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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低估了美国的实力
标准普尔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从AAA降低到AA+以后，已经在全球甚嚣尘上的“后美国”和“后美元”时代的说法似乎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其实，在这个动荡多变的年代，在国界日益模糊的全球化大潮中，尽管新兴力量在不断崛起，多极时代在逐步成形，美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绝对优势不但没有削弱，从某种意义上反而得到了加强；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权威地位，也在刚刚过去的世界金融危机和美国主权信用降级事件中经受了考验。
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在一次半公开会议上的一句话发人深思：“事实上，因为我们的真诚，因为我们的市场的开放性，如果你低估美国的实力，那是你自讨苦吃。”尽管坎贝尔并没有一言道尽美国的实力，但我非常赞同他的这个忠告，无论是美国的盟友、竞争对手或是敌人，在审视自己与美国的关系时都可以从中得到启迪。
那么，美国最不可低估的实力究竟在哪里呢？
创新是美国最大的国家竞争力
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归根结底是其创新能力，这大约是全世界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都一致认可的。尽管创新（innovation）作为一国竞争力的特定涵义是一个相对新的概念，但是，创新作为大国崛起的主要国家竞争力却是世界历史再三证实的不争事实：
无论是小小的葡萄牙，还是后来与其瓜分世界的西班牙，依赖的都是航海技术的创新，成为捷足先登、掠夺致富的典范；紧随其后的荷兰，则是典型的“以盈利为目的，用新颖的方式利用现有知识”的创新者，其在造船业不断创新，最终以海运和贸易后发制人，在17世纪成功地完成大国崛起；人们在讨论英国长达几百年的世界霸权时总是念念不忘工业革命，其实，工业革命恰恰是最大的创新，它不仅仅表现为工业技术的创新，更表现为工业制度的创新（如工厂制）和经济制度的创新（包括司法制度和对所有权的保护）；如果说法国崛起的创新力量更多得益于法兰西文化的源远流长和思维方式的深邃，那么，晚生的德国资产阶级则不失时机地抓住了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浪潮，以教育兴国，以科技求发展，在夹缝中实现了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和崛起；日本的创新是以向西方学习为特征的全民族创新，涵盖科技、教育、军事、政治和工业，从根本上说是社会的变革和创新。
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崛起，更从一开始就与创新息息相关：以宪法为纲、三权鼎立的政治制度创新；以汽船业和公路网为标志的交通运输创新；用国家大法对专利权呵护有方的价值观创新；以硅谷为代表的高科技集群创新；甚至包括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在金融危机中变得臭名昭著的“金融创新”。毫不夸张地说，美国的历史本身就是一部创新史，美利坚这个民族的DNA就是创新。
如果说大国的崛起依赖创新，那么，其没落或是变得平庸，则是因为创新力的衰竭。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几十年里，美国不但创新能力没有衰退的迹象，反倒出现了一波又一波可持续的创新浪潮。看看当代一些最伟大的公司—无论是高科技行业的戴尔、微软、苹果、英特尔、惠普、谷歌、Facebook；传统制造业的波音、福特、通用汽车（其迅速的破产保护和重组本身就是创新的典范）、3M、通用电气；还是颠覆传统邮局、用快递方式把包裹送到世界每一个角落的联邦快递和UPS，风靡全球的麦当劳、必胜客和星巴克；以及代表美国软实力、征服全世界的好莱坞电影和NBA篮球，其品牌的核心竞争力其实都是创新。
波士顿咨询公司一位领导全球创新力调查的咨询师詹姆斯·P·安德鲁 (James P.Andrew)说得精彩：“不是国家创新，而是公司创新。但是，一个国家可以对该国公司的创新能力，包括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以及其他创新所需要的要素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实，美国公司无与伦比的创新能力，恰恰是该国政府政策、教育制度、人力资源和法律制度所营造的创新能力生态系统（InnovativeEcosystem）成功的佐证。
良性循环的教育制度
为创新提供了无尽顶尖人才
国家的竞争力要看其创新能力，而创新归根结底全看人的素质，人才是打造一个具有创新能力生态系统的核心资源。
人们常常津津乐道的是，美国有世界一流的教育制度，哈佛、斯坦福、耶鲁等世界排名前一百名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一半在美国；而被忽略且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一优秀的教育体系不仅仅是培养美国创新人才的摇篮，更为美国吸引了世界各地各行各业的精英，形成生机勃勃的良性循环。
美国的人才战略是“培养+吸引最优秀的人才”。一方面，一流学校培育优秀人才，优秀人才提升学校名声，构成一轮良性循环。另一方面，这些一流学校又作为全世界顶尖学子和教学、研究人员向往的圣地，通过吸引人才形成新一轮循环。在中国，清华、北大这样的名牌大学因为品牌效应，每年报考的优秀学子趋之若鹜，他们在最顶尖的高中毕业生中再三筛选，在慕名而来的优秀教授中百里挑一，想不优秀都不行！可是，清华、北大和世界各国的重点大学却又都成为美国教育体系的预备学校。领先全球的教育，为美国营造了一个独特的人才垄断地位，为可持续的创新提供了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为美国保持创新这项国家竞争力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除了人才和高等院校这两个核心资源外，美国还在创新能力的生态系统所具有的主要其他资源上独占鳌头：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实验室；高科技公司云集、形成集群效应的硅谷；一流跨国公司提供的就业机会，这些都是其他国家在相当长时间里难以超越的。
去年我在上海的一个会议上巧遇哈佛大学商学院院长杰伊·莱特（Jay O. Light），当谈起为什么该院要建立上海中心时，他回答说：“中国正在成为一个世界中心，作为世界顶级的商学院，我们首先要置身其中，去了解，去感受，去参与；我们在上海的中心并不赚钱，但是它已经成为我们教授的一个海外培训中心，他们在轮流到上海来执教的同时，又学习和了解中国，拓展了自己的视野；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学生都是或将成为中国的商界领袖，我们到上海来就是要吸引中国最优秀的人才！”我听了这一番话受到很大的震动，世界最负盛名的商学院果然了得，这样的视野怎能不培养和吸引人才？
批判性思维是创新的源头
什么是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简单说，就是一种挑战传统、怀疑假设条件的思维方式。批判性思维是人类不断创新的最大动力，而思维方式无疑也是最难摹仿的竞争力。
最近，我应“七姐妹在中国”的邀请，以顾问身份参加了她们在北京举办的“女性及青年领导力论坛”，感受很深。“七姐妹”包括芭娜德学院（Barnard College）、博懋学院（Bryn Mawr College）、曼荷莲学院（Mount Holyoke College）、拉德克利夫学院（Radcliffe College）、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瓦萨学院（Vassar College）和维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等七所文理学院，其创建于1837-1889年，历史上均为富于盛名的女校，美国现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前劳工部长赵小兰、宋美龄、冰心、复旦大学前校长谢希德等杰出女性均毕业于此。“七姐妹在中国”则是“七姐妹”学院的中国女留学生创立的非赢利组织。
我受到的最大触动是，会议组织者在美国教育制度里获得的最大益处是批判性思维方式的训练，这在她们的言谈举止、择业和生活阅历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并和参会的未出国大学生形成明显的反差。芭芭拉·侯（Barbara Hou）放弃待遇优厚的律师职业，中断博士学习，为创办亚洲女性领导力大学四处奔波；自由创业人张东栎专注于改善气候和绿色建筑研究，为政府和企业提供咨询。她们选择的事业领域迥然不同，但都让人感到血液中的创新，其源头就是在美国受到的批判性思维教育。
在美国，文理学院的最大特点在于：
1.学校规模小，强调对学生更多的关注和教室里的互动；
2.学生全部住校，强调住校为学生带来全新的生活环境，包括文化、政治和智力开发方面的种种活动；
3．最重要的一点是，注重博学，大学一、二年级时让学生在不同学科（文理并重）的互相冲击中受到熏陶，然后再选择专业。
不要小看了这三条，它们塑造的是一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批判性思维，而批判性思维是任何创新的前提和基础，也是领导力的核心要素。遗憾的是，这恰恰是中国教育制度最欠缺的。2010年在南京举行的第四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留学生缺少批判性思维，认为中国需要鼓励学生的创造力以及独立的思维能力。他特别批评亚洲和欧洲大学过早让学生选定专业，且很少涉及专业之外课程的教育模式：“这种模式，对于培养一些流水线上的工程师或是中层的管理干部可能有用，但是，如果培养领导力和创新人才就显得过时了。”
美国的文理学院所强调的通识教育，则通过博学产生超越单科束缚的视野，塑造解决新问题的应变能力和以创造性理念解决问题的习惯。这种训练方式的最高境界就是培养学生最终的创新能力，敢于推翻立论，提出独到的见解，能够应对变化多端的世界；而中国的教育模式是在学生的脑子里灌满实用但容易过时的知识，所灌输的社会价值又是根深蒂固的“听话”这样一种非批判性思维。
最近有两个事实让我对美国的批判性思维方式有新的认识。
首先是金融危机后的世界动荡不安，可是美国这个可以充分发表意见又受到最大冲击（高失业、房地产危机、汽油价格飙升和通货膨胀）的国家，社会却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稳定，没有北非、中东的血腥暴力，甚至没有伦敦式暴力事件。纯属偶然吗？不然！我觉得，这和美国人比较理性的批评性思维方式和他们对自己制度的创新能力、纠错能力有信心有着重要的关系。
再者，就是标准普尔将美国主权信用降级引起一片谴责之声，从政府高官到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几乎异口同声地批评标普的计算错误和选择的时间错误。从一个消费者和企业高管的立场，我本人也觉得标普的做法颇多欠妥之处，但是，它不从众、不屈于权威的做法，仍值得钦佩，在全世界哪个国家可以做到这一点？其实，这里最可贵的不是标准普尔的勇气，而是营造其创新能力的生态系统和鼓励这类行为的批判性思维。我可以不认同标准普尔的做法，但我极其看好这一创新生态系统和思维方式。
中国提高创新能力势在必行，机不可失
笔者以为，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地位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太多的分析家和政治家低估了美国的国家竞争力—创新能力。归根结底，美国强大的政治机器、无与伦比的军事力量、极具韧性的经济体制和久经考验的法律制度，无不与创新息息相关。创新是最难摹仿的也是最具生命力的国家竞争力，而美国的国家竞争力恰恰是创新，创新是美利坚民族的DNA，流在他们的血液里。创新靠的是人，人创新靠的是理念，即批判性思维。
中国在过去的30多年里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创新也终于提到政府和企业的议事日程上。“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壮大创新人才队伍，推动发展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依笔者之见，这也是“十二五”规划中最难做的一件事，因为它牵涉到人的思维方式的改变，提倡的是对传统“一元化”思维方式的挑战，是对“听话”文化的反叛，是对育人观点和教育体制的革命！
美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先进的案例，30年改革开放的成功为我们奠定了基础，历史为我们提供了这个机遇，此时不为，更待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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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普尔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从AAA降低到AA+以后，已经在全球甚嚣尘上的“后美国”和“后美元”时代的说法似乎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其实，在这个动荡多变的年代，在国界日益模糊的全球化大潮中，尽管新兴力量在不断崛起，多极时代在逐步成形，美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绝对优势不但没有削弱，从某种意义上反而得到了加强；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权威地位，也在刚刚过去的世界金融危机和美国主权信用降级事件中经受了考验。
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在一次半公开会议上的一句话发人深思：“事实上，因为我们的真诚，因为我们的市场的开放性，如果你低估美国的实力，那是你自讨苦吃。”尽管坎贝尔并没有一言道尽美国的实力，但我非常赞同他的这个忠告，无论是美国的盟友、竞争对手或是敌人，在审视自己与美国的关系时都可以从中得到启迪。
那么，美国最不可低估的实力究竟在哪里呢？
创新是美国最大的国家竞争力
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归根结底是其创新能力，这大约是全世界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都一致认可的。尽管创新（innovation）作为一国竞争力的特定涵义是一个相对新的概念，但是，创新作为大国崛起的主要国家竞争力却是世界历史再三证实的不争事实：
无论是小小的葡萄牙，还是后来与其瓜分世界的西班牙，依赖的都是航海技术的创新，成为捷足先登、掠夺致富的典范；紧随其后的荷兰，则是典型的“以盈利为目的，用新颖的方式利用现有知识”的创新者，其在造船业不断创新，最终以海运和贸易后发制人，在17世纪成功地完成大国崛起；人们在讨论英国长达几百年的世界霸权时总是念念不忘工业革命，其实，工业革命恰恰是最大的创新，它不仅仅表现为工业技术的创新，更表现为工业制度的创新（如工厂制）和经济制度的创新（包括司法制度和对所有权的保护）；如果说法国崛起的创新力量更多得益于法兰西文化的源远流长和思维方式的深邃，那么，晚生的德国资产阶级则不失时机地抓住了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浪潮，以教育兴国，以科技求发展，在夹缝中实现了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和崛起；日本的创新是以向西方学习为特征的全民族创新，涵盖科技、教育、军事、政治和工业，从根本上说是社会的变革和创新。
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崛起，更从一开始就与创新息息相关：以宪法为纲、三权鼎立的政治制度创新；以汽船业和公路网为标志的交通运输创新；用国家大法对专利权呵护有方的价值观创新；以硅谷为代表的高科技集群创新；甚至包括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在金融危机中变得臭名昭著的“金融创新”。毫不夸张地说，美国的历史本身就是一部创新史，美利坚这个民族的DNA就是创新。
如果说大国的崛起依赖创新，那么，其没落或是变得平庸，则是因为创新力的衰竭。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几十年里，美国不但创新能力没有衰退的迹象，反倒出现了一波又一波可持续的创新浪潮。看看当代一些最伟大的公司—无论是高科技行业的戴尔、微软、苹果、英特尔、惠普、谷歌、Facebook；传统制造业的波音、福特、通用汽车（其迅速的破产保护和重组本身就是创新的典范）、3M、通用电气；还是颠覆传统邮局、用快递方式把包裹送到世界每一个角落的联邦快递和UPS，风靡全球的麦当劳、必胜客和星巴克；以及代表美国软实力、征服全世界的好莱坞电影和NBA篮球，其品牌的核心竞争力其实都是创新。
波士顿咨询公司一位领导全球创新力调查的咨询师詹姆斯·P·安德鲁 (James P.Andrew)说得精彩：“不是国家创新，而是公司创新。但是，一个国家可以对该国公司的创新能力，包括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以及其他创新所需要的要素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实，美国公司无与伦比的创新能力，恰恰是该国政府政策、教育制度、人力资源和法律制度所营造的创新能力生态系统（InnovativeEcosystem）成功的佐证。
良性循环的教育制度
为创新提供了无尽顶尖人才
国家的竞争力要看其创新能力，而创新归根结底全看人的素质，人才是打造一个具有创新能力生态系统的核心资源。
人们常常津津乐道的是，美国有世界一流的教育制度，哈佛、斯坦福、耶鲁等世界排名前一百名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一半在美国；而被忽略且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一优秀的教育体系不仅仅是培养美国创新人才的摇篮，更为美国吸引了世界各地各行各业的精英，形成生机勃勃的良性循环。
美国的人才战略是“培养+吸引最优秀的人才”。一方面，一流学校培育优秀人才，优秀人才提升学校名声，构成一轮良性循环。另一方面，这些一流学校又作为全世界顶尖学子和教学、研究人员向往的圣地，通过吸引人才形成新一轮循环。在中国，清华、北大这样的名牌大学因为品牌效应，每年报考的优秀学子趋之若鹜，他们在最顶尖的高中毕业生中再三筛选，在慕名而来的优秀教授中百里挑一，想不优秀都不行！可是，清华、北大和世界各国的重点大学却又都成为美国教育体系的预备学校。领先全球的教育，为美国营造了一个独特的人才垄断地位，为可持续的创新提供了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为美国保持创新这项国家竞争力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除了人才和高等院校这两个核心资源外，美国还在创新能力的生态系统所具有的主要其他资源上独占鳌头：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实验室；高科技公司云集、形成集群效应的硅谷；一流跨国公司提供的就业机会，这些都是其他国家在相当长时间里难以超越的。
去年我在上海的一个会议上巧遇哈佛大学商学院院长杰伊·莱特（Jay O. Light），当谈起为什么该院要建立上海中心时，他回答说：“中国正在成为一个世界中心，作为世界顶级的商学院，我们首先要置身其中，去了解，去感受，去参与；我们在上海的中心并不赚钱，但是它已经成为我们教授的一个海外培训中心，他们在轮流到上海来执教的同时，又学习和了解中国，拓展了自己的视野；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学生都是或将成为中国的商界领袖，我们到上海来就是要吸引中国最优秀的人才！”我听了这一番话受到很大的震动，世界最负盛名的商学院果然了得，这样的视野怎能不培养和吸引人才？
批判性思维是创新的源头
什么是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简单说，就是一种挑战传统、怀疑假设条件的思维方式。批判性思维是人类不断创新的最大动力，而思维方式无疑也是最难摹仿的竞争力。
最近，我应“七姐妹在中国”的邀请，以顾问身份参加了她们在北京举办的“女性及青年领导力论坛”，感受很深。“七姐妹”包括芭娜德学院（Barnard College）、博懋学院（Bryn Mawr College）、曼荷莲学院（Mount Holyoke College）、拉德克利夫学院（Radcliffe College）、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瓦萨学院（Vassar College）和维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等七所文理学院，其创建于1837-1889年，历史上均为富于盛名的女校，美国现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前劳工部长赵小兰、宋美龄、冰心、复旦大学前校长谢希德等杰出女性均毕业于此。“七姐妹在中国”则是“七姐妹”学院的中国女留学生创立的非赢利组织。
我受到的最大触动是，会议组织者在美国教育制度里获得的最大益处是批判性思维方式的训练，这在她们的言谈举止、择业和生活阅历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并和参会的未出国大学生形成明显的反差。芭芭拉·侯（Barbara Hou）放弃待遇优厚的律师职业，中断博士学习，为创办亚洲女性领导力大学四处奔波；自由创业人张东栎专注于改善气候和绿色建筑研究，为政府和企业提供咨询。她们选择的事业领域迥然不同，但都让人感到血液中的创新，其源头就是在美国受到的批判性思维教育。
在美国，文理学院的最大特点在于：
1.学校规模小，强调对学生更多的关注和教室里的互动；
2.学生全部住校，强调住校为学生带来全新的生活环境，包括文化、政治和智力开发方面的种种活动；
3．最重要的一点是，注重博学，大学一、二年级时让学生在不同学科（文理并重）的互相冲击中受到熏陶，然后再选择专业。
不要小看了这三条，它们塑造的是一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批判性思维，而批判性思维是任何创新的前提和基础，也是领导力的核心要素。遗憾的是，这恰恰是中国教育制度最欠缺的。2010年在南京举行的第四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留学生缺少批判性思维，认为中国需要鼓励学生的创造力以及独立的思维能力。他特别批评亚洲和欧洲大学过早让学生选定专业，且很少涉及专业之外课程的教育模式：“这种模式，对于培养一些流水线上的工程师或是中层的管理干部可能有用，但是，如果培养领导力和创新人才就显得过时了。”
美国的文理学院所强调的通识教育，则通过博学产生超越单科束缚的视野，塑造解决新问题的应变能力和以创造性理念解决问题的习惯。这种训练方式的最高境界就是培养学生最终的创新能力，敢于推翻立论，提出独到的见解，能够应对变化多端的世界；而中国的教育模式是在学生的脑子里灌满实用但容易过时的知识，所灌输的社会价值又是根深蒂固的“听话”这样一种非批判性思维。
最近有两个事实让我对美国的批判性思维方式有新的认识。
首先是金融危机后的世界动荡不安，可是美国这个可以充分发表意见又受到最大冲击（高失业、房地产危机、汽油价格飙升和通货膨胀）的国家，社会却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稳定，没有北非、中东的血腥暴力，甚至没有伦敦式暴力事件。纯属偶然吗？不然！我觉得，这和美国人比较理性的批评性思维方式和他们对自己制度的创新能力、纠错能力有信心有着重要的关系。
再者，就是标准普尔将美国主权信用降级引起一片谴责之声，从政府高官到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几乎异口同声地批评标普的计算错误和选择的时间错误。从一个消费者和企业高管的立场，我本人也觉得标普的做法颇多欠妥之处，但是，它不从众、不屈于权威的做法，仍值得钦佩，在全世界哪个国家可以做到这一点？其实，这里最可贵的不是标准普尔的勇气，而是营造其创新能力的生态系统和鼓励这类行为的批判性思维。我可以不认同标准普尔的做法，但我极其看好这一创新生态系统和思维方式。
中国提高创新能力势在必行，机不可失
笔者以为，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地位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太多的分析家和政治家低估了美国的国家竞争力—创新能力。归根结底，美国强大的政治机器、无与伦比的军事力量、极具韧性的经济体制和久经考验的法律制度，无不与创新息息相关。创新是最难摹仿的也是最具生命力的国家竞争力，而美国的国家竞争力恰恰是创新，创新是美利坚民族的DNA，流在他们的血液里。创新靠的是人，人创新靠的是理念，即批判性思维。
中国在过去的30多年里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创新也终于提到政府和企业的议事日程上。“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壮大创新人才队伍，推动发展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依笔者之见，这也是“十二五”规划中最难做的一件事，因为它牵涉到人的思维方式的改变，提倡的是对传统“一元化”思维方式的挑战，是对“听话”文化的反叛，是对育人观点和教育体制的革命！
美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先进的案例，30年改革开放的成功为我们奠定了基础，历史为我们提供了这个机遇，此时不为，更待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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