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由郑大卫领着走进广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电影处1号放映厅的时候，看到的是与电影院VIP厅相似的配置。大银幕、按6个梯次排开的34把红色皮质座椅、不到100平方米的面积，当然也配备了胶片和数字放映机，这是电影院的通用标准。
　　在走进电影院与影迷见面之前，广东本地制片单位摄制的各类影片，必须在这里先行放映、接受审查。
　　电影审查，对于中国观众来说，是个不陌生，但颇神秘的存在。而对于郑大卫来说，是与广东省电影行业协会秘书长并列的另一份工作。
　　他是广东电影审查委员会12名委员之一。
　　“说老实话，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说到电影审查，郑大卫开门见山地说，“对于中国电影审查的现状，其实我们审查委员本身都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和意见。”

生杀之权

　　电影审查有严格的流程。以广东省为例，通常是由制片方提出审查申请，并把摄制好的成片拷贝在影碟里，交到广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电影管理处。
　　随后郑大卫和其他审查委员就会收到电影处的审片通知，包括时间、片名。这个队伍的成员，除了省局的领导，其余多是与电影有关的从业者，包括金牌电影发行人赵军，电影策划专家、人大代表祁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学者刘海玲、广东省电影行业协会会长林西平等。他们要答复是否参加。
　　继2010年广电总局将终审权下放到部分省市，在北京、吉林、广东、浙江、陕西、湖北等地试行属地审查之后，今年4月份开始，电影终审权下放到全国各省市。地方广电局负责综合审查员的意见，颁发《影片审查决定书》，而最终宣布发不发龙标的生杀大权，依然在广电总局。
　　2010年，广东省广电局新成立的电影管理处的领导找到了郑大卫，问他有没兴趣帮忙审电影。
　　“好啊，审电影没有问题啊。”郑大卫很爽快地就成了新成立的广东电影审查委员会的一员，虽然当时他知道的只是国家广电总局的审查委员也是由电影各界人士组成的，比如导演谢飞、学者郑洞天等人。
　　而在广东，12个审查委员很难全部到场，一般只要够3个人就可以审片。为了使尽量多的审查员到场，审查影片的时间，多数会安排在周五下午。
　　审查员们按约定时间陆续到放映厅坐下，人齐了就开始放片子。放映结束，灯亮起，就会有一张《影片审查意见表》被发到每个审查员的手上。
　　审查员们要做的是，分别对影片的“思想性”“艺术性”“制作水平”按5分制进行打分，3分以上才合格。最后在“通过”“修改后再审”“暂不通过”“不通过”四个空格里选一项打上勾，一部投资以万元甚至亿元为计算单位的影片，命运在此便见分晓。
　　在担任电影审查员的四年多时间里，郑大卫每年审过的片子从20多部，上升到去年的40多部，今年还将更多。郑大卫说，他从来没试过打1、2分，一般都会打3分。
　　像电影《活着》《蓝风筝》那样在审查时被告知不通过的“枪毙”事件，在广东暂时还未有过先例。每部电影公映前，都要经过立项审查和成片审查两个关口，双证齐全——摄制许可证、公映许可证（也就是被允许在大陆公映的电影片头那个再熟悉不过的“龙标”）。郑大卫介绍，立项审查通过的片子，完成片的审查一般不会枪毙。枪毙的原因一般是拍摄过程中途擅自修改了剧本。这会很麻烦，而制片一般不敢冒这样的风险。
　　即使是“修改后再审”也为数不多。珠江电影集团摄制的《非狐外传》被要求剪了一个穿着有点暴露的镜头。“修改要花钱，大家心里也都有一把尺度，不可能去拍一个要改得一塌糊涂的片。”
　　最常见的情形是，审查委员们说一句“行，通过吧”，然后感叹片子又白拍了。这时候，决定片子生死的，已经不是审查，而是市场了。有一组残酷的数据，去年国产电影拿到放映许可证的有700多部，院线上映了两百多部，其中够通过票房盈利的仅10%左右。全国截至8月份有12000多张银幕，其中广东占了三分之一，连续13年票房排第一。但广东本地制作的电影能像《大闹天宫》挤入2014年大陆电影票房前三的是少之又少。
　　“广东市场很好，但制作太糟糕。”郑大卫颇感恨铁不成钢。“很多片子在选材、故事性、技术性上拍得非常糟糕，我们都知道电影院老板不会放。这种现象全国都有，我们看了都觉得心塞，花了那么多钱拍成这个鬼样。”

“DVD 是我的二奶”

　　喜欢电影文化，瘦骨嶙峋，外人很难说清楚郑大卫身上的这两个特征到底哪个更鲜明。如他自己所说，在广东电视台大院进进出出的人群里，他颇具辨识度。因为太瘦，郑大卫几乎没有短袖衣服，在夏天的装扮也是长袖衬衫加电视台服。只要跟保安描述“很瘦，穿衬衫和电视台服的”，保安很快就会意要找的是哪位。
　　他的许多朋友更是清楚，他的家里收藏了数万影碟，占满了书房的三面墙。大卫每周都要出去淘影碟，他工作以外的时间，大部分都在书房与电影一起度过。“书是我的老婆，DVD是我的二奶”，这是他的口头禅。
　　郑大卫对电影的“专情”，往前可以追溯到澳门的童年。1964年随家人移居回大陆之前，父亲常带他去看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水手长的故事》《甲午风云》《斯巴达克》《哥斯拉》……“文革”期间被下放到农村，这些电影便在他的脑海里一遍遍地回放，陪他从最艰苦的少年时光坚持过来。
　　在另一名审查委员刘海玲的眼里，郑大卫不仅专业精深，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郑大卫最希望的，还是能创作两三部电影剧本。为此，当初他特地从暨南大学的新闻系转到了中文系，与后来成为著名诗人的汪国真成了同学。只是他的普通话，常受到北方同学的嘲笑，为此他还加入话剧社苦练发音。 　　上世纪80年代初毕业后，按分配郑大卫进入了广东电视台。在这里工作的30多年时间里，台前幕后他都干过，做字幕，写串词，给卡通角色配过音，因为长得颇像末代皇帝，所以还演过溥仪、廖仲恺，得了个“皇上”的外号，也演了不少喜剧人物、反面角色。
　　在电视台节目进口科的十多年里，郑大卫负责引进境外的电视剧，便与“审查”有了交集。广东台是当时有权限引进境外电视剧的少数地方台之一。为了跟香港的电视台竞争，这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央给广东的优惠政策。选片、审片，写初审意见，最后副台长敲板。亚洲电视的《大地恩情》《霍元甲》，就是郑大卫那时候引进的。
　　在正式成为电影审查员之前，郑大卫就已经领略到了“审查”的门路。任达华主演的香港连续剧《为人师表》，剧里的广州话“沟女”（泡妞）一律都要剪掉。领导对郑裕玲、万梓良主演的香港TVB剧《流氓大亨》的片名有意见：流氓怎么可以变大亨？改动片名要做很多工夫，身为责任编辑的郑大卫最后就在“流氓”“大亨”两个词之间加了一个“与”字。
　　到了新世纪，杜琪峰的电影《黑社会》，广电总局审查通过了，但名字改成《龙城岁月》，“出来混黑社会一定要做大佬”在普通话版里变成了“以后不要混黑社会了”，也删减了不少东西，片长从100分钟缩水为85分钟。
　　“肯定是出于对‘导向’的考虑。”郑大卫说。

如何解决争议

　　今年的夏天，像往常其他电影一样，被命名为《食人虫》的电影被送到了电影管理处。这是审查委员会成立第四个年头以来，审查员们第一次遇到在内部争议颇大的一部片子。
　　这部带有恐怖、科幻、灾难元素的国产电影放映之后，审片室里比往常热闹。某位审查员的一句“这种片子尤其是把人吃了一半血淋淋的，现在没有分级制，怎么办？”引起了平日里少有的激烈讨论。
　　现今电影审查依据的是《电影管理条例》《电影剧本（梗概）备案、电影片管理规定》，什么内容该禁止、什么内容该修改删减，参照标准加起来不足千字。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广电总局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尹鸿说：“电影审查条款大都是原则性定性条款，基本没有具体细节规定。在操作方面，一方面具有灵活性，一方面也容易出现不确定性。”进行许可审查的人在理解和使用许可条件方面的不确定性，使得委员间对同一个片子的争议不少。
　　当天到场的审查员有5个人。《食人虫》，通过，还是不通过？这是个问题。“虽然故事编得很糟糕，但大陆没有拍过这类带恐怖、科幻的题材，深圳有电影公司愿意拍这种片子，太难得了。”这是郑大卫的观点。其他审查员则倾向于认为，因为没有分级，如果拿到电影院放，那些比较血腥恐怖的镜头对青少年会有影响。
　　“每一部电视剧、电影，都会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甚至跟某个审查员那天的心态都会有关系，比如那天心情不好，看了一部很恐怖的电影，就会觉得很不好，一句话引发羊群心理，可能就会要求把片子修改或放一放。不分级就很麻烦，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大家的角度不同，这不是正确或错误的选择。分级了就好办很多，分到哪个级别，容易作为一个标准，但现在没有这个标准。”郑大卫说。
　　最终，委员会形成不了共识，也都不愿意打分了，只得将终审权交给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郑大卫不清楚总局是否给了修改意见或给了怎样的修改意见。总之，最后的结果是，《食人虫》被允许10月10日公映。
　　郑大卫在不同的场合强调过：“虽然我是一个电影审查委员，但我举双手双脚赞成，中国的电影审查一定要改革，而且我拥护分级制度。”
　　在各处的讲座中，郑大卫最经常引用的例子便是“喜羊羊案”。去年，江苏一名10岁的孩子模仿《喜羊羊与灰太狼》中的“烤羊”剧情，将两名小伙伴绑到一棵树上，并用打火机点燃树下竹叶，导致两个孩子被严重烧伤。制作公司广东原创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被告上法庭，最后按判决结果承担原告损失的15%。
　　“国内没分级，很多卡通电影喜欢用暴力、过激影像处理，在国外不行的，尤其是儿童类电影。”
　　郑大卫是电影院的常客。在他看来，很多电影院里公映的片子严格说不适合未成年人看。《金陵十三钗》首映的时候，郑大卫碰到有不少家长带着小孩。一个孩子还问他妈妈：金陵十三钗是什么意思？2013年大陆票房冠军《西游·降魔篇》，也吓坏、吓哭了不少孩子。
　　“没分级怎么办？”郑大卫说，“能被选上当审查委员我觉得很荣幸，但我又觉得我这个委员比较开放，没有分级制，大家不容易有共识，往往我就成了比较特别的那一个，但我不想这样。”

不确定性

　　没有分级制，不仅某部电影的“生死”带有不确定性，甚至某类电影的审查标准也具有不确定性。
　　去年，在第一届“广州·香港电影展映周”上，作为广东省电影行业协会秘书长的郑大卫选中了香港的一部鬼片《迷离夜》，计划在广州指定电影院放一个星期。他的出发点是，这部电影不是为了纯恐怖吓人，而是以鬼作为一种寓言，反映现在香港、社会的一些现象。审查委员会看了之后都觉得不错。为了更容易说服领导，郑大卫在写“审查报告”时，还搬出了毛泽东。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让何其芳找一批中国古代最精彩的鬼故事编成书。何觉得诧异，共产党不是唯物论论者么，为什么还要找鬼故事？毛泽东回答说，在中国的文化里，鬼文化非常有特点，我让你把中国最精彩的鬼故事选出来，就是要让这些故事来教育党员、老百姓怎么不怕鬼。所以何其芳从魏晋南北朝的搜神记，到明清的聊斋志异，编了一本书《不怕鬼的故事》。这本书恰是郑大卫满屋藏书里的一本。
　　改革开放初期，内地曾经放过香港拍的《画皮》，当时讲的就是鬼，当然那时候也吓坏过人。而后，因为不成文的规定，电影里可以有妖、魔、怪，但就是不能出现鬼。新拍的电影《画皮》《倩女幽魂》，鬼都改成了妖。
　　郑大卫报告里的毛泽东没能帮助他选的片子过关。
　　而今年出现的转机是，北京导演拍的《黑月》、中韩合拍的《怨灵》，都是关于鬼，这改变了过去一二十年里电影院银幕没有鬼的境况，这看起来似乎是个转机。“是不是北京局那边的审查有所改变不知道，这就是不确定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