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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芝冈(1895-1971),生平颇有传奇色彩,早年受到徐特立、何叔衡、谢觉哉等前辈的信任和重用,做了许多革命工作,并和毛泽东同志一起为宣扬马克思主义而奔走呼号。但是,他参加中国共产党之后又退党,而且还参加了国民党,很难被人所谅解。后又被国民政府逮捕,他并未吐露共产党内任何机密,出狱之后,仍千方百计保护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这一切似乎都十分矛盾,不合逻辑。但是,这些都是事实。此外,他在学术上的贡献也很独特而显著。
我与黄芝冈从1942年起有书信来往,1946年秋到1948年冬则在南京的一个机关混饭吃。彼此也常谈学术问题,但对自己的传奇人生,他自己基本不谈,我所知甚少。新中国成立后,他和我分别在北京、上海从事戏曲工作,交往颇多。
改革开放以后,我才知黄老已于1971年逝世。他的女儿黄大慈、黄大定先后多次告诉我许多关于黄老早年的革命活动的情况,我觉得是十分珍贵的史料,就写了这篇文章。
一、 谢觉哉任用“短棍老师”
1911年,黄芝冈16岁,在长沙县立师范学校读书,因受辛亥革命的影响,开始接触当时流行的思潮。他从生物学老师潘石岺处借阅了刘师复所主编的《民声》,这本刊物是宣传无政府主义的,他看后却被吸引住了。恰巧大军阀张敬尧被湖南人民赶走了,黄芝冈他们激动之余,也很想轰轰烈烈地干些大事情。原来的长沙城隍菩萨的神像被安放在长沙县立师范校内,黄芝冈邀集一些同学把神像打得稀碎。街坊认为这是一群暴徒,出来干涉,于是最后撤退的两个同学便被人打死了。
1921年,黄爱、庞人铨、王光辉等原是湖南甲种工业学校的学生,他们联合长沙的纺织、印刷、泥木、缝纫等工人团体,组织了劳工会,黄芝冈对他们的人品与作风甚为佩服。那时长沙的青年团体有新民学会和青年学会。何叔衡时任长沙通俗教育报馆馆长,每星期日他们都在何叔衡处聚会。
赵恒惕是湖南省独霸一方的土皇帝,对工人运动恨之入骨。1922年初,湖南第一纺纱厂工人发动罢工,赵将领导罢工的湖南劳工会骨干黄爱、庞人铨残酷杀害。第二天,何叔衡等在船山学社召开会议,研究如何应对严峻局势,黄芝冈也应邀与会。不久,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22年5月5日,在湖南第一师范召开纪念马克思诞辰104周年大会,毛泽东也出席了会议,黄芝冈被推选作《马克思的历史》与《剩余掠夺》的专题报告。毛泽东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并附设补习学校,黄芝冈即在该校任教职,并参与当时建立粤汉铁路工会工作和泥木工人大罢工。
1924年下半年,徐特立创办长沙县立女子师范学校,黄芝冈应邀任一班班主任,教国文同时又兼任船山中学、协均中学的国文教员。而谢觉哉则是船山中学的教员。“我失骄杨君失柳”的柳直荀乃协均中学的校董。黄芝冈都与他们合作无间,相处得很好。
在三个学校教国文,没有多久时间,黄芝冈的工作又被调动,到《湖南民报》,负责编辑副刊《短棍》。该报名义上是国民党党报,社长仇鳌是追随孙中山先生的一位老前辈。而总编辑谢觉哉、新闻编辑龚饮冰、另一副刊编辑杨东莼都是共产党员。应该说《短棍》的倾向性非常鲜明,来稿大都出自学生、工人、农民之手,文章很少咬文嚼字,而是以爱憎分明地揭露地主劣绅的丑恶罪行的稿件为主,有名有姓,清清楚楚。凡是被揭的无不惶恐,未被揭的也坐立不安。《短棍》副刊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作为该副刊的编辑,自然也受到了各方面的关注和重视。一时之间,黄芝冈被长沙乃至整个湖南称为“短棍老师”。
二、 投奔侄女婿田汉
黄芝冈与田汉的关系非同一般,首先,他们是徐特立任校长时的长沙县立师范学校的同学,而且在校时就都很向往新的思想,彼此相处甚好,后来田汉结婚,女方即是黄芝冈的侄女黄大琳,他们又成了亲戚,黄芝冈还是长辈。当然,随后到1930年,田汉和黄大琳就离婚了。还有,黄芝冈第一位夫人罗曼是田汉二舅易虎臣的小姨子。黄芝冈和田汉在长沙县立师范同学时,彼此有了较深的了解和友谊。这一点是最主要的。
马日事变前,黄芝冈担任湖南济难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沙的封建势力对之十分仇视,必欲除之而心甘。5月21日晚上,马日事变发生,革命力量遭到血腥屠杀。黄芝冈起初隐蔽在锦绣镇岳父家,因为那里是交通枢纽,来往的人太多,于是最后又移居易虎臣家,一来那里是山区,二来易虎臣是地主,与江湖上的人有些交往,所以军警也不敢轻易到易家来搜查。就这样,黄芝冈在易家住了两年之久,终究被外界所察觉,不能不离开长沙。与共产党的关系也中断了很久,出走到什么地方去,只能自己拿主意。他知道田汉在上海,住在金神父路日晖里,创办了南国社,在搞戏剧运动。于是,他就来到上海田汉家。黄芝冈觉得田家来往的人太多,就和廖锡瑞、陈子展另外租了房子。两个月之后,黄芝冈的师氏夫人在故乡病故,田汉的母亲担心他悲伤过度,又把黄芝冈接到家中。
田汉的家就是南国社所在地,黄芝冈的来到虽然是避难、探亲,实际上不可能不成为南国社的成员。当时,南国社正处于辉煌的时代,不仅拥有知名的洪深、唐槐秋、周信芳等编、导、演,还有一大批青年骨干,如郑君里(郑重)、张曙(张恩袭)、金德麟、万籁天等等,演出《苏州夜话》、《名优之死》等剧,都有较大影响。
黄芝冈虽然没有直接搞编、导、演的工作,却在《南国周刊》、《南国月刊》上发表了《自由的呼声》、《论巫舞》、《论挽歌与傀儡》、《论旦》、《论丑》等论文,有一篇还被田汉加上了“唯物史观研究”的标题,格外引人注目。
南国社演出的《苏州夜话》、《名优之死》等剧都没有什么对国民党统治作出正面的暴露,国民党当局虽然很不满意,也找不到借口。演出《卡门》时,情况有些特殊。田汉并不是十分忠实于梅里美小说原著的直译,而是一种带有改编性质的编译,字里行间难免有些许涉及时弊的东西。这样改编,观众能理解。但对国民党主管宣传的官员说,这就是煽动,决不能容忍。虽然《卡门》的主角是国民党要人俞大维的侄女俞珊扮演的,他们仍旧决定对南国社采取断然行动。
黄芝冈1929年下半年加入自由大同盟,1930年3月又与田汉同时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
国民党要逮捕田汉的话很快传开,有关人员也都注意起来,决定暂时隐蔽一下。但是,黄芝冈却大意了,自以为没有参加《卡门》的编、导、演,所以仍旧住在田汉家。巡捕房到田家捉人时,惟一捉到的男性就是黄芝冈,当然不肯轻易放过他了。
三、 与张曙先后被捕入狱
据黄芝冈回忆,逮捕令上写了16个人的名字,都是《卡门》的编、导、演出人员,并没有他的名字。他自称黄伯钧。一个星期之后,他被押到白云观,在审问中,从他身上搜查出了署名黄素的南国社社员证,所以他就承认了“我是黄素”。他参加自由大同盟,也是用“黄素”的名字。对方问他是否自由大同盟成员?他也承认了。黄芝冈为什么如此应对这次大逮捕呢?另有一个原因,他当时用的名字很多,而以前在长沙搞工人运动时用的是黄衍仁,正是国民党在苦苦寻找的被认为是非常危险的人物,绝不能暴露。相对地说,黄伯钧、黄素这两个名字所牵涉的风险也要少些。
审问之后,当天,黄芝冈被解往上海警备司令部设在龙华的看守所,据他回忆,那是1930年的深秋季节。一个月之后,张曙也被押了进来。原来张曙此前曾被捕过一次,是田汉保释出来的。此次张曙本来在16个人的名单之中,他本人过分大意,在南京路出现,刚巧被上次逮捕他的人看到,就被捉拿了。从此黄芝冈和张曙同关押在这个看守所的“第二弄堂”的某一间,而且他们睡的同一铺位的上下铺。
看守长和看守都贪得无厌,在押者只要送钱,要酒要菜要毒品,他们都可以照办不误。张曙家里经济情况还可以,有时张曙写了条子叫看守到家中取钱,还真的取来了。就这样,黄芝冈、张曙打通了和看守长、看守的关节,不仅他们自己遇到一些麻烦就去买通看守长和看守,别的难友的事情,他们也同样热心地为之张罗。
当时何孟雄、柔石、胡也频也都关在“第二弄堂”,而且都钉了脚镣。那一年的冬天天寒地冻,何孟雄他们被子也没有一条。黄芝冈和张曙商量之后,决定让胡也频写信给丁玲,让丁玲送来。张曙自然事先已和看守谈妥,胡也频不能接见家属,黄芝冈出去接见了丁玲,送进来的被子解决了胡也频、柔石的睡觉问题。但何孟雄仍旧没有被子,于是黄芝冈、张曙开始合盖一条被,让出一条给了何孟雄。
何孟雄、柔石、胡也频被杀害的那天,那条被子被看守长卷走了。而看守长、看守们的贪污又害怕上级发现,总要千方百计设法掩盖。他们担心收受黄芝冈、张曙财物的事情败露,于是忽然又将黄芝冈调往“第一弄堂”,从此黄芝冈没有被子可盖,有时只得和别的难友同盖一条被了。
1931年春末夏初,黄芝冈和张曙都被判刑两年,有说三年,一同解往苏州的江苏省第二模范监狱服刑。黄芝冈先后患上了痢疾、脚气病。后来,家属和亲友在外面千方百计设法营救,终于找到了有实力的官僚。黄芝冈先从第二模范监狱转到了反省院,遂和张曙分开。反省院管得比监狱松些,又过了一段时间,被通知可以保释。由其兄黄德安从南京来苏州将他保释出去,但是因为办手续也费尽周折,再说到了保释那天,实际上已经离两年的刑期只有几天了。
张曙也是提前释放的。
抗战爆发,黄芝冈在长沙参加了中国文化界抗敌协会。八路军在长沙成立办事处,黄芝冈到办事处表示热烈欢迎、祝贺。不久,他到武汉参加了以郭沫若为厅长的军事委员会第三厅的工作。
四、 对新中国戏剧事业的贡献
出狱之后,黄芝冈在北平住了一个时期,正当顾颉刚的《古史辨》风行一时,黄潜心民俗学的研究,完成了《中国的水神》一书。1933年,北平受到了日寇的威胁,他转住上海。
但他在上海难以立足,又去广西教书,并编辑报纸副刊,收集了三千多首民歌,并在陈望道主编的《太白》发表了多篇杂文。他继续民俗学的研究,完成了《刘三妹的传说》。抗战胜利,毛泽东同志来重庆参加国共谈判,于苏联大使馆举行一次招待会,黄芝冈也是被邀者之一。毛泽东看到黄芝冈,与他打招呼:“黄芝冈,你好。”令黄芝冈十分愉快而激动,并为毛泽东记忆力如此之好而颇为惊讶。
长沙解放后,通过熊瑾玎、朱端绶夫妇,黄芝冈找到主持全国统战工作的李维汉。李维汉早在抗战期间就有让黄芝冈去延安的想法,此时见到黄芝冈很高兴,安排他在留香饭店住下。中央统战部派人来和黄芝冈作了一次谈话,黄想到大专院校教书,对方却表示要向文化界推荐他。据说田汉希望黄芝冈能到戏曲改进局去,协助他搞戏曲改进工作。最终冯乃超代表文化部约黄芝冈谈话,宣布黄芝冈担任戏曲改进局编审处副处长,处长为曾主持延安平剧院领导工作的杨绍萱。
杨绍萱的工作思路,黄芝冈很难适应。不久,戏曲改进局要成立资料室,黄芝冈被任命为资料室主任。后来这个局一分为二,一部分人员筹建中国戏曲研究院,资料室划归研究院。这资料室虽不像编审处那样大权在握,却有琐碎的行政事务,更有麻烦的人事纠葛。这些,黄芝冈全不擅长,最终也被调离了。也许领导上确实希望他能发挥专长,于是作了十分特殊的安排,给予“专家”的名义,待遇是文艺三级。从此,他成了中国戏曲研究院中比较“散淡”的人,一般干部的上下班、请示、汇报等等,对他来说,都可以不必遵守。他决不是拿了工资而不干活的人,在“文革”以前的17年中,写出了两篇对戏曲事业有重大影响的论文和一部学术专著。
第一篇论文是《论神话剧与迷信戏》,当时京戏《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秦腔《血泪仇》都是无可争议的经典,反映的是阶级斗争,当然无可非议。但是,有人把含有些许不难清除糟粕的戏如《白蛇传》、《宝莲灯》也看成是不能上演的剧目。虽然要说服那种极左思潮是十分艰巨的工作,黄芝冈还是写了这篇论文,而且在北京的报刊上公开发表了。
这篇论文发表后被全国许多报刊争相转载,文艺界、戏曲界举行会议、会演时,也都被作为学习文件来印发,让大家讨论。应该说,正是黄芝冈起了较多的作用,戏改少走了一些弯路,我们才能把《白蛇传》、《宝莲灯》、《天仙配》这一些珍贵的遗产继承并保存下来。
另一篇是《论“黄巾起义”和“三国战争”》。黄芝冈独排众议,论断黄巾起义军为一种迷信职业者,并非农民起义。
田汉创作了话剧《关汉卿》,全国争先恐后地演这个剧目。理论界更是一片关汉卿热,把关汉卿自嘲为出入勾阑的“铜豌豆”(狎客)也曲解成威武不能屈的英雄形象。黄芝冈觉得也应该做些关于汤显祖的研究工作,于是开始了《汤显祖编年评传》的工作,先后达六七年之久,其间还到江西抚州(临川)汤显祖的故乡做了许多访问、调查的工作,然后完成了初稿。这部著作几乎在“文革”中散失掉,幸而作者妥为保存,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问世,可惜作者已逝世,没有能亲眼看到。
五、“文革”厄运与平反昭雪
“文革”的大幕拉开,黄芝冈很快就成了批斗的主要对象,因为他既和田汉是师范时代的同学,又曾经是田汉的叔丈人,而且一度是田汉领导的南国社社员,就住在南国社里,并为南国社的刊物写了不少文章。单凭这一点,在江青等人看来,已经罪大恶极。何况黄芝冈早年入党之后又脱党,还参加了国民党。更何况建国以后,黄芝冈所发表那些论文和著作,早就被某些人看成是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早就无法容忍了。
1968年7月,这种批斗使黄芝冈在精神上肉体上都无法再忍受下去。子女们提出了建议,对父亲说:“既然你早年和毛主席在一起进行革命活动。他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时还主动与你打招呼,肯定对你印象还好。你是否可以写封信给毛主席,说明一下现在的处境。”黄芝冈接受了子女的建议,写了一封信,主要是对于自己“历史问题”的申诉和说明。这封信果然起了作用,“四人帮”的爪牙后来基本上没有再来多找麻烦。
1970年,黄芝冈75岁,被“四人帮”赶出北京,回到故乡长沙,他从此不必再天天看造反派的嘴脸。但是背着一身被诬陷的不实之词,思想上的苦闷几乎使他坐立不安,无法解脱。这种苦闷严重地危害其健康。1971年6月12日他病逝于长沙,享年76岁。
粉碎“四人帮”后,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对黄芝冈的历史问题进行了复查,作出了符合事实的结论。1979年9月5日,文化部在北京八宝山公墓举行了追悼会,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张庚致《悼词》,为黄芝冈因“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身心健康遭受摧残”而逝世表示无限悲痛,宣布“将所有强加于黄芝冈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统统推倒,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1936年,我读了生活书店出版的《中国的水神》,对作者黄芝冈有了深刻的印象。1942年我在重庆《大公报》副刊《文艺》发表《托尔斯泰与钱玄同通过信么?》一文,谭彼岸与我展开讨论,信件则由黄芝冈转,因此我们有过联系。1946-1948年,我们在南京常见面,交谈仍不多。建国后,他在北京,我在上海,彼此都以研究古典戏曲为主,在学术上较多交换看法。1961年,我参加《辞海》修订工作,古典戏曲部分词目征求国内专家意见时,他每次都谈得很详细很具体。他所著《汤显祖编年评传》初稿,我也得到了一部,这是五四以来第一部汤显祖的评传,我得益良多。
我1984年去北京,才知道黄芝冈已于1971年病逝于故乡长沙,于是我在《人民政协报》发表了《黄芝冈的刚与固执》,赞扬此一良师益友的优良学风。此文后收进《文坛艺林见知录》(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因为我对他早年从事马克思学说研究与工人运动一无所知,所以文章里面都没有提到。
黄芝冈的女儿黄大慈、黄大定看到了我那篇文章,先后来信,告诉我许多过去不知道的事情。我觉得他早年的经历十分富于传奇性,应该让大家知道,因此写了这篇比较全面介绍黄老生平的稿件。那些重大事件,当时的文献和照片在湖南省博物馆等单位还保存了一部分。本文的插图基本上是博物馆的藏品与她们姐妹收藏的复制品。
(作者为上海艺术研究所研究员、顾问)
实习编辑 周念念
责任编辑 张鑫
我与黄芝冈从1942年起有书信来往,1946年秋到1948年冬则在南京的一个机关混饭吃。彼此也常谈学术问题,但对自己的传奇人生,他自己基本不谈,我所知甚少。新中国成立后,他和我分别在北京、上海从事戏曲工作,交往颇多。
改革开放以后,我才知黄老已于1971年逝世。他的女儿黄大慈、黄大定先后多次告诉我许多关于黄老早年的革命活动的情况,我觉得是十分珍贵的史料,就写了这篇文章。
一、 谢觉哉任用“短棍老师”
1911年,黄芝冈16岁,在长沙县立师范学校读书,因受辛亥革命的影响,开始接触当时流行的思潮。他从生物学老师潘石岺处借阅了刘师复所主编的《民声》,这本刊物是宣传无政府主义的,他看后却被吸引住了。恰巧大军阀张敬尧被湖南人民赶走了,黄芝冈他们激动之余,也很想轰轰烈烈地干些大事情。原来的长沙城隍菩萨的神像被安放在长沙县立师范校内,黄芝冈邀集一些同学把神像打得稀碎。街坊认为这是一群暴徒,出来干涉,于是最后撤退的两个同学便被人打死了。
1921年,黄爱、庞人铨、王光辉等原是湖南甲种工业学校的学生,他们联合长沙的纺织、印刷、泥木、缝纫等工人团体,组织了劳工会,黄芝冈对他们的人品与作风甚为佩服。那时长沙的青年团体有新民学会和青年学会。何叔衡时任长沙通俗教育报馆馆长,每星期日他们都在何叔衡处聚会。
赵恒惕是湖南省独霸一方的土皇帝,对工人运动恨之入骨。1922年初,湖南第一纺纱厂工人发动罢工,赵将领导罢工的湖南劳工会骨干黄爱、庞人铨残酷杀害。第二天,何叔衡等在船山学社召开会议,研究如何应对严峻局势,黄芝冈也应邀与会。不久,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22年5月5日,在湖南第一师范召开纪念马克思诞辰104周年大会,毛泽东也出席了会议,黄芝冈被推选作《马克思的历史》与《剩余掠夺》的专题报告。毛泽东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并附设补习学校,黄芝冈即在该校任教职,并参与当时建立粤汉铁路工会工作和泥木工人大罢工。
1924年下半年,徐特立创办长沙县立女子师范学校,黄芝冈应邀任一班班主任,教国文同时又兼任船山中学、协均中学的国文教员。而谢觉哉则是船山中学的教员。“我失骄杨君失柳”的柳直荀乃协均中学的校董。黄芝冈都与他们合作无间,相处得很好。
在三个学校教国文,没有多久时间,黄芝冈的工作又被调动,到《湖南民报》,负责编辑副刊《短棍》。该报名义上是国民党党报,社长仇鳌是追随孙中山先生的一位老前辈。而总编辑谢觉哉、新闻编辑龚饮冰、另一副刊编辑杨东莼都是共产党员。应该说《短棍》的倾向性非常鲜明,来稿大都出自学生、工人、农民之手,文章很少咬文嚼字,而是以爱憎分明地揭露地主劣绅的丑恶罪行的稿件为主,有名有姓,清清楚楚。凡是被揭的无不惶恐,未被揭的也坐立不安。《短棍》副刊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作为该副刊的编辑,自然也受到了各方面的关注和重视。一时之间,黄芝冈被长沙乃至整个湖南称为“短棍老师”。
二、 投奔侄女婿田汉
黄芝冈与田汉的关系非同一般,首先,他们是徐特立任校长时的长沙县立师范学校的同学,而且在校时就都很向往新的思想,彼此相处甚好,后来田汉结婚,女方即是黄芝冈的侄女黄大琳,他们又成了亲戚,黄芝冈还是长辈。当然,随后到1930年,田汉和黄大琳就离婚了。还有,黄芝冈第一位夫人罗曼是田汉二舅易虎臣的小姨子。黄芝冈和田汉在长沙县立师范同学时,彼此有了较深的了解和友谊。这一点是最主要的。
马日事变前,黄芝冈担任湖南济难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沙的封建势力对之十分仇视,必欲除之而心甘。5月21日晚上,马日事变发生,革命力量遭到血腥屠杀。黄芝冈起初隐蔽在锦绣镇岳父家,因为那里是交通枢纽,来往的人太多,于是最后又移居易虎臣家,一来那里是山区,二来易虎臣是地主,与江湖上的人有些交往,所以军警也不敢轻易到易家来搜查。就这样,黄芝冈在易家住了两年之久,终究被外界所察觉,不能不离开长沙。与共产党的关系也中断了很久,出走到什么地方去,只能自己拿主意。他知道田汉在上海,住在金神父路日晖里,创办了南国社,在搞戏剧运动。于是,他就来到上海田汉家。黄芝冈觉得田家来往的人太多,就和廖锡瑞、陈子展另外租了房子。两个月之后,黄芝冈的师氏夫人在故乡病故,田汉的母亲担心他悲伤过度,又把黄芝冈接到家中。
田汉的家就是南国社所在地,黄芝冈的来到虽然是避难、探亲,实际上不可能不成为南国社的成员。当时,南国社正处于辉煌的时代,不仅拥有知名的洪深、唐槐秋、周信芳等编、导、演,还有一大批青年骨干,如郑君里(郑重)、张曙(张恩袭)、金德麟、万籁天等等,演出《苏州夜话》、《名优之死》等剧,都有较大影响。
黄芝冈虽然没有直接搞编、导、演的工作,却在《南国周刊》、《南国月刊》上发表了《自由的呼声》、《论巫舞》、《论挽歌与傀儡》、《论旦》、《论丑》等论文,有一篇还被田汉加上了“唯物史观研究”的标题,格外引人注目。
南国社演出的《苏州夜话》、《名优之死》等剧都没有什么对国民党统治作出正面的暴露,国民党当局虽然很不满意,也找不到借口。演出《卡门》时,情况有些特殊。田汉并不是十分忠实于梅里美小说原著的直译,而是一种带有改编性质的编译,字里行间难免有些许涉及时弊的东西。这样改编,观众能理解。但对国民党主管宣传的官员说,这就是煽动,决不能容忍。虽然《卡门》的主角是国民党要人俞大维的侄女俞珊扮演的,他们仍旧决定对南国社采取断然行动。
黄芝冈1929年下半年加入自由大同盟,1930年3月又与田汉同时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
国民党要逮捕田汉的话很快传开,有关人员也都注意起来,决定暂时隐蔽一下。但是,黄芝冈却大意了,自以为没有参加《卡门》的编、导、演,所以仍旧住在田汉家。巡捕房到田家捉人时,惟一捉到的男性就是黄芝冈,当然不肯轻易放过他了。
三、 与张曙先后被捕入狱
据黄芝冈回忆,逮捕令上写了16个人的名字,都是《卡门》的编、导、演出人员,并没有他的名字。他自称黄伯钧。一个星期之后,他被押到白云观,在审问中,从他身上搜查出了署名黄素的南国社社员证,所以他就承认了“我是黄素”。他参加自由大同盟,也是用“黄素”的名字。对方问他是否自由大同盟成员?他也承认了。黄芝冈为什么如此应对这次大逮捕呢?另有一个原因,他当时用的名字很多,而以前在长沙搞工人运动时用的是黄衍仁,正是国民党在苦苦寻找的被认为是非常危险的人物,绝不能暴露。相对地说,黄伯钧、黄素这两个名字所牵涉的风险也要少些。
审问之后,当天,黄芝冈被解往上海警备司令部设在龙华的看守所,据他回忆,那是1930年的深秋季节。一个月之后,张曙也被押了进来。原来张曙此前曾被捕过一次,是田汉保释出来的。此次张曙本来在16个人的名单之中,他本人过分大意,在南京路出现,刚巧被上次逮捕他的人看到,就被捉拿了。从此黄芝冈和张曙同关押在这个看守所的“第二弄堂”的某一间,而且他们睡的同一铺位的上下铺。
看守长和看守都贪得无厌,在押者只要送钱,要酒要菜要毒品,他们都可以照办不误。张曙家里经济情况还可以,有时张曙写了条子叫看守到家中取钱,还真的取来了。就这样,黄芝冈、张曙打通了和看守长、看守的关节,不仅他们自己遇到一些麻烦就去买通看守长和看守,别的难友的事情,他们也同样热心地为之张罗。
当时何孟雄、柔石、胡也频也都关在“第二弄堂”,而且都钉了脚镣。那一年的冬天天寒地冻,何孟雄他们被子也没有一条。黄芝冈和张曙商量之后,决定让胡也频写信给丁玲,让丁玲送来。张曙自然事先已和看守谈妥,胡也频不能接见家属,黄芝冈出去接见了丁玲,送进来的被子解决了胡也频、柔石的睡觉问题。但何孟雄仍旧没有被子,于是黄芝冈、张曙开始合盖一条被,让出一条给了何孟雄。
何孟雄、柔石、胡也频被杀害的那天,那条被子被看守长卷走了。而看守长、看守们的贪污又害怕上级发现,总要千方百计设法掩盖。他们担心收受黄芝冈、张曙财物的事情败露,于是忽然又将黄芝冈调往“第一弄堂”,从此黄芝冈没有被子可盖,有时只得和别的难友同盖一条被了。
1931年春末夏初,黄芝冈和张曙都被判刑两年,有说三年,一同解往苏州的江苏省第二模范监狱服刑。黄芝冈先后患上了痢疾、脚气病。后来,家属和亲友在外面千方百计设法营救,终于找到了有实力的官僚。黄芝冈先从第二模范监狱转到了反省院,遂和张曙分开。反省院管得比监狱松些,又过了一段时间,被通知可以保释。由其兄黄德安从南京来苏州将他保释出去,但是因为办手续也费尽周折,再说到了保释那天,实际上已经离两年的刑期只有几天了。
张曙也是提前释放的。
抗战爆发,黄芝冈在长沙参加了中国文化界抗敌协会。八路军在长沙成立办事处,黄芝冈到办事处表示热烈欢迎、祝贺。不久,他到武汉参加了以郭沫若为厅长的军事委员会第三厅的工作。
四、 对新中国戏剧事业的贡献
出狱之后,黄芝冈在北平住了一个时期,正当顾颉刚的《古史辨》风行一时,黄潜心民俗学的研究,完成了《中国的水神》一书。1933年,北平受到了日寇的威胁,他转住上海。
但他在上海难以立足,又去广西教书,并编辑报纸副刊,收集了三千多首民歌,并在陈望道主编的《太白》发表了多篇杂文。他继续民俗学的研究,完成了《刘三妹的传说》。抗战胜利,毛泽东同志来重庆参加国共谈判,于苏联大使馆举行一次招待会,黄芝冈也是被邀者之一。毛泽东看到黄芝冈,与他打招呼:“黄芝冈,你好。”令黄芝冈十分愉快而激动,并为毛泽东记忆力如此之好而颇为惊讶。
长沙解放后,通过熊瑾玎、朱端绶夫妇,黄芝冈找到主持全国统战工作的李维汉。李维汉早在抗战期间就有让黄芝冈去延安的想法,此时见到黄芝冈很高兴,安排他在留香饭店住下。中央统战部派人来和黄芝冈作了一次谈话,黄想到大专院校教书,对方却表示要向文化界推荐他。据说田汉希望黄芝冈能到戏曲改进局去,协助他搞戏曲改进工作。最终冯乃超代表文化部约黄芝冈谈话,宣布黄芝冈担任戏曲改进局编审处副处长,处长为曾主持延安平剧院领导工作的杨绍萱。
杨绍萱的工作思路,黄芝冈很难适应。不久,戏曲改进局要成立资料室,黄芝冈被任命为资料室主任。后来这个局一分为二,一部分人员筹建中国戏曲研究院,资料室划归研究院。这资料室虽不像编审处那样大权在握,却有琐碎的行政事务,更有麻烦的人事纠葛。这些,黄芝冈全不擅长,最终也被调离了。也许领导上确实希望他能发挥专长,于是作了十分特殊的安排,给予“专家”的名义,待遇是文艺三级。从此,他成了中国戏曲研究院中比较“散淡”的人,一般干部的上下班、请示、汇报等等,对他来说,都可以不必遵守。他决不是拿了工资而不干活的人,在“文革”以前的17年中,写出了两篇对戏曲事业有重大影响的论文和一部学术专著。
第一篇论文是《论神话剧与迷信戏》,当时京戏《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秦腔《血泪仇》都是无可争议的经典,反映的是阶级斗争,当然无可非议。但是,有人把含有些许不难清除糟粕的戏如《白蛇传》、《宝莲灯》也看成是不能上演的剧目。虽然要说服那种极左思潮是十分艰巨的工作,黄芝冈还是写了这篇论文,而且在北京的报刊上公开发表了。
这篇论文发表后被全国许多报刊争相转载,文艺界、戏曲界举行会议、会演时,也都被作为学习文件来印发,让大家讨论。应该说,正是黄芝冈起了较多的作用,戏改少走了一些弯路,我们才能把《白蛇传》、《宝莲灯》、《天仙配》这一些珍贵的遗产继承并保存下来。
另一篇是《论“黄巾起义”和“三国战争”》。黄芝冈独排众议,论断黄巾起义军为一种迷信职业者,并非农民起义。
田汉创作了话剧《关汉卿》,全国争先恐后地演这个剧目。理论界更是一片关汉卿热,把关汉卿自嘲为出入勾阑的“铜豌豆”(狎客)也曲解成威武不能屈的英雄形象。黄芝冈觉得也应该做些关于汤显祖的研究工作,于是开始了《汤显祖编年评传》的工作,先后达六七年之久,其间还到江西抚州(临川)汤显祖的故乡做了许多访问、调查的工作,然后完成了初稿。这部著作几乎在“文革”中散失掉,幸而作者妥为保存,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问世,可惜作者已逝世,没有能亲眼看到。
五、“文革”厄运与平反昭雪
“文革”的大幕拉开,黄芝冈很快就成了批斗的主要对象,因为他既和田汉是师范时代的同学,又曾经是田汉的叔丈人,而且一度是田汉领导的南国社社员,就住在南国社里,并为南国社的刊物写了不少文章。单凭这一点,在江青等人看来,已经罪大恶极。何况黄芝冈早年入党之后又脱党,还参加了国民党。更何况建国以后,黄芝冈所发表那些论文和著作,早就被某些人看成是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早就无法容忍了。
1968年7月,这种批斗使黄芝冈在精神上肉体上都无法再忍受下去。子女们提出了建议,对父亲说:“既然你早年和毛主席在一起进行革命活动。他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时还主动与你打招呼,肯定对你印象还好。你是否可以写封信给毛主席,说明一下现在的处境。”黄芝冈接受了子女的建议,写了一封信,主要是对于自己“历史问题”的申诉和说明。这封信果然起了作用,“四人帮”的爪牙后来基本上没有再来多找麻烦。
1970年,黄芝冈75岁,被“四人帮”赶出北京,回到故乡长沙,他从此不必再天天看造反派的嘴脸。但是背着一身被诬陷的不实之词,思想上的苦闷几乎使他坐立不安,无法解脱。这种苦闷严重地危害其健康。1971年6月12日他病逝于长沙,享年76岁。
粉碎“四人帮”后,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对黄芝冈的历史问题进行了复查,作出了符合事实的结论。1979年9月5日,文化部在北京八宝山公墓举行了追悼会,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张庚致《悼词》,为黄芝冈因“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身心健康遭受摧残”而逝世表示无限悲痛,宣布“将所有强加于黄芝冈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统统推倒,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1936年,我读了生活书店出版的《中国的水神》,对作者黄芝冈有了深刻的印象。1942年我在重庆《大公报》副刊《文艺》发表《托尔斯泰与钱玄同通过信么?》一文,谭彼岸与我展开讨论,信件则由黄芝冈转,因此我们有过联系。1946-1948年,我们在南京常见面,交谈仍不多。建国后,他在北京,我在上海,彼此都以研究古典戏曲为主,在学术上较多交换看法。1961年,我参加《辞海》修订工作,古典戏曲部分词目征求国内专家意见时,他每次都谈得很详细很具体。他所著《汤显祖编年评传》初稿,我也得到了一部,这是五四以来第一部汤显祖的评传,我得益良多。
我1984年去北京,才知道黄芝冈已于1971年病逝于故乡长沙,于是我在《人民政协报》发表了《黄芝冈的刚与固执》,赞扬此一良师益友的优良学风。此文后收进《文坛艺林见知录》(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因为我对他早年从事马克思学说研究与工人运动一无所知,所以文章里面都没有提到。
黄芝冈的女儿黄大慈、黄大定看到了我那篇文章,先后来信,告诉我许多过去不知道的事情。我觉得他早年的经历十分富于传奇性,应该让大家知道,因此写了这篇比较全面介绍黄老生平的稿件。那些重大事件,当时的文献和照片在湖南省博物馆等单位还保存了一部分。本文的插图基本上是博物馆的藏品与她们姐妹收藏的复制品。
(作者为上海艺术研究所研究员、顾问)
实习编辑 周念念
责任编辑 张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