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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为什么没有成为诗人?这实在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因为:
一、春秋时期,在社交场合朗诵诗歌蔚然成风;
二、孔子非常重视诗歌的作用;
三、孔子对《诗三百篇》(后来叫《诗经》)不但熟悉,而且很有研究;
四、孔子是一个相当有诗人气质的人。
春秋时期,君王贵族乃至普通百姓,无论是会盟、宴饮之类社交场合,还是家庭日常生活,开口说话,都有一个特点:喜欢引用、背诵《诗经》中的整首作品或个别诗句,来直接表达或辅助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换言之,诗歌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那个时代,引用、背诵《诗经》风气之盛,是令人惊诧的。有学者统计过,单是《左传》一书记载的历史人物在社交场合引用、背诵《诗经》的次数,就多达150次。情况有如《汉书·艺文志》所言,那个时代,诸侯君主、贵族大夫接待邻国使者,会面交谈,“必称诗以喻其志”。据说,引用、背诵诗歌的目的是表现自己的聪明才智,同时观察对方国家的国力盛衰。《左传》《国语》等史书中,也的确记载了不少君王大夫因为恰当引用、背诵了《诗经》中的作品,而达到预期目的的故事。例如,晋国流亡王子重耳就因为在跟秦穆公会面的时候,巧妙地引用了几首《诗经》中的作品,使得秦穆公派出军队,帮助自己复国做了晋国国君——史称晋文公。
关于诗歌的作用,孔子有一套非常著名的理论。那便是:“《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这就是文学理论家所说的孔子的诗教理论。这一番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诗》可以激发人的志向情感,可以反应社会风俗的盛衰变化,可以使人们更加合群相处,可以藉以抒发怨恨之情。从近处说,有助于侍奉父母;从远处讲,有助于侍奉国君,并且能够帮助人多认识鸟兽草木的名字。”孔子谈的虽然是《诗经》中的诗歌,但是,实际上,《诗经》就是诗歌。这样说,主要根据有二:一是,《诗经》中的作品既有来自宫廷贵族的颂歌、骊歌,也有来自社会底层的情歌、悲歌,可以说是孔子之前五六百年间囊括了社会各阶层创作的诗歌作品的一本精选集,不是某一位(类)作家或某一类风格作品的结集,不是统治者用来愚民的宣传文件汇编;二是,那个时代,《诗经》之外,未见有别的诗歌总集。显然,在孔子看来,诗歌无论是对于社会,还是对于个人,都非常有价值;既有艺术审美的欣赏价值,也有知识修养的教育价值。在教育弟子、儿子的时候,孔子都曾经屡次强调《诗经》的作用。有一天孔子独自站在庭院中,孔鲤从他面前跑过,孔子叫住他问,温习过《诗经》没有。孔鲤老实回答说还没有温习。孔子就告诉他:“不学好《诗经》,就不可能懂得言谈应对。”还有一次,孔子教训孔鲤:“一个人如果不学好《诗经》中的《周南》《召南》,就相当于面墙站立,什么也看不见,一步路也走不了。”
从《论语》记载看,孔子对《诗经》是相当熟悉的。《论语》中,孔子在跟学生谈话时,曾经多次脱口引用、背诵《诗经》中的诗句。如:“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八佾》,诗句出自《诗·周颂》);“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罕》,诗句出自《诗·邶风·雄雉》);“诚不以富,亦祗以异”(《颜渊》,诗句出自《诗·小雅·我行其野》)。事实上,《诗经》很可能是孔子教育弟子的重要教材之一。《论语》中记载了好几次孔子解答弟子关于《诗经》的问题。例如,有一次子夏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中“素以为绚兮”什么意思,孔子告诉他是“以白色打底,再上颜色”的意思(《八佾》)。孔子也曾因为弟子正确地理解了《诗经》的诗句,而加以肯定乃至赞扬。例如,子贡有一次因为正确地引用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孔子就对他说:“赐(子贡,姓端木,名赐)啊,可以跟你讨论《诗》了,告诉你一个道理你就能知道其他道理了。”(《学而》)其实,对于《诗经》,孔子不但熟悉,而且非常有研究。孔子自己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可见,孔子对《诗经》做过校订工作——根据音乐校正诗句的错误。司马迁所言孔子删诗——即对《诗经》重新进行编订,虽然遭到了许多学者的反对,几乎可以说被彻底否定了。但是,孔子对《诗经》做过研究,这是肯定的。
纵观孔子一生,为人处世,言谈举止,经常可以看出,他是相当有诗人气质,具备诗人语言修养的:孔子办学,上课的地点经常不是教室,而是山上、水边、树下;跑到齐国原本是为了谋求仕进,但是一听到《韶乐》,立即全情投入,学习演奏技能;做到大司寇代理宰相了,却因为鲁国国王接受了齐国女子乐队,愤然离开鲁国,踏上周游列国的道路;周游列国期间,历尽坎坷,屡涉险境,落魄时分,被人讥笑为丧家之犬,但是他依然乐此不疲,一游就是十多年……当然,最能反映孔子诗人气质的,还是他的几次抒情性言论。有一次,不知道什么事情触发了他,孔子发出了这样的感慨:“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亦。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有一次站在河边,孔子说出这样一句话:“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罕》)这些话,实在都是很地道的诗歌语言。还有一次,众弟子侍坐,孔子让他们说出各自的人生理想。当曾皙说自己理想的生活是“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时,孔子立即表示赞同(《先进》)。这又可以看出,孔子也跟一般诗人一样,喜欢登山临水,向往自由自在的生活。这跟山水田园诗派的创始人陶渊明,何其相似乃尔。
以上种种情况,都说明,孔子距离诗人,只隔着一层薄薄的纸。然而,孔子终于没有捅破这一层薄纸,成为诗人。原因何在?我不揣浅陋,姑且做如下几点推测:
其一是,孔子时代,写诗尚未成为文人士大夫的一项人生事业。中国诗歌虽然源远流长,早在孔子之前,就已经有许多优秀诗作流传于世了——《诗经》就是最好的例子。但是,把诗人的名字跟诗歌作品紧密联系在一起,则始自楚国人屈原(公元前340～前278年),晚于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近二百年。再者,屈原之所以成为最早的署名诗人,很可能也是由于喜爱他的楚国百姓的口耳相传,屈原本人并无做诗人的心思。最早有意识地把做诗看作人生能够藉以不朽的事业,始于汉末的曹操父子。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其二是,孔子没有立下做诗人的志向。孔子一生的最大理想,就是恢复古代圣贤周公等人创立的礼乐治国思想体系,并且将其付诸实施。也就是说,在孔子那里,政治理想始终高于学术理想和文学创作理想。
其三是,孔子的写作观失之偏颇。孔子对于创造性的写作——创作,显然并无特别的兴趣。他曾经表示,自己是一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人(《述而》)。他晚年回到鲁国之后,研读、整理《易》《诗》等古代文献,遵循的也都是述而不作的原则。
其四是,孔子时代,写诗还是一件没有任何回报的事情,既无法把它当作谋生手段,也不能将其作为人生事业。孔子一生的大多数时间,并非“体制内”人物,他是自由职业者,谋生问题始终摆在他的面前,容不得他整天去推敲诗句。孔子当然也有垂名后世的想法,但是,他的方法是广泛招收弟子和撰写《春秋》一类学术著作,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或者说,入不了他的法眼。
假设历史,无用但有趣:倘若孔子突发奇想,成了诗人,他日后恐怕就成不了千古膜拜的圣人。因为,诗人思想中的自由、性情成分,是历代统治者所不喜欢的。
一、春秋时期,在社交场合朗诵诗歌蔚然成风;
二、孔子非常重视诗歌的作用;
三、孔子对《诗三百篇》(后来叫《诗经》)不但熟悉,而且很有研究;
四、孔子是一个相当有诗人气质的人。
春秋时期,君王贵族乃至普通百姓,无论是会盟、宴饮之类社交场合,还是家庭日常生活,开口说话,都有一个特点:喜欢引用、背诵《诗经》中的整首作品或个别诗句,来直接表达或辅助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换言之,诗歌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那个时代,引用、背诵《诗经》风气之盛,是令人惊诧的。有学者统计过,单是《左传》一书记载的历史人物在社交场合引用、背诵《诗经》的次数,就多达150次。情况有如《汉书·艺文志》所言,那个时代,诸侯君主、贵族大夫接待邻国使者,会面交谈,“必称诗以喻其志”。据说,引用、背诵诗歌的目的是表现自己的聪明才智,同时观察对方国家的国力盛衰。《左传》《国语》等史书中,也的确记载了不少君王大夫因为恰当引用、背诵了《诗经》中的作品,而达到预期目的的故事。例如,晋国流亡王子重耳就因为在跟秦穆公会面的时候,巧妙地引用了几首《诗经》中的作品,使得秦穆公派出军队,帮助自己复国做了晋国国君——史称晋文公。
关于诗歌的作用,孔子有一套非常著名的理论。那便是:“《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这就是文学理论家所说的孔子的诗教理论。这一番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诗》可以激发人的志向情感,可以反应社会风俗的盛衰变化,可以使人们更加合群相处,可以藉以抒发怨恨之情。从近处说,有助于侍奉父母;从远处讲,有助于侍奉国君,并且能够帮助人多认识鸟兽草木的名字。”孔子谈的虽然是《诗经》中的诗歌,但是,实际上,《诗经》就是诗歌。这样说,主要根据有二:一是,《诗经》中的作品既有来自宫廷贵族的颂歌、骊歌,也有来自社会底层的情歌、悲歌,可以说是孔子之前五六百年间囊括了社会各阶层创作的诗歌作品的一本精选集,不是某一位(类)作家或某一类风格作品的结集,不是统治者用来愚民的宣传文件汇编;二是,那个时代,《诗经》之外,未见有别的诗歌总集。显然,在孔子看来,诗歌无论是对于社会,还是对于个人,都非常有价值;既有艺术审美的欣赏价值,也有知识修养的教育价值。在教育弟子、儿子的时候,孔子都曾经屡次强调《诗经》的作用。有一天孔子独自站在庭院中,孔鲤从他面前跑过,孔子叫住他问,温习过《诗经》没有。孔鲤老实回答说还没有温习。孔子就告诉他:“不学好《诗经》,就不可能懂得言谈应对。”还有一次,孔子教训孔鲤:“一个人如果不学好《诗经》中的《周南》《召南》,就相当于面墙站立,什么也看不见,一步路也走不了。”
从《论语》记载看,孔子对《诗经》是相当熟悉的。《论语》中,孔子在跟学生谈话时,曾经多次脱口引用、背诵《诗经》中的诗句。如:“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八佾》,诗句出自《诗·周颂》);“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罕》,诗句出自《诗·邶风·雄雉》);“诚不以富,亦祗以异”(《颜渊》,诗句出自《诗·小雅·我行其野》)。事实上,《诗经》很可能是孔子教育弟子的重要教材之一。《论语》中记载了好几次孔子解答弟子关于《诗经》的问题。例如,有一次子夏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中“素以为绚兮”什么意思,孔子告诉他是“以白色打底,再上颜色”的意思(《八佾》)。孔子也曾因为弟子正确地理解了《诗经》的诗句,而加以肯定乃至赞扬。例如,子贡有一次因为正确地引用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孔子就对他说:“赐(子贡,姓端木,名赐)啊,可以跟你讨论《诗》了,告诉你一个道理你就能知道其他道理了。”(《学而》)其实,对于《诗经》,孔子不但熟悉,而且非常有研究。孔子自己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可见,孔子对《诗经》做过校订工作——根据音乐校正诗句的错误。司马迁所言孔子删诗——即对《诗经》重新进行编订,虽然遭到了许多学者的反对,几乎可以说被彻底否定了。但是,孔子对《诗经》做过研究,这是肯定的。
纵观孔子一生,为人处世,言谈举止,经常可以看出,他是相当有诗人气质,具备诗人语言修养的:孔子办学,上课的地点经常不是教室,而是山上、水边、树下;跑到齐国原本是为了谋求仕进,但是一听到《韶乐》,立即全情投入,学习演奏技能;做到大司寇代理宰相了,却因为鲁国国王接受了齐国女子乐队,愤然离开鲁国,踏上周游列国的道路;周游列国期间,历尽坎坷,屡涉险境,落魄时分,被人讥笑为丧家之犬,但是他依然乐此不疲,一游就是十多年……当然,最能反映孔子诗人气质的,还是他的几次抒情性言论。有一次,不知道什么事情触发了他,孔子发出了这样的感慨:“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亦。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有一次站在河边,孔子说出这样一句话:“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罕》)这些话,实在都是很地道的诗歌语言。还有一次,众弟子侍坐,孔子让他们说出各自的人生理想。当曾皙说自己理想的生活是“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时,孔子立即表示赞同(《先进》)。这又可以看出,孔子也跟一般诗人一样,喜欢登山临水,向往自由自在的生活。这跟山水田园诗派的创始人陶渊明,何其相似乃尔。
以上种种情况,都说明,孔子距离诗人,只隔着一层薄薄的纸。然而,孔子终于没有捅破这一层薄纸,成为诗人。原因何在?我不揣浅陋,姑且做如下几点推测:
其一是,孔子时代,写诗尚未成为文人士大夫的一项人生事业。中国诗歌虽然源远流长,早在孔子之前,就已经有许多优秀诗作流传于世了——《诗经》就是最好的例子。但是,把诗人的名字跟诗歌作品紧密联系在一起,则始自楚国人屈原(公元前340～前278年),晚于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近二百年。再者,屈原之所以成为最早的署名诗人,很可能也是由于喜爱他的楚国百姓的口耳相传,屈原本人并无做诗人的心思。最早有意识地把做诗看作人生能够藉以不朽的事业,始于汉末的曹操父子。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其二是,孔子没有立下做诗人的志向。孔子一生的最大理想,就是恢复古代圣贤周公等人创立的礼乐治国思想体系,并且将其付诸实施。也就是说,在孔子那里,政治理想始终高于学术理想和文学创作理想。
其三是,孔子的写作观失之偏颇。孔子对于创造性的写作——创作,显然并无特别的兴趣。他曾经表示,自己是一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人(《述而》)。他晚年回到鲁国之后,研读、整理《易》《诗》等古代文献,遵循的也都是述而不作的原则。
其四是,孔子时代,写诗还是一件没有任何回报的事情,既无法把它当作谋生手段,也不能将其作为人生事业。孔子一生的大多数时间,并非“体制内”人物,他是自由职业者,谋生问题始终摆在他的面前,容不得他整天去推敲诗句。孔子当然也有垂名后世的想法,但是,他的方法是广泛招收弟子和撰写《春秋》一类学术著作,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或者说,入不了他的法眼。
假设历史,无用但有趣:倘若孔子突发奇想,成了诗人,他日后恐怕就成不了千古膜拜的圣人。因为,诗人思想中的自由、性情成分,是历代统治者所不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