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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地方和行业以牺牲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为代价来发展经济｡其实除了理念问题,更是一种劳资之间的利益博弈｡
适度提高劳动力价格很有必要
记者:抑制物价的过快上涨是我国今年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某国家权威部门官员近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为此开列出五项“处方”,其中一项是“防止务工收入的过快上涨,降低劳动力成本所推动的通胀压力｡”这番话引起社会上的广泛争议｡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常凯(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所所长､劳动法博士､国家《劳动合同法(草案)》课题组组长):就这个话来说,我认为是很不负责任的｡中国经济的通胀原因很复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通胀并不是劳动力成本推动所致｡事实上,中国劳动力成本一直很低,十几年来一直没涨,甚至是负增长,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适度提高劳动力的价格很有必要,也是国家均衡发展的战略选择｡而适度提高过低的劳动力价格,并不会引发和推动通胀｡相反,在已经发生通胀的情况下,低收入的劳动者生活水准急剧下降,适度提高他们的收入是一个无可回避的政策选择｡
记者:尽管中国人口众多,就业压力大,但从2004年开始,我国出现的“民工荒”､“技工荒”等现象,从经济学上看是不是与劳动力价格有关?
常凯:在一个劳动力人口供应似乎无限制的国家,竟然出现劳动力短缺,这是一个悖论｡其基本原因即在于劳动者务工价格过低,于是“用脚投票”｡10年前珠三角的农民工月收入即可以达到800元,现在不过1000元左右｡考虑到物价因素,实际上是负增长｡在许多地方劳动者主动要求超时加班,并不是他们不喜欢休息,而是他们要靠加班来增加收入｡目前劳动力价格过低不仅仅影响劳动者的权利,而且直接影响到经济发展｡一些企业并不是没有单做,而是找不到工人,尤其是技术熟练的工人｡没有将近两亿五千万的工资劳动者辛勤工作,没有那些国企工人和农民工付出和牺牲,哪来中国的“经济奇迹”?但是,劳动者并没有同时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记者:但是在劳动力供求关系失衡问题上,很多人认为要靠市场机制调节,政府不宜干预过多｡然而,劳动力首先是人,是公民｡在这方面,应该如何对待政府的责任?
常凯:就现实而言,政府的公权力对于劳动关系的介入不是多,而是缺乏对于劳动关系的规范,甚至对于资本方过度纵容,如某些地方的官商勾结对付工人｡这种情况更加剧了劳资冲突和劳资矛盾｡这种状况必须要改变,政府需要依法担当责任｡政府介入劳动关系的责任主要表现在:制定规则､监管实施､救济弱者､公正裁决这四个方面｡《劳动合同法》的制定仅仅是第一步,必须其他的措施同时实施才会有效果｡
劳动力不仅是成本更是资本
记者: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您怎么评价中国劳动者的现状?
常凯:当前中国的劳动者状况要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是劳动力本身素质｡普通劳动者技术､文化素质十几年来并没有多大提高,这就导致了中间技术工人的断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劳动者地位在不断降低｡这个社会群体一直没有被关注,好像只有当老板的才有价值｡
另外,从社会地位来看,劳动者地位总体在下降｡劳动力分两大块:城市工人和农民工｡城市工人已经沦为社会最底层｡社科院的一份调查显示,第八个阶层是产业工人,第九个是农业劳动者,第十个是失业和半失业者｡
还要看到,社会上越来越多的是“老板”的声音｡这次人代会上对于《劳动合同法》的争议,就是一个缩影｡老板观念成为一个主流,有钱就成为“上等人”,社会群体过多倾向于以财富来划分,这非常不正常｡社会价值观也以崇拜财富为标准,忽视劳动,忽视劳动者阶层｡并不是说不让有钱人说话,问题是不能仅仅是一种声音,要保持一定平衡,才能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记者:劳动力素质不高也是我国以前过于注重物质资本投入,而忽视人力资本投入的结果｡这引起我国生产要素的配置不合理,最终影响经济效率的提升｡
常凯:是这样的｡中国的企业长期把劳动力仅仅当作成本,而没有看成是资本,所以价格一直很低｡要知道,与物质资本最大的不同是,劳动力可以创造新的更大的价值,关键是要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创造力｡现代管理要强调“以人为本”,劳资双方共同获益｡如果过分压低劳动力价格,短时间内似乎是一方赢,但最终结果可能双方都无法实现价值,并导致严重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
把劳动者看作人力资本,是一个进步｡保护劳动者是调动其积极性的必要手段｡“以人为本”是社会发展的要求,也只有如此,才能发挥他们的创造性,发挥他们的潜能,同时,提高企业的竞争力,真正实现共赢｡
《劳动合同法》要改变劳动关系“法外运行”
记者:最近《劳动合同法》一直引起很大的争议,争议本身说明什么问题?是不是理念方面的冲突过大?
常凯:确实存在理念方面的冲突｡实际上,1995年《劳动法》实施以来,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劳动法》被边缘化,相当一部分的企业劳动关系处于“法外运行”的状态,一些地方和行业以牺牲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为代价来发展经济｡其实除了理念问题,更是一种劳资之间的利益博弈｡
记者:有人说《劳动合同法》过分保护了劳动力,而忽视了企业的生存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不是有失公平?您刚才说的“法外运行”指的是什么?
常凯:《劳动合同法》当然要保护劳动者,问题是这种保护是不是需要,是不是合理｡如果你认真读一下这部法律,就会发现《劳动合同法》的基本作用是要实现《劳动法》的相关规定｡要解决企业劳动关系“法外运行”的不正常现象｡保护劳动者,并不一定就是对于企业的侵害｡因为法律保护的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保护劳动者,也是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以前对企业关注过多,保护过多,对员工不保护,一些地方政府偏袒雇主,这不是个别的现象｡现在是找回一种公平,这是劳动力市场从无序走向有序的过程,是劳动关系规范化法制化的要求｡此前《劳动法》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一些企业自行其是,这种现象相当普遍,我称之为“法外运行”｡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适度提高劳动力价格很有必要
记者:抑制物价的过快上涨是我国今年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某国家权威部门官员近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为此开列出五项“处方”,其中一项是“防止务工收入的过快上涨,降低劳动力成本所推动的通胀压力｡”这番话引起社会上的广泛争议｡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常凯(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所所长､劳动法博士､国家《劳动合同法(草案)》课题组组长):就这个话来说,我认为是很不负责任的｡中国经济的通胀原因很复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通胀并不是劳动力成本推动所致｡事实上,中国劳动力成本一直很低,十几年来一直没涨,甚至是负增长,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适度提高劳动力的价格很有必要,也是国家均衡发展的战略选择｡而适度提高过低的劳动力价格,并不会引发和推动通胀｡相反,在已经发生通胀的情况下,低收入的劳动者生活水准急剧下降,适度提高他们的收入是一个无可回避的政策选择｡
记者:尽管中国人口众多,就业压力大,但从2004年开始,我国出现的“民工荒”､“技工荒”等现象,从经济学上看是不是与劳动力价格有关?
常凯:在一个劳动力人口供应似乎无限制的国家,竟然出现劳动力短缺,这是一个悖论｡其基本原因即在于劳动者务工价格过低,于是“用脚投票”｡10年前珠三角的农民工月收入即可以达到800元,现在不过1000元左右｡考虑到物价因素,实际上是负增长｡在许多地方劳动者主动要求超时加班,并不是他们不喜欢休息,而是他们要靠加班来增加收入｡目前劳动力价格过低不仅仅影响劳动者的权利,而且直接影响到经济发展｡一些企业并不是没有单做,而是找不到工人,尤其是技术熟练的工人｡没有将近两亿五千万的工资劳动者辛勤工作,没有那些国企工人和农民工付出和牺牲,哪来中国的“经济奇迹”?但是,劳动者并没有同时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记者:但是在劳动力供求关系失衡问题上,很多人认为要靠市场机制调节,政府不宜干预过多｡然而,劳动力首先是人,是公民｡在这方面,应该如何对待政府的责任?
常凯:就现实而言,政府的公权力对于劳动关系的介入不是多,而是缺乏对于劳动关系的规范,甚至对于资本方过度纵容,如某些地方的官商勾结对付工人｡这种情况更加剧了劳资冲突和劳资矛盾｡这种状况必须要改变,政府需要依法担当责任｡政府介入劳动关系的责任主要表现在:制定规则､监管实施､救济弱者､公正裁决这四个方面｡《劳动合同法》的制定仅仅是第一步,必须其他的措施同时实施才会有效果｡
劳动力不仅是成本更是资本
记者: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您怎么评价中国劳动者的现状?
常凯:当前中国的劳动者状况要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是劳动力本身素质｡普通劳动者技术､文化素质十几年来并没有多大提高,这就导致了中间技术工人的断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劳动者地位在不断降低｡这个社会群体一直没有被关注,好像只有当老板的才有价值｡
另外,从社会地位来看,劳动者地位总体在下降｡劳动力分两大块:城市工人和农民工｡城市工人已经沦为社会最底层｡社科院的一份调查显示,第八个阶层是产业工人,第九个是农业劳动者,第十个是失业和半失业者｡
还要看到,社会上越来越多的是“老板”的声音｡这次人代会上对于《劳动合同法》的争议,就是一个缩影｡老板观念成为一个主流,有钱就成为“上等人”,社会群体过多倾向于以财富来划分,这非常不正常｡社会价值观也以崇拜财富为标准,忽视劳动,忽视劳动者阶层｡并不是说不让有钱人说话,问题是不能仅仅是一种声音,要保持一定平衡,才能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记者:劳动力素质不高也是我国以前过于注重物质资本投入,而忽视人力资本投入的结果｡这引起我国生产要素的配置不合理,最终影响经济效率的提升｡
常凯:是这样的｡中国的企业长期把劳动力仅仅当作成本,而没有看成是资本,所以价格一直很低｡要知道,与物质资本最大的不同是,劳动力可以创造新的更大的价值,关键是要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创造力｡现代管理要强调“以人为本”,劳资双方共同获益｡如果过分压低劳动力价格,短时间内似乎是一方赢,但最终结果可能双方都无法实现价值,并导致严重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
把劳动者看作人力资本,是一个进步｡保护劳动者是调动其积极性的必要手段｡“以人为本”是社会发展的要求,也只有如此,才能发挥他们的创造性,发挥他们的潜能,同时,提高企业的竞争力,真正实现共赢｡
《劳动合同法》要改变劳动关系“法外运行”
记者:最近《劳动合同法》一直引起很大的争议,争议本身说明什么问题?是不是理念方面的冲突过大?
常凯:确实存在理念方面的冲突｡实际上,1995年《劳动法》实施以来,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劳动法》被边缘化,相当一部分的企业劳动关系处于“法外运行”的状态,一些地方和行业以牺牲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为代价来发展经济｡其实除了理念问题,更是一种劳资之间的利益博弈｡
记者:有人说《劳动合同法》过分保护了劳动力,而忽视了企业的生存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不是有失公平?您刚才说的“法外运行”指的是什么?
常凯:《劳动合同法》当然要保护劳动者,问题是这种保护是不是需要,是不是合理｡如果你认真读一下这部法律,就会发现《劳动合同法》的基本作用是要实现《劳动法》的相关规定｡要解决企业劳动关系“法外运行”的不正常现象｡保护劳动者,并不一定就是对于企业的侵害｡因为法律保护的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保护劳动者,也是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以前对企业关注过多,保护过多,对员工不保护,一些地方政府偏袒雇主,这不是个别的现象｡现在是找回一种公平,这是劳动力市场从无序走向有序的过程,是劳动关系规范化法制化的要求｡此前《劳动法》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一些企业自行其是,这种现象相当普遍,我称之为“法外运行”｡这种状况必须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