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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读书的人，极少有不知道姜德明先生的。姜先生以收藏新文学著作版本为主。巴金曾说，现代文学藏书，除了唐弢，便是姜德明了。
我在电话中第一次提出采访请求后，被姜先生委婉地拒绝了：“采访就算了，我收的那几本旧书不值得一提，但欢迎你到家里做客。”
老书不敢多碰，真是又爱又愁
一天午后，我冒着炎炎酷暑，造访了姜德明先生的“无名书斋”。
一进门，我便感觉如同回到了20世纪80年代，安静简洁，没有华丽的地板瓷砖，灰亮的水泥地，四白落地的白墙，每一样家具似乎都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客厅五组宽大厚实的书柜，一看便是20世纪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外观简朴，无任何修饰，但质量可靠、耐用。书柜顶天立地，上下分别是封闭式的书橱，中间五六层玻璃门书架，每一层都里三层外三层摆满了书，书架搁板却没有因为承载太多的书而变得弯曲。除此之外，家中完全看不到任何数字化时代的影子，只有一台小电视摆在角落里。
我刚刚落座，满头银发的姜夫人便端来了两杯清茶。姜先生身材不高，温文尔雅，虽已八十多岁高龄，却依然谈吐从容，思维敏捷。尤其佩服他的记忆力，说起十二三岁时读过的书、看过的电影，依然历历在目，一些细节描述得分毫不差。书櫥里的书，各种文集、工具书等琳琅满目，充分显示出主人的博学。但奇怪的是，并没有民国时期的旧书。还没等我问，姜先生似乎已经看出我的疑惑，他打开一组书柜的上下橱门，满满地摆放着一摞摞旧得发黄的书刊。姜先生家中，这样的书柜有十几个，分置于书房、客厅和卧室，虽然拥挤，却井然有序。他介绍说，那些珍贵的民国版本和建国初期版本的旧书，已经发黄变脆了，一般也不拿出来，有时翻检一次，往往是落“花”满地，不敢多碰，真是又爱又愁。相守了几十年，书和人一样，都老了。
不待我说，姜先生随意从书橱里抽出一本，钱锺书的长篇小说《围城》，1947年5月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他爱不释手地摸索着说：“你看，这是第一版的《围城》，丁聪设计的封面。”言语中充满了感情。这本《围城》伴随姜先生近七十年，虽然纸已经发黄，但封面依然整洁，色彩浓艳，讲到当初在天津购买时的情景，恍如隔世。
“我掠夺了我家所有人一切娱乐的机会”
姜德明先生爱书，从上学时就开始了。天津天祥商场二楼的旧书摊，留下他无数难忘的少年记忆。另外，旧城北门西的旧书摊也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身上也没什么钱，就跟家里说学校要交书本费，骗些零花钱，见到便宜的书就会买一些。那本《围城》就是我在当时买的。”
那时姜先生并没有专门收藏什么书，看见鲁迅、巴金、老舍等语文课本上出现过的名字，格外兴奋，觉得与他们的距离一下亲近了许多。“课本上只有一两篇文章，在书摊上一看原来他们有这么多作品，对他们比较有兴趣。我的不少知识和新文学藏本都得自那儿。我对它至今留有一种怀恋之情。”那时的阅读和购买没有章法，姜先生说起他少年时代的一件趣事：有一次在书店，“见到一位风度典雅的少女买了一本屠格涅夫的《春潮》”，自己便“莫名其妙”地也跟着买了一本。
1950年，年仅二十岁的姜德明决定到北京新闻学校学习，“这可不是一般的学校，是个革命干部学校，进了那所学校就等于参加革命了。”为了表示同旧我告别，他把此前收藏的一些书刊杂志，如解放前的电影杂志、《联合画报》、新民印书馆敌伪时期出版的文学图书等，一股脑儿全送了人。现在想起来，姜先生还有些悔意。
好在同一时期，他先后读了郑振铎、阿英、唐弢等人的书话以及林辰在开明书店出版的《鲁迅事迹考》，“知道书林深处神秘无穷，值得去探险”，特别是唐弢的书话，“好像送给我一份搜集中国新文学版本的‘白皮书’”。
到了北京，姜先生先后与西单商场、东安市场为邻，那里成了他淘书最常光顾的去处，还有隆福寺、国子监、琉璃厂、灯市口等许多北京旧书摊的集中地，都留有他的足迹。“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书店在国子监开设内部门市部的时候，我和阿英、唐弢每礼拜都在那儿聚会。先是各自挑书，然后我看他们都选了些什么好版本。我几乎对每本我所不藏的书都艳羡不已，恨不得也一一搜得。那时我们家的工资都放在一个书柜里面，经常就被我掏空了。夫人问起来，我就说，我没动！”姜夫人在一旁听到，忙说：“我那时连做件衣服的钱都没有，全让他买书了。”
这时，姜先生从书桌的抽屉里拿出一个透明袋子，让人惊讶的是，他连当时的购书单据都还保存着。厚厚的一摞，整整齐齐地装在袋子里，清楚地记载着每一次所购书目。他玩笑着说：“这就是证据啊！那时我们还要养三个小孩，紧张的时候买月票没钱，把孩子攒的硬币倒出来，去东华门换月票都不好意思。我掠夺了我家所有人一切娱乐的机会。”
怕买旧书，在自家屋里摆起旧书摊
改革开放后，姜先生又开始逛琉璃厂，这对于他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不光是古旧书刊收藏，字画、瓷器、邮票、明清家具，当今有名气的收藏大家，差不多都是从那时开始下手的。姜先生书话中介绍的现代书刊中的相当一部分，也是这个时期收集的，包括林纾、李公朴、周作人、巴金、曹禺、叶圣陶、夏衍的签名本等，更可贵的是，黄裳、唐弢、萧乾等大家的签名本上还有亲笔题跋。
姜德明先生的藏书没有经过系统的整理，他自己也说不清具体的数字。“收藏了几十年，应该有几万册了。藏书的内容亦如滚雪球，是连锁反应的。比如我原先不收线装书，但是有些新文艺书是以线装形式印制的，如《志摩的诗》、刘半农的《扬鞭集》、俞平伯的《忆》《燕知草》等，我当然要收藏。又如，因为研究鲁迅，凡与鲁迅有关的古籍或与他有关的同时代人的旧体诗词集等，我也搜集了不少。诸如沈尹默、陈师曾、乔大壮、寿玺等人的集子，甚至他们的书法、篆刻集也收了。多年来常跑旧书店，见到稀见的古代刻本，纸好墨好刻工也好，价钱又公道，舍不得不买，所以也有一两本明版书。”
姜先生对新文学书刊的收藏，是从鲁迅开始的，有关鲁迅的书刊，包括鲁迅的著译、鲁迅参与筹划和编辑的书刊、与鲁迅关系密切的人的著作，以及大量与鲁迅有关的书刊资料都是他收集的对象。在淘书的过程中，他发现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奥秘。“似乎没有人说过知堂（周作人）是位藏书家，因为他同乃兄鲁迅一样，买书并不讲究。解放初期，我在东安市场和隆福寺的旧书店里，经常能见到钤有他藏书印的各种藏书，既有日文的，也有平装铅印本，更多的则是线装书，甚至书上还有他的墨笔题跋。”
鲁迅及知堂的老友陈师曾殁后，琉璃厂的淳菁阁于1924年2月至1925年11月，先后出版了《陈师曾先生遗集》十册，后又问世两册《北京风俗图》，加在一起是十二册。周作人曾反复表达他对《北京风俗图》的喜爱。一次逛旧书店，姜先生恰巧购得《北京风俗图》，翻开一看，正出自周作人的苦雨斋。如此书缘真是可遇而不可求。
姜先生还很注重收藏一些新文学译著，名家作序、设计封面或签名的本子，装帧富有特色的线装本、毛边本，以及在抗战艰苦环境下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出现的那些印数不多的土纸本。他说：“那时人们都不重视这些旧书，重庆时期印的土纸书在东安市场卖得最便宜，有些才一角几分钱。”
在姜先生这些众多的藏书中，最为珍贵的当属毛边书和如今难得一见的孤本、善本，如俞平伯的《忆》《燕知草》、白宁的《夜夜集》、卞之琳的《音尘集》等。他深解毛边本的趣味，但并不拘囿于此，不以“毛边党”自居，“我不否认我爱书，有时甚至会如醉如痴，但我从来也没想过要专门收藏孤本，或以此为荣。孤本太多了，岂不显得寂寞孤单，人慢慢会变得乖僻无聊的。”
自20世纪90年代后，姜先生很少去逛旧书摊了，“一是身体不允许经常出去费力淘了，二是这类书在市场上越来越难见到，价格也是高得离谱，现在旧书市场上有的新文学毛边本竟要一两千元，真是有些让人想不通，这样的书在20世纪80年代最多也就要几十元，不过仔细想一下，也说明这样的书真的是少了，见到或者买到手的机会也少了。”而且，在寸土寸金的大都市里，藏书空间紧缺，不仅得蚕食家人的地盘，还可能遭管房人的白眼：“人还没地方住呢，你倒想给破书找地盘。谁让你买旧书的你去找谁！”
如今，旧书摊已经不复存在。他在《书摊梦寻》的小引中如此写道：“如今我真的有点怕买旧书了，至少如一位不相识者在一家读书报刊上说的，有点不便再进旧书店。因为我实在说不清什么书可以升值，什么书不能升值。怎么办呢？只好在自存的旧书堆中去寻梦。摊开几本旧藏，任意浏览翻检，居然在自家屋里摆起了旧书摊。”
（摘自2017年11月27日《文汇读书周报》）
我在电话中第一次提出采访请求后，被姜先生委婉地拒绝了：“采访就算了，我收的那几本旧书不值得一提，但欢迎你到家里做客。”
老书不敢多碰，真是又爱又愁
一天午后，我冒着炎炎酷暑，造访了姜德明先生的“无名书斋”。
一进门，我便感觉如同回到了20世纪80年代，安静简洁，没有华丽的地板瓷砖，灰亮的水泥地，四白落地的白墙，每一样家具似乎都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客厅五组宽大厚实的书柜，一看便是20世纪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外观简朴，无任何修饰，但质量可靠、耐用。书柜顶天立地，上下分别是封闭式的书橱，中间五六层玻璃门书架，每一层都里三层外三层摆满了书，书架搁板却没有因为承载太多的书而变得弯曲。除此之外，家中完全看不到任何数字化时代的影子，只有一台小电视摆在角落里。
我刚刚落座，满头银发的姜夫人便端来了两杯清茶。姜先生身材不高，温文尔雅，虽已八十多岁高龄，却依然谈吐从容，思维敏捷。尤其佩服他的记忆力，说起十二三岁时读过的书、看过的电影，依然历历在目，一些细节描述得分毫不差。书櫥里的书，各种文集、工具书等琳琅满目，充分显示出主人的博学。但奇怪的是，并没有民国时期的旧书。还没等我问，姜先生似乎已经看出我的疑惑，他打开一组书柜的上下橱门，满满地摆放着一摞摞旧得发黄的书刊。姜先生家中，这样的书柜有十几个，分置于书房、客厅和卧室，虽然拥挤，却井然有序。他介绍说，那些珍贵的民国版本和建国初期版本的旧书，已经发黄变脆了，一般也不拿出来，有时翻检一次，往往是落“花”满地，不敢多碰，真是又爱又愁。相守了几十年，书和人一样，都老了。
不待我说，姜先生随意从书橱里抽出一本，钱锺书的长篇小说《围城》，1947年5月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他爱不释手地摸索着说：“你看，这是第一版的《围城》，丁聪设计的封面。”言语中充满了感情。这本《围城》伴随姜先生近七十年，虽然纸已经发黄，但封面依然整洁，色彩浓艳，讲到当初在天津购买时的情景，恍如隔世。
“我掠夺了我家所有人一切娱乐的机会”
姜德明先生爱书，从上学时就开始了。天津天祥商场二楼的旧书摊，留下他无数难忘的少年记忆。另外，旧城北门西的旧书摊也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身上也没什么钱，就跟家里说学校要交书本费，骗些零花钱，见到便宜的书就会买一些。那本《围城》就是我在当时买的。”
那时姜先生并没有专门收藏什么书，看见鲁迅、巴金、老舍等语文课本上出现过的名字，格外兴奋，觉得与他们的距离一下亲近了许多。“课本上只有一两篇文章，在书摊上一看原来他们有这么多作品，对他们比较有兴趣。我的不少知识和新文学藏本都得自那儿。我对它至今留有一种怀恋之情。”那时的阅读和购买没有章法，姜先生说起他少年时代的一件趣事：有一次在书店，“见到一位风度典雅的少女买了一本屠格涅夫的《春潮》”，自己便“莫名其妙”地也跟着买了一本。
1950年，年仅二十岁的姜德明决定到北京新闻学校学习，“这可不是一般的学校，是个革命干部学校，进了那所学校就等于参加革命了。”为了表示同旧我告别，他把此前收藏的一些书刊杂志，如解放前的电影杂志、《联合画报》、新民印书馆敌伪时期出版的文学图书等，一股脑儿全送了人。现在想起来，姜先生还有些悔意。
好在同一时期，他先后读了郑振铎、阿英、唐弢等人的书话以及林辰在开明书店出版的《鲁迅事迹考》，“知道书林深处神秘无穷，值得去探险”，特别是唐弢的书话，“好像送给我一份搜集中国新文学版本的‘白皮书’”。
到了北京，姜先生先后与西单商场、东安市场为邻，那里成了他淘书最常光顾的去处，还有隆福寺、国子监、琉璃厂、灯市口等许多北京旧书摊的集中地，都留有他的足迹。“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书店在国子监开设内部门市部的时候，我和阿英、唐弢每礼拜都在那儿聚会。先是各自挑书，然后我看他们都选了些什么好版本。我几乎对每本我所不藏的书都艳羡不已，恨不得也一一搜得。那时我们家的工资都放在一个书柜里面，经常就被我掏空了。夫人问起来，我就说，我没动！”姜夫人在一旁听到，忙说：“我那时连做件衣服的钱都没有，全让他买书了。”
这时，姜先生从书桌的抽屉里拿出一个透明袋子，让人惊讶的是，他连当时的购书单据都还保存着。厚厚的一摞，整整齐齐地装在袋子里，清楚地记载着每一次所购书目。他玩笑着说：“这就是证据啊！那时我们还要养三个小孩，紧张的时候买月票没钱，把孩子攒的硬币倒出来，去东华门换月票都不好意思。我掠夺了我家所有人一切娱乐的机会。”
怕买旧书，在自家屋里摆起旧书摊
改革开放后，姜先生又开始逛琉璃厂，这对于他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不光是古旧书刊收藏，字画、瓷器、邮票、明清家具，当今有名气的收藏大家，差不多都是从那时开始下手的。姜先生书话中介绍的现代书刊中的相当一部分，也是这个时期收集的，包括林纾、李公朴、周作人、巴金、曹禺、叶圣陶、夏衍的签名本等，更可贵的是，黄裳、唐弢、萧乾等大家的签名本上还有亲笔题跋。
姜德明先生的藏书没有经过系统的整理，他自己也说不清具体的数字。“收藏了几十年，应该有几万册了。藏书的内容亦如滚雪球，是连锁反应的。比如我原先不收线装书，但是有些新文艺书是以线装形式印制的，如《志摩的诗》、刘半农的《扬鞭集》、俞平伯的《忆》《燕知草》等，我当然要收藏。又如，因为研究鲁迅，凡与鲁迅有关的古籍或与他有关的同时代人的旧体诗词集等，我也搜集了不少。诸如沈尹默、陈师曾、乔大壮、寿玺等人的集子，甚至他们的书法、篆刻集也收了。多年来常跑旧书店，见到稀见的古代刻本，纸好墨好刻工也好，价钱又公道，舍不得不买，所以也有一两本明版书。”
姜先生对新文学书刊的收藏，是从鲁迅开始的，有关鲁迅的书刊，包括鲁迅的著译、鲁迅参与筹划和编辑的书刊、与鲁迅关系密切的人的著作，以及大量与鲁迅有关的书刊资料都是他收集的对象。在淘书的过程中，他发现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奥秘。“似乎没有人说过知堂（周作人）是位藏书家，因为他同乃兄鲁迅一样，买书并不讲究。解放初期，我在东安市场和隆福寺的旧书店里，经常能见到钤有他藏书印的各种藏书，既有日文的，也有平装铅印本，更多的则是线装书，甚至书上还有他的墨笔题跋。”
鲁迅及知堂的老友陈师曾殁后，琉璃厂的淳菁阁于1924年2月至1925年11月，先后出版了《陈师曾先生遗集》十册，后又问世两册《北京风俗图》，加在一起是十二册。周作人曾反复表达他对《北京风俗图》的喜爱。一次逛旧书店，姜先生恰巧购得《北京风俗图》，翻开一看，正出自周作人的苦雨斋。如此书缘真是可遇而不可求。
姜先生还很注重收藏一些新文学译著，名家作序、设计封面或签名的本子，装帧富有特色的线装本、毛边本，以及在抗战艰苦环境下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出现的那些印数不多的土纸本。他说：“那时人们都不重视这些旧书，重庆时期印的土纸书在东安市场卖得最便宜，有些才一角几分钱。”
在姜先生这些众多的藏书中，最为珍贵的当属毛边书和如今难得一见的孤本、善本，如俞平伯的《忆》《燕知草》、白宁的《夜夜集》、卞之琳的《音尘集》等。他深解毛边本的趣味，但并不拘囿于此，不以“毛边党”自居，“我不否认我爱书，有时甚至会如醉如痴，但我从来也没想过要专门收藏孤本，或以此为荣。孤本太多了，岂不显得寂寞孤单，人慢慢会变得乖僻无聊的。”
自20世纪90年代后，姜先生很少去逛旧书摊了，“一是身体不允许经常出去费力淘了，二是这类书在市场上越来越难见到，价格也是高得离谱，现在旧书市场上有的新文学毛边本竟要一两千元，真是有些让人想不通，这样的书在20世纪80年代最多也就要几十元，不过仔细想一下，也说明这样的书真的是少了，见到或者买到手的机会也少了。”而且，在寸土寸金的大都市里，藏书空间紧缺，不仅得蚕食家人的地盘，还可能遭管房人的白眼：“人还没地方住呢，你倒想给破书找地盘。谁让你买旧书的你去找谁！”
如今，旧书摊已经不复存在。他在《书摊梦寻》的小引中如此写道：“如今我真的有点怕买旧书了，至少如一位不相识者在一家读书报刊上说的，有点不便再进旧书店。因为我实在说不清什么书可以升值，什么书不能升值。怎么办呢？只好在自存的旧书堆中去寻梦。摊开几本旧藏，任意浏览翻检，居然在自家屋里摆起了旧书摊。”
（摘自2017年11月27日《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