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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非常看重赏罚的作用，认为赏罚是治国理政不可缺少、不可替代的重要手段，舍此不能正确用人、整顿吏治，舍此也不能引导社会风气、管理百姓。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对赏罚的作用，有过很多精辟的论述。唐太宗说：“国家大事，惟赏与罚。”a西汉宣帝时担任过丞相的魏相说过：“赏罚所以劝善禁恶，政之本也。”b晋代傅玄说：“治国有二柄：一曰赏，二曰罚。赏者，政之大德也；罚者，政之大威也。”c清代顺治、康熙时的魏象枢（官至刑部尚书）说：“君主掌控国家的权力，莫大于赏善罚恶；国家考察管理官吏的制度，离不开用贤黜恶。”d上述言论，将赏罚称为国家大事、为政之本，视为治国权柄、君主权力的体现，话虽不同，道理卻相似，都是强调赏罚的重要。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赏罚，治理国家就失去了抓手，推行政令就难以畅通，国家领导者发号施令就不会有人听。
一、发挥赏罚的功效，信赏必罚
要想使赏罚的功效得到正常发挥，首先必须做到“信赏必罚”。周文王曾就赏罚问题进行咨询，姜太公回答说：“凡用赏者贵信，用罚者贵必。”就是说，使用奖赏者，贵在讲信用，该赏的一定赏，这叫“信赏”；使用处罚者，贵在必定做到，该罚的绝不姑息，这叫“必罚”。姜太公进一步说道：“有功必赏、有过必罚的做法，虽然只是用在了我们眼见耳闻的人和事上，但其影响却极深远，那些我们看不到听不到的地方，也都在无形中受到了教化。”a姜太公的这两句话，既提出了赏罚的原则——信赏必罚，也阐明了赏罚的功效——赏罚一人，教育众人。隋代王通将这一功效概括为“赏一劝百，罚一惩众”b。
如果做不到有功必赏、有过必罚，甚至是赏罚随意，不高兴时该赏也不赏，高兴时该罚也不罚，那非但得不到正面效果，还会带来负面作用。所以，古人常常把重视不重视赏罚与能不能做到信赏必罚，作为判断事情能不能成功的根据。
唐贞观四年（630），唐太宗与房玄龄等人谈论隋文帝的治国方法。房玄龄等认为隋文帝勤于朝政，不辞辛苦，应该算是一个励精图治的君主；唐太宗却不以为然，指出隋文帝事无大小都由自己决定的做法，并不是好办法，而是败亡之道。唐太宗说，正确的办法是，首先用好人才，“选拔天下贤才，各安排一定官职，让他们考虑如何治理国家，各司其职”；然后是管好人才，“有功则赏，有罪则罚。这样一来，谁敢不尽心竭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呢？又何愁天下治理不好呢？”c 唐太宗认为，选好人才之后，只要做到信赏必罚，国家没有治理不好的。
与信赏必罚这一原则直接相关联的还有一些重要观点，如赏罚及时、明赏明罚、慎赏慎罚等。只有做到这些，才能真正做到信赏必罚。
关于赏罚及时，柳宗元强调：“奖赏务必从快，然后才有鼓励劝勉的作用；惩罚也是务必从快，然后才有惩一儆百的作用。”a
关于明赏明罚，李世民在《帝范·赏罚》里说：“用大张旗鼓的惩罚使人感到敬畏害怕，用公开的奖赏使人受到感化和教育。有了使人敬畏的力量，做坏事的就会惧怕；好的风气流行，做好事的就会受到鼓励。”b无论是赏还是罚，都要做到明处，公开进行，这样才能收到“奖罚一人，教育一片”的效果，同时还可以让群众监督赏罚是否公正。前些年有些单位盲目学习西方国家所谓“送红包”的“经验”，把奖赏搞得神神秘秘、偷偷摸摸的，不但没起到“赏一劝十”的作用，还给实施者从中作弊留下了充分的空间。
关于慎赏慎罚，古人认为，赏和罚都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必须审慎对待，做到赏不虚施，罚不妄加。西晋傅玄说：“要想治理好国家，就要审慎地掌握赏和罚这两个工具，如果能使二者合理合法，不随意妄为，那么政权的威严和恩德就跟天地一样了。”c南朝宋颜延之说：“惩罚贵在慎重，不能滥施；奖赏贵在公正，不能偏私。惩罚滥施等于没有惩罚，奖赏不公还不如没有奖赏。”d
二、坚持公正公平的原则，赏罚得当
赏罚得当是奖励惩戒制度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所谓奖励得当，是说对一个人是否给予奖励，以及给予何种奖励，要根据其事迹的突出程度或贡献的大小，做到大功大奖，小功小奖，无功不奖。所谓惩处得当，就是对一个人的惩处要与其所犯的错误相适应，做到以事实为依据，以有关处分规定为准绳，定性准确，处理恰当。
荀子认为，做君王的政策应该是：“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a唐太宗讲得比荀子又进了一步：不但要做到无功不赏、无过不罚，还要做到“赏当其劳”“罚当其罪”，即赏赐的轻重应与其功劳大小相当，惩罚的轻重应与其罪过大小相符。他说：“赏当其劳，无功的人就会自然退下，不来争赏；罚当其罪，干坏事的人就都会感到害怕，有所戒惧。”b
南北朝时期，北齐的大臣杜弼深受世宗高澄的信赖。有一次杜弼要领军出征，临行之时，世宗赐给他好马一匹，并一定要他讲一两条“政务之要”之后再走。杜弼用通俗的语言说道：“天下大务，莫过赏罚二论。赏一人使天下人喜，罚一人使天下人服。但能（只要）二事得中（处理得当），自然尽美。”世宗高兴地说：“言虽不多，于理甚要。”c
要做到赏罚得当，当然需要多种因素的结合，但关键是要坚持公正公平的原则。公正公平是赏罚得当的前提。赏罚不当，问题大多出在没有做到公正公平上，或为亲疏贵贱（其中包括贿赂请托）所牵累，或为喜怒好恶所左右。魏徵对此最为反对，他在贞观十一年（637）给唐太宗的奏疏中说道：“做帝王的之所以要求赏罚标准全国统一，目的就是防止因为亲疏贵贱而出现轻重不一的问题。”“不该罚的乱罚，小人之道反而有了市场；不该赏的谬赏，君子之道则没了市场。”a北宋名臣包拯也强调：“赏者必当其功，不可以恩进（因私恩得到）；罚者必当其罪，不可以幸免。”b
唐太宗非常注意公正公平，他在奖赏时只考虑功劳大小，不论亲疏远近。贞观元年（627），唐太宗论功行赏，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均封为公，功劳并列第一等，实封食邑三千三百户。唐太宗的叔父李神通曾被唐高祖封为淮安王，但当时是按老传统封的，凡是皇帝的兄弟和子孙，不管有无功劳皆封为王。按规定，淮安王李神通只能食邑五百户，他上奏说：“高祖起义的旗帜刚举，我就率兵前来响应。现在房玄龄等只是些舞文弄墨的人，却功居第一，我心里不服。”唐太宗重申了“赏当其劳，罚当其罪”的原则，然后说：“现在按功勋大小行赏，房玄龄等有运筹帷幄、安定社稷的功劳。所以汉朝的萧何，虽然没有战场拼杀之劳，但有指导运筹全局之功，因此能够功居第一。叔父是朝廷至亲，我实在不是吝惜封赏，只是不能为徇私情就随便让叔父与功勋卓著的大臣同等封赏啊！”c唐太宗在实施惩罚时同样坚持公正公平，不包庇功臣之罪，不阿护故人之过。盐泽道行军总管、岷州都督高甑生犯罪，被判流放边疆。有人上书讲情说：“高甑生是过去秦王府的功臣，请宽容他的过失。”唐太宗说：“他过去在我王府的功劳，实在不能忘记。然而治理国家执行法律，标准必须统一；现在如果赦免他，就开启了侥幸之路。”a
要想使赏罚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必须做到赏罚得当；要想赏罚得当，必须做到公正公平。对于这一道理，南朝齐崔祖思的一段话讲得很透，他在向齐高帝提出的一套治国方略中这样说：“赏赐不是越丰厚越好，所担心的是不公平；惩罚不是罚得越重越好，所担心的是不恰当。例如，甲的功劳少，乙的功劳多，却赏赐了甲而舍弃了乙，天下就必定有好多人不再为善了；丙的罪行重，丁的过失轻，却处罚了丁而赦免了丙，天下就必定有好多人不肯再改正错误了。这样的话，赏罚等于没做，根本起不到劝善惩恶的作用。如果让人们看到，受罚的是平常受宠的人，受赏的是曾经有仇的人，那么杀一个人就会使全国震惊，赏一个普通人也会使全国高兴。”b这段话可以说是对赏罚原则的精彩阐述！
一、发挥赏罚的功效，信赏必罚
要想使赏罚的功效得到正常发挥，首先必须做到“信赏必罚”。周文王曾就赏罚问题进行咨询，姜太公回答说：“凡用赏者贵信，用罚者贵必。”就是说，使用奖赏者，贵在讲信用，该赏的一定赏，这叫“信赏”；使用处罚者，贵在必定做到，该罚的绝不姑息，这叫“必罚”。姜太公进一步说道：“有功必赏、有过必罚的做法，虽然只是用在了我们眼见耳闻的人和事上，但其影响却极深远，那些我们看不到听不到的地方，也都在无形中受到了教化。”a姜太公的这两句话，既提出了赏罚的原则——信赏必罚，也阐明了赏罚的功效——赏罚一人，教育众人。隋代王通将这一功效概括为“赏一劝百，罚一惩众”b。
如果做不到有功必赏、有过必罚，甚至是赏罚随意，不高兴时该赏也不赏，高兴时该罚也不罚，那非但得不到正面效果，还会带来负面作用。所以，古人常常把重视不重视赏罚与能不能做到信赏必罚，作为判断事情能不能成功的根据。
唐贞观四年（630），唐太宗与房玄龄等人谈论隋文帝的治国方法。房玄龄等认为隋文帝勤于朝政，不辞辛苦，应该算是一个励精图治的君主；唐太宗却不以为然，指出隋文帝事无大小都由自己决定的做法，并不是好办法，而是败亡之道。唐太宗说，正确的办法是，首先用好人才，“选拔天下贤才，各安排一定官职，让他们考虑如何治理国家，各司其职”；然后是管好人才，“有功则赏，有罪则罚。这样一来，谁敢不尽心竭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呢？又何愁天下治理不好呢？”c 唐太宗认为，选好人才之后，只要做到信赏必罚，国家没有治理不好的。
与信赏必罚这一原则直接相关联的还有一些重要观点，如赏罚及时、明赏明罚、慎赏慎罚等。只有做到这些，才能真正做到信赏必罚。
关于赏罚及时，柳宗元强调：“奖赏务必从快，然后才有鼓励劝勉的作用；惩罚也是务必从快，然后才有惩一儆百的作用。”a
关于明赏明罚，李世民在《帝范·赏罚》里说：“用大张旗鼓的惩罚使人感到敬畏害怕，用公开的奖赏使人受到感化和教育。有了使人敬畏的力量，做坏事的就会惧怕；好的风气流行，做好事的就会受到鼓励。”b无论是赏还是罚，都要做到明处，公开进行，这样才能收到“奖罚一人，教育一片”的效果，同时还可以让群众监督赏罚是否公正。前些年有些单位盲目学习西方国家所谓“送红包”的“经验”，把奖赏搞得神神秘秘、偷偷摸摸的，不但没起到“赏一劝十”的作用，还给实施者从中作弊留下了充分的空间。
关于慎赏慎罚，古人认为，赏和罚都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必须审慎对待，做到赏不虚施，罚不妄加。西晋傅玄说：“要想治理好国家，就要审慎地掌握赏和罚这两个工具，如果能使二者合理合法，不随意妄为，那么政权的威严和恩德就跟天地一样了。”c南朝宋颜延之说：“惩罚贵在慎重，不能滥施；奖赏贵在公正，不能偏私。惩罚滥施等于没有惩罚，奖赏不公还不如没有奖赏。”d
二、坚持公正公平的原则，赏罚得当
赏罚得当是奖励惩戒制度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所谓奖励得当，是说对一个人是否给予奖励，以及给予何种奖励，要根据其事迹的突出程度或贡献的大小，做到大功大奖，小功小奖，无功不奖。所谓惩处得当，就是对一个人的惩处要与其所犯的错误相适应，做到以事实为依据，以有关处分规定为准绳，定性准确，处理恰当。
荀子认为，做君王的政策应该是：“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a唐太宗讲得比荀子又进了一步：不但要做到无功不赏、无过不罚，还要做到“赏当其劳”“罚当其罪”，即赏赐的轻重应与其功劳大小相当，惩罚的轻重应与其罪过大小相符。他说：“赏当其劳，无功的人就会自然退下，不来争赏；罚当其罪，干坏事的人就都会感到害怕，有所戒惧。”b
南北朝时期，北齐的大臣杜弼深受世宗高澄的信赖。有一次杜弼要领军出征，临行之时，世宗赐给他好马一匹，并一定要他讲一两条“政务之要”之后再走。杜弼用通俗的语言说道：“天下大务，莫过赏罚二论。赏一人使天下人喜，罚一人使天下人服。但能（只要）二事得中（处理得当），自然尽美。”世宗高兴地说：“言虽不多，于理甚要。”c
要做到赏罚得当，当然需要多种因素的结合，但关键是要坚持公正公平的原则。公正公平是赏罚得当的前提。赏罚不当，问题大多出在没有做到公正公平上，或为亲疏贵贱（其中包括贿赂请托）所牵累，或为喜怒好恶所左右。魏徵对此最为反对，他在贞观十一年（637）给唐太宗的奏疏中说道：“做帝王的之所以要求赏罚标准全国统一，目的就是防止因为亲疏贵贱而出现轻重不一的问题。”“不该罚的乱罚，小人之道反而有了市场；不该赏的谬赏，君子之道则没了市场。”a北宋名臣包拯也强调：“赏者必当其功，不可以恩进（因私恩得到）；罚者必当其罪，不可以幸免。”b
唐太宗非常注意公正公平，他在奖赏时只考虑功劳大小，不论亲疏远近。贞观元年（627），唐太宗论功行赏，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均封为公，功劳并列第一等，实封食邑三千三百户。唐太宗的叔父李神通曾被唐高祖封为淮安王，但当时是按老传统封的，凡是皇帝的兄弟和子孙，不管有无功劳皆封为王。按规定，淮安王李神通只能食邑五百户，他上奏说：“高祖起义的旗帜刚举，我就率兵前来响应。现在房玄龄等只是些舞文弄墨的人，却功居第一，我心里不服。”唐太宗重申了“赏当其劳，罚当其罪”的原则，然后说：“现在按功勋大小行赏，房玄龄等有运筹帷幄、安定社稷的功劳。所以汉朝的萧何，虽然没有战场拼杀之劳，但有指导运筹全局之功，因此能够功居第一。叔父是朝廷至亲，我实在不是吝惜封赏，只是不能为徇私情就随便让叔父与功勋卓著的大臣同等封赏啊！”c唐太宗在实施惩罚时同样坚持公正公平，不包庇功臣之罪，不阿护故人之过。盐泽道行军总管、岷州都督高甑生犯罪，被判流放边疆。有人上书讲情说：“高甑生是过去秦王府的功臣，请宽容他的过失。”唐太宗说：“他过去在我王府的功劳，实在不能忘记。然而治理国家执行法律，标准必须统一；现在如果赦免他，就开启了侥幸之路。”a
要想使赏罚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必须做到赏罚得当；要想赏罚得当，必须做到公正公平。对于这一道理，南朝齐崔祖思的一段话讲得很透，他在向齐高帝提出的一套治国方略中这样说：“赏赐不是越丰厚越好，所担心的是不公平；惩罚不是罚得越重越好，所担心的是不恰当。例如，甲的功劳少，乙的功劳多，却赏赐了甲而舍弃了乙，天下就必定有好多人不再为善了；丙的罪行重，丁的过失轻，却处罚了丁而赦免了丙，天下就必定有好多人不肯再改正错误了。这样的话，赏罚等于没做，根本起不到劝善惩恶的作用。如果让人们看到，受罚的是平常受宠的人，受赏的是曾经有仇的人，那么杀一个人就会使全国震惊，赏一个普通人也会使全国高兴。”b这段话可以说是对赏罚原则的精彩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