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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中国工人这一群体形象在国际报道中骤然增多，梳理近两年来国外媒体对中国工人的报道，认为这些报道寄托了西方中心话语的想象，宣扬的是西方神话价值体系，与中国工人的现状并不完全相符。由此提出中国对外宣传应有自己的中长期策略，确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体地位和文化身份，注重翻译和宣传策略。
【关键词】工人形象塑造 文化身份 主体地位 宣传策略
近两年来，中国工人这一群体形象在国际报道中骤然增多，美国的《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英国的《卫报》，澳大利亚的《商业观察家》等多家外国媒体都发表了关于中国工人的报道。美国《时代》周刊于2009年将中国工人评为年度人物亚军，认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华尔街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却由不知名的中国工人所拯救”。比较有代表性的当属2010年《经济学人》发表的封面文章：《中国工人力量的崛起》。就连全球灾难大片《2012》中也设计了这样的噱头：大家都认为在极短的时间内要建成那么大的船，只有中国工人能完成。一时间中国工人形象似乎在全世界风头无两。
有人认为，美国《时代》周刊将中国工人评为年度人物，这是美国文化多元、包容性强的一种体现。《时代》对中国的工人进行肯定，表达了一种善意。但是，国际媒体报道中的中国工人形象与中国现实未必全然相符。中国工人登上年度人物排行榜之后的国内媒体报道也证实了这一点，比如《南方日报》的《“中国工人”应成为什么样的年度人物》，武汉晚报的《时代周刊所不知道的“中国工人”》，《钱江晚报》的《中国工人，悲情的自豪》等。国内报道一方面肯定了中国工人在金融危机中“和衷共济，共克时艰”起到的伟大作用，另一方面也指出了西方媒体夸大事实、模糊细节的做法。
中国工人形象寄托的是西方对东方的巨型想象，宣扬的是西方神话价值体系
西方媒体的这种做法并不鲜见，是以西方为中心的霸权文化的产物。西方一向认为自身拥有占优势地位的普世文化价值观念。在传媒界西强东弱的格局下，充满异国情调的东方文化常常被扭曲甚或虚构，成为“想象性的东方”来佐证西方文化自身的强大。另外，西方话语从古希腊传说的尤利西斯，到《星球大战》中的卢克·斯凯沃克，有着相似的叙事模式：主人公都是超能力的英雄，闯入某个超自然的神奇领域，在那里遭遇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赢得决定性胜利。西方对中国工人形象的叙事并没有远离这个原型，“拯救世界”这个概念颇有生拉硬套之嫌，与上帝拯救人类《拯救大兵瑞恩》中宣扬的西方人文价值观念完全一致。中国工人只是幸运地被无上优越的西方神话看中的一个虚弱陪衬。从报道中我们不难解读出熟悉的普通人成长为英雄进而拯救世界的“美国梦”概念和“超人”影子。
对中国工人形象的报道具有倾向性，体现西方文化战略
实际上，从封面照片以及西方报道来看，作为《时代》年度人物的“中国工人”，既不是工业革命中的产业工人，更不是中国语境中当家作主的主人，而主要是指低收入的中国农民工。中国媒体中也有把原报道中的Chinese Worker直接译为中国农民工的，充分说明中西关于这个概念的差异。中国工人的形象在西方是模糊的无面孔（faceless）概念。西方话语只需要看到封面照片中女工们的群体形象，至于她们是谁从哪里来并不关心。
另一篇文章《经济学人》的报道《中国工人力量的崛起》取了一个堂而皇之、混淆概念的题目，但内容却是讨论外资企业中的中国工人罢工要求加薪与世界经济的关系。甚至戏谑性地解构了中国建国初期《咱们工人有力量》的图片，让中国民众熟悉的工人代表高举人民币，旁白配词：“我们工人要什么？更多钱！什么时候要？现在！”这种消解东方话语权的新闻策略不能仅仅理解为娱乐行为，它在无意识的一笑中解除了中国概念的庄重与严肃。报道中作者还提出了中国政府为何不强势干预罢工行为的几点原因：政府强势介入会影响国家在国际上的声誉；中国政府了解最基本的不争事实，即外国投资者需要中国，所以有恃无恐；中国政府也确实认为工人的日趋自强与重建经济新平衡的政策相符合。这些报道没有出处没有解释只有类型化的结论，完全是没有真凭实据的有倾向性的臆测。包括文中对语句的模糊处理、逻辑圈套等等，比如中国“重建经济新平衡的政策”，仿佛指的是国内经济转型问题或者扩大内需问题，又仿佛不是。这些已经颠覆了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原则。原新华社对外部高级编辑熊蕾曾撰文指出美国的新闻舆论具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球战略意识。从1950年的杜鲁门主义开始，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目标中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从没有改变，目的是“得到国内外对我们基本价值观念的实际肯定”。而媒体在维护美国利益、打击异己方面高度一致，手段多样。对东方概念的挖掘和摆布利用成为西方话语文化占领的重要方式。事实上在将中国工人形象包容到拯救世界的西方神话中之后，西方媒体对中国老一套的指手画脚也转而围绕这个形象为中心开展起来：包括中国工人的生产是否对他国工人的工作机会造成了影响，中国工人的劳动安全状况是不是一种国际视野下的人权问题，中国工人是否受到本国和外国的资本拥有者的人道对待等等。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也让中国世界威胁论一时甚嚣尘上。
中国对外宣传的展现原则及策略
相形之下，多年来中国对外宣传争夺国际话语权的努力日见成效，对汶川地震和上海世博会的报道得到世界赞誉就是一个明证。但在统一文化战略、挖掘对外宣传的文化价值内涵方面仍然不够。就拿中国工人的形象宣传而言，在中国，工人的概念有血有肉。我们有注重科技、讲求效率的金牌工人许振超，有好学能干农民工出身的徐万年，也有开胸验肺的弱势工人张海超。这些形象在国内得到广泛宣传，却因为不被西方价值体系认可很难渗入第一世界的媒体。但毋庸置疑，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可以永远先进，多元并存、共生互补的世界文化格局成为历史走向的共识，消弥西方价值与东方文化的二元对立也许不是遥远的未来。所以，让世界了解清新、刚健的中国形象是对外宣传的基本前提。中国的对外宣传需要确立自身价值体系并有相应的中长期文化战略。
确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对外宣传中的主体地位。对外宣传是意识形态角力的阵地。这块战场不仅承载信息、文化，更充斥着主流文化的主权想象。世界上没有完全中立的意识形态，也没有意识形态完全透明的新闻报道。上述《经济学人》报道的分析可以清楚说明世界上以客观、严谨著称的经济报刊也存在离经叛道的臆测式新闻。回顾中国建国后的社会发展，中国除了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之外，还一直致力于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中心命题，这些连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克己为人”、“修身立言”等价值观念相辅相成，形成强大的合力，成为当前我国占有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这是当代对外宣传活动最大的发起人和赞助人，影响宣传活动的选材、形式，要求外宣这一语境彰显社会主义文化，并通过在与殖民文化、西方文化的冲突中不断调适、整理，充分亮明文化身份。
宣传中要挖掘人文精神价值。好的宣传不是神一样地俯视众人，不是脸谱化地高高在上的定型宣传，而是需要俯低身子邀请听众的主动参与。充分发掘文化的深层底蕴和人文价值是宣传的不二法门。比如国内先有宣传石油工人王进喜的影片《铁人》，后有宣扬新产业工人代表许振超的《金牌工人》，这些影片采取的都是提炼主人公精神的叙事方式让观者热血沸腾，但多少流于样板化，受众也多是思想传统年纪稍大些的人。相比之下，西方的宣传强调舆论攻心之战，经常大打亲情牌、儿童牌，重视亲民文化的培养，在娓娓讲述的故事中灌输他们的价值观。比如美国对朝鲜战争回避战败事实、有主观修改历史倾向的叙述甚至出现在儿童读物中，感染点就是传统的人文价值。政治说教少而艺术感染力强的作品更容易引起共鸣，中国的对外宣传也应时刻把人的概念置于首位。
要特别注意翻译问题。当前，对外宣传采用的多是损译策略后的透明化译文，以方便更快地贴近西方读者。胡芳毅、贾文波撰文指出：外宣翻译实际上是意识形态操纵下的改写。该观点首先否认了外宣翻译透明化的可能性，其次认为“意识形态对外宣翻译的介入或操纵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任何回避或否认这一事实的做法是极其不明智的”。对外宣传的工作者应该抛弃文化透明的乌托邦翻译思想，正视当前翻译语境，拒绝文化过滤的做法。因为追求透明化翻译会带来这样的恶果：导致“原文本的种族中心让位于译入语的文化价值观”。译者为了“文化适应”，便“归化外来的文本，使译入语读者能够认同译文，甚至对译文有熟悉感，自我陶醉地认为在他者文化中发现了本国文化；这种行为是在帝国主义体系内进行的，延伸了对其他文化的支配权”。透明化的翻译策略意味着译出语主动放弃了译文这块宣传本民族文化、意识形态的战场，译入语的意识形态会顺势取而代之。
综上所述，全球化背景下封闭、片面的文化难以长存，在交锋和对话中凸显出的文化底蕴更有强大的生命力，互动、开放的文化格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任何文化压抑和取媚西方的做法都是不明智的。中国对外宣传肩负中国文化向现代化转型的历史使命，应厘定身份、拓展思维，拿出相应的胸襟和视野向世界传达中国概念。（作者单位：中国石油大学；本文系青岛市社科项目《社会主义语境下青岛文化外宣汉英翻译描述性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关键词】工人形象塑造 文化身份 主体地位 宣传策略
近两年来，中国工人这一群体形象在国际报道中骤然增多，美国的《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英国的《卫报》，澳大利亚的《商业观察家》等多家外国媒体都发表了关于中国工人的报道。美国《时代》周刊于2009年将中国工人评为年度人物亚军，认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华尔街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却由不知名的中国工人所拯救”。比较有代表性的当属2010年《经济学人》发表的封面文章：《中国工人力量的崛起》。就连全球灾难大片《2012》中也设计了这样的噱头：大家都认为在极短的时间内要建成那么大的船，只有中国工人能完成。一时间中国工人形象似乎在全世界风头无两。
有人认为，美国《时代》周刊将中国工人评为年度人物，这是美国文化多元、包容性强的一种体现。《时代》对中国的工人进行肯定，表达了一种善意。但是，国际媒体报道中的中国工人形象与中国现实未必全然相符。中国工人登上年度人物排行榜之后的国内媒体报道也证实了这一点，比如《南方日报》的《“中国工人”应成为什么样的年度人物》，武汉晚报的《时代周刊所不知道的“中国工人”》，《钱江晚报》的《中国工人，悲情的自豪》等。国内报道一方面肯定了中国工人在金融危机中“和衷共济，共克时艰”起到的伟大作用，另一方面也指出了西方媒体夸大事实、模糊细节的做法。
中国工人形象寄托的是西方对东方的巨型想象，宣扬的是西方神话价值体系
西方媒体的这种做法并不鲜见，是以西方为中心的霸权文化的产物。西方一向认为自身拥有占优势地位的普世文化价值观念。在传媒界西强东弱的格局下，充满异国情调的东方文化常常被扭曲甚或虚构，成为“想象性的东方”来佐证西方文化自身的强大。另外，西方话语从古希腊传说的尤利西斯，到《星球大战》中的卢克·斯凯沃克，有着相似的叙事模式：主人公都是超能力的英雄，闯入某个超自然的神奇领域，在那里遭遇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赢得决定性胜利。西方对中国工人形象的叙事并没有远离这个原型，“拯救世界”这个概念颇有生拉硬套之嫌，与上帝拯救人类《拯救大兵瑞恩》中宣扬的西方人文价值观念完全一致。中国工人只是幸运地被无上优越的西方神话看中的一个虚弱陪衬。从报道中我们不难解读出熟悉的普通人成长为英雄进而拯救世界的“美国梦”概念和“超人”影子。
对中国工人形象的报道具有倾向性，体现西方文化战略
实际上，从封面照片以及西方报道来看，作为《时代》年度人物的“中国工人”，既不是工业革命中的产业工人，更不是中国语境中当家作主的主人，而主要是指低收入的中国农民工。中国媒体中也有把原报道中的Chinese Worker直接译为中国农民工的，充分说明中西关于这个概念的差异。中国工人的形象在西方是模糊的无面孔（faceless）概念。西方话语只需要看到封面照片中女工们的群体形象，至于她们是谁从哪里来并不关心。
另一篇文章《经济学人》的报道《中国工人力量的崛起》取了一个堂而皇之、混淆概念的题目，但内容却是讨论外资企业中的中国工人罢工要求加薪与世界经济的关系。甚至戏谑性地解构了中国建国初期《咱们工人有力量》的图片，让中国民众熟悉的工人代表高举人民币，旁白配词：“我们工人要什么？更多钱！什么时候要？现在！”这种消解东方话语权的新闻策略不能仅仅理解为娱乐行为，它在无意识的一笑中解除了中国概念的庄重与严肃。报道中作者还提出了中国政府为何不强势干预罢工行为的几点原因：政府强势介入会影响国家在国际上的声誉；中国政府了解最基本的不争事实，即外国投资者需要中国，所以有恃无恐；中国政府也确实认为工人的日趋自强与重建经济新平衡的政策相符合。这些报道没有出处没有解释只有类型化的结论，完全是没有真凭实据的有倾向性的臆测。包括文中对语句的模糊处理、逻辑圈套等等，比如中国“重建经济新平衡的政策”，仿佛指的是国内经济转型问题或者扩大内需问题，又仿佛不是。这些已经颠覆了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原则。原新华社对外部高级编辑熊蕾曾撰文指出美国的新闻舆论具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球战略意识。从1950年的杜鲁门主义开始，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目标中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从没有改变，目的是“得到国内外对我们基本价值观念的实际肯定”。而媒体在维护美国利益、打击异己方面高度一致，手段多样。对东方概念的挖掘和摆布利用成为西方话语文化占领的重要方式。事实上在将中国工人形象包容到拯救世界的西方神话中之后，西方媒体对中国老一套的指手画脚也转而围绕这个形象为中心开展起来：包括中国工人的生产是否对他国工人的工作机会造成了影响，中国工人的劳动安全状况是不是一种国际视野下的人权问题，中国工人是否受到本国和外国的资本拥有者的人道对待等等。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也让中国世界威胁论一时甚嚣尘上。
中国对外宣传的展现原则及策略
相形之下，多年来中国对外宣传争夺国际话语权的努力日见成效，对汶川地震和上海世博会的报道得到世界赞誉就是一个明证。但在统一文化战略、挖掘对外宣传的文化价值内涵方面仍然不够。就拿中国工人的形象宣传而言，在中国，工人的概念有血有肉。我们有注重科技、讲求效率的金牌工人许振超，有好学能干农民工出身的徐万年，也有开胸验肺的弱势工人张海超。这些形象在国内得到广泛宣传，却因为不被西方价值体系认可很难渗入第一世界的媒体。但毋庸置疑，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可以永远先进，多元并存、共生互补的世界文化格局成为历史走向的共识，消弥西方价值与东方文化的二元对立也许不是遥远的未来。所以，让世界了解清新、刚健的中国形象是对外宣传的基本前提。中国的对外宣传需要确立自身价值体系并有相应的中长期文化战略。
确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对外宣传中的主体地位。对外宣传是意识形态角力的阵地。这块战场不仅承载信息、文化，更充斥着主流文化的主权想象。世界上没有完全中立的意识形态，也没有意识形态完全透明的新闻报道。上述《经济学人》报道的分析可以清楚说明世界上以客观、严谨著称的经济报刊也存在离经叛道的臆测式新闻。回顾中国建国后的社会发展，中国除了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之外，还一直致力于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中心命题，这些连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克己为人”、“修身立言”等价值观念相辅相成，形成强大的合力，成为当前我国占有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这是当代对外宣传活动最大的发起人和赞助人，影响宣传活动的选材、形式，要求外宣这一语境彰显社会主义文化，并通过在与殖民文化、西方文化的冲突中不断调适、整理，充分亮明文化身份。
宣传中要挖掘人文精神价值。好的宣传不是神一样地俯视众人，不是脸谱化地高高在上的定型宣传，而是需要俯低身子邀请听众的主动参与。充分发掘文化的深层底蕴和人文价值是宣传的不二法门。比如国内先有宣传石油工人王进喜的影片《铁人》，后有宣扬新产业工人代表许振超的《金牌工人》，这些影片采取的都是提炼主人公精神的叙事方式让观者热血沸腾，但多少流于样板化，受众也多是思想传统年纪稍大些的人。相比之下，西方的宣传强调舆论攻心之战，经常大打亲情牌、儿童牌，重视亲民文化的培养，在娓娓讲述的故事中灌输他们的价值观。比如美国对朝鲜战争回避战败事实、有主观修改历史倾向的叙述甚至出现在儿童读物中，感染点就是传统的人文价值。政治说教少而艺术感染力强的作品更容易引起共鸣，中国的对外宣传也应时刻把人的概念置于首位。
要特别注意翻译问题。当前，对外宣传采用的多是损译策略后的透明化译文，以方便更快地贴近西方读者。胡芳毅、贾文波撰文指出：外宣翻译实际上是意识形态操纵下的改写。该观点首先否认了外宣翻译透明化的可能性，其次认为“意识形态对外宣翻译的介入或操纵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任何回避或否认这一事实的做法是极其不明智的”。对外宣传的工作者应该抛弃文化透明的乌托邦翻译思想，正视当前翻译语境，拒绝文化过滤的做法。因为追求透明化翻译会带来这样的恶果：导致“原文本的种族中心让位于译入语的文化价值观”。译者为了“文化适应”，便“归化外来的文本，使译入语读者能够认同译文，甚至对译文有熟悉感，自我陶醉地认为在他者文化中发现了本国文化；这种行为是在帝国主义体系内进行的，延伸了对其他文化的支配权”。透明化的翻译策略意味着译出语主动放弃了译文这块宣传本民族文化、意识形态的战场，译入语的意识形态会顺势取而代之。
综上所述，全球化背景下封闭、片面的文化难以长存，在交锋和对话中凸显出的文化底蕴更有强大的生命力，互动、开放的文化格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任何文化压抑和取媚西方的做法都是不明智的。中国对外宣传肩负中国文化向现代化转型的历史使命，应厘定身份、拓展思维，拿出相应的胸襟和视野向世界传达中国概念。（作者单位：中国石油大学；本文系青岛市社科项目《社会主义语境下青岛文化外宣汉英翻译描述性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