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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萧也牧曾在中国青年出版社(以下简称“中青社”)共事过十多年，他在文学编辑室当编辑，曾一度升为副主任；我在总编室做版权和发行工作，在工作上关系十分密切。萧也牧在中青社的十多年中，时间虽然不长，且常在运动、劳动和批斗中度过，但他不违初衷，不负众望，在工作中作出了突出贡献，成为一代名编。
小说挨批离开团中央
总编识才调进中青社
20世纪50年代初期，萧也牧在团中央教材科当科长，编写通俗教材，因工作成绩出色，受过多次表扬。他喜欢搞点创作，反映老区人民的斗争和生活，新中国成立初期即在青年出版社出版了《锻炼》和《母亲的意志》两部短篇小说，很受读者欢迎，当时在文艺界和柳青、康濯等齐名。后来，他因一篇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受到《人民日报》严厉批评，引来一场灾难，只好成天在机关写检讨，战战兢兢地等待着命运的安排。当年，中青社总编辑李庚听说萧也牧挨了批，估计很快会被调出团中央，便主动要求团中央把萧也牧调来出版社，安排在文学编辑室当编辑。室主任江晓天也是一位惜才如命的人，很看重萧也牧的才华，对他的到来十分欢迎。那时出版社刚成立不久，虽然此前曾在翻译读物方面出版过大批苏联优秀小说，在社会上很有影响，但创作方面既无稿源又缺编辑人才。萧也牧的到来，正中江晓天的下怀。至于编辑室内部，那些好奇的编辑一方面对萧也牧很感兴趣，一方面却在私下议论，这位大作家也许就是这篇挨批作品中的主人翁李克，一定是个轻浮和风流不羁的人物。直到见面和相处一段日子以后，才发觉现实中的萧也牧并非想象中那样的人，而是一位作风严肃、态度诚恳、言词幽默和生活简朴的高个儿。
萧也牧对编辑工作十分用心，表示愿意从头学起。那时室内创作方面的稿源奇缺，而翻译稿子却多有积压。江晓天与负责翻译组的副主任陈斯庸一商量，就让萧也牧先处理一部苏联女作家凯特玲斯卡娅的名作《勇敢》。萧也牧不懂俄文，领导的分配使他很为难，但他深知领导的良苦用心，只好勉为其难。他从主任手中接过厚厚的一叠译稿，开始了艰难的编辑加工工作。他虽然对俄文一字不识，但文字工作倒是内行，便采取了独特的加工方法，不惜花费时间，经常约请译者关予素到自己办公室来，或亲自登门到译者家里，面对面地坐在一起，让译者讲原文的意思，共同斟酌译文该怎样表达、修改和润饰。萧也牧当年曾担任过抗日报纸《救国报》和《前卫报》的编辑，自己又写过不少短篇小说，文字水平有把握。他根据译者讲的原意很快领会了原文的意思，并在尊重原作者的创作思想和译者的译文风格基础上，居然把这部皇皇巨著整理得十分完美，按时完成任务，领导十分满意。当然，这种加工方法今天看来未免有点落后，但在当时中青社的现实情况下。这样做竟也是一种独创。由于萧也牧的文字功底深厚，与译者关予素的合作默契，《勇敢》问世后受到读者欢迎，一致反映内容精彩，文字流畅。
1954年，李庚和江晓天都认为中青社不能只靠出版翻译读物过日子，尽管那时翻译作品如《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奥斯特洛夫斯基传》《普通一兵马特洛索夫》及《牛虻》等书已誉满全国，但创作小说却寥寥无几，只出了少数几本小薄本。为此，他们决定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创作上来。正巧此时胡耀邦同志已调来团中央任第一书记，他对团的出版工作十分关心，特别重视青年出版社和开明书店的合并，亲自过问新机构的人事安排，并担任了中青社的董事长，经常为社里出主意，要求中青社出版“大盘菜”。因此在五六十年代，中青社各类读物都有重头书问世。
慧眼识珠喜得《红旗谱》
精心加工雕琢成精品
李庚和江晓天为了转移工作重心，便决定广拓创作稿源，并组织了一支约稿小分队，分别到全国各地去组织稿源。萧也牧在文学界颇有影响，朋友也多，就被作为重要成员，一起去到外地约稿。萧也牧如鱼得水，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在此次约稿活动中，他大显身手，与过去一些老朋友老作家约了不少稿子，青年作家中凡有发展前途的，也约他们写稿。果然，此行收获巨大，李庚和江晓天等各路人马，都纷纷回社交给我许多约稿合同，让我登记保存。实践证明，此举为以后几年中大量出版创作读物打下了坚实基础。
经过这次组稿活动，中青社在作者群中影响深远，一些老作家都愿意为中青社牵线搭桥，提供信息。一天，时任作协文学讲习所所长的马烽，把梁斌的创作小说《红旗谱》已经杀青的消息通报给萧也牧和张羽。张羽也是一位老编辑，曾在华东青年出版社当过编辑，此时已调来中青社，和萧也牧是一搭一档，后来在编辑出版《红旗飘飘》丛刊和《红岩》等书中，起过重要作用。萧也牧和张羽接到马烽的通报之后，便相约去文学讲习所拜访梁斌。
梁斌新中国成立前曾在冀中老革命根据地做过党的工作，因工作繁忙，白天抽不出时间进行创作，只有到了晚上，才拿起笔杆子，坚持写他的长篇小说《红旗谱》。《红旗谱》是一部反映当年冀中地区农民反抗地主和反动派压迫的斗争故事，他是这一斗争的亲历者，高蠡农民暴动如火如荼英勇斗争的场面，一直震撼着这位老革命的心灵，他发誓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完成这部创作，借以纪念为此付出代价的战友们!
梁斌把《红旗谱》完成后，曾和一家出版社打过交道，但对方态度不够积极，不置可否，为此，他感到茫然，正在发怵。萧也牧和张羽登门来访，使梁斌精神为之一振，连忙把二位请进屋内。萧也牧将《红旗谱》原稿认真翻阅了几章，顿时感到这部作品不但题材重大，作者的创作水平也不低，且有潜力，完全有修改基础，值得下工夫帮助作者把稿子改得更完美，使它成为一部杰作。于是，他便和张羽商量，征得梁斌同意，把书稿带回出版社。一进编辑室大门，萧也牧便对江晓天说：“我们今天发现新大陆了!”江晓天摸不着头脑，张羽便笑嘻嘻地把找到梁斌取回《红旗谱》一稿的情况说了。江晓天连忙从萧也牧手中接过稿子，从头到尾翻了一遍，立刻决定把这个“大盘菜”列入选题计划!因张羽手头正在审读青年作家的稿子，江晓天便让萧也牧当责编。经过萧也牧对原稿认真审读加工，1957年12月，《红旗谱》紧跟《红日》之后，作为“三红一创”的第二部经典作品，在文坛亮相。
通力合作积极办丛刊
适应时代红旗飘天下
1956年初，萧也牧因工作成绩优异，被提升为文学编辑室副主任，主管传记文学组的工作。接着，江晓天调去党校学习，由萧也牧代理主任职务。这段时间，传记文学组的张羽、黄伊、王扶在萧也牧的领导下，虽然定了许多选题，也四处物色作者，搜集到不少资料和线索，但效果并不理想，能够合格成为一部传记文学作品的简直没有，大都是几千字或万把字上下的短篇，不少还都有一定质量，退掉实在可惜， 不退搁起来也没用。他们向萧也牧汇报这种情况，研究该怎么处理。张羽毕竟是一位老编辑，他想起新中国成立前鲁迅、郭沫若、茅盾、邹韬奋、胡愈之等人，在上海、香港等地为了工作需要，在无法出版整部书籍也无法出版定期刊物的时候，常常以丛刊形式，精选一些战斗性很强的短篇文章，不定期出版一集，收到很好的效果。于是，张羽便向萧也牧提出：何不借鉴这种方法，出版一个丛刊?萧也牧认为此法可行，既能及时出书，又可对作者有个交代，于是马上提笔写了个报告。社长朱语今和总编李庚一致认为这正符合当时大力向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需要，有了这份丛刊，可以及时发表革命领袖、革命先烈和英雄人物的传记故事，还可邀请老革命、老将军撰写革命斗争回忆录。社领导批准办这个丛刊，指定由萧也牧担任主编，组里的人全力以赴，及早把创刊号编出来。萧也牧把这件事作为自己这段时间的工作重点，立即连夜草拟《编者的话》，又和大家一起讨论丛刊刊名。经过大家七嘴八舌的建议，最后一致同意萧也牧提出的“红旗飘飘”刊名。刊名得到社长批准，萧也牧和大伙开列了一大批选题和作者名单，以最快的速度向作者发出约稿信，同时精选出一批过去积累起来的短篇稿件，经过紧锣密鼓的编辑工作，创刊号很快于1957年5月出版。由于丛刊出版及时，内容丰富，很受读者欢迎。因为不是定期刊物，跟书一样，归新华书店发行，所以丛刊的整个发行过程，我都了解，而且由于书店报来的征订数字大，又连续重版，社会上反响强烈，也着实鼓舞了我的“士气”。接着，《红旗飘飘》第二集又于7月出版，初版发行量更大。就这样，由三个半人(萧也牧还兼管室内其他工作，只能算作半个人)办的刊物，竟在8个月之内出版6集，发行量超过了200万册。其中一、二两集，当月出版重印竟达三四次，这样热销的图书，在我的记忆中还是绝无仅有的，足见这份丛刊在当年是怎样受欢迎的。可惜，丛刊创刊不久，萧也牧被错划右派，张羽也受到批判。萧也牧被迫离开了他一手创办起来的这份刊物，关起门来写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检讨。悲夫!
保护浩然免遭灭顶灾
帮助孙犁出书渡难关
青年作家浩然1956年调到北京当记者，写了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的长篇，投到中青社。当时中青社文学编辑室负责人萧也牧看完稿子后，约浩然谈了一次话。这次谈话对浩然影响很大。萧也牧告诉他，稿子看完了，觉得他是一位有艺术表现才能的年轻人，但这部稿子由于作者实践少，经验不足，写得不好，不能出版。他劝浩然不要一口吃个大馒头，最好先从写短篇开始，逐步积累经验，练好基本功，再动手写长篇。浩然听从萧也牧的劝告，几年中果然写了许多短篇，还出了不少集子，在此基础上，才写出了一部《艳阳天》，成为当时一部享誉文坛的长篇创作。
1957年秋，浩然写了一部中篇小说，反映的是农村有几名地主富农出身的人当选了人民代表。他以记者的身份深入采访了他们的生动事迹，并把小说题名为“新春”，交到萧也牧手里。萧也牧看了这部小说，给他回信，肯定了这部小说可以出版，称赞它是一部“题材新，有深度”的作品，但又说自己这段时间太忙，过些日子要找他好好谈谈再予出版。浩然见信喜出望外，几乎天天在盼望萧也牧的来信。可是，萧也牧带给他的不是出书的好消息，而是电话约他在某处见面。见面后，萧也牧第一句话便是：“我犯错误了，正在挨批。”又说：“你的《新春》幸而未出，现在看来有点危险。我把原稿带来了，你自己回去处理吧!”说着，见四顾无人，便把稿子悄悄塞给了浩然。浩然这才猛省，原来他自己单位已有好几位编辑、记者因为写了一些文章，一个不落地被划为“右派”。这段时间，他幸而患病在疗养院疗养，才逃过一劫。但若中青社此时出了他这部具有“新意”的小说，那还不是一条“又粗又大的辫子”吗?或者萧也牧如果出于个人目的，把这部稿子交给单位，那浩然也会葬送前途。浩然连连向萧也牧致谢，接过稿子，默默地与萧也牧握手告别，回家立刻把稿子销毁r。
正是萧也牧的这一行动，后人便称他是浩然的保护者。
1957年的一天，萧也牧听说孙犁病重，生活十分困难，便心急如焚，心想自己生活又不富裕，无法接济孙犁，便找到康濯，请他为孙犁编一部散文集，由中青社出版，可预付一笔稿费，以救燃眉之急。康濯立刻答应，连夜动手，很快编出了一部《白洋淀纪事》，萧也牧亲自担任责编，于1958年4月出版。这部书一出版，立刻蜚声文坛，出版社还为他印了3.8万册精装本，这在中青社出版史上，一部散文集子能印这么多精装本，乃是绝无仅有的。后来，此书被国内的权威专家评为“20世纪百年百部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之一，与“三红一创”、《李自成》等优秀创作齐名。从1958年4月到2000年7月，该书共8次印刷，总印数达到25万余册。萧也牧不仅帮助作者渡过了难关，还为文坛作出了贡献。
错划“右派”再次遭打击
下放劳改 不忘写小说
1957年下半年，干部开始下放农村锻炼，团中央直属机关的干部，被下放在河北安国和安徽怀远两处。中青社的干部分批轮流下放，全部“右派”也在那里监督劳动。在被下放监督劳动的十多名“右派”分子中，有中青社总编李庚、《农村青年》杂志主编孟庆远、《中学生》杂志副主编刘重、少儿编辑室主任邢舜田、文学编辑室副主任陈斯庸，萧也牧自然也在其中。
1958年底，第一批下放锻炼的干部全部回社，次年春天又轮换了一批去安国齐村锻炼，而被错划的“右派”，则全部留村继续劳改。我是第二批下放锻炼的，到了齐村以后，见到了当年共事的“右派”，感到有一种久别重逢而又说不明白的心情。
此时的萧也牧，经过一年的强体力劳动，风吹日晒，加上营养不足，人变得又黑又瘦了，两眼抠得深深的，有人说他活像当年印度的圣雄甘地。他见了我和其他同事后苦笑了一下，随即低头离去。
在齐村劳改期间，生活十分艰苦，但由于曾长期生活在农村，所以，萧也牧与农民有着深厚感情。在劳改的一年多时间里，村里的老百姓根本不知他们是何等样人，只听说是犯了错误来农村进行劳动的，但从接触中，看到他们并不像是坏人，便和他们亲近起来。萧也牧通过和老乡们的同吃同住同劳动，常常为村子里的优秀青年的先进事迹和老大爷们的高尚风格所感动，偷偷写下了不少短篇，后来还投到省城的文学刊物上去发表，发表后还拿着刊物给我看。
奉献一生走完坎坷路
一代名编芳名传后世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萧也牧自己明白，这场运动又将对自己不利，便格外小心翼翼，什么活动也不敢参加，更不用说写大字报了。但在运动中，社会上有人诬蔑《红岩》是大毒草，罗广斌是叛徒，已经自杀……他有点坐不住了，回想起当年自己已戴了帽子，罗广斌正在出版社小楼改稿，他和张羽曾与罗广斌一起讨论过小说《红岩》的修改方案。如今《红岩》被诬，作者竟遭毒手，不禁悲从中来，便和张羽、黄伊一起编印、出版为《红岩》鸣冤的《红岩战报》，由我组织专人上街叫卖，2分钱一份，卖了十几万份。
之后，运动深入开展，发展到对萧也牧等人十分不利的局面，他又被作为“牛鬼蛇神”关进“牛棚”，交代莫须有的罪状。1969年春，中青社和团中央机关干部一起被下放到河南潢川黄湖“五七”干校劳动。在此期间，除了继续批斗萧也牧以前的“罪行”外，他参与为《红岩》呜冤和为“叛徒”叫屈，更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大罪状。经过一年多的批斗和折磨，萧也牧终于在1970年10月15日含冤去世，时年仅52岁。
在萧也牧去世后的9年，他的冤案得到昭雪。组织上为他恢复了党籍和名誉。在第四届文代会期间，中青社为他举行了追悼会，数百名作家和中青同上前往吊唁。后来百花文艺出版社还为他出版了《萧也牧作品选》。
小说挨批离开团中央
总编识才调进中青社
20世纪50年代初期，萧也牧在团中央教材科当科长，编写通俗教材，因工作成绩出色，受过多次表扬。他喜欢搞点创作，反映老区人民的斗争和生活，新中国成立初期即在青年出版社出版了《锻炼》和《母亲的意志》两部短篇小说，很受读者欢迎，当时在文艺界和柳青、康濯等齐名。后来，他因一篇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受到《人民日报》严厉批评，引来一场灾难，只好成天在机关写检讨，战战兢兢地等待着命运的安排。当年，中青社总编辑李庚听说萧也牧挨了批，估计很快会被调出团中央，便主动要求团中央把萧也牧调来出版社，安排在文学编辑室当编辑。室主任江晓天也是一位惜才如命的人，很看重萧也牧的才华，对他的到来十分欢迎。那时出版社刚成立不久，虽然此前曾在翻译读物方面出版过大批苏联优秀小说，在社会上很有影响，但创作方面既无稿源又缺编辑人才。萧也牧的到来，正中江晓天的下怀。至于编辑室内部，那些好奇的编辑一方面对萧也牧很感兴趣，一方面却在私下议论，这位大作家也许就是这篇挨批作品中的主人翁李克，一定是个轻浮和风流不羁的人物。直到见面和相处一段日子以后，才发觉现实中的萧也牧并非想象中那样的人，而是一位作风严肃、态度诚恳、言词幽默和生活简朴的高个儿。
萧也牧对编辑工作十分用心，表示愿意从头学起。那时室内创作方面的稿源奇缺，而翻译稿子却多有积压。江晓天与负责翻译组的副主任陈斯庸一商量，就让萧也牧先处理一部苏联女作家凯特玲斯卡娅的名作《勇敢》。萧也牧不懂俄文，领导的分配使他很为难，但他深知领导的良苦用心，只好勉为其难。他从主任手中接过厚厚的一叠译稿，开始了艰难的编辑加工工作。他虽然对俄文一字不识，但文字工作倒是内行，便采取了独特的加工方法，不惜花费时间，经常约请译者关予素到自己办公室来，或亲自登门到译者家里，面对面地坐在一起，让译者讲原文的意思，共同斟酌译文该怎样表达、修改和润饰。萧也牧当年曾担任过抗日报纸《救国报》和《前卫报》的编辑，自己又写过不少短篇小说，文字水平有把握。他根据译者讲的原意很快领会了原文的意思，并在尊重原作者的创作思想和译者的译文风格基础上，居然把这部皇皇巨著整理得十分完美，按时完成任务，领导十分满意。当然，这种加工方法今天看来未免有点落后，但在当时中青社的现实情况下。这样做竟也是一种独创。由于萧也牧的文字功底深厚，与译者关予素的合作默契，《勇敢》问世后受到读者欢迎，一致反映内容精彩，文字流畅。
1954年，李庚和江晓天都认为中青社不能只靠出版翻译读物过日子，尽管那时翻译作品如《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奥斯特洛夫斯基传》《普通一兵马特洛索夫》及《牛虻》等书已誉满全国，但创作小说却寥寥无几，只出了少数几本小薄本。为此，他们决定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创作上来。正巧此时胡耀邦同志已调来团中央任第一书记，他对团的出版工作十分关心，特别重视青年出版社和开明书店的合并，亲自过问新机构的人事安排，并担任了中青社的董事长，经常为社里出主意，要求中青社出版“大盘菜”。因此在五六十年代，中青社各类读物都有重头书问世。
慧眼识珠喜得《红旗谱》
精心加工雕琢成精品
李庚和江晓天为了转移工作重心，便决定广拓创作稿源，并组织了一支约稿小分队，分别到全国各地去组织稿源。萧也牧在文学界颇有影响，朋友也多，就被作为重要成员，一起去到外地约稿。萧也牧如鱼得水，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在此次约稿活动中，他大显身手，与过去一些老朋友老作家约了不少稿子，青年作家中凡有发展前途的，也约他们写稿。果然，此行收获巨大，李庚和江晓天等各路人马，都纷纷回社交给我许多约稿合同，让我登记保存。实践证明，此举为以后几年中大量出版创作读物打下了坚实基础。
经过这次组稿活动，中青社在作者群中影响深远，一些老作家都愿意为中青社牵线搭桥，提供信息。一天，时任作协文学讲习所所长的马烽，把梁斌的创作小说《红旗谱》已经杀青的消息通报给萧也牧和张羽。张羽也是一位老编辑，曾在华东青年出版社当过编辑，此时已调来中青社，和萧也牧是一搭一档，后来在编辑出版《红旗飘飘》丛刊和《红岩》等书中，起过重要作用。萧也牧和张羽接到马烽的通报之后，便相约去文学讲习所拜访梁斌。
梁斌新中国成立前曾在冀中老革命根据地做过党的工作，因工作繁忙，白天抽不出时间进行创作，只有到了晚上，才拿起笔杆子，坚持写他的长篇小说《红旗谱》。《红旗谱》是一部反映当年冀中地区农民反抗地主和反动派压迫的斗争故事，他是这一斗争的亲历者，高蠡农民暴动如火如荼英勇斗争的场面，一直震撼着这位老革命的心灵，他发誓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完成这部创作，借以纪念为此付出代价的战友们!
梁斌把《红旗谱》完成后，曾和一家出版社打过交道，但对方态度不够积极，不置可否，为此，他感到茫然，正在发怵。萧也牧和张羽登门来访，使梁斌精神为之一振，连忙把二位请进屋内。萧也牧将《红旗谱》原稿认真翻阅了几章，顿时感到这部作品不但题材重大，作者的创作水平也不低，且有潜力，完全有修改基础，值得下工夫帮助作者把稿子改得更完美，使它成为一部杰作。于是，他便和张羽商量，征得梁斌同意，把书稿带回出版社。一进编辑室大门，萧也牧便对江晓天说：“我们今天发现新大陆了!”江晓天摸不着头脑，张羽便笑嘻嘻地把找到梁斌取回《红旗谱》一稿的情况说了。江晓天连忙从萧也牧手中接过稿子，从头到尾翻了一遍，立刻决定把这个“大盘菜”列入选题计划!因张羽手头正在审读青年作家的稿子，江晓天便让萧也牧当责编。经过萧也牧对原稿认真审读加工，1957年12月，《红旗谱》紧跟《红日》之后，作为“三红一创”的第二部经典作品，在文坛亮相。
通力合作积极办丛刊
适应时代红旗飘天下
1956年初，萧也牧因工作成绩优异，被提升为文学编辑室副主任，主管传记文学组的工作。接着，江晓天调去党校学习，由萧也牧代理主任职务。这段时间，传记文学组的张羽、黄伊、王扶在萧也牧的领导下，虽然定了许多选题，也四处物色作者，搜集到不少资料和线索，但效果并不理想，能够合格成为一部传记文学作品的简直没有，大都是几千字或万把字上下的短篇，不少还都有一定质量，退掉实在可惜， 不退搁起来也没用。他们向萧也牧汇报这种情况，研究该怎么处理。张羽毕竟是一位老编辑，他想起新中国成立前鲁迅、郭沫若、茅盾、邹韬奋、胡愈之等人，在上海、香港等地为了工作需要，在无法出版整部书籍也无法出版定期刊物的时候，常常以丛刊形式，精选一些战斗性很强的短篇文章，不定期出版一集，收到很好的效果。于是，张羽便向萧也牧提出：何不借鉴这种方法，出版一个丛刊?萧也牧认为此法可行，既能及时出书，又可对作者有个交代，于是马上提笔写了个报告。社长朱语今和总编李庚一致认为这正符合当时大力向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需要，有了这份丛刊，可以及时发表革命领袖、革命先烈和英雄人物的传记故事，还可邀请老革命、老将军撰写革命斗争回忆录。社领导批准办这个丛刊，指定由萧也牧担任主编，组里的人全力以赴，及早把创刊号编出来。萧也牧把这件事作为自己这段时间的工作重点，立即连夜草拟《编者的话》，又和大家一起讨论丛刊刊名。经过大家七嘴八舌的建议，最后一致同意萧也牧提出的“红旗飘飘”刊名。刊名得到社长批准，萧也牧和大伙开列了一大批选题和作者名单，以最快的速度向作者发出约稿信，同时精选出一批过去积累起来的短篇稿件，经过紧锣密鼓的编辑工作，创刊号很快于1957年5月出版。由于丛刊出版及时，内容丰富，很受读者欢迎。因为不是定期刊物，跟书一样，归新华书店发行，所以丛刊的整个发行过程，我都了解，而且由于书店报来的征订数字大，又连续重版，社会上反响强烈，也着实鼓舞了我的“士气”。接着，《红旗飘飘》第二集又于7月出版，初版发行量更大。就这样，由三个半人(萧也牧还兼管室内其他工作，只能算作半个人)办的刊物，竟在8个月之内出版6集，发行量超过了200万册。其中一、二两集，当月出版重印竟达三四次，这样热销的图书，在我的记忆中还是绝无仅有的，足见这份丛刊在当年是怎样受欢迎的。可惜，丛刊创刊不久，萧也牧被错划右派，张羽也受到批判。萧也牧被迫离开了他一手创办起来的这份刊物，关起门来写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检讨。悲夫!
保护浩然免遭灭顶灾
帮助孙犁出书渡难关
青年作家浩然1956年调到北京当记者，写了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的长篇，投到中青社。当时中青社文学编辑室负责人萧也牧看完稿子后，约浩然谈了一次话。这次谈话对浩然影响很大。萧也牧告诉他，稿子看完了，觉得他是一位有艺术表现才能的年轻人，但这部稿子由于作者实践少，经验不足，写得不好，不能出版。他劝浩然不要一口吃个大馒头，最好先从写短篇开始，逐步积累经验，练好基本功，再动手写长篇。浩然听从萧也牧的劝告，几年中果然写了许多短篇，还出了不少集子，在此基础上，才写出了一部《艳阳天》，成为当时一部享誉文坛的长篇创作。
1957年秋，浩然写了一部中篇小说，反映的是农村有几名地主富农出身的人当选了人民代表。他以记者的身份深入采访了他们的生动事迹，并把小说题名为“新春”，交到萧也牧手里。萧也牧看了这部小说，给他回信，肯定了这部小说可以出版，称赞它是一部“题材新，有深度”的作品，但又说自己这段时间太忙，过些日子要找他好好谈谈再予出版。浩然见信喜出望外，几乎天天在盼望萧也牧的来信。可是，萧也牧带给他的不是出书的好消息，而是电话约他在某处见面。见面后，萧也牧第一句话便是：“我犯错误了，正在挨批。”又说：“你的《新春》幸而未出，现在看来有点危险。我把原稿带来了，你自己回去处理吧!”说着，见四顾无人，便把稿子悄悄塞给了浩然。浩然这才猛省，原来他自己单位已有好几位编辑、记者因为写了一些文章，一个不落地被划为“右派”。这段时间，他幸而患病在疗养院疗养，才逃过一劫。但若中青社此时出了他这部具有“新意”的小说，那还不是一条“又粗又大的辫子”吗?或者萧也牧如果出于个人目的，把这部稿子交给单位，那浩然也会葬送前途。浩然连连向萧也牧致谢，接过稿子，默默地与萧也牧握手告别，回家立刻把稿子销毁r。
正是萧也牧的这一行动，后人便称他是浩然的保护者。
1957年的一天，萧也牧听说孙犁病重，生活十分困难，便心急如焚，心想自己生活又不富裕，无法接济孙犁，便找到康濯，请他为孙犁编一部散文集，由中青社出版，可预付一笔稿费，以救燃眉之急。康濯立刻答应，连夜动手，很快编出了一部《白洋淀纪事》，萧也牧亲自担任责编，于1958年4月出版。这部书一出版，立刻蜚声文坛，出版社还为他印了3.8万册精装本，这在中青社出版史上，一部散文集子能印这么多精装本，乃是绝无仅有的。后来，此书被国内的权威专家评为“20世纪百年百部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之一，与“三红一创”、《李自成》等优秀创作齐名。从1958年4月到2000年7月，该书共8次印刷，总印数达到25万余册。萧也牧不仅帮助作者渡过了难关，还为文坛作出了贡献。
错划“右派”再次遭打击
下放劳改 不忘写小说
1957年下半年，干部开始下放农村锻炼，团中央直属机关的干部，被下放在河北安国和安徽怀远两处。中青社的干部分批轮流下放，全部“右派”也在那里监督劳动。在被下放监督劳动的十多名“右派”分子中，有中青社总编李庚、《农村青年》杂志主编孟庆远、《中学生》杂志副主编刘重、少儿编辑室主任邢舜田、文学编辑室副主任陈斯庸，萧也牧自然也在其中。
1958年底，第一批下放锻炼的干部全部回社，次年春天又轮换了一批去安国齐村锻炼，而被错划的“右派”，则全部留村继续劳改。我是第二批下放锻炼的，到了齐村以后，见到了当年共事的“右派”，感到有一种久别重逢而又说不明白的心情。
此时的萧也牧，经过一年的强体力劳动，风吹日晒，加上营养不足，人变得又黑又瘦了，两眼抠得深深的，有人说他活像当年印度的圣雄甘地。他见了我和其他同事后苦笑了一下，随即低头离去。
在齐村劳改期间，生活十分艰苦，但由于曾长期生活在农村，所以，萧也牧与农民有着深厚感情。在劳改的一年多时间里，村里的老百姓根本不知他们是何等样人，只听说是犯了错误来农村进行劳动的，但从接触中，看到他们并不像是坏人，便和他们亲近起来。萧也牧通过和老乡们的同吃同住同劳动，常常为村子里的优秀青年的先进事迹和老大爷们的高尚风格所感动，偷偷写下了不少短篇，后来还投到省城的文学刊物上去发表，发表后还拿着刊物给我看。
奉献一生走完坎坷路
一代名编芳名传后世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萧也牧自己明白，这场运动又将对自己不利，便格外小心翼翼，什么活动也不敢参加，更不用说写大字报了。但在运动中，社会上有人诬蔑《红岩》是大毒草，罗广斌是叛徒，已经自杀……他有点坐不住了，回想起当年自己已戴了帽子，罗广斌正在出版社小楼改稿，他和张羽曾与罗广斌一起讨论过小说《红岩》的修改方案。如今《红岩》被诬，作者竟遭毒手，不禁悲从中来，便和张羽、黄伊一起编印、出版为《红岩》鸣冤的《红岩战报》，由我组织专人上街叫卖，2分钱一份，卖了十几万份。
之后，运动深入开展，发展到对萧也牧等人十分不利的局面，他又被作为“牛鬼蛇神”关进“牛棚”，交代莫须有的罪状。1969年春，中青社和团中央机关干部一起被下放到河南潢川黄湖“五七”干校劳动。在此期间，除了继续批斗萧也牧以前的“罪行”外，他参与为《红岩》呜冤和为“叛徒”叫屈，更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大罪状。经过一年多的批斗和折磨，萧也牧终于在1970年10月15日含冤去世，时年仅52岁。
在萧也牧去世后的9年，他的冤案得到昭雪。组织上为他恢复了党籍和名誉。在第四届文代会期间，中青社为他举行了追悼会，数百名作家和中青同上前往吊唁。后来百花文艺出版社还为他出版了《萧也牧作品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