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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萧友梅对中国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来看，他对古代音乐教育的内容及思想十分关注，潜心学习古人的教育观与思想观，将旧乐的素材运用到新音乐中，竭尽全力发展我国音乐教育事业。本文通过梳理中国古代音乐教育的发展脉络，对萧友梅的音乐实践和音乐教育思想做整体分析，他对我国近代音乐教育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关键词：萧友梅 中国古代音乐教育 借鉴
一、中国古代音乐教育的发展概况
西周的“大司乐”是我国奴隶社会时期的产物，主要围绕着“乐德”“乐语”和“乐舞”进行教学。显而易见，“乐德”作为一种德行标准，也是实施素质教育的一种手段。而“乐语”和“乐舞”主要以“周礼”和“周乐”进行传承。由于乐师队伍中大多是盲人，他们听觉敏锐，记忆力超强，主要以音乐教育史上最原始的口传心授为主。“大司乐”重视雅乐的传授，所以把这种教育模式称之为“雅乐模式”，按照“礼乐制度”培养贵族子弟，让他们具备掌握礼乐文化的观念与能力，这其实就是在培养人的各方能力，对提高人的整体素质而言卓有成效。
汉王朝利用秦始皇创建的“乐府”将民间音乐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任务是到各地收集民歌，整理改编之后，让乐府的乐师进行演唱、演奏。这一举动促进了民间音乐的发展，同时将民间音乐收录在《乐府诗集》中，促进了民间音乐的传播，也成为研究古代音乐教育的重要资料。
唐朝的宫廷燕乐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设太常及下属的太乐、鼓吹、清商诸署等传统的音乐机构的同时，还创设了教坊、梨园。历史上的宫廷音乐教育在唐代最为完善，有明显的分工和职能，强化对歌舞伎乐人才的培养和对音乐表演艺术的重视，使我国宫廷燕乐模式发展到极盛，被称之为“燕乐模式”。宫廷音乐教育对学习音乐者的要求标准极高，“得难曲五十以上任供奉者为业成”，也就是能够掌握50首以上的高难度乐曲，才可以侍奉在皇帝身边。唯一不足的是只要有一技之长就可以被入选，对品行如何，对音乐的理解如何概不重视。
宋、元、明、清时期，民间的音乐文化成为重心，音乐教育呈现出广泛的社会性。在宋朝，教坊子弟没有接受过任何教育，在当时被称为优伶。社会的发展使音乐地位从宫廷中一落千丈，由此转向民间。
二、萧友梅对古代音乐教育的借鉴
在周朝，音乐被纳入六艺之一。萧友梅对周朝音乐教育制度十分赞赏。乐官的分工合作及各种制度的规定与周朝的宗法制和分封制有关，而“礼乐教育”制度也在这样一种观念下形成。萧友梅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提道：“自古提倡音乐的，必定把‘礼’一起并举。礼乐两样东西是不可离开的，离开就失掉他们的价值了。”
秦汉时期乐府的建立使音乐教育重心转移。乐府音乐教育职能主要以乐人技艺的传授为主。频繁的音乐活动使学员在技艺各方面得到系统的总结和提高。乐府中有专门的教材，使音乐作品得以广泛传唱。在《漢书·艺文志第十》中记载了宫中诗歌作品，教材中的内容都具有音乐教育功能。萧友梅在北京任教时创作了大量作品，还为音乐学院编写了《新歌初集》《新学制唱歌教科书》等系列教材，以五线谱写作，配上简单的钢琴伴奏，让学生接触五线谱，使音乐作品趋于规范化，在当时属于创举。
唐玄宗时期，设立了以训练15岁以下儿童的“小声音部”。但民间百姓享受不到音乐，使音乐的流传与发展受限。在秦朝，乐府收集民间歌曲，推动民间音乐发展。萧友梅提倡音乐要面向社会与大众，于1922年组建了一支小型管弦乐队，有效扩大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还建立了普及音乐工作的“国民音乐会”。
唐朝音乐机构强化对音乐表演艺术的重视，李隆基作为音乐的缔造者，为唐代宫廷音乐机构建立了严格的教育体制，他促进了宫廷燕乐的高度发展。“难曲五十”从现在来看相当于开三到四场曲目完全不同的音乐会。当时乐师们的琴技水平高超，中国封建社会中音乐教育的状态达到鼎盛。
宋代很重视官学教育，把书学和画学都列入官学教育体系中，而音乐教育却被排除在外。久而久之，音乐教育基本与官学教育体制脱节。音乐教育中“艺”的部分主要流传于民间和宫廷的乐人之中。
我国旧乐为何会落后？萧友梅曾强调有以下原因：首先是记谱法的落后。萧友梅认为欧洲音乐之所以进步与五线谱有重要关系。而中国开元以后的“笛色字谱与板眼记法”沿用千余年却不见有丝毫改善。萧友梅在《复兴国乐之我见》中指出，中国传统音乐的宝贵之处主要在于历代诗人和乐师创作的辞章与曲谱。所以“对于延聘专家整理之提议，甚望能为政府采纳，付诸实施，则吾国音乐幸甚。”可见，萧友梅极为重视富有民族特征的旧乐，但本意不仅为保存旧乐，更希望能成为新音乐的参考。这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有所体现：“我希望将来有一天会给中国引进统一的记谱法与和声，那时，在旋律上那么丰富的中国音乐将会迎来一个发展的新时代，在保留中国情思的前提下获得古乐的新生，这种音乐在中国人民中间已经成为一笔财产，而且要永远成为一笔遗产。”这足以感受到萧友梅对我国古乐整体的认可，将古乐素材融入当代音乐作品与教学中，也表现出他对民族音乐复兴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三、萧友梅对古代音乐教育思想的借鉴
在西周，尤其重视乐德教育。其主要目的是培养国家管理人才。他注意到周朝统治者对音乐的重视，与这一时期的音乐文化有关，也注意到当时人们对音乐的重视更多的是出于道德和礼教。在萧友梅的博士论文《17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的研究》中，大司乐的学员们主要是学礼，在促进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促进社会安定，提高人们的素质教育。在对待音乐上要有德行，乐德之教是为了用音乐感化学生。萧友梅认为好的音乐教师不仅可以教授学生音乐技艺方面的东西，对人格的培养也会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
秦汉时期，私学系统的琴学领域仍延续古代乐教中“育人”的教育理念。汉代的琴学教育思想中，“德”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学习内容，其继承着乐教的文化传统。西汉经学家刘向在《琴说》中曾总结，琴学教育思想可以看到其与礼乐教育思想是一致的。礼乐教育与审美教育息息相关，礼乐教育是实施审美教育的根本。 萧友梅在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提交的议案中明确提出：“根据美育原则，利用音乐感化力量，以美化学校生活，陶冶学生德行。”因为美育贯穿于中国教育的始终，他支持蔡元培推崇的美育，提高整个国民素质的教育。
唐朝时期，在琴学的传教过程中产生了古琴减字谱，代替了之前所用的文字谱。由此来看，琴曲的传授与演奏都慢慢趋于规范化，而琴曲也被广为流传和保存。萧友梅认为，我国古代音乐没有流传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一种便于流传的记谱方式。由此，他撰写的书和创作的音乐作品中多用五线谱或者简谱。
宋朝音乐的地位一落千丈，在萧友梅眼中乏善可陈。他主张不能贬低音乐在社会中的地位，所以利用音乐的社会功能举办音乐会，在报纸、杂志、书籍中宣传音乐，还通过广播方式播放高雅音乐，提高民众对音乐作品的欣赏水平，这也是在提升国民音乐教育素养。
乐师处于音乐教育发展过程的主体地位，对当时音乐的发展方向有一定影响。所以，萧友梅从德养角度指出，乐师品行的好坏关系到古代音乐是否符合社会教育功能。事实证明，两者之间关联紧密。
四、萧友梅对近代音乐教育的影响
萧友梅对古代音乐教育进行了整体而全面的分析，并客观地对此作出评价，肯定了我国古代音乐的价值，也明确指出我国古代音乐缺乏记谱，只供皇室享受，没有普及百姓。
萧友梅作为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事业的开拓者，对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事业的功绩不可磨灭，进而改变了当局对中国音乐的重视程度。音乐始终有着教化的功能，可以培养人的素质，提高人的德行。他注意从古代音乐教育中吸取精华，通过古人留下的文化遗产，创造可以表现当代中国人时代精神的新国乐。他对古代音乐文化遗产极为重视，并将之视为中国国乐复兴的重要根本。在我国古代音乐教育的一系列变革的基础上，萧友梅分析、总结前人的经验，立足當下的社会环境，为发展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萧友梅深深感到，我国从来没有为音乐专门设立教育机构是旧乐不能复兴的主要原因。通过对比音乐教育的众多领域，他认为创办中国专业音乐教育机构急不可待。历经一次次的挫折和尝试后，他最终在上海创办了国立音乐学院，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高等音乐学府。
萧友梅对我国传统音乐文化常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他努力建设我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古人的思想他拿来借鉴，正确看待赞扬与批评，亲自担任国立音乐学院“旧乐沿革”的教授任务。由于当时没有合适的教材，他专门为这门课编写教材。对于古代音乐教育，萧友梅看到更多的是弊端，如偏重于口传心授，不注重乐谱与文本的学习，偏重于技艺的操练，忽视理论与常识，墨守成规，故步自封，排斥外来事物等。
五、结语
借鉴就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萧友梅对古代音乐教育还是有比较认可的地方，他认为中国音乐要想发扬光大就必须重视音乐教育，培养我国的音乐人才。当然，我们不仅要继承和发扬祖先留下来的经验，还要有选择地引进外来的东西。他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就能为音乐教育事业的未来发展做打算，我们要向萧友梅先生学习，为我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不断探索，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王彦.论萧友梅音乐史观的中国古史特征[J].音乐创作，2017（05）.
[2]金桥. 萧友梅与中国近代音乐教育[D].上海：上海音乐学院，2003.
[3]萧友梅，廖辅叔.十七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的研究（下）[J].音乐艺术，1989（04）.
[4]萧友梅，廖辅叔.十七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的研究（上）[J].音乐艺术，1989（02）.
[5]郭燕红.萧友梅《旧乐沿革》述评[J].音乐艺术，1988（04）.
（作者简介：彭晨，女，硕士研究生在读，新疆艺术学院2017级，研究方向：音乐教育）（责任编辑 刘月娇）
关键词：萧友梅 中国古代音乐教育 借鉴
一、中国古代音乐教育的发展概况
西周的“大司乐”是我国奴隶社会时期的产物，主要围绕着“乐德”“乐语”和“乐舞”进行教学。显而易见，“乐德”作为一种德行标准，也是实施素质教育的一种手段。而“乐语”和“乐舞”主要以“周礼”和“周乐”进行传承。由于乐师队伍中大多是盲人，他们听觉敏锐，记忆力超强，主要以音乐教育史上最原始的口传心授为主。“大司乐”重视雅乐的传授，所以把这种教育模式称之为“雅乐模式”，按照“礼乐制度”培养贵族子弟，让他们具备掌握礼乐文化的观念与能力，这其实就是在培养人的各方能力，对提高人的整体素质而言卓有成效。
汉王朝利用秦始皇创建的“乐府”将民间音乐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任务是到各地收集民歌，整理改编之后，让乐府的乐师进行演唱、演奏。这一举动促进了民间音乐的发展，同时将民间音乐收录在《乐府诗集》中，促进了民间音乐的传播，也成为研究古代音乐教育的重要资料。
唐朝的宫廷燕乐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设太常及下属的太乐、鼓吹、清商诸署等传统的音乐机构的同时，还创设了教坊、梨园。历史上的宫廷音乐教育在唐代最为完善，有明显的分工和职能，强化对歌舞伎乐人才的培养和对音乐表演艺术的重视，使我国宫廷燕乐模式发展到极盛，被称之为“燕乐模式”。宫廷音乐教育对学习音乐者的要求标准极高，“得难曲五十以上任供奉者为业成”，也就是能够掌握50首以上的高难度乐曲，才可以侍奉在皇帝身边。唯一不足的是只要有一技之长就可以被入选，对品行如何，对音乐的理解如何概不重视。
宋、元、明、清时期，民间的音乐文化成为重心，音乐教育呈现出广泛的社会性。在宋朝，教坊子弟没有接受过任何教育，在当时被称为优伶。社会的发展使音乐地位从宫廷中一落千丈，由此转向民间。
二、萧友梅对古代音乐教育的借鉴
在周朝，音乐被纳入六艺之一。萧友梅对周朝音乐教育制度十分赞赏。乐官的分工合作及各种制度的规定与周朝的宗法制和分封制有关，而“礼乐教育”制度也在这样一种观念下形成。萧友梅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提道：“自古提倡音乐的，必定把‘礼’一起并举。礼乐两样东西是不可离开的，离开就失掉他们的价值了。”
秦汉时期乐府的建立使音乐教育重心转移。乐府音乐教育职能主要以乐人技艺的传授为主。频繁的音乐活动使学员在技艺各方面得到系统的总结和提高。乐府中有专门的教材，使音乐作品得以广泛传唱。在《漢书·艺文志第十》中记载了宫中诗歌作品，教材中的内容都具有音乐教育功能。萧友梅在北京任教时创作了大量作品，还为音乐学院编写了《新歌初集》《新学制唱歌教科书》等系列教材，以五线谱写作，配上简单的钢琴伴奏，让学生接触五线谱，使音乐作品趋于规范化，在当时属于创举。
唐玄宗时期，设立了以训练15岁以下儿童的“小声音部”。但民间百姓享受不到音乐，使音乐的流传与发展受限。在秦朝，乐府收集民间歌曲，推动民间音乐发展。萧友梅提倡音乐要面向社会与大众，于1922年组建了一支小型管弦乐队，有效扩大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还建立了普及音乐工作的“国民音乐会”。
唐朝音乐机构强化对音乐表演艺术的重视，李隆基作为音乐的缔造者，为唐代宫廷音乐机构建立了严格的教育体制，他促进了宫廷燕乐的高度发展。“难曲五十”从现在来看相当于开三到四场曲目完全不同的音乐会。当时乐师们的琴技水平高超，中国封建社会中音乐教育的状态达到鼎盛。
宋代很重视官学教育，把书学和画学都列入官学教育体系中，而音乐教育却被排除在外。久而久之，音乐教育基本与官学教育体制脱节。音乐教育中“艺”的部分主要流传于民间和宫廷的乐人之中。
我国旧乐为何会落后？萧友梅曾强调有以下原因：首先是记谱法的落后。萧友梅认为欧洲音乐之所以进步与五线谱有重要关系。而中国开元以后的“笛色字谱与板眼记法”沿用千余年却不见有丝毫改善。萧友梅在《复兴国乐之我见》中指出，中国传统音乐的宝贵之处主要在于历代诗人和乐师创作的辞章与曲谱。所以“对于延聘专家整理之提议，甚望能为政府采纳，付诸实施，则吾国音乐幸甚。”可见，萧友梅极为重视富有民族特征的旧乐，但本意不仅为保存旧乐，更希望能成为新音乐的参考。这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有所体现：“我希望将来有一天会给中国引进统一的记谱法与和声，那时，在旋律上那么丰富的中国音乐将会迎来一个发展的新时代，在保留中国情思的前提下获得古乐的新生，这种音乐在中国人民中间已经成为一笔财产，而且要永远成为一笔遗产。”这足以感受到萧友梅对我国古乐整体的认可，将古乐素材融入当代音乐作品与教学中，也表现出他对民族音乐复兴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三、萧友梅对古代音乐教育思想的借鉴
在西周，尤其重视乐德教育。其主要目的是培养国家管理人才。他注意到周朝统治者对音乐的重视，与这一时期的音乐文化有关，也注意到当时人们对音乐的重视更多的是出于道德和礼教。在萧友梅的博士论文《17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的研究》中，大司乐的学员们主要是学礼，在促进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促进社会安定，提高人们的素质教育。在对待音乐上要有德行，乐德之教是为了用音乐感化学生。萧友梅认为好的音乐教师不仅可以教授学生音乐技艺方面的东西，对人格的培养也会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
秦汉时期，私学系统的琴学领域仍延续古代乐教中“育人”的教育理念。汉代的琴学教育思想中，“德”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学习内容，其继承着乐教的文化传统。西汉经学家刘向在《琴说》中曾总结，琴学教育思想可以看到其与礼乐教育思想是一致的。礼乐教育与审美教育息息相关，礼乐教育是实施审美教育的根本。 萧友梅在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提交的议案中明确提出：“根据美育原则，利用音乐感化力量，以美化学校生活，陶冶学生德行。”因为美育贯穿于中国教育的始终，他支持蔡元培推崇的美育，提高整个国民素质的教育。
唐朝时期，在琴学的传教过程中产生了古琴减字谱，代替了之前所用的文字谱。由此来看，琴曲的传授与演奏都慢慢趋于规范化，而琴曲也被广为流传和保存。萧友梅认为，我国古代音乐没有流传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一种便于流传的记谱方式。由此，他撰写的书和创作的音乐作品中多用五线谱或者简谱。
宋朝音乐的地位一落千丈，在萧友梅眼中乏善可陈。他主张不能贬低音乐在社会中的地位，所以利用音乐的社会功能举办音乐会，在报纸、杂志、书籍中宣传音乐，还通过广播方式播放高雅音乐，提高民众对音乐作品的欣赏水平，这也是在提升国民音乐教育素养。
乐师处于音乐教育发展过程的主体地位，对当时音乐的发展方向有一定影响。所以，萧友梅从德养角度指出，乐师品行的好坏关系到古代音乐是否符合社会教育功能。事实证明，两者之间关联紧密。
四、萧友梅对近代音乐教育的影响
萧友梅对古代音乐教育进行了整体而全面的分析，并客观地对此作出评价，肯定了我国古代音乐的价值，也明确指出我国古代音乐缺乏记谱，只供皇室享受，没有普及百姓。
萧友梅作为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事业的开拓者，对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事业的功绩不可磨灭，进而改变了当局对中国音乐的重视程度。音乐始终有着教化的功能，可以培养人的素质，提高人的德行。他注意从古代音乐教育中吸取精华，通过古人留下的文化遗产，创造可以表现当代中国人时代精神的新国乐。他对古代音乐文化遗产极为重视，并将之视为中国国乐复兴的重要根本。在我国古代音乐教育的一系列变革的基础上，萧友梅分析、总结前人的经验，立足當下的社会环境，为发展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萧友梅深深感到，我国从来没有为音乐专门设立教育机构是旧乐不能复兴的主要原因。通过对比音乐教育的众多领域，他认为创办中国专业音乐教育机构急不可待。历经一次次的挫折和尝试后，他最终在上海创办了国立音乐学院，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高等音乐学府。
萧友梅对我国传统音乐文化常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他努力建设我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古人的思想他拿来借鉴，正确看待赞扬与批评，亲自担任国立音乐学院“旧乐沿革”的教授任务。由于当时没有合适的教材，他专门为这门课编写教材。对于古代音乐教育，萧友梅看到更多的是弊端，如偏重于口传心授，不注重乐谱与文本的学习，偏重于技艺的操练，忽视理论与常识，墨守成规，故步自封，排斥外来事物等。
五、结语
借鉴就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萧友梅对古代音乐教育还是有比较认可的地方，他认为中国音乐要想发扬光大就必须重视音乐教育，培养我国的音乐人才。当然，我们不仅要继承和发扬祖先留下来的经验，还要有选择地引进外来的东西。他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就能为音乐教育事业的未来发展做打算，我们要向萧友梅先生学习，为我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不断探索，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王彦.论萧友梅音乐史观的中国古史特征[J].音乐创作，2017（05）.
[2]金桥. 萧友梅与中国近代音乐教育[D].上海：上海音乐学院，2003.
[3]萧友梅，廖辅叔.十七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的研究（下）[J].音乐艺术，1989（04）.
[4]萧友梅，廖辅叔.十七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的研究（上）[J].音乐艺术，1989（02）.
[5]郭燕红.萧友梅《旧乐沿革》述评[J].音乐艺术，1988（04）.
（作者简介：彭晨，女，硕士研究生在读，新疆艺术学院2017级，研究方向：音乐教育）（责任编辑 刘月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