的参与或主导意味着巨大的经济利益[1]。企业参与国家标准制定使得企业能参与技术或管理标准化进程，获得更多的信息来源，从而对企业产生正向影响[2]。如果企业参与制定的国家标准经受住了市场的考验，那么该项国家标准就成为了企业在市场上快速扩张的强大武器[3]。因此，参与标准制定对于企业而言十分有利，但是现有文献在讨论标准化时很少关注参与标准制定为企业带来的经济效应，有必要分析参与标准制定对企业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从而推进经济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对标准化更加深入的理解。
具体到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中，企业治理具有两个显著的制度逻辑，即国有逻辑和市场逻辑[4，5]，因而，企业参与标准制定很可能会受到经济制度背景的影响。一方面，良好的政企关系对企业是有价值的，政治关联能帮助企业降低生产成本，从而获得更好发展[6，7]。国家标准从立项到发布的所有程序都是在政府部门的引导和监督下完成，官员型政治关系作为企业重要的资源[8]，则会对企业参与标准制定产生一定的便利作用。另一方面，中国一直在推动市场化改革，政府制度的完善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构成了中国企业生存的复杂环境[9，10]，市場在企业的生产和决策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需要综合考虑企业参与标准制定、经济特征与生产率的关系。
二、制度背景
标准既有积极的宏观意义[11-14]，也有微观经济效益[15]。近年来，中国标准化进程取得了突破性的进步。据中国国家标准（GB）数据库的数据显示，1959年中国科学技术委员会发布了第一条国家标准《T型槽》（GB158-1959），1966-1976年由于生产的停滞，中国国家标准这十年的发布量基本为零，而改革开放以后则进入快速增长期。从总体上看，中国发布的国家标准数量增长迅速，其中，2008年国家标准发布数量为历年最多，达到5927项，如图1所示。截至到2018年，中国已经累计发布55004条国家标准，充分说明中国标准化进程正在加速发展。
中国国家标准制定，一方面，相关政府部门仍占据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在相关部门的鼓励下以及企业对标准的认识深化，企业开始加入到标准的制定中。图2描述了2004-2018年参与国家标准起草的上市企业数量以及占当年上市企业总数的比例。从图中可以看出，参与国家标准制定的上市企业数量呈现出波动特征，这可能与标准制定并非连续的经济活动有关，一些企业参与了标准制定以后即进入标准的应用期，但是，企业参与数量整体趋势是增长的。2004年，仅31家上市企业参与国家标准的起草，占当年上市企业数量的比例为2.11%;相比之下，2017年有637家上市公司参与了国家标准的制定，占同年上市公司数目的18.9%，比例达到这一时期的高点。在中国经济不断增长的过程中，有越来越多的上市企业参与国家标准的制定。
中国国家标准体制主要以“政府主导”和“企业参与”的形式延续，政府通过其层级地位方式干预委员会标准化的结果[16]。尽管国内外已有文献研究标准参与权的影响因素[17，18]，但是，在中国市场化转型的背景下，企业的政治纽带和市场地位对企业参与国家标准起草及其经济效益是否存在差异化的作用？回答这一问题，有助于从微观企业决策角度理解标准化对企业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更有助于标准化战略的合理设计。
三、假设提出
（一）上市企业参与国家标准制定对其生产率的影响
参与国家标准的制定对企业主要产生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可以获取更多的行业前沿信息，提前洞悉行业发展趋势，及时调整公司的战略发展，即信息获取。参加标准的制定需要强大的技术支撑和资源联合[19]，标准化过程是一个信息快速聚拢再分散的过程，信息获取有利于企业进行决策优化。企业在参与国家标准的制定过程中，可以第一时间接触行业信息的最新发展趋势，通过分析相关标准信息，及时调整生产过程，使得生产要素聚集在特定被优化的方案上[20]。Itagaki和Hiroshi （2002）通过研究日本跨国公司发现管理资源的积累和信息利用效率可以提高企业的运行效率[21]。相比之下，信息获取不充分的企业，通常会面临各种要素的扭曲，进而影响企业的运行效率。因此，企业参与标准制定具有信息获取的优势，提前调整战略使得企业符合相关标准，占据行业发展的“制高点”，这必然有利于企业生产率的增长。
二是可以将企业自身优势纳入标准中，节约了后期按标准进行整改的成本，即成本节约效应。Rysman和Simcoe表明，将专利包含在标准中会增加专利的回报，因为这标志着专利的价值并影响专利技术的未来采用[22]。Tohpk （2017）认为企业参与标准制定是标准化的重要过程[23]。而企业参与标准化工作的最终目的是获取经济效益。一般而言，企业参与国家标准的制定，会结合自身的管理实践和企业的具体运行状况，将自身的优势纳入标准内容中。一旦发布实施该国家标准，不符合标准的企业将按要求进行生产调整，而参与标准制定的企业则无需调整或者较少调整，生产体系更为优化，从而节约了生产调整的成本，有利于技术设备的更新和引进。Blind等（2017）认为不参与标准制定的企业可能面临更高的合规成本[24]。上市企业参与国家标准的起草不仅可以维持其市场影响力，还可以奠定其市场地位，增加竞争优势。正如Narayanan和Chen（2012）的研究认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标准竞争的结果[25]。参与标准的起草成为了企业保持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 企业参与国家标准制定能促进生产率增长。
Robert等（2010）认为标准需要花费数年的时间才能开发出来，并且需要界内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因为新标准会影响公司的竞争力[26]。其内在作用机制就是参与标准制定的企业能更快一步地了解行业发展动向，节约了按标准进行整改的成本，为企业赢得了更多的时间，这使得参与国家标准起草的企业有超越同行业其他企业的竞争优势，该行为带来的经济效应将是持续的。
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 企业参与国家标准的制定能持续促进生产率增长。
（二）政治关联和市场竞争力的调节作用
国家标准的制定，既包括政府的主导，也含有企业的参与。一方面，政府因素嵌入了标准制定的全过程，这使得企业的政治关联特性成为影响企业参与标准制定的影响因素;另一方面，标准是行业的标杆，需要反映该领域内领先的技术水平，这造成了行业内强者更大的话语权。
政治关联是在各国普遍存在的现象，已有研究也证明了企业谋求政治关联是有价值的[27]。Datta和Ganguli（2014）发现企业通过聘用政治家和前官僚作为中国企业的高管来寻求政治联系[28]。政府掌控企业所需的大量资源且有很大的自由处置权，现实中企业往往会对外寻求政府的帮助，以便获得某种竞争优势[29]。因此，企业有动机向政府表达利益诉求和进行公关活动，政治关联则为之提供了便利的桥梁。企业负责人可以利用其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身份，建议国家制定有利于其公司发展的标准[30]。对参与标准竞争的企业而言，政治关联能提供保障，有助于降低外部阻力和运营成本，从而获得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关键资源[31]。
在中国的具体国情下，政府官员型政治关联能更加紧密和直接地与政府部门交流沟通。若企业相关负责人曾在政府部门任职，这就为企业参与标准制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并且在国家标准的制定中拥有更强的话语权，使得标准更加匹配该企业的竞争优势，从而形成参与企业较长时期的竞争优势，吸引較多的优质资源，进而促进企业生产率的增长。而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代表型政治关联一般在业绩优良的非国有企业出现，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意义，主要在于建言献策，与政府相关部门的联系相对较弱，因而在参与标准制定的过程中话语权相对较少。
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 相对于没有官员型政治关联的企业，参与标准制定对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在有官员型政治关联的企业中更大。
假设4 在参与标准制定和企业生产率的关系中代表型政治关联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国家标准的制定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专业活动[19]。林洲钰等（2014）考察了创新型企业在国家标准竞争过程中的动机和策略，结果发现，技术创新水平高的企业在参与国家标准制定中拥有更强的话语权[30]。企业参与标准的制定需要在技术层面具有领先的优势，正因为如此，只有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企业才有机会参与。因此，拥有较强竞争力的企业必然会利用其影响力，争取制定的标准内容向自身优势领域倾斜，把产品创新成果体现在标准内容中，从而拥有更大的先发优势。
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5 相比市场竞争力弱的企业，参与标准制定对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在市场竞争力强的企业中更大。
四、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采用2004-2018年中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
1.国家标准数据。国家标准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国家标准全文数据库》。在考察的2004-2018年内，1043家上市企业参与了国家标准的制定，共计3155个样本，部分上市企业在样本期内不同年度参与了国家标准的制定，这为我们使用面板数据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2.企业数据。上市企业数据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为了提高数据质量，剔除了金融类和ST企业并删除数据缺失的企业，并对主要变量原始数据在1%分位数上进行缩尾处理。
3.上市企业是否参与国家标准制定的识别。通过数据库的检索功能，将2004-2018年发布的国家标准的起草单位整理出来，并手工整理其中属于上市公司的数据，最后将所得数据与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匹配。
（二） 变量说明与定义
1.被解释变量。以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企业生产率。以LP法测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在测算方法与指标选取方面，借鉴Giannetti等（2015）[32]和Krishnan等（2013）[33]等相关研究。具体而言，以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作为产出变量，企业总资产作为资本投入变量，企业员工总数作为劳动力投入变量，以“购买商品、支付劳务的现金”作为中间投入变量。
2.解释变量。通过整理2004-2018年国家标准起草单位，并匹配到上市公司数据库，当i企业在t年份参与国家标准起草=1，否则=0。
3.调节变量。两个调节变量分别是政治关联和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政治关联的数据参考Fisman和Wang（2015）[34]以及贾明和张喆（2010）[35]的研究，通过手工整理国泰安数据库中高管团队的信息资料，如果高管团队成员中具有政府官员履历（本文只考虑副处级以上）则认为该上市企业存在官员型政治关联，如企业高管团队成员具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资格履历则为代表型政治关联。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指标借鉴李刚（2007）[36]的方法，以企业销售利润增长率来度量。
4.控制变量。参考已有考察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研究，借鉴谭静和张建华（2019）[37]的研究，在模型中纳入影响企业生产率的变量：资产收益率（roa）、资本性支出（cap）、流动性比率（liquidity）、现金流量（cf）、固定资产规模（ppe）、资产负债率（lev）、企业年龄（age）、留存收益（re）作为控制变量，以排除这些因素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表1为变量的具体定义，表2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三）模型设定
tfpi，t=α+βattendi，t+θXi，t+τi+γt+εi，t（1）
tfpi，t=α+βattendi，t+δcompi，t+
χattendi，t*compi，t+θXi，t+τi+γt+εi，t（2）
tfpi，t=α+βattendi，t+δpoliticali，t+
χattendi，t*politicali，t+θXi，t+τi+γt+εi，t（3）
其中tfpi，t 是i企业在t年份的全要素生产率，attendi，t 是上市公司是否参与国家标准制定的虚拟变量，compi，t 是企业i在年份t的市场竞争力，politiali，t 为上市公司是否有政治关联的虚拟变量，Xi，t 为控制变量合集，τi为行业固定效应，γt为年份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若上市企业参与国家标准制定能有效促进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则β應显著为正，否则应该不显著或者显著为负。同理，若政治关联或企业市场竞争力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则χ 应显著不为零。
五、实证结果分析
首先估计企业参与国家标准起草对生产率的平均影响，接着探索这种影响的持续性，最后研究市场竞争力和政治关联的调节作用。
（一）上市公司参与国家标准制定影响企业生产率的基准回归
表3报告了根据公式（1）进行全样本估计的回归结果。以LP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tfp_lp）作为解释变量，attend作为解释变量，逐步加入固定效应和控制变量，以考察参与国家标准起草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如何随着控制变量的加入以及年份和行业的固定效应而变化。第（1）列为仅加入核心解释变量，未加入控制变量以及年份和行业固定效应。attend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参与国家标准的起草对企业生产率有显著正向作用。第（2）列在第（1）列的基础上加入了行业和年份的固定效应，attend系数依旧显著为正，但系数远大于第一列的结果，说明如果不控制年份和行业固定效应会显著低估参与标准对生产率的提升作用。第（3）（4）列在第（1）（2）列的基础上加入了控制变量。结果显示，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attend的系数都显著为正（p<0.1），这表明参与国家标准的起草对企业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就印证了假设1。
（二）上市公司参与国家标准制定影响企业生产率的持续性
表4报告了参与国家标准制定对生产率的持续性影响。结果发现，当年企业参与国家标准的制定，会对生产率产生持续显著的正向影响。由第（1）～（4）列可以看出，参与标准制定对生产率的影响系数逐渐变大（系数由0.302增长到0.325，均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企业参与国家标准的制定对其后三年的生产率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生产要素的调整需要时间，政策的影响力也会逐步体现出来。这也与李哲和刘彦（2010）[38]的研究一致，即标准的推广阶段需要时间沟通与协调。由表的第（5）～（8）列可知，参与标准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系数逐渐变小（系数由0.301减小到0.281，均在1%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参与国家标准的制定对生产率的影响开始减弱，这主要是因为生产的周期性，标准的更替也是一个因素。假设2得到验证。
（三）政治关联与市场竞争力的调节作用检验
表5报告了基于模型（2）和模型（3）的回归结果，即企业官员型政治关联与市场竞争力在企业参与国家标准制定对生产率影响中所发挥的调节作用。从结果可知，官员型政治关联具有正向显著的调节作用，调节效应如图4所示。表明具有官员型政治关联的企业，参与标准制定对生产率具有更加积极的影响。然而，代表型政治关联则不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因此，假设3和假设4得到验证。
此外，市场竞争力同样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即市场竞争力越大的企业，参与标准制定对生产率具有更加积极的影响，假设5得到验证，调节效应如图5所示。值得注意的是，市场竞争力的调节效应小于官员型政治关联的调节效应，这意味着，参与标准制定过程中“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共同产生作用，但是“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力大于“看不见的手”。
六、稳健性检验
采用更换企业生产率测算方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即以OP法测度的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结果见表6。
第（1）列结果为企业参与国家标准制定对全要素生产率（OP法测量）的影响，发现attend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前文论证的企业参与国家标准对生产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是稳健的。第（2）列为检验官员型政治关联的调节作用，调节作用显著，结果稳健。第（3）列检验代表型政治关联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调节项系数正向但不显著，与前文一致。第（4）为检验市场竞争力的调节作用，交叉项显著为正，且系数小于第（1）列官员型政治关联的调节作用，与前文结果一致。因此，本文的实证结果是稳健的。
七、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通过选取上市公司参与国家标准制定这一行为，考察其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以及政治关联和市场竞争力所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参与国家标准的制定，能显著提升上市公司的生产率，并且这种影响有持续性。相比于没有官员型政治关联的企业，有官员型政治关联的企业参与国家标准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明显，相比市场竞争力弱的企业，参与标准制定对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在市场竞争力强的企业中更大，并且官员型政治关联的调节作用大于市场竞争力的调节作用。此外，代表型政治关联不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论对管理实践有如下启示：（1）国家标准起草权的逐步放开给了企业一个绝佳的机会，即通过参与标准制定实现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企业参与国家标准的起草有助于企业获取行业发展的最新信息以及节约按标准进行整改的成本，从而对企业生产产生正向作用。中国企业应该加强对标准的认识，树立标准竞争的正确观念，为日后加入标准制定做事前准备。（2）在中国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背景下，应在标准制定过程中促使企业发挥更大作用，使企业利用其自身竞争力让标准的内容更加具有可行性、更加科学化、更富前瞻性。与此同时，也要在标准制定中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为企业提供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使标准发挥更大的经济社会效用。
本文的研究仍有进一步的拓展空间：（1）扩大样本容量，本文仅以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虽然具有一定代表性，但是如果能以全部企业数据则能得出更加稳健的结果;（2）企业参与国家标准制定本质上就是标准竞争，本文仅以国家标准为研究范围，接下来的研究可以扩展到国际标准、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3）本文仅研究了企业参与国家標准制定后对企业自身的影响，未涉及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可以继续向这方面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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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钟 瑶）
Political Connection or Market Driven·
——Listed Companies Participate in National Standards and Productivity
HOU Junjun1， HOU Ya1， WANG Qian2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Trade，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79，China;2. Business Schoo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3，China）
Abstract：This article takes the panel data of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4 to 2018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listed companies' participation in the formulation of national standards on productivity， and the regulatory effects of political linkages and market competitivenes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articipation of listed companies in the formulation of national standard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ir productivity， and this effect is persistent. The political association of officials and the market competitiveness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s respectively，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the political association of officials is stronger than that of the market competitiveness. Representational political association has no significant moderating effect.
Key words：national standard; productivity; political connection; market competitiveness
作者簡介： 侯俊军（1974—），男，湖南长沙人，博士，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标准化与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