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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应是一味予人希望的“良药”——哪怕一时找不到治愈心灵痼疾的方法，但总该带给观众光明和温暖。戏剧，当然要挖掘人性的多样丰富——哪怕不惜把主人公投身魔幻的刀山火海。不过，在创作现实主义题材作品时，是否应该为了“激发”主人公的“潜在性格层面”而不惜“调侃”甚至“改写”特殊历史时期呢？任何特殊历史时期，都是人民的共同经历，跌宕起伏、忧喜参半、血泪交融、可能有“疤”……成熟的艺术家，应是一名心灵良医，应以尊重的态度、诚挚的情感、高超的技法，慈悲的心境，把作品化作敷在伤疤上的良药，抚慰最广大观众并给予他们力量、勇气以及尽可能充沛的正能量。华语戏剧著名导演赖声川、戏曲理论家蒋星煜以及著名编剧邹静之、万方等都不约而同地认同这一观点。赖声川说，“戏剧是展现病的，但是导演要怀着慈悲心，在里面放入予人希望的药。”蒋星煜认为，戏剧能治心病。邹静之曾表示：“真正的戏剧，要带给观众正面的思考，才能成为良药……”
貌似沉重的“消费”
特殊历史时期，并非特指“文革”十年，而是指国家、社会、人民都同时处于重大变革和转型的过渡时期。从1907年话剧（Drama，亦即更为专业的名称“戏剧”，在港台译为“舞台剧”）在中国诞生起，我们一起经历了民国时期（1912-1949）、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1949-1956）、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新时期，包括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等（1956-1966）、“文革”十年（1966-1976）以及1978年起的改革开放新时期……这其中都有一些时段属于此列。与此同时，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台湾岛，从蒋介石携国民党部队于1949年撤退至今，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非一般的历史进程，也属于这一范畴。
近来，在上海这一全国戏剧市场最繁荣的码头，上演了一批各地制作的戏剧，把主人公安置在各个特殊历史时期，貌似具有反思人生苦难的深刻沉重感，也好像部部都票房飙红。而其实，这些剧目追求票房的手段，与以嬉闹方式“讨好”观众的喜闹剧并无本质区别——是在忽悠观众“消费”本民族的苦难。
这些来自各地的剧目，以“调侃”甚至“改写”的轻浮态度，利用中老年观众对如何展现这些历史时段的“好奇”抑或青少年对此段历史的陌生，行“绑架”观众视听、心灵和荷包之实。它们以集中负面要素，硬生生地揭开社会伤疤，血淋淋地展示给观众为“卖点”，让剧场体验尚不丰富的大量普通观众掏了钱、“着了道”，产生了两种危害性极强的精神误导——或顿感人生无望，活着无聊；或引发莫名激愤、价值偏差、族群对立。
悲剧变成了笑料
戏剧人、评论家认为，艺术创作者要有观照历史和时代的大局观，从人类进步和国家发展的角度出发去考虑“为什么要制造精神产品”。因为让观众误读历史、掏钱买绝望，而不给“解药”，要比让观众只掏钱看“三俗”，更有害于身心健康、社会健康。文学评论家杨扬对话剧《活着》的导演孟京辉为何要在当下改编余华同名小说的动机持有疑问：“评论家当然支持艺术家反思社会，但是要看在什么层面上反思。”他认为，该剧改编从内容到形式上都不成功。作为十分熟悉原著的评论家，他觉得该剧毫无悬念，“谁都能想象到接下来谁死了，那干脆让福贵也死了算了！最后，导演只能自己跑到台上，对观众说出主题——要昂扬地活。”“只要是从上世纪80年代过来的人，都觉得所谓荒诞、夸张、扭曲、变形，并没什么太大创新。”最令人反感的是在表现大跃进、“文革”等场面时，竟让一群穿着时尚、打扮妖异的青年男女一起跳迪斯科。台上一片“群魔乱舞”，台下一片嘻哈笑声。对此，文艺评论家毛时安明确表达了不满：“与其把民族的悲剧当成调料和笑料，不如让在思想和艺术上更成熟的戏剧家来挑大梁。”现代戏剧谷艺术总监、戏剧教育家荣广润则认为，“虽然当下深入思考的戏较少，但是不能局限地以个人思考替代民众思考。”
荣广润的这句话也适用于《蒋公的面子》。这出由南京大学女大学生创作的剧目，围绕当年中央大学三位中文系教授是否要赴“校长”蒋介石的年夜饭展开——事实上，这从来都是一个传说。据为此熟读了30多本民国时期的著作、在图书馆查阅了几十万字资料的编剧透露，蒋介石到中央大学就任校长之职，是春节后的事，所以不存在“年夜饭”之说。如此情景设定，属于艺术加工。不过，该剧诞生之初，定位却是为南大（前身即中央大学）校庆所作的“校史剧”。该剧火爆之时，则被市场推手“助推”成当下争议事件的“参照系”。例如，原重大校长被任命为浙大校长，引发浙大校友会等质疑的一串风波。风波里，《蒋》剧中，蒋介石成为中央大学校长遭学界质疑的境遇，就被网民“平移”到浙大校长身上……此点，反过来刺激了该剧的票房。于是，历史与当下，两个层面的视听都被重度混淆。剧组为求高度关注而蓄意制造了被曲解的空间，且丝毫无意从争议中抽身。
艺术家最可怕的谎言，就是以挖掘人性之名，制造一台毫无人性之戏——还把它安置入特殊历史时期。由一批北京青年戏剧人编导演的《驴得水》，就是这样一出戏。中国话剧史专家丁罗男教授分析道，该剧里只有校长的女儿，这个20岁不到的女孩子是有人性的，其他角色都没有人性。民国时期，一群城里的教师到农村办学，为了多一人份的工资，把一头驴谎报成英语老师。不学无术的教育部长为谋求美方资助，前来面见名为“驴得水”的英语老师。美国捐助人也随后抵达。为了掩盖一个又一个谎言，这些人物的举动都像是缺乏性格和动因的小丑。为了让衣衫褴褛的农村木匠冒充洋气的英语教师，城里来的女教师甚至不惜“睡服”他——“她简直就是花痴！”丁罗男评价道，全剧看下来，唯一的好人就是捐助农村办学的美国人——他最有人性，最有爱心。但是，“对比起来，只有美国人有人性的话，那我太反感这样的设计了！”诸如“睡服”这样的小聪明充斥该剧，使得剧场里特别欢腾。但当一场群殴后，美国人面对舞台上追光照耀的一把镰刀与一把锤子相交的场面，惊呼“Incredible China！”（不可思议的中国！）时，这种把网络上的负面情绪活化于剧场的取悦方式达到了顶峰，并成为口口相传的“卖点”。
值得深思的问题
上海拥有全国最活跃、最繁荣的戏剧市场已得到公认，连年来，仅在沪上演的话剧剧目每年就有200多出，其中上海话剧中心以及本地民营剧团的剧目约占总数的四成，六成来自于北京、南京、山东、广州、深圳等地以及中国台湾和香港等地区。与此同时，话剧市场迎来了1907年在中国诞生以来的“第二个春天”。有意思的是，港台地区的戏，倒多数是一味“良药”，如台湾果陀剧社的《十四堂星期二的课》《抢钱的世界》，台湾表演工作坊的《暗恋桃花源》《宝岛一村》等，都在挖掘五味人生，展现人心终究向善的一面。当然，也有一些剧目值得注意——台湾电视综艺“大哥大”王伟忠制作、参演的《短波》，用其本人的话来说就是：“讲述小时候偷听对岸敌台的故事……”
毛时安、荣广润等专家都认为，市场要繁荣，就要允许文化多元化，要有“理性的宽容”，但这是对具备正确价值取向的作品的宽容，艺术家不能把自身应肩负的责任推给“特殊历史时期”，结果让百姓绝望，让精神走向反面，让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的历史和时代以虚无化的基调博取观众的眼球。丁罗男还认为，剧场的艺术独特性在于，在一个封闭空间内，通过几小时内激发观演情感的集体共融，来传递戏剧理念。那么就会产生马太效应，“正面的更加明亮，负面的更加灰暗。”因此，掌握了这一硬件优势和艺术话语权的戏剧家更应该高度珍惜、谨慎对待对这一艺术空间的掌控权，考虑到观众的接受力——事实上，中国教育普遍缺失戏剧欣赏这一板块，使得不少观众并不熟悉剧场表达体系。而不少编导并不是不知道这一点。
戏剧评论家戴平说得更为恳切，“人民的艺术家应帮助观众寻找光明和希望，给予人信心和前进的力量。如果要把丑恶展示给观众，就要怀着治病救人的初衷，用精湛的艺术手法剖析到位，并包扎好伤口”，否则就应和了西方荒诞派戏剧的理念——只有死才能解决问题，或者空留一片灰黑的无解。“而我们呈献给观众的现实题材作品，应该突出活着要有意义，做于国于民于己都有价值的事，成为有价值的人。”
貌似沉重的“消费”
特殊历史时期，并非特指“文革”十年，而是指国家、社会、人民都同时处于重大变革和转型的过渡时期。从1907年话剧（Drama，亦即更为专业的名称“戏剧”，在港台译为“舞台剧”）在中国诞生起，我们一起经历了民国时期（1912-1949）、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1949-1956）、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新时期，包括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等（1956-1966）、“文革”十年（1966-1976）以及1978年起的改革开放新时期……这其中都有一些时段属于此列。与此同时，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台湾岛，从蒋介石携国民党部队于1949年撤退至今，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非一般的历史进程，也属于这一范畴。
近来，在上海这一全国戏剧市场最繁荣的码头，上演了一批各地制作的戏剧，把主人公安置在各个特殊历史时期，貌似具有反思人生苦难的深刻沉重感，也好像部部都票房飙红。而其实，这些剧目追求票房的手段，与以嬉闹方式“讨好”观众的喜闹剧并无本质区别——是在忽悠观众“消费”本民族的苦难。
这些来自各地的剧目，以“调侃”甚至“改写”的轻浮态度，利用中老年观众对如何展现这些历史时段的“好奇”抑或青少年对此段历史的陌生，行“绑架”观众视听、心灵和荷包之实。它们以集中负面要素，硬生生地揭开社会伤疤，血淋淋地展示给观众为“卖点”，让剧场体验尚不丰富的大量普通观众掏了钱、“着了道”，产生了两种危害性极强的精神误导——或顿感人生无望，活着无聊；或引发莫名激愤、价值偏差、族群对立。
悲剧变成了笑料
戏剧人、评论家认为，艺术创作者要有观照历史和时代的大局观，从人类进步和国家发展的角度出发去考虑“为什么要制造精神产品”。因为让观众误读历史、掏钱买绝望，而不给“解药”，要比让观众只掏钱看“三俗”，更有害于身心健康、社会健康。文学评论家杨扬对话剧《活着》的导演孟京辉为何要在当下改编余华同名小说的动机持有疑问：“评论家当然支持艺术家反思社会，但是要看在什么层面上反思。”他认为，该剧改编从内容到形式上都不成功。作为十分熟悉原著的评论家，他觉得该剧毫无悬念，“谁都能想象到接下来谁死了，那干脆让福贵也死了算了！最后，导演只能自己跑到台上，对观众说出主题——要昂扬地活。”“只要是从上世纪80年代过来的人，都觉得所谓荒诞、夸张、扭曲、变形，并没什么太大创新。”最令人反感的是在表现大跃进、“文革”等场面时，竟让一群穿着时尚、打扮妖异的青年男女一起跳迪斯科。台上一片“群魔乱舞”，台下一片嘻哈笑声。对此，文艺评论家毛时安明确表达了不满：“与其把民族的悲剧当成调料和笑料，不如让在思想和艺术上更成熟的戏剧家来挑大梁。”现代戏剧谷艺术总监、戏剧教育家荣广润则认为，“虽然当下深入思考的戏较少，但是不能局限地以个人思考替代民众思考。”
荣广润的这句话也适用于《蒋公的面子》。这出由南京大学女大学生创作的剧目，围绕当年中央大学三位中文系教授是否要赴“校长”蒋介石的年夜饭展开——事实上，这从来都是一个传说。据为此熟读了30多本民国时期的著作、在图书馆查阅了几十万字资料的编剧透露，蒋介石到中央大学就任校长之职，是春节后的事，所以不存在“年夜饭”之说。如此情景设定，属于艺术加工。不过，该剧诞生之初，定位却是为南大（前身即中央大学）校庆所作的“校史剧”。该剧火爆之时，则被市场推手“助推”成当下争议事件的“参照系”。例如，原重大校长被任命为浙大校长，引发浙大校友会等质疑的一串风波。风波里，《蒋》剧中，蒋介石成为中央大学校长遭学界质疑的境遇，就被网民“平移”到浙大校长身上……此点，反过来刺激了该剧的票房。于是，历史与当下，两个层面的视听都被重度混淆。剧组为求高度关注而蓄意制造了被曲解的空间，且丝毫无意从争议中抽身。
艺术家最可怕的谎言，就是以挖掘人性之名，制造一台毫无人性之戏——还把它安置入特殊历史时期。由一批北京青年戏剧人编导演的《驴得水》，就是这样一出戏。中国话剧史专家丁罗男教授分析道，该剧里只有校长的女儿，这个20岁不到的女孩子是有人性的，其他角色都没有人性。民国时期，一群城里的教师到农村办学，为了多一人份的工资，把一头驴谎报成英语老师。不学无术的教育部长为谋求美方资助，前来面见名为“驴得水”的英语老师。美国捐助人也随后抵达。为了掩盖一个又一个谎言，这些人物的举动都像是缺乏性格和动因的小丑。为了让衣衫褴褛的农村木匠冒充洋气的英语教师，城里来的女教师甚至不惜“睡服”他——“她简直就是花痴！”丁罗男评价道，全剧看下来，唯一的好人就是捐助农村办学的美国人——他最有人性，最有爱心。但是，“对比起来，只有美国人有人性的话，那我太反感这样的设计了！”诸如“睡服”这样的小聪明充斥该剧，使得剧场里特别欢腾。但当一场群殴后，美国人面对舞台上追光照耀的一把镰刀与一把锤子相交的场面，惊呼“Incredible China！”（不可思议的中国！）时，这种把网络上的负面情绪活化于剧场的取悦方式达到了顶峰，并成为口口相传的“卖点”。
值得深思的问题
上海拥有全国最活跃、最繁荣的戏剧市场已得到公认，连年来，仅在沪上演的话剧剧目每年就有200多出，其中上海话剧中心以及本地民营剧团的剧目约占总数的四成，六成来自于北京、南京、山东、广州、深圳等地以及中国台湾和香港等地区。与此同时，话剧市场迎来了1907年在中国诞生以来的“第二个春天”。有意思的是，港台地区的戏，倒多数是一味“良药”，如台湾果陀剧社的《十四堂星期二的课》《抢钱的世界》，台湾表演工作坊的《暗恋桃花源》《宝岛一村》等，都在挖掘五味人生，展现人心终究向善的一面。当然，也有一些剧目值得注意——台湾电视综艺“大哥大”王伟忠制作、参演的《短波》，用其本人的话来说就是：“讲述小时候偷听对岸敌台的故事……”
毛时安、荣广润等专家都认为，市场要繁荣，就要允许文化多元化，要有“理性的宽容”，但这是对具备正确价值取向的作品的宽容，艺术家不能把自身应肩负的责任推给“特殊历史时期”，结果让百姓绝望，让精神走向反面，让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的历史和时代以虚无化的基调博取观众的眼球。丁罗男还认为，剧场的艺术独特性在于，在一个封闭空间内，通过几小时内激发观演情感的集体共融，来传递戏剧理念。那么就会产生马太效应，“正面的更加明亮，负面的更加灰暗。”因此，掌握了这一硬件优势和艺术话语权的戏剧家更应该高度珍惜、谨慎对待对这一艺术空间的掌控权，考虑到观众的接受力——事实上，中国教育普遍缺失戏剧欣赏这一板块，使得不少观众并不熟悉剧场表达体系。而不少编导并不是不知道这一点。
戏剧评论家戴平说得更为恳切，“人民的艺术家应帮助观众寻找光明和希望，给予人信心和前进的力量。如果要把丑恶展示给观众，就要怀着治病救人的初衷，用精湛的艺术手法剖析到位，并包扎好伤口”，否则就应和了西方荒诞派戏剧的理念——只有死才能解决问题，或者空留一片灰黑的无解。“而我们呈献给观众的现实题材作品，应该突出活着要有意义，做于国于民于己都有价值的事，成为有价值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