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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的生育政策和经济同步发展在近几十年来一直吸引着学者的不断的研究和探索。同时有大量的研究通过讨论政策如何改变教育和就业来分析政策对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影响。本文将回顾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经济社会影响，并讨论中国新施行的二胎政策对女性就业存在的影响。
关键词：独生子女政策;二胎政策;女性就业
一、文献综述与假设
在教育方面，独生子女政策在提高教育水平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仅提高了教育质量，而且大大提高了教育中的男女平等。李明勋（2011）认为独生子女政策可能无意中改善了女性子女的家庭内部地位，提高了她们在家庭内部资源中的份额，从而促进了性别之间的更大平等。他使用了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的数据和对家庭模式变化的大量观察。在这项政策之前，“重男轻女”在中国大部分地区盛行。这种性别偏见在许多方面造成了严重的性别不平等，例如男女识字率或教育程度之间的巨大差距。然而，独生子女政策之后，情况有所改善，因为女孩成为了家庭唯一的后代。因此，她们可能获得更多的消费资源，如营养和教育机会。通过运用一般的最小二乘估计模型来评估独生子女政策对女童就学模式的影响，他们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的独生子女比有兄弟姐妹的儿童受教育的年限都要长。另据统计，70年代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高校中的女性比例有了很大的提高。因此独生子女政策不仅提高了教育质量，而且大大提高了教育中的男女平等。
在就业方面，独生子女政策也取得了一系列成绩。一方面，生育率与女性就业有着密切的关系。当女性生育孩子数量较少时，将有更多时间与精力进行工作与晋升。另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获得接受教育的机会，她们自然而然地认识到传统观念的狭隘性，端正自身意识。据统计，女性受教育程度与其子女数量呈负相关，这意味着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因此，独生子女政策提高了女性的教育质量，提高了她们的就业率，降低了她们的生育前景，从而鼓励了女性的就业。
在独生子女政策颁布已经三十多年后，中国从2015年年底开始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来鼓励生育，以应对人口老龄化、结构失调以及劳动力缺失等问题。
这一态度的突然转变是基于对我国社会现状的研究。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60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百分之十。2015年9月，中国共产党中央第五次全体会议正式宣布了二孩政策，并在2015年底广泛实施。
人们对这项政策的反应不一。一些来自人口稠密省份的官员，如河南省，表达了他们对二孩政策后果的担忧。他们主要担心，如果放松儿童政策，中国人目前已经享有的生活质量将恶化。例如，如果将来有更多的孩子出生，仍然需要努力解决的教育、药物、环境和就业问题将变得更糟。至于其他对中国新政策做了大量研究的专家，他们认为取消独生子女政策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首先，由于政策变化而出生的婴儿要到足够大的年龄才能加入到明显干涸的劳动力队伍中来，还需要好几年的时间。而且，正如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当人们的财富不断积累时，他们宁愿坚持一个孩子，以获得更好的生活水平。考虑到中国的高教育费用、医疗保险和退休金状况，年轻夫妇再多生一个孩子的可能性较小。且有研究发现，自从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来，男女比例失衡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由于中国（特别是农村地区）对男女后代的传统偏见，加上父母的检查和堕胎，许多家庭选择生男孩而不是女孩，这导致了不稳定的性别比例。当这几代人长大后，他们面临着缺少配偶的问题。与我们预期相反，二孩政策不太可能改善这种状况。根据徐冰等在2015年进行的一项名为“中国二孩政策下的性别比例”的研究，只要重男轻女文化盛行，即使实施了二孩政策，性别比例失衡也可能不会改善。他们建立了一个父母决策模型，在该模型中，父母决定是否操纵生育过程以增加获得儿子的可能性，并研究了在独生子女和两个子女政策背景下的均衡状态。如果父母没有在独生子女政策下操纵即将出生的孩子的结果，他们仍然可以操纵他们的第二个孩子的结果，以避免最终只有两个女儿没有儿子。而如果父母有机会操纵孩子的性别，他们很可能会选择生两个儿子，这不仅不能缓解性别失衡的压力，而且还会使情况恶化。因此，政府不能仅仅依靠这一政策来解决这种不平衡。相反，他们应该致力于宣传两性平等的价值。此外，改善老年人的医疗制度和退休条件，使人们在退休时对儿子的依赖性降低，也有助于改变“养儿防老”的普遍观念。
另外，独生子女政策的主要影响之一是男女教育平等。因此，当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妇女面临二胎政策时，她们很有可能只生一个。由于研究表明，孩子的兄弟姐妹数量与他们获得的教育资源数量呈负相关。因此，二孩政策可能使子女接受的教育质量恶化。
随着二胎政策的出台，妇女的就业状况可能受到威胁。她们可能会受到抚养更多孩子的义务的潜在不利影响。所以随着二胎政策的逐年推广，女性子女的家庭資源是否会因此而下降？教育中的男女平等问题是否有所改善？更重要的是，二胎政策对女性就业起到的是促进还是妨碍的作用呢？
女性就业平等在全球范围内均是一个十分值得深思的问题，企业由于避免女性更高的用工成本，提高员工效率等原因，在就业用人方面对女性求职者有歧视行为。中国开始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后，用工单位将面临女性员工产假需求上升等问题，从而导致就业性别歧视更为严重。本文因此提出假设，
假设1：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后，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女性就业比例下降;
假设2：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后，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女性工资水平下降;
假设3：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后，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女性晋升所需时间上升。
二、理论模型设计
为验证假设1，构建模型一如下：
本文研究计划使用企业雇佣数据进行研究。因变量Employedit为企业i在时间t雇佣的女性员工比例。主要自变量policy设置为年份哑变量，样本年份为2016年及以后则设为1，否则设为0。变量Xit为控制变量，包括经济环境变量如GDP增长，企业效益变量如ROA，以及女性员工自身变量如平均学历。同时回归需要控制行业与地区的固定效应。
为验证假设2，构建模型二如下：
因变量Salaryit为企业i在时间t雇佣的女性员工平均工资水平的对数。控制变量Yit与模型一类似，包括经济环境变量、企业效益变量以及女性员工自身能力变量。
为验证假设3，构建模型三如下：
因变量Promotionit为企业i在时间t雇佣的女性员工晋升职位所需的平均时间（以年为单位）。控制变量Zit与模型一类似。
三、结论与启示
尽管全面开放二胎政策是基于我国人口结构、社会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措施，但仍需要制度的配合以达成促进优质劳动力增加，预防人口老龄化的目的，比如医保制度、退休制度等。更重要的是，女性教育环境、就业环境仍局势严峻，二胎政策很可能对女性就业造成用工单位歧视加深等问题，造成女性就业环境恶化，加深社会男女不平等的局面。政府应当出台配套的奖惩机制，鼓励用工单位促进就业平等，同时完善产假制度，保证在就业市场竞争中女性不会输在起跑线上。
参考文献：
[1] Lee M H . The One-Child Policy and Gender Equality in Education in China： Evidence from Household Data[J]. Journal of Family and Economic Issues， 2012， 33（1）：41-52.
[2] Xu B ， Pak M . Gender ratio under China's two-child policy[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2015， 119：289-307.
作者简介：
周雪滢（1996年7月），性别： 女，民族：汉族，籍贯（精确到市）： 广东省佛山市，学历：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司金融 产业政策.
关键词：独生子女政策;二胎政策;女性就业
一、文献综述与假设
在教育方面，独生子女政策在提高教育水平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仅提高了教育质量，而且大大提高了教育中的男女平等。李明勋（2011）认为独生子女政策可能无意中改善了女性子女的家庭内部地位，提高了她们在家庭内部资源中的份额，从而促进了性别之间的更大平等。他使用了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的数据和对家庭模式变化的大量观察。在这项政策之前，“重男轻女”在中国大部分地区盛行。这种性别偏见在许多方面造成了严重的性别不平等，例如男女识字率或教育程度之间的巨大差距。然而，独生子女政策之后，情况有所改善，因为女孩成为了家庭唯一的后代。因此，她们可能获得更多的消费资源，如营养和教育机会。通过运用一般的最小二乘估计模型来评估独生子女政策对女童就学模式的影响，他们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的独生子女比有兄弟姐妹的儿童受教育的年限都要长。另据统计，70年代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高校中的女性比例有了很大的提高。因此独生子女政策不仅提高了教育质量，而且大大提高了教育中的男女平等。
在就业方面，独生子女政策也取得了一系列成绩。一方面，生育率与女性就业有着密切的关系。当女性生育孩子数量较少时，将有更多时间与精力进行工作与晋升。另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获得接受教育的机会，她们自然而然地认识到传统观念的狭隘性，端正自身意识。据统计，女性受教育程度与其子女数量呈负相关，这意味着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因此，独生子女政策提高了女性的教育质量，提高了她们的就业率，降低了她们的生育前景，从而鼓励了女性的就业。
在独生子女政策颁布已经三十多年后，中国从2015年年底开始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来鼓励生育，以应对人口老龄化、结构失调以及劳动力缺失等问题。
这一态度的突然转变是基于对我国社会现状的研究。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60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百分之十。2015年9月，中国共产党中央第五次全体会议正式宣布了二孩政策，并在2015年底广泛实施。
人们对这项政策的反应不一。一些来自人口稠密省份的官员，如河南省，表达了他们对二孩政策后果的担忧。他们主要担心，如果放松儿童政策，中国人目前已经享有的生活质量将恶化。例如，如果将来有更多的孩子出生，仍然需要努力解决的教育、药物、环境和就业问题将变得更糟。至于其他对中国新政策做了大量研究的专家，他们认为取消独生子女政策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首先，由于政策变化而出生的婴儿要到足够大的年龄才能加入到明显干涸的劳动力队伍中来，还需要好几年的时间。而且，正如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当人们的财富不断积累时，他们宁愿坚持一个孩子，以获得更好的生活水平。考虑到中国的高教育费用、医疗保险和退休金状况，年轻夫妇再多生一个孩子的可能性较小。且有研究发现，自从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来，男女比例失衡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由于中国（特别是农村地区）对男女后代的传统偏见，加上父母的检查和堕胎，许多家庭选择生男孩而不是女孩，这导致了不稳定的性别比例。当这几代人长大后，他们面临着缺少配偶的问题。与我们预期相反，二孩政策不太可能改善这种状况。根据徐冰等在2015年进行的一项名为“中国二孩政策下的性别比例”的研究，只要重男轻女文化盛行，即使实施了二孩政策，性别比例失衡也可能不会改善。他们建立了一个父母决策模型，在该模型中，父母决定是否操纵生育过程以增加获得儿子的可能性，并研究了在独生子女和两个子女政策背景下的均衡状态。如果父母没有在独生子女政策下操纵即将出生的孩子的结果，他们仍然可以操纵他们的第二个孩子的结果，以避免最终只有两个女儿没有儿子。而如果父母有机会操纵孩子的性别，他们很可能会选择生两个儿子，这不仅不能缓解性别失衡的压力，而且还会使情况恶化。因此，政府不能仅仅依靠这一政策来解决这种不平衡。相反，他们应该致力于宣传两性平等的价值。此外，改善老年人的医疗制度和退休条件，使人们在退休时对儿子的依赖性降低，也有助于改变“养儿防老”的普遍观念。
另外，独生子女政策的主要影响之一是男女教育平等。因此，当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妇女面临二胎政策时，她们很有可能只生一个。由于研究表明，孩子的兄弟姐妹数量与他们获得的教育资源数量呈负相关。因此，二孩政策可能使子女接受的教育质量恶化。
随着二胎政策的出台，妇女的就业状况可能受到威胁。她们可能会受到抚养更多孩子的义务的潜在不利影响。所以随着二胎政策的逐年推广，女性子女的家庭資源是否会因此而下降？教育中的男女平等问题是否有所改善？更重要的是，二胎政策对女性就业起到的是促进还是妨碍的作用呢？
女性就业平等在全球范围内均是一个十分值得深思的问题，企业由于避免女性更高的用工成本，提高员工效率等原因，在就业用人方面对女性求职者有歧视行为。中国开始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后，用工单位将面临女性员工产假需求上升等问题，从而导致就业性别歧视更为严重。本文因此提出假设，
假设1：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后，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女性就业比例下降;
假设2：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后，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女性工资水平下降;
假设3：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后，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女性晋升所需时间上升。
二、理论模型设计
为验证假设1，构建模型一如下：
本文研究计划使用企业雇佣数据进行研究。因变量Employedit为企业i在时间t雇佣的女性员工比例。主要自变量policy设置为年份哑变量，样本年份为2016年及以后则设为1，否则设为0。变量Xit为控制变量，包括经济环境变量如GDP增长，企业效益变量如ROA，以及女性员工自身变量如平均学历。同时回归需要控制行业与地区的固定效应。
为验证假设2，构建模型二如下：
因变量Salaryit为企业i在时间t雇佣的女性员工平均工资水平的对数。控制变量Yit与模型一类似，包括经济环境变量、企业效益变量以及女性员工自身能力变量。
为验证假设3，构建模型三如下：
因变量Promotionit为企业i在时间t雇佣的女性员工晋升职位所需的平均时间（以年为单位）。控制变量Zit与模型一类似。
三、结论与启示
尽管全面开放二胎政策是基于我国人口结构、社会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措施，但仍需要制度的配合以达成促进优质劳动力增加，预防人口老龄化的目的，比如医保制度、退休制度等。更重要的是，女性教育环境、就业环境仍局势严峻，二胎政策很可能对女性就业造成用工单位歧视加深等问题，造成女性就业环境恶化，加深社会男女不平等的局面。政府应当出台配套的奖惩机制，鼓励用工单位促进就业平等，同时完善产假制度，保证在就业市场竞争中女性不会输在起跑线上。
参考文献：
[1] Lee M H . The One-Child Policy and Gender Equality in Education in China： Evidence from Household Data[J]. Journal of Family and Economic Issues， 2012， 33（1）：41-52.
[2] Xu B ， Pak M . Gender ratio under China's two-child policy[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2015， 119：289-307.
作者简介：
周雪滢（1996年7月），性别： 女，民族：汉族，籍贯（精确到市）： 广东省佛山市，学历：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司金融 产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