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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推动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对带动农民就业、促进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美丽乡村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创业禀赋、激励政策是影响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主要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基于河南、湖北两个省份1548份调查数据，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有序逻辑回归分析表明，年家庭纯收入、前期创业经历和风险偏好三个一般创业禀赋变量，以及受教育年限、绿色行業从业经历、培训经历和生态价值观四个特定创业禀赋变量都显著为正;政策激励的效果存在较大差异，财税扶持等政策效果比较显著，创业培训等政策作用还有待提升;地级市的“溢出效应”显著高于县城，乡镇的正向作用不明显。应促进县域经济发展、重视创业禀赋的动态积累，以促进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
关键词：创业禀赋;创业政策;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创业意愿
中图分类号：F323.6;D422.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1.05.006
文章编号：2096-9864（2021）05-0043-11
近年来，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剧了能源和资源的过度消耗，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严重，如何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和资源的关系，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与思考。绿色创业既可拉动就业和经济增长，还可节约能源和资源，成为众多国家促进经济增长和结构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在产业转移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影响下，近年来我国东南沿海等地出现了务工人员的返乡潮。返乡务工人员通常具有一定的资金积累，并掌握了较为先进的技术和经营理念，在政府政策扶持下，与其他群体相比，其创业比例相对较高。推动更多返乡务工人员从事绿色创业，对带动农民就业、促进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美丽乡村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伴随我国新发展理念的提出，绿色创业逐步成为国内学者研究的热点。一方面，绿色创业是个人或企业基于盈利和环保双重目标进行绿色产品或服务创新，承担一定程度风险进行新市场开拓，创业的同时改进、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最终实现经济和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1-2]。另一方面，绿色创业从本质上有别于传统创业模式，是传统创业模式的重大变革。再者，绿色创业的驱动因素包括外部力量（如消费者价值观、市场需求、政府政策、外部环境等）和内部力量（如创业者生态观、道德感，绿色技术，创业管理技能等）等多种因素[3-6]。总体来说，国内学者关于绿色创业的研究大多是理论和案例探讨，缺乏数据支撑和实证分析。
目前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问题还未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相关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还比较薄弱。理论研究层面，邓俊淼[7]探讨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动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的模式;李贵成[8]分析了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可能面临的问题，以及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伦理培育等问题。在实证研究方面，梁志民等[9-10]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进行了调查分析，发现返乡务工人员的绿色创业意愿相对农村其他群体虽比较强烈，但也面临创业环境差、政府扶持不到位等诸多障碍，而且这些实证研究在样本量、调查深度、分析精准度等层面都有待提升。总之，关于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问题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总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大部分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的意愿和热情还不够强烈。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活动受到内部创业禀赋和外部政策环境等因素的共同影响，要促进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不仅需要基础设施、社会支持等外部环境的优化，也需要从创业禀赋视角出发研究如何不断提升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的各项素质和能力。
基于此，本文拟从理论上阐明创业禀赋和政府激励政策影响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机理，并基于河南、湖北两省1548份样本数据，实证检验影响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的因素，并识别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的地区分层差异，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作用机理与变量设定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和政府合理分工，实现资源最优配置。而创业是市场发展壮大的源泉，这一过程不仅需要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自主性、能动性作用，也需要积极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公共服务职能。一方面，市场主体依托自身资源禀赋，面对技术、市场等风险做出创业选择;另一方面，政府实施创业支持政策，从资金、技术、市场等方面降低潜在创业风险，解决创业过程中的市场失灵问题。绿色创业意愿指潜在创业者从事绿色创业活动的主观态度，是预测绿色创业行为的最优指标。所以，从廓清绿色创业活动中政府与市场边界视角看，创业者的创业禀赋和政策激励应当是影响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的两大核心因素。
1.创业禀赋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影响
返乡务工人员自身的禀赋特质是影响其绿色创业意愿的基础性因素。罗明忠等[11-12]关注到了禀赋因素对创业行为的影响，实证分析发现返乡务工人员初始禀赋、务工禀赋积累、家庭禀赋拓展对务工人员回乡创业的地域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影响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禀赋因素，除资金禀赋、社会禀赋、经验禀赋、风险认知等与传统创业项目具有共性的禀赋因素外，还有教育禀赋、技术禀赋、环保意识和行为等特定禀赋因素。
（1）影响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一般禀赋因素
创业离不开资金投入和社会关系网络支持，也需要创业经验的积累，还需要创业者能够承受创业失败所带来的风险，所以资金禀赋、社会禀赋、经验禀赋、风险认知等共性因素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的影响机理在学术界已形成较大共识。例如，罗明忠等[11]的实证分析表明农民创业者的家庭总收入、个人在银行的贷款余额等资金禀赋对农民独立创业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罗军等[13-14]通过实证分析证实了社会资本促进务工人员返乡创业的假说;M.Z.Solesvik[15]认为有创业家庭背景的学生创业倾向明显更高;朱红根等[16]对江西省的实证分析表明敢于冒险者更具有创业意愿。所以，从理论上讲，资金禀赋、社会禀赋、经验禀赋越充裕，创业风险偏好越高的返乡务工人员从事绿色创业的意愿也越高。故本文选取年家庭纯收入、家族社会网络、前期创业经历、创业风险偏好为变量，检验一般禀赋因素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影响。 （2）影响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特定禀赋因素
与传统创业项目相比，绿色创业项目所蕴含的知识、技能、经验、意识和理念等因素更多。所以，除一般禀赋因素外，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还受到一些特定禀赋因素的影响。
首先，大量研究支持教育禀赋对创业意愿的影响。例如，A.H.Eagly等[17]认为，那些经常接触企业教育的经管专业学生比没有接触过相关课程的理工科学生更有创业动力。受年龄、性别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影响，返乡务工人员群体受教育水平通常存在较大的地区和群体差异，返乡务工人员受教育程度越高，其获取知识技能的能力越强，同时其对绿色创业环境和政策的了解也越深入，返乡后从事绿色创业活动的可能性越大。所以，从理论上讲，返乡务工人员受教育程度与绿色创业意愿呈正相关关系。
其次，拥有足够的技术禀赋是创业的前提。与传统创业项目相比，绿色创业项目的技术门槛更高，返乡务工人员如果前期具有在相关绿色行业从业的经历，特别是在绿色行业从业时间越长、担任职务越高，技能和管理经验的积累就越多，务工人员返乡后越愿意也越容易从事绿色创业活动。
再次，选择绿色创业的创业者通常都具有强烈的环保意识或生态价值观。P.Honkanen等[18]认为，具有积极生态价值观的个体，总希望通过创业为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做出贡献。S.Schaltegger[19]认为，个体生态价值观是促使创业者开展绿色创业活动的拉动因素。王季等[20]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环境导向价值观、社会责任感与大学生的绿色创业意愿具有显著正相关性。当前我国农村环境保护问题日益突出，不仅清洁水、垃圾处理等设施缺乏，空气污染、水污染和塑料垃圾等污染问题严重，一些传统的创业项目如养猪场、化工厂等还进一步加剧了污染程度。所以，环保意识越强的返乡务工人员选择创业项目时，越可能选择绿色行业。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选取返乡务工人员受教育水平、从业经历、技能培训情况、环保意识和生态价值观5个变量来检验特定禀赋因素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影响。
2.政策激励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影响
创业政策与创业活动紧密关联，直接影响地区范围内创业者的创业意愿、方式和手段。绿色创业是商业活动和生态保护的结合体，是兼顾环保和盈利而进行的一次生态革命，需要同时实现经济效益（与创业对应）、环境效益（与绿色对应）和社会效益（与社会对应）三重目标。虽然绿色创业具有环境利好的特点，同时也具有绿色市场商机，但初创的绿色企业往往因创新能力不高、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愿不强、绿色技术不成熟等原因而面临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与挫折，这时构建成熟的创业政策就显得格外重要。为扶持返乡务工人员创业，我国各级政府出台了诸多有关促进返乡务工人员创业的政策，主要包括工商登记、税务、用地支持、技术扶持等方面，分别对应创业培训、项目扶持、创业园区、用地优惠、简化工商登记手续、信贷扶持、信息咨询、税收减免等。这些激励政策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返乡务工人员的创业意愿，也对其绿色创业活动产生重要影响。为此，本文参考孔凡柱等[21-22]学者的做法，依据我国中央及地方政府已经颁布的关于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的政策法规，分别选择工商登记、创业项目、创业园区、创业培训、土地优惠、财税扶持、金融支持、信息服务8个政策变量，来检验政策激励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影响。
二、模型构建、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1.模型构建
由于本文主要分析创业禀赋、政策激励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影响，而因变量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和大部分自变量都属于定类数据，所以本文的实证估计模型选择有序逻辑回归模型，具体模型构建见公式①：
Y是因變量，即返乡务工人员的绿色创业意愿，是具有有序特征的离散变量，选项“不愿意”“看看情况再说”“愿意”分别用“0”“1”“2”表示，反映了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由弱到强的序次变化。
本文解释变量包括三类：X是反映返乡务工人员人口社会学特征的控制变量，具体包括性别、年龄和婚姻状况3个变量;K代表创业禀赋类变量，具体包括年家庭纯收入、家族社会网络、前期创业经历、创业风险偏好度、受教育程度、从业经历、技能培训情况、环保意识、生态价值观9个变量，其中年家庭纯收入、家族社会网络、前期创业经历、创业风险偏好度用来反映影响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一般创业禀赋因素，受教育程度、从业经历、技能培训情况、环保意识、生态价值观5个变量用来衡量特定禀赋因素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影响;Z表示政策激励类变量，具体包括工商登记、创业项目、创业园区、创业培训、土地优惠、财税扶持、金融支持、信息服务8个变量，用来衡量政策激励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影响。
由于激励政策工具较多，难以直接量化和加权综合，本文通过满意度测评的方式获取上述八类创业政策变量的值，满意度测评采用里克特五级量表形式设计，“1”表示对该项创业政策扶持力度“不清楚”，“2”表示“不满意”，“3”表示“基本满意”，“4”表示“满意”，“5”表示“非常满意”，进行有序逻辑回归分析。量表自设，在调查前选择河南省郑州市进行了100份预调查，回收调查问卷86份，信效度检验状况良好。
2.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对象为返乡务工人员群体，调查对象选取务工人员输出与返乡人口较多的大省，于2018—2019年选择河南、湖北两个省份展开调查，调查对象是返乡务工人员。调查按照PPS抽样分地县、街道/乡镇、村委会、家庭户四级抽样，调研了8个县20个乡镇的60个村庄。调查共发放问卷1800份，获得有效问卷1548份，有效问卷回收率86%。调查提纲由个人和家庭基本情况、所在村区域特征、返乡前就业特征、环境保护意识、绿色创业意愿、绿色创业政策支持特征、绿色创业社会经济环境特征七部分组成，题目类型包括意愿量表和多选题。本文数据来源于此次调查所得的1548份有效问卷。 3.描述性统计
主要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三、实证结果分析
1.基准估计结果
为了检验公式①是否适合有序逻辑回归模型，本文对模型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拟合优度检验即伪R方检验。多重共线性检验中，容差最小值为1.05，方差膨胀因子最大值为1.56，说明解释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不太明显，故不必对变量进行增加调整。在拟合优度检验结果中，Person统计量和偏差统计量的sig都大于0.1，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伪R方的检验值为0.765，平行线检验P=0.08>0.05，自变量具有统计学意义，表明控制变量、共性禀赋因素、特定禀赋因素、政策激励因素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具有较强解释力。同时，因为本文因变量（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设置为“不愿意—一般—愿意”的次序变化，所以在有效显著性水平下，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为负代表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产生消极影响，系数为正代表产生积极影响。
本文首先基于1548个有效调查样本数据，运用Stata 18.0对式①进行估计，并采用逐步添加解释变量的方法来检验解释变量的稳健性，基准估计结果见表2。
（1）控制变量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影响
由表2可知，从模型（1）到模型（4）中性别的估计系数不显著，说明性别与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没有直接关系。从有关返乡务工人员创业动机的研究文献来看，性别变量的估计结果也存在很大差异。例如，马芒等[23-24]的调查数据显示男性比女性更愿意也更容易创业，而胡俊波[25]的研究结论则显示女性比男性更愿意创业，这可能与返乡务工人员创业以农产品深加工、休闲旅游、居民生活服务等为主的领域没有明显的性别偏向性有关。
从模型（1）到模型（4）中年龄的估计系数也不显著，说明年龄与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没有直接关系。既有的返乡务工人员创业研究均以实证数据验证了青壮年是返乡创业的主体，因为青壮年文化程度、整体素质、社交能力、风险承担能力均较高。但绿色创业具有对环境友好的内在生态属性要求，提高了其对创业者机会识别、知识技能、人际关系、社会资本等各方面的要求，同时因为绿色创业周期较长，这对具有养家糊口压力的青壯年来说可能并不是最优选择，因此年龄无法成为绿色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
从模型（1）到模型（4）中婚姻状况的估计系数也不显著，说明婚姻状况与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没有直接关系。关于婚姻状况与创业意愿的研究成果较少，朱红根等[16]的研究认为已婚务工人员由于对家庭的牵挂，返乡意愿高于未婚者。但已婚家庭往往承受更高的赡养老人和抚养子女的经济与时间成本，多种因素作用下，婚姻状况并不一定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产生直接影响。
总之，性别、年龄、婚姻状况三个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都不显著，这些人口社会学基本变量与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没有直接关系，也说明影响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创业禀赋变量不包括性别、年龄和婚姻状况，符合本文的理论判断。
（2）一般创业禀赋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影响
从模型（2）到模型（4）的估计结果来看，影响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一般创业禀赋变量总体上比较显著且为正，说明绿色创业作为创业方式的一种选择，遵循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下创业活动规律。
年家庭纯收入的估计系数均为正，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年收入越高的家庭从事绿色创业的意愿越强烈。从根本上讲，绿色创业是一种市场化经营行为，需要创始人把绿色经营理念和技术转化为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这一周期通常比传统创业项目要长，需要大量设备、人力和技术等方面的投入，在农村投融资市场发展薄弱的背景下，许多投资者的资本金都来源于多年家庭财富的积累，返乡务工人员在外务工期间通常会把大部分务工收入储蓄下来，所以返乡务工人员创业的比例一般高于留守农民。而要鼓励更多农民从事绿色创业，就需要进一步提高务工人员收入或者通过县域经济的发展为本地农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积累农民绿色创业的原始资本。
家族社会网络的估计系数虽然不太显著，但估值为正，说明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扩大支持了返乡务工人员从事绿色创业。返乡务工人员的社交渠道比较单一，其社交网络主要是依赖家族关系向外延伸，如果直系或旁系近亲中有人在政府机关或金融领域工作，就可能近距离为返乡务工人员解读政府创业扶持政策、为其创业贷款提供抵押担保，甚至为其创业活动提供市场开拓等便利。在加快绿色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背景下，有关绿色创业的政策导向首先会由上级部门传递给政府机关和金融部门，所以家族社会关系网络支持务工人员绿色创业的作用会更加明显。
前期创业经历的估计系数均为正，且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具有前期创业经历的家庭，绿色创业的积极性更高。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本人或家庭成员的创业经历会形成创业经验和人脉关系，有利于创业项目选择、项目管理运营和市场开拓。尤其是在传统创业项目领域有过失败经历的创业者，会对“环境友好、前景广阔、附加值高、持续性强”的绿色创业项目更加青睐。
风险偏好的估计系数在模型（2）（3）（4）中都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且系数为正，这说明冒险型返乡务工人员更愿意进行绿色创业，这也符合创业行为的基本理论逻辑。在对返乡务工人员创业研究中，冒险精神被视为务工人员创业的基本素质[16];风险倾向也被验证为大学生绿色创业意愿的正向影响因素[20]，此处进一步验证了偏好冒险的返乡务工人员更愿意进行绿色创业。同时该结果也说明大部分返乡务工人员的“低风险型”偏好阻碍着其创业积极性，目前还需要建立系统性创业风险的防范体系。
（3）特定创业禀赋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影响
模型（3）和模型（4）中有关影响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特定创业禀赋变量系数值均为正，且显著程度相比一般创业禀赋因素明显增强，说明绿色创业项目蕴含了大量的知识、技能、环保等因素，这对返乡务工人员的教育禀赋、技能禀赋、环保意识和行动提出了更高要求。 受教育水平变量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这说明受教育年限与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正相关，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的概率就可能增长13%左右。与传统农村创业项目呈现土地、劳动力等资源密集型特征相比，绿色创业是典型的知识技能密集型项目，其既要吸收国内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还需要充分利用本地特色的自然条件和历史文化资源，融合成有核心竞争力的经营模式和完善的企划方案，受教育水平偏低的返乡务工人员群体很难适应这一要求。就调查样本来看，返乡务工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10年，这将是未来农村绿色产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技术禀赋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影响主要通过绿色行业从业经历和技能培训两个变量来考察，模型（3）和（4）中这两个变量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尤其是绿色行业从业经历的系数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务工人员返乡前的工作经历与绿色创业的行业越密切，接受的技能培训越多，技术禀赋越得到不断积累，越了解绿色技术信息，越具备运用绿色技术的能力，其从事绿色创业的意愿也越高。
环保意识和生态价值观两个变量主要考察环保禀赋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影响，两个变量的估计系数虽均为正，但环保意识变量即环保信息的关注度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生态价值观变量即环境保护的行为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是否关心环保并不直接影响返乡务工人员的绿色创业意愿，只有把环保理念转化为日常行动，上升为每位居民的社会责任，才能从根本上激发人们投身于绿色创业的欲望。
（4）创业政策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影响
模型（4）从8项创业激励政策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影响进行了估计，8个变量的估计系数均为正，除创业培训、金融支持、信息服务三个变量外，其他变量都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在返乡务工人员自身创业禀赋因素受限的情况下，来自外部的政府政策的激励对提升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具有重要作用，但不同的激励政策由于政策力度、实施方式以及与返乡务工人员需求的匹配性等方面的差异，其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激励作用也存在较大差异。
工商登记、创业项目、创业园区、土地优惠、财税扶持5个变量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这5类政策对弥补返乡务工人员内在创业禀赋的不足具有重要作用，政策满意度越高，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也越强烈。其中，财税扶持政策的系数值和显著性均最高，这说明我国近年来实施的“减税降费”改革政策力度大、执行得力，大幅度降低了绿色创业的初始投入成本、中间成本和最终所得税，对绿色创业意愿具有重要激励作用。土地优惠和创业园区政策对绿色创业意愿的激励作用也比较明显，其可以为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提供土地等方面的空间环境和共同条件，有利于创业企业集聚发展，具有空间溢出、规模经济等效应。工商登记和创业项目两类政策主要针对具体的创业项目，一方面降低企业登记注册门槛，提高行政审批效率;另一方面有针对性地解决每一个创业项目的具体困难，对提高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具有积极作用。
创业培训、金融支持、信息服务3个变量不显著，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的激励作用不明显。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是受长期以来二元化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影响，面向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的创业培训、融资支持和信息服务总量不足;二是由于返乡务工人员内部群体间的差异性，政府提供的相关服务与不同群体的需求不够匹配;三是政策执行效率不高，中央和上级政府针对绿色创业做足了顶层设计，但地方政府出于政绩需要把优势资源向传统制造业等领域倾斜，不利于绿色行业领域的创业。
2.地区分层估计结果
表2的基准分析局限于从单个返乡务工人员的视角考虑务工人员个人、家庭与当地政策环境的影响，事实上人口、要素、产业和经济活动在城乡之间频繁流动的现代社会，许多空间因素也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产生着重要影响，其中具有“中心地”功能的城市对周边农村地区的创业行为可能产生“溢出效应”，也可能产生“虹吸效应”。为了识别这一影响，本文对上述1548个调查样本按创业意愿所在区域进行分类，第一类是地级市及其郊区，第二类是县城（包括县级市）及其郊区，第三类是乡镇地区由于一些县城与地级市距离非常近，所以一些调查样本可能同时位于县城郊区和地级市郊区，对于该类样本统一划分到第一类。由于现阶段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的地域还是以城市和县城为主，所以在样本抽样中适当偏向于这两类地区。，然后根据式①，分别对这三类样本进行了估计，估计结果见表3，由于篇幅原因，本文只分析核心变量的估计结果。
表3中，模型（1）是对地级市及其郊区样本的估计结果，模型（2）是对县城及其郊区样本的估计结果，模型（3）是对其他乡镇地区样本的估计结果。由估计结果一方面可以看出，模型（1）和模型（2）的估计结果与表3基本吻合，这进一步验证了表3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另一方面，模型（3）的估计结果大部分变得不显著，一些变量的估计结果甚至为负，同时模型（1）相对于模型（2）的估计结果更加显著，系数值也更大，这表明创业禀赋、政策激励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影响具有较大的地区分层差异。由于我国中部地区地级市、县城和乡镇经济在发展水平和城市功能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相比县城和乡镇，地级市城市化水平高、经济规模较大，对周边地区的影响由过去的“虹吸效应”向“溢出效应”转变，所以該地区及其郊区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影响显著为正。近年来，我国中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比较缓慢，县城经济规模还比较小，城市化水平不高，该地区及其郊区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正向作用小于地级市及其郊区;中部地区中心城市的辐射范围有限，偏远乡镇的经济发展普遍落后，非农产业发展落后，缺乏就业创业的良好环境，导致创业禀赋、政策激励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影响不明显。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在阐明创业禀赋、政策激励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利用河南、湖北两个省份1548个返乡务工人员调查数据，运用有序逻辑回归模型实证估计了影响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因素，主要得到以下结论：其一，在一般创业禀赋变量中，年家庭纯收入、家族社会网络、前期创业经历和风险偏好均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具有正向影响，而目前我国农民收入偏低、农村社会关系网络单一、创业经验交流平台缺乏、创业风险防范体系不健全等因素是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的基本障碍;其二，绿色创业项目蕴含了大量的知识、技能、环保等因素，教育禀赋、技能禀赋、环保意识和行动等特定创业禀赋变量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其中受教育年限、绿色行业从业经历、培训经历和生态价值观4个变量的显著性更高;其三，政策激励变量总体上均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有正向促进作用，其中工商登记、创业项目、创业园区、土地优惠、财税扶持5类政策的影响比较显著，创业培训、金融支持、信息服务3类政策的激励作用还有待提升;其四，对样本进行地区分层的估计结果表明，创业禀赋、政策激励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影响具有较大的地区分层差异，地级市及其郊区实现了从“虹吸效应”向“溢出效应”的转变，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县城及其郊区的正向作用小于地级市及其郊区，乡镇的正向作用不明显。 基于上述实证结果，本文的研究有四点政策启示：一是以城市群建设、乡村振兴等发展战略为契机，统筹城乡发展，依据比较优势形成城乡合理的产业分工体系，在强化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的同时，大力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以产业升级和就近就业带动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二是注重返乡务工人员教育、技能、创业经验和社会关系等创业禀赋的动态积累，大力推进城市务工人员、返乡务工人员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工作，搭建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经验交流和服务平台，积极发挥行业协会的专业化指导作用，增加农村地区博览会、交易会、直播带货等线上线下活动，拓展返乡务工人员社交网络，延伸创业项目的市场空间;三是加大农村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宣传力度，用图文并茂等形式普及相关科学知识，增强农村居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使其树立牢固的生态价值观，尤其是应以生活垃圾分类等日常环境保护工作为抓手，建立激励和惩罚措施，形成全员参与生态环境保护行动的长效机制，释放绿色创业项目的有效需求;四是建立返乡务工人员诉求反馈机制，及时了解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面临的难题，并基于“整体性绩效评估”理念，定期评估政府扶持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相关政策的实施效果，适时调整政策工具和内容，形成支持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的政策合力，同时加大农村地区“放管服”改革力度，为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提供高效和个性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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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创业禀赋;创业政策;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创业意愿
中图分类号：F323.6;D422.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1.05.006
文章编号：2096-9864（2021）05-0043-11
近年来，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剧了能源和资源的过度消耗，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严重，如何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和资源的关系，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与思考。绿色创业既可拉动就业和经济增长，还可节约能源和资源，成为众多国家促进经济增长和结构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在产业转移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影响下，近年来我国东南沿海等地出现了务工人员的返乡潮。返乡务工人员通常具有一定的资金积累，并掌握了较为先进的技术和经营理念，在政府政策扶持下，与其他群体相比，其创业比例相对较高。推动更多返乡务工人员从事绿色创业，对带动农民就业、促进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美丽乡村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伴随我国新发展理念的提出，绿色创业逐步成为国内学者研究的热点。一方面，绿色创业是个人或企业基于盈利和环保双重目标进行绿色产品或服务创新，承担一定程度风险进行新市场开拓，创业的同时改进、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最终实现经济和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1-2]。另一方面，绿色创业从本质上有别于传统创业模式，是传统创业模式的重大变革。再者，绿色创业的驱动因素包括外部力量（如消费者价值观、市场需求、政府政策、外部环境等）和内部力量（如创业者生态观、道德感，绿色技术，创业管理技能等）等多种因素[3-6]。总体来说，国内学者关于绿色创业的研究大多是理论和案例探讨，缺乏数据支撑和实证分析。
目前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问题还未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相关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还比较薄弱。理论研究层面，邓俊淼[7]探讨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动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的模式;李贵成[8]分析了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可能面临的问题，以及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伦理培育等问题。在实证研究方面，梁志民等[9-10]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进行了调查分析，发现返乡务工人员的绿色创业意愿相对农村其他群体虽比较强烈，但也面临创业环境差、政府扶持不到位等诸多障碍，而且这些实证研究在样本量、调查深度、分析精准度等层面都有待提升。总之，关于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问题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总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大部分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的意愿和热情还不够强烈。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活动受到内部创业禀赋和外部政策环境等因素的共同影响，要促进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不仅需要基础设施、社会支持等外部环境的优化，也需要从创业禀赋视角出发研究如何不断提升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的各项素质和能力。
基于此，本文拟从理论上阐明创业禀赋和政府激励政策影响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机理，并基于河南、湖北两省1548份样本数据，实证检验影响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的因素，并识别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的地区分层差异，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作用机理与变量设定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和政府合理分工，实现资源最优配置。而创业是市场发展壮大的源泉，这一过程不仅需要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自主性、能动性作用，也需要积极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公共服务职能。一方面，市场主体依托自身资源禀赋，面对技术、市场等风险做出创业选择;另一方面，政府实施创业支持政策，从资金、技术、市场等方面降低潜在创业风险，解决创业过程中的市场失灵问题。绿色创业意愿指潜在创业者从事绿色创业活动的主观态度，是预测绿色创业行为的最优指标。所以，从廓清绿色创业活动中政府与市场边界视角看，创业者的创业禀赋和政策激励应当是影响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的两大核心因素。
1.创业禀赋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影响
返乡务工人员自身的禀赋特质是影响其绿色创业意愿的基础性因素。罗明忠等[11-12]关注到了禀赋因素对创业行为的影响，实证分析发现返乡务工人员初始禀赋、务工禀赋积累、家庭禀赋拓展对务工人员回乡创业的地域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影响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禀赋因素，除资金禀赋、社会禀赋、经验禀赋、风险认知等与传统创业项目具有共性的禀赋因素外，还有教育禀赋、技术禀赋、环保意识和行为等特定禀赋因素。
（1）影响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一般禀赋因素
创业离不开资金投入和社会关系网络支持，也需要创业经验的积累，还需要创业者能够承受创业失败所带来的风险，所以资金禀赋、社会禀赋、经验禀赋、风险认知等共性因素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的影响机理在学术界已形成较大共识。例如，罗明忠等[11]的实证分析表明农民创业者的家庭总收入、个人在银行的贷款余额等资金禀赋对农民独立创业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罗军等[13-14]通过实证分析证实了社会资本促进务工人员返乡创业的假说;M.Z.Solesvik[15]认为有创业家庭背景的学生创业倾向明显更高;朱红根等[16]对江西省的实证分析表明敢于冒险者更具有创业意愿。所以，从理论上讲，资金禀赋、社会禀赋、经验禀赋越充裕，创业风险偏好越高的返乡务工人员从事绿色创业的意愿也越高。故本文选取年家庭纯收入、家族社会网络、前期创业经历、创业风险偏好为变量，检验一般禀赋因素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影响。 （2）影响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特定禀赋因素
与传统创业项目相比，绿色创业项目所蕴含的知识、技能、经验、意识和理念等因素更多。所以，除一般禀赋因素外，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还受到一些特定禀赋因素的影响。
首先，大量研究支持教育禀赋对创业意愿的影响。例如，A.H.Eagly等[17]认为，那些经常接触企业教育的经管专业学生比没有接触过相关课程的理工科学生更有创业动力。受年龄、性别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影响，返乡务工人员群体受教育水平通常存在较大的地区和群体差异，返乡务工人员受教育程度越高，其获取知识技能的能力越强，同时其对绿色创业环境和政策的了解也越深入，返乡后从事绿色创业活动的可能性越大。所以，从理论上讲，返乡务工人员受教育程度与绿色创业意愿呈正相关关系。
其次，拥有足够的技术禀赋是创业的前提。与传统创业项目相比，绿色创业项目的技术门槛更高，返乡务工人员如果前期具有在相关绿色行业从业的经历，特别是在绿色行业从业时间越长、担任职务越高，技能和管理经验的积累就越多，务工人员返乡后越愿意也越容易从事绿色创业活动。
再次，选择绿色创业的创业者通常都具有强烈的环保意识或生态价值观。P.Honkanen等[18]认为，具有积极生态价值观的个体，总希望通过创业为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做出贡献。S.Schaltegger[19]认为，个体生态价值观是促使创业者开展绿色创业活动的拉动因素。王季等[20]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环境导向价值观、社会责任感与大学生的绿色创业意愿具有显著正相关性。当前我国农村环境保护问题日益突出，不仅清洁水、垃圾处理等设施缺乏，空气污染、水污染和塑料垃圾等污染问题严重，一些传统的创业项目如养猪场、化工厂等还进一步加剧了污染程度。所以，环保意识越强的返乡务工人员选择创业项目时，越可能选择绿色行业。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选取返乡务工人员受教育水平、从业经历、技能培训情况、环保意识和生态价值观5个变量来检验特定禀赋因素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影响。
2.政策激励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影响
创业政策与创业活动紧密关联，直接影响地区范围内创业者的创业意愿、方式和手段。绿色创业是商业活动和生态保护的结合体，是兼顾环保和盈利而进行的一次生态革命，需要同时实现经济效益（与创业对应）、环境效益（与绿色对应）和社会效益（与社会对应）三重目标。虽然绿色创业具有环境利好的特点，同时也具有绿色市场商机，但初创的绿色企业往往因创新能力不高、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愿不强、绿色技术不成熟等原因而面临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与挫折，这时构建成熟的创业政策就显得格外重要。为扶持返乡务工人员创业，我国各级政府出台了诸多有关促进返乡务工人员创业的政策，主要包括工商登记、税务、用地支持、技术扶持等方面，分别对应创业培训、项目扶持、创业园区、用地优惠、简化工商登记手续、信贷扶持、信息咨询、税收减免等。这些激励政策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返乡务工人员的创业意愿，也对其绿色创业活动产生重要影响。为此，本文参考孔凡柱等[21-22]学者的做法，依据我国中央及地方政府已经颁布的关于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的政策法规，分别选择工商登记、创业项目、创业园区、创业培训、土地优惠、财税扶持、金融支持、信息服务8个政策变量，来检验政策激励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影响。
二、模型构建、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1.模型构建
由于本文主要分析创业禀赋、政策激励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影响，而因变量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和大部分自变量都属于定类数据，所以本文的实证估计模型选择有序逻辑回归模型，具体模型构建见公式①：
Y是因變量，即返乡务工人员的绿色创业意愿，是具有有序特征的离散变量，选项“不愿意”“看看情况再说”“愿意”分别用“0”“1”“2”表示，反映了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由弱到强的序次变化。
本文解释变量包括三类：X是反映返乡务工人员人口社会学特征的控制变量，具体包括性别、年龄和婚姻状况3个变量;K代表创业禀赋类变量，具体包括年家庭纯收入、家族社会网络、前期创业经历、创业风险偏好度、受教育程度、从业经历、技能培训情况、环保意识、生态价值观9个变量，其中年家庭纯收入、家族社会网络、前期创业经历、创业风险偏好度用来反映影响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一般创业禀赋因素，受教育程度、从业经历、技能培训情况、环保意识、生态价值观5个变量用来衡量特定禀赋因素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影响;Z表示政策激励类变量，具体包括工商登记、创业项目、创业园区、创业培训、土地优惠、财税扶持、金融支持、信息服务8个变量，用来衡量政策激励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影响。
由于激励政策工具较多，难以直接量化和加权综合，本文通过满意度测评的方式获取上述八类创业政策变量的值，满意度测评采用里克特五级量表形式设计，“1”表示对该项创业政策扶持力度“不清楚”，“2”表示“不满意”，“3”表示“基本满意”，“4”表示“满意”，“5”表示“非常满意”，进行有序逻辑回归分析。量表自设，在调查前选择河南省郑州市进行了100份预调查，回收调查问卷86份，信效度检验状况良好。
2.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对象为返乡务工人员群体，调查对象选取务工人员输出与返乡人口较多的大省，于2018—2019年选择河南、湖北两个省份展开调查，调查对象是返乡务工人员。调查按照PPS抽样分地县、街道/乡镇、村委会、家庭户四级抽样，调研了8个县20个乡镇的60个村庄。调查共发放问卷1800份，获得有效问卷1548份，有效问卷回收率86%。调查提纲由个人和家庭基本情况、所在村区域特征、返乡前就业特征、环境保护意识、绿色创业意愿、绿色创业政策支持特征、绿色创业社会经济环境特征七部分组成，题目类型包括意愿量表和多选题。本文数据来源于此次调查所得的1548份有效问卷。 3.描述性统计
主要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三、实证结果分析
1.基准估计结果
为了检验公式①是否适合有序逻辑回归模型，本文对模型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拟合优度检验即伪R方检验。多重共线性检验中，容差最小值为1.05，方差膨胀因子最大值为1.56，说明解释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不太明显，故不必对变量进行增加调整。在拟合优度检验结果中，Person统计量和偏差统计量的sig都大于0.1，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伪R方的检验值为0.765，平行线检验P=0.08>0.05，自变量具有统计学意义，表明控制变量、共性禀赋因素、特定禀赋因素、政策激励因素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具有较强解释力。同时，因为本文因变量（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设置为“不愿意—一般—愿意”的次序变化，所以在有效显著性水平下，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为负代表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产生消极影响，系数为正代表产生积极影响。
本文首先基于1548个有效调查样本数据，运用Stata 18.0对式①进行估计，并采用逐步添加解释变量的方法来检验解释变量的稳健性，基准估计结果见表2。
（1）控制变量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影响
由表2可知，从模型（1）到模型（4）中性别的估计系数不显著，说明性别与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没有直接关系。从有关返乡务工人员创业动机的研究文献来看，性别变量的估计结果也存在很大差异。例如，马芒等[23-24]的调查数据显示男性比女性更愿意也更容易创业，而胡俊波[25]的研究结论则显示女性比男性更愿意创业，这可能与返乡务工人员创业以农产品深加工、休闲旅游、居民生活服务等为主的领域没有明显的性别偏向性有关。
从模型（1）到模型（4）中年龄的估计系数也不显著，说明年龄与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没有直接关系。既有的返乡务工人员创业研究均以实证数据验证了青壮年是返乡创业的主体，因为青壮年文化程度、整体素质、社交能力、风险承担能力均较高。但绿色创业具有对环境友好的内在生态属性要求，提高了其对创业者机会识别、知识技能、人际关系、社会资本等各方面的要求，同时因为绿色创业周期较长，这对具有养家糊口压力的青壯年来说可能并不是最优选择，因此年龄无法成为绿色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
从模型（1）到模型（4）中婚姻状况的估计系数也不显著，说明婚姻状况与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没有直接关系。关于婚姻状况与创业意愿的研究成果较少，朱红根等[16]的研究认为已婚务工人员由于对家庭的牵挂，返乡意愿高于未婚者。但已婚家庭往往承受更高的赡养老人和抚养子女的经济与时间成本，多种因素作用下，婚姻状况并不一定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产生直接影响。
总之，性别、年龄、婚姻状况三个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都不显著，这些人口社会学基本变量与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没有直接关系，也说明影响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创业禀赋变量不包括性别、年龄和婚姻状况，符合本文的理论判断。
（2）一般创业禀赋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影响
从模型（2）到模型（4）的估计结果来看，影响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一般创业禀赋变量总体上比较显著且为正，说明绿色创业作为创业方式的一种选择，遵循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下创业活动规律。
年家庭纯收入的估计系数均为正，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年收入越高的家庭从事绿色创业的意愿越强烈。从根本上讲，绿色创业是一种市场化经营行为，需要创始人把绿色经营理念和技术转化为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这一周期通常比传统创业项目要长，需要大量设备、人力和技术等方面的投入，在农村投融资市场发展薄弱的背景下，许多投资者的资本金都来源于多年家庭财富的积累，返乡务工人员在外务工期间通常会把大部分务工收入储蓄下来，所以返乡务工人员创业的比例一般高于留守农民。而要鼓励更多农民从事绿色创业，就需要进一步提高务工人员收入或者通过县域经济的发展为本地农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积累农民绿色创业的原始资本。
家族社会网络的估计系数虽然不太显著，但估值为正，说明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扩大支持了返乡务工人员从事绿色创业。返乡务工人员的社交渠道比较单一，其社交网络主要是依赖家族关系向外延伸，如果直系或旁系近亲中有人在政府机关或金融领域工作，就可能近距离为返乡务工人员解读政府创业扶持政策、为其创业贷款提供抵押担保，甚至为其创业活动提供市场开拓等便利。在加快绿色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背景下，有关绿色创业的政策导向首先会由上级部门传递给政府机关和金融部门，所以家族社会关系网络支持务工人员绿色创业的作用会更加明显。
前期创业经历的估计系数均为正，且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具有前期创业经历的家庭，绿色创业的积极性更高。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本人或家庭成员的创业经历会形成创业经验和人脉关系，有利于创业项目选择、项目管理运营和市场开拓。尤其是在传统创业项目领域有过失败经历的创业者，会对“环境友好、前景广阔、附加值高、持续性强”的绿色创业项目更加青睐。
风险偏好的估计系数在模型（2）（3）（4）中都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且系数为正，这说明冒险型返乡务工人员更愿意进行绿色创业，这也符合创业行为的基本理论逻辑。在对返乡务工人员创业研究中，冒险精神被视为务工人员创业的基本素质[16];风险倾向也被验证为大学生绿色创业意愿的正向影响因素[20]，此处进一步验证了偏好冒险的返乡务工人员更愿意进行绿色创业。同时该结果也说明大部分返乡务工人员的“低风险型”偏好阻碍着其创业积极性，目前还需要建立系统性创业风险的防范体系。
（3）特定创业禀赋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影响
模型（3）和模型（4）中有关影响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特定创业禀赋变量系数值均为正，且显著程度相比一般创业禀赋因素明显增强，说明绿色创业项目蕴含了大量的知识、技能、环保等因素，这对返乡务工人员的教育禀赋、技能禀赋、环保意识和行动提出了更高要求。 受教育水平变量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这说明受教育年限与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正相关，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的概率就可能增长13%左右。与传统农村创业项目呈现土地、劳动力等资源密集型特征相比，绿色创业是典型的知识技能密集型项目，其既要吸收国内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还需要充分利用本地特色的自然条件和历史文化资源，融合成有核心竞争力的经营模式和完善的企划方案，受教育水平偏低的返乡务工人员群体很难适应这一要求。就调查样本来看，返乡务工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10年，这将是未来农村绿色产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技术禀赋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影响主要通过绿色行业从业经历和技能培训两个变量来考察，模型（3）和（4）中这两个变量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尤其是绿色行业从业经历的系数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务工人员返乡前的工作经历与绿色创业的行业越密切，接受的技能培训越多，技术禀赋越得到不断积累，越了解绿色技术信息，越具备运用绿色技术的能力，其从事绿色创业的意愿也越高。
环保意识和生态价值观两个变量主要考察环保禀赋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影响，两个变量的估计系数虽均为正，但环保意识变量即环保信息的关注度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生态价值观变量即环境保护的行为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是否关心环保并不直接影响返乡务工人员的绿色创业意愿，只有把环保理念转化为日常行动，上升为每位居民的社会责任，才能从根本上激发人们投身于绿色创业的欲望。
（4）创业政策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影响
模型（4）从8项创业激励政策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影响进行了估计，8个变量的估计系数均为正，除创业培训、金融支持、信息服务三个变量外，其他变量都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在返乡务工人员自身创业禀赋因素受限的情况下，来自外部的政府政策的激励对提升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具有重要作用，但不同的激励政策由于政策力度、实施方式以及与返乡务工人员需求的匹配性等方面的差异，其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激励作用也存在较大差异。
工商登记、创业项目、创业园区、土地优惠、财税扶持5个变量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这5类政策对弥补返乡务工人员内在创业禀赋的不足具有重要作用，政策满意度越高，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也越强烈。其中，财税扶持政策的系数值和显著性均最高，这说明我国近年来实施的“减税降费”改革政策力度大、执行得力，大幅度降低了绿色创业的初始投入成本、中间成本和最终所得税，对绿色创业意愿具有重要激励作用。土地优惠和创业园区政策对绿色创业意愿的激励作用也比较明显，其可以为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提供土地等方面的空间环境和共同条件，有利于创业企业集聚发展，具有空间溢出、规模经济等效应。工商登记和创业项目两类政策主要针对具体的创业项目，一方面降低企业登记注册门槛，提高行政审批效率;另一方面有针对性地解决每一个创业项目的具体困难，对提高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具有积极作用。
创业培训、金融支持、信息服务3个变量不显著，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的激励作用不明显。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是受长期以来二元化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影响，面向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的创业培训、融资支持和信息服务总量不足;二是由于返乡务工人员内部群体间的差异性，政府提供的相关服务与不同群体的需求不够匹配;三是政策执行效率不高，中央和上级政府针对绿色创业做足了顶层设计，但地方政府出于政绩需要把优势资源向传统制造业等领域倾斜，不利于绿色行业领域的创业。
2.地区分层估计结果
表2的基准分析局限于从单个返乡务工人员的视角考虑务工人员个人、家庭与当地政策环境的影响，事实上人口、要素、产业和经济活动在城乡之间频繁流动的现代社会，许多空间因素也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产生着重要影响，其中具有“中心地”功能的城市对周边农村地区的创业行为可能产生“溢出效应”，也可能产生“虹吸效应”。为了识别这一影响，本文对上述1548个调查样本按创业意愿所在区域进行分类，第一类是地级市及其郊区，第二类是县城（包括县级市）及其郊区，第三类是乡镇地区由于一些县城与地级市距离非常近，所以一些调查样本可能同时位于县城郊区和地级市郊区，对于该类样本统一划分到第一类。由于现阶段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的地域还是以城市和县城为主，所以在样本抽样中适当偏向于这两类地区。，然后根据式①，分别对这三类样本进行了估计，估计结果见表3，由于篇幅原因，本文只分析核心变量的估计结果。
表3中，模型（1）是对地级市及其郊区样本的估计结果，模型（2）是对县城及其郊区样本的估计结果，模型（3）是对其他乡镇地区样本的估计结果。由估计结果一方面可以看出，模型（1）和模型（2）的估计结果与表3基本吻合，这进一步验证了表3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另一方面，模型（3）的估计结果大部分变得不显著，一些变量的估计结果甚至为负，同时模型（1）相对于模型（2）的估计结果更加显著，系数值也更大，这表明创业禀赋、政策激励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影响具有较大的地区分层差异。由于我国中部地区地级市、县城和乡镇经济在发展水平和城市功能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相比县城和乡镇，地级市城市化水平高、经济规模较大，对周边地区的影响由过去的“虹吸效应”向“溢出效应”转变，所以該地区及其郊区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影响显著为正。近年来，我国中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比较缓慢，县城经济规模还比较小，城市化水平不高，该地区及其郊区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正向作用小于地级市及其郊区;中部地区中心城市的辐射范围有限，偏远乡镇的经济发展普遍落后，非农产业发展落后，缺乏就业创业的良好环境，导致创业禀赋、政策激励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影响不明显。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在阐明创业禀赋、政策激励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利用河南、湖北两个省份1548个返乡务工人员调查数据，运用有序逻辑回归模型实证估计了影响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因素，主要得到以下结论：其一，在一般创业禀赋变量中，年家庭纯收入、家族社会网络、前期创业经历和风险偏好均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具有正向影响，而目前我国农民收入偏低、农村社会关系网络单一、创业经验交流平台缺乏、创业风险防范体系不健全等因素是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的基本障碍;其二，绿色创业项目蕴含了大量的知识、技能、环保等因素，教育禀赋、技能禀赋、环保意识和行动等特定创业禀赋变量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其中受教育年限、绿色行业从业经历、培训经历和生态价值观4个变量的显著性更高;其三，政策激励变量总体上均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有正向促进作用，其中工商登记、创业项目、创业园区、土地优惠、财税扶持5类政策的影响比较显著，创业培训、金融支持、信息服务3类政策的激励作用还有待提升;其四，对样本进行地区分层的估计结果表明，创业禀赋、政策激励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影响具有较大的地区分层差异，地级市及其郊区实现了从“虹吸效应”向“溢出效应”的转变，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县城及其郊区的正向作用小于地级市及其郊区，乡镇的正向作用不明显。 基于上述实证结果，本文的研究有四点政策启示：一是以城市群建设、乡村振兴等发展战略为契机，统筹城乡发展，依据比较优势形成城乡合理的产业分工体系，在强化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的同时，大力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以产业升级和就近就业带动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二是注重返乡务工人员教育、技能、创业经验和社会关系等创业禀赋的动态积累，大力推进城市务工人员、返乡务工人员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工作，搭建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经验交流和服务平台，积极发挥行业协会的专业化指导作用，增加农村地区博览会、交易会、直播带货等线上线下活动，拓展返乡务工人员社交网络，延伸创业项目的市场空间;三是加大农村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宣传力度，用图文并茂等形式普及相关科学知识，增强农村居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使其树立牢固的生态价值观，尤其是应以生活垃圾分类等日常环境保护工作为抓手，建立激励和惩罚措施，形成全员参与生态环境保护行动的长效机制，释放绿色创业项目的有效需求;四是建立返乡务工人员诉求反馈机制，及时了解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面临的难题，并基于“整体性绩效评估”理念，定期评估政府扶持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相关政策的实施效果，适时调整政策工具和内容，形成支持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的政策合力，同时加大农村地区“放管服”改革力度，为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提供高效和个性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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