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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15日,周一早晨,初诊怀疑,爸爸肝肿瘤。区医院进一步检查,确诊肝脏多发肿瘤。
一圈电话打下来,决定到上海一家三级甲等医院再确认。姐姐姐夫去付钱的间隙,爸爸坐着,我蹲在他身旁。他问:“情况怎样?”爸爸,你希望我告诉你实情吗?爸爸看着我:“当然。”我突然在爸爸的目光下瑟缩了:情况不是很好,还要进一步检查肠胃。
转机没有出现。一项项检查结果出来,都是最坏的,胃癌晚期,肝转移,淋巴转移,肿瘤细胞恶性程度是现有分类级别中最高的一种。为什么是亲爱的爸爸?我躲在厕所里哭。
妈妈反对说出真相。有时她以柔和的态度劝说:“总归要说鼓励安慰的话,爸爸,没有事的,不要紧的。”有时她以决绝的口气斥责:“怎么说?爸爸,你没治了,没希望了,你这是恐吓他,我坚决反对,不允许。”有时她视我为不可理喻的怪物,几乎要一巴掌朝我打来:“你什么逻辑,你怎么想的!”没有一次对话能够顺利进行,她无法理解我,我也无法理解她。
原本支持我的姐姐也反对。“不能说全部的真相。”那么,怎么说,过去是用检查结果还没有出来搪塞,现在检查结果全部出来了,到底怎么说?“只能说一部分,有肿瘤,但不严重的,吃吃中药就会好的。”爸爸的疼痛在加剧,以后还会有并发症,人天天在消瘦下去,你却告诉他不严重?“反正我反对,你太主观了,为什么大多数癌症病人的家属选择不说实情,因为不说破,还有希望,没有希望,你让爸爸一天天怎么过?”我们彼此高声说话,谁也听不见谁。
爸爸的妹妹反对:“这样太残酷了,就让他糊里糊涂地过日子吧,病情重了,他自己就猜到了。”
爸爸的发小反对:“你的爸爸,没有什么文化,没有见过什么大世面,心理承受力是比较弱的,不能这样打击他,不如先不说,看看病情发展再说。 ”
我觉得自己陷入一张说不清道不明的大网中,想要挣脱,但不知出口在哪里。我痛恨人们将糊里糊涂、不能承受打击这样的话用在我的爸爸身上,我无法接受人们以可怜、惋惜的目光看我的爸爸,我近乎歇斯底里地认为亲人们远远低估了我的爸爸。人心相同,岂是教育造就的;人心尊贵,岂容人轻贱。
但没有亲人们的支持,特别是妈妈的同意,我不敢也不应该擅作主张。事实上,我也不知道怎么说,真的实情以告,我也不知道,我是否准备好应对爸爸出现的任何反应。更关键的是,实情以告容易,难的是扶持帮助知道真相后的爸爸。
气氛开始变得暧昧和躲闪起来。饭桌上,所有人都担心爸爸说话,怕他问病情,怕他说绝望的话;和爸爸独处变成一件让人尴尬的事,到底是装作轻快无事发生还是语焉不详试图安慰;爸爸更加沉默,欲言又止。
突然有一天,好像一个神秘的转换器转动,爸爸、妈妈、姐姐和我,在一次饭后的谈话中,被调到了同一个频道。我们详详细细地向爸爸解释他的病情,只有事实,没有情绪。我们很悲伤,但气氛豁然开朗。
隐瞒,无法产生真正的安慰。
所有的医生都判定无手术机会。相识的医生说,如果吃得消,不妨做做化疗,也许可以拖一段时间。异国朋友们的信息陆陆续续传回,不同国家的医生建议:尽量和家人在一起,治疗的意义不大,应当把着力点放在处理其可能出现的并发症上,使其有质量地活着,有尊严地离开。
爸爸对我说:“我不怕,心里很平安,就是一点,不要让我痛苦。”
不化疗,好像我们无所事事,任由爸爸离去。不做什么,顺其自然,实在需要很大的力量。
必须做点什么。我提议:爸爸,我们出游一次吧。
“去三亚不错。 ”
爸爸兴致很好,和三个外孙一起在沙滩上玩沙子,下海游泳,站在齐胸深的海水里久久远眺。
夜深人静的时候,看见床上爸爸消瘦的人形,我有点恍惚。这是谁?我在乎过他作为一个完整、独特的人,是什么样的?这个被我叫了三十多年爸爸的男子,我真的认识他吗?
虽然爸爸沉默寡言,但我觉得自己和爸爸的关系蛮亲密。我以前无法表达为什么,等我一点点长大,我觉得是因为我认为爸爸也有一颗心灵,跟我一样,柔软丰富。
但还不够。等到我自己结婚,和一个男子朝夕相处,我才开始对男性——这种全然不同于女性的物种多一点点了解,渐渐明白,对一个男性的感情,尊重是基础。
三亚回来的路上,爸爸对我们说:“如果有机会,北京是要去一次的。”
好的,爸爸,我们明天就出发。
一圈电话打下来,决定到上海一家三级甲等医院再确认。姐姐姐夫去付钱的间隙,爸爸坐着,我蹲在他身旁。他问:“情况怎样?”爸爸,你希望我告诉你实情吗?爸爸看着我:“当然。”我突然在爸爸的目光下瑟缩了:情况不是很好,还要进一步检查肠胃。
转机没有出现。一项项检查结果出来,都是最坏的,胃癌晚期,肝转移,淋巴转移,肿瘤细胞恶性程度是现有分类级别中最高的一种。为什么是亲爱的爸爸?我躲在厕所里哭。
妈妈反对说出真相。有时她以柔和的态度劝说:“总归要说鼓励安慰的话,爸爸,没有事的,不要紧的。”有时她以决绝的口气斥责:“怎么说?爸爸,你没治了,没希望了,你这是恐吓他,我坚决反对,不允许。”有时她视我为不可理喻的怪物,几乎要一巴掌朝我打来:“你什么逻辑,你怎么想的!”没有一次对话能够顺利进行,她无法理解我,我也无法理解她。
原本支持我的姐姐也反对。“不能说全部的真相。”那么,怎么说,过去是用检查结果还没有出来搪塞,现在检查结果全部出来了,到底怎么说?“只能说一部分,有肿瘤,但不严重的,吃吃中药就会好的。”爸爸的疼痛在加剧,以后还会有并发症,人天天在消瘦下去,你却告诉他不严重?“反正我反对,你太主观了,为什么大多数癌症病人的家属选择不说实情,因为不说破,还有希望,没有希望,你让爸爸一天天怎么过?”我们彼此高声说话,谁也听不见谁。
爸爸的妹妹反对:“这样太残酷了,就让他糊里糊涂地过日子吧,病情重了,他自己就猜到了。”
爸爸的发小反对:“你的爸爸,没有什么文化,没有见过什么大世面,心理承受力是比较弱的,不能这样打击他,不如先不说,看看病情发展再说。 ”
我觉得自己陷入一张说不清道不明的大网中,想要挣脱,但不知出口在哪里。我痛恨人们将糊里糊涂、不能承受打击这样的话用在我的爸爸身上,我无法接受人们以可怜、惋惜的目光看我的爸爸,我近乎歇斯底里地认为亲人们远远低估了我的爸爸。人心相同,岂是教育造就的;人心尊贵,岂容人轻贱。
但没有亲人们的支持,特别是妈妈的同意,我不敢也不应该擅作主张。事实上,我也不知道怎么说,真的实情以告,我也不知道,我是否准备好应对爸爸出现的任何反应。更关键的是,实情以告容易,难的是扶持帮助知道真相后的爸爸。
气氛开始变得暧昧和躲闪起来。饭桌上,所有人都担心爸爸说话,怕他问病情,怕他说绝望的话;和爸爸独处变成一件让人尴尬的事,到底是装作轻快无事发生还是语焉不详试图安慰;爸爸更加沉默,欲言又止。
突然有一天,好像一个神秘的转换器转动,爸爸、妈妈、姐姐和我,在一次饭后的谈话中,被调到了同一个频道。我们详详细细地向爸爸解释他的病情,只有事实,没有情绪。我们很悲伤,但气氛豁然开朗。
隐瞒,无法产生真正的安慰。
所有的医生都判定无手术机会。相识的医生说,如果吃得消,不妨做做化疗,也许可以拖一段时间。异国朋友们的信息陆陆续续传回,不同国家的医生建议:尽量和家人在一起,治疗的意义不大,应当把着力点放在处理其可能出现的并发症上,使其有质量地活着,有尊严地离开。
爸爸对我说:“我不怕,心里很平安,就是一点,不要让我痛苦。”
不化疗,好像我们无所事事,任由爸爸离去。不做什么,顺其自然,实在需要很大的力量。
必须做点什么。我提议:爸爸,我们出游一次吧。
“去三亚不错。 ”
爸爸兴致很好,和三个外孙一起在沙滩上玩沙子,下海游泳,站在齐胸深的海水里久久远眺。
夜深人静的时候,看见床上爸爸消瘦的人形,我有点恍惚。这是谁?我在乎过他作为一个完整、独特的人,是什么样的?这个被我叫了三十多年爸爸的男子,我真的认识他吗?
虽然爸爸沉默寡言,但我觉得自己和爸爸的关系蛮亲密。我以前无法表达为什么,等我一点点长大,我觉得是因为我认为爸爸也有一颗心灵,跟我一样,柔软丰富。
但还不够。等到我自己结婚,和一个男子朝夕相处,我才开始对男性——这种全然不同于女性的物种多一点点了解,渐渐明白,对一个男性的感情,尊重是基础。
三亚回来的路上,爸爸对我们说:“如果有机会,北京是要去一次的。”
好的,爸爸,我们明天就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