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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经济学家时代。
改革将77“后三届”推至幕前。而以往，从未有过他们唱主角的历史。
经历了动乱时代成长起来的这一批人，有着中国漫长极左年代下的特殊记忆以及拨乱反正后的深层理性反思。记忆中的不愉快和不合理，荒谬与反科学，促使他们带着困惑和疑问为中国寻找出路。
他们这一批人大多有海外留学的经历，在中西方的比较和反思中，坚定了对市场的信仰。
30年来，一场变革改变了所有中国人的生活。曾经铁板一块的计划模式渐渐引入市场，民营私有经济不断壮大，市场经济初步建立，然后，逐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成为了新的历史阶段的任务。
然而，市场化改革走到今日，贫富差距扩大、腐败、社会不公等越来越多的问题暴露出来，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矛盾日益凸显。这显然不是他们所愿意看到的。
但政策究竟与科学研究不同，它是政治过程的产物。而这个过程充满了利益的博弈。或许他们对决策的影响力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大。
没有谁比这个群体更加倡导改革，但他们也明白，这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唯一可肯定的是市场化的方向。
我们已无法回头，更不能回头，唯有向前。
张维迎：30年改革激荡
1978年，他从穷困的农村，走进了大学的殿堂。在他坚定的市场信仰背后，有着中国漫长极左年代下的特殊记忆和拨乱反正后的深层理性反思。而今日反对他理论的人，大多未经历过那样的背景。
市场化改革30年，从未像现在这般争论频出。
张维迎是其中最令人注目的人物之一。
市场化改革走到今日，贫富差距扩大、腐败、社会不公等越来越多的问题暴露出来，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矛盾日益凸显。在此关键阶段，张维迎觉得他应该说点什么，于是他写了《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他坚持他认为是对的东西，尽管不一定带来掌声或赢得喝彩。
他有农民子弟的那种天然的倔强，在倔强的品格下，他一旦认定真理在握，就决不妥协。
坐在记者面前的张维迎，语调温和，循循善诱；和你争论时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和风度。多年来，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他似乎已经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
怎样理解张维迎？
从“为钱正名”到“价格双轨制”，再到“北大改革”、“郎顾之争”，被称为“主流经济学家”代表的张维迎伴随中国30年变革一路走来，漫长经济学生涯中虽然伴随着鲜花和掌声，但也有非议和骂名。
“我自认是经济学者里自我保护能力最差的，经常把自己当作一个靶子，好多事我是不太想保护自己。” 张维迎曾说。
他的很多观点被断章取义，甚至被断句取义。譬如他说过一句：“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该句被挂在主流经济学家语录显著位置，但很多人没有机会看到后半句：一个真正好的体制，可以收费高，但花80%在奖学金上，穷人就上得起大学了。为什么不让富人多出些钱呢？贫困家庭的孩子就给他全额奖学金，这就是富人补贴穷人了。现在不让富人交钱，当然穷人就上不起学了。
他说他出现在公众视野至今所有的主张都具有相当的连续性。可以理解为，对市场化理念的一种坚定而深入的坚持。
然而，改革之路不无曲折。总有那么一个阶段，那么一些人因看不到改革预期的结果而失望，并因此产生情绪和怨恨。
张维迎深有感触，“对于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说，很难做到的不是你骂政府、骂企业家，而是你敢不敢站在大众舆论的对立面，坚持自己的观点。”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一以贯之的市场体制信念显得有些悲壮。
然而，在情绪的背后，没有人能够否定过去三十年改革的成绩。而批评他们的人，除了指责市场不公，却并不能拿出更好的解决方案。正如张维迎深刻的反驳：“世界上没有更多的好办法。任何一种产品，如果你不想按照市场分配，那就一定按照权力分配。”
农村时代的历史记忆
考入大学前的农村生活对张维迎一生影响至深。
“十一二岁就下地干活，十三四岁去外地打工。”他幽默地说：“你也可以说那时候我们是童工。”
1959年张维迎出生在陕西省榆林地区最穷困的吴堡县，彼时的生活窘况令其记忆深刻：逢灾年一个月村里每人只有13斤湿玉米供应，晒干了也就10斤左右，这就是一个人一个月的口粮；春天耕地饭送到地头吃，不小心打破罐子饭就流走了，因为稀得像水一样。
饿肚子的年代有很多尴尬。比如那时村里发动大家忆苦思甜，说旧社会有多糟糕。可真正在地头里聊天，农民们却都怀念旧社会。“我们村的农民好多回忆起来，原来的日子都不比现在差，但是你让大家忆苦思甜。”
为什么农民起早贪黑那么辛苦还吃不饱饭？为什么到了秋收的时候政府却不让收粮要搞农田基建，要把粮食浪费了？对知识和真理有着天生悟性的张维迎为这一系列问题而困惑。
等他高中毕业当农民的时候，又发现一些有趣的变化：小时候地里干活总是越年轻的农民越偷懒，老农民多数比较老实勤快。可是后来老农民也开始耍奸狡猾不干活。再过几年后，当他在大学里读了经济学，才慢慢明白这是一个激励机制的问题。
贫寒的家境锻炼了张维迎吃苦耐劳的禀性，而优异的学习成绩激发了他日后对知识不懈的探求。张维迎的回家作业从来是在课间十分钟完成的，每每考试他常常是物质精神双丰收，以第一名的成绩把其他学生远远拉在后头。
不少同学为了考试过关经常以实物作为课前辅导的“赌赂”。在那样贫寒的年代，一个玉米饼子的效用也是可想而知的。12岁的时候，他就为了生计利用暑假到60华里外的地方打工。
高中毕业时，张维迎的学习名声远近皆知，年青气盛的他回到乡村当上了团支部书记并兼任生产队的会计，有志于在广阔天地里锻炼一番。两年后的一个早晨，当他正要出门上山秋收时，无意中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来的一个重要消息：在全国范围内恢复高考制度，任何人都有权力参加高考。
其后不久，张维迎被省里最好的综合大学西北大学的政治经济系录取，那一年是1978年。从此，他的人生踏入另一片天地。
而此前的农村岁月，为张维迎日后理解经济问题、理解人的行为提供了最直观的背景。
从“批判市场”到价格改革
时光穿越三十年，今天经济学的热门词汇“市场”、“国际贸易”、“开放”等等，放在1978年的计划时代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
那时，在耻于谈钱的整体社会思潮下，经济系多被视为“中文、哲学上不了才考”的冷门专业；而经济学学子们学得最多的也是批判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市场二字是绝对的忌讳，谁要敢公开提市场经济，那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进大学后的张维迎，属于循规蹈矩的“好学生”，各科成绩在全班都数一数二，甚至曾经对书本上宣扬的“公有制=社会化大生产=高效率”的逻辑深信不疑。到了大学二、三年级，他开始有机会阅读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一时视野大开，很多问题豁然开朗。
“这时候你认识到价格原来要调节社会的资源，它要传递信号，它给人以激励。你才明白为什么中国东西这么短缺。价格一扭曲就短缺、没有激励就短缺。”
价格理论为张维迎思考一系列经济规律提供了一把钥匙。他理解到，价格本身是在分配财富，如果政府限制，对其进行人为地压低，只能导致资源的低效浪费，也当然违背公平。而从价格出发，如何认识市场，以及对计划经济的矛盾疑问，在他心中久久盘桓。
1982年张维迎考取了西北大学何炼成教授的研究生。何炼成领导下的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日后被称为“青年经济学家的摇篮”，为中国经济学贡献了数位重量级人物，包括张曙光、邹东涛、魏杰等人。
严肃尽职的何炼成教授对张维迎的评价是刻苦、有悟性、勤于思考。这一勤于思考的能力贯穿了他以后的整个学术生涯，并给很多人留下深刻印象。
1984年4月，张维迎写成硕士论文《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首次公开提出市场化改革的现实政策探索。文中提出：价格不合理的根源是价格形成体制不合理；价格不合理又会引起社会经济的全面扭曲；因此经济改革的关键是转变不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
转变的办法是实行双轨价格，即保持原有的产品计划和价格不动，在国家计划之外实行自由交易，通过扩大市场交易范围，逐步放开计划产品价格来建立完整的市场价格体系——这就是所谓的价格“双轨制”。
30年改革纷争
在当时市场经济仍被视为资本主义的社会背景下，张维迎以价格着眼的“双轨制改革”应该说为从计划到市场的转轨提供了一种温和可行的选择，也因此受到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奠定了他经济学声誉的基础碑石。
此后二十多年，一场悄然的变革改变了所有中国人的生活。曾经铁板一块的计划模式渐渐引入市场，民营私有经济不断壮大，直至形成今日市场主导的改革格局。
“双轨制”提出以后， 1984年12月，张维迎研究生毕业，进入国家体改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在体改委的6年工作经历，让他更深体会到政策的变革首先必须考虑到其可行性。
比如最简单的计划价格体制改革，虽然政府对其弊病早有共识，但用什么办法改革是关键所在。他提出的价格双轨制之所以能被采纳，在于其既保证了原来的既得利益者，又能在增量上引入效率。然而，也因为改革中的计划、市场不能截然分开，具体操作中必然导致腐败等新的问题。
“一个政策的好坏不是看出发点而是看他的结果”，从“价格双轨制”到“次优选择”，张维迎一直在寻找着某种改革理想与现实契合的路径。所以，他“尊重既得利益”，尊重并不意味着既得利益合理，但在改革利弊衡量和现实可能的考虑下，他选择了理性的让步。
这一理性一以贯之地体现在他对国企改革、权力寻租、腐败等问题的看法中。1997年，政府提出要用三年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时，他坚定地主张民营化；因为政治体制的滞后，中国企业家的崛起或多或少存在“原罪”问题，他奉劝我们本着“向前看”的精神，把蛋糕做大，实现多赢，而不是向后看，纠缠于历史旧账。他因此被误解为“屁股决定脑袋”的富人代言人。
他说他不代表任何人，因为没有哪个人能够代表别人。
有人说张维迎背叛了自己的出身，可他还常回农村调查，他的老师茅于轼注册一个扶贫基金会，张维迎慷慨出资二十万元，还帮助其募款了一百万。
不可否认，30年市场化改革所取得的进步和积累的问题几乎一样多。尤其是近15年来，中国借助铁腕体制降低“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实现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积累，却也导致社会公正问题越来越突出，其中垄断和特权造成的贫富差距问题受到最多人的指责。也因此，众多在改革中不断付出却分享不到结果的普通群众，就会产生对改革的怀疑。
这显然不是张维迎所愿意看到的。“政策是政治过程的产物，而不是科学研究。” 这是一个博弈过程，也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
在此过程中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市场化的方向。即便有着类似“改革开放三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的过激说法，但跨越30年客观来看，没有一个人、一个阶层能够否认，他从改革中得益。而解决目前所有问题的唯一途径是：深化改革。
魏杰：我们这代人是不断否定自己
“我们这一代经济学家的进步和局限都和这个时代连接在一起，可称为“转轨经济学家”。
对魏杰的采访是在世纪金源大酒店咖啡厅进行的，他在这里开一个会，提前“溜会”才挤出时间。这样的地方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如同我们听到最多的对主流经济学家的批评：“主流经济学家属于资本利益集团”。
近些年，魏杰主要研究方向是企业问题，也因此和企业家打交道较多。对于类似批评，他通常笑而置之，态度坦然。他指出经济学家和企业家走得近很正常，因为这是他们的研究内容之一，而且中国企业家正是他们这代经济学家带出来的。
他送给记者一本新书：《动摇不得——中国经济改革若干问题》。之所以写这本书，是因为从2004年顾郎之争以来，对主流经济学家的批评越来越密集，他认为有必要“使人们认识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方向及主体都是正确的。”
魏杰成名很早，和张维迎、冯仑是西北大学经济系同学。但也许是比张年长5岁的缘故，他显得更加温和，也较少介入争端。
一次，一位主流经济学家想不通来找他倾诉，由于魏杰毛笔字写得很好，在经济界可以称之为“书法家”。他当即大笔一挥写下一幅字以赠，上书六个大字：“你以为你是谁？”
30年改革峥嵘岁月，这代经济学人亲身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一路否定着自己艰难走来。他们对于旧时代的苦难有切身体会，经济学道路与实践密切结合，所以也就能更加客观地看待当下现实。
饥饿是最深刻的记忆
1972年，上山下乡的号角已吹遍全国。高中毕业生魏杰碰到了他生平的一次特殊机遇。
当时文革已经持续5年，停课闹革命使得师范院校一律瘫痪，中小学教师成了问题。为此，周恩来批示：要恢复师范院校的招生，可以从应届毕业高中生中选拔一部分学生。
西安的选拔名额很少，到中学每个学校只有一个。爱学习的魏杰课业成绩优异，幸运地被推荐到西安师范读政教科，由此躲过了知识青年下乡的厄运。
那时候他喜欢数理化，以为政教科就是学毛主席语录，进校才知道政教科学的是两门课：一门政治经济学，一门哲学。魏杰就这样懵懂着踏入了他一生的重要领域：经济学。
三年师范学习生涯，饥饿是最深刻的记忆。吃饭都是凑一桌子统一发饭票吃。这样星期天有人回家了饭票不能带走，就留给了剩下的同学。
“那是特向往的幸福时刻，我们男同学不回家，等着别人星期六回去，我们第二天就过节了，可以三个人吃八个人的饭。不知道吃多少要饱，结果我就吃出病来了，吃得肠梗肿，肚子疼啊，被拉到医院去了。”
当时医院是工农兵学员天下，主治大夫、医学院教授都被作为“牛鬼蛇神”打倒了，看病的大夫是工农兵大学生和实习赤脚医生，结果一星期也未看出病因。会诊的时候，“牛鬼蛇神”诊断是肠梗肿，说要动手术。不巧当时赶上大兴“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针灸”，“大夫们”认为动手术不好，还是用保守疗吃中药、扎针治疗，这一拖拖到第15天。
“‘牛鬼蛇神’被放出来看疑难杂症，一看说小伙子一定得上手术台了，不上手术台会把命丢掉的。进手术台，‘牛鬼蛇神’站旁边指挥，动刀的是工农兵学员。局部麻醉，无影灯我看得清清楚楚，把我的肚子拉开了，肠子全部变青了，再两个小时肠子就穿孔了，穿孔就是死。缝合的时候那小子不会缝合，是第一次缝。结果15天后拆线感染流脓了，我肚子现在还有一个大疤，就这么折腾了一个多月。”
这次事件，让18岁的魏杰深切体会到那个年代的荒谬和苦难，若干年后他再回头来看意义也更为深邃，那就是：历史不可重演。
1974年，魏杰师范毕业后参加工作。1977年恢复高考后，25岁的他重拾大学梦想，成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一名学生。虽然是“带着粮票上学”， 但一个月25斤粮票还是不够吃。直到1980年 “包产到户”第二年，之前整整8年，饥饿陪伴了他的青年读书时代。
从政治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
魏杰至今清晰地记得：从西安师范到西北大学经济系，很长一段时间内唯一能看到的一本经济学书是人民大学教授徐禾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概论》，40多万字的大部头，是系统解释当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教材。
这本书统治了中国经济学课堂近十年，代表着80年代经济学与政治紧密结合的状况。
1978年，四人帮被粉碎后，学界出现了自由的思想探索，媒体甚至开始发表探索市场机制的文章。这让经济系的学生耳目一新。而1979年的“包产到户”，更从实践上引发了学子们的困惑，开始慢慢思考市场理论。
其时，经济学课堂上讲得最多的是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剥削剩余价值、资本经济必然消亡之类的观点。沉闷的课堂让魏杰厌倦，而大学里接触的政治经济学又是他在师范政教科早已学过的。他决定提前考研究生，大二时就考取了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
1983年魏杰第一次出国，被西方文明的发展所震撼，他才发现“原来以为他们都在受苦受难之中，我们解放了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现在发现真正应该解放的是我们自己。”
这时候开放的春风已慢慢吹进，人民大学教授高鸿业翻译的萨缪尔森《经济学》成为当时最早介绍进来的西方经济学著作，虽然前言仍是批判立场，但却是77、78级经济学专业学生广为阅读的一本书，并深刻影响了他们的观念。
等到1984年魏杰到人民大学读博士的时候，尽管不能提市场经济，但是市场机制一词实际上已经在对中国社会发挥作用。尽管仍然实行“粮票制”，但少量市场已经放开，人民大学旁边有了各种私人小饭馆，市场上也可以买到米、肉等食品，对魏杰来说，漫长的饥饿年代真正一去不返了。
新思潮暗流涌动，苏联东欧经济学体系中的短缺经济学、市场机制、利益机制让学子们眼界更加开阔。此时，魏杰和同门师兄弟们一起写了一本书，叫《经济机制导论》，市场机制在学界开始被更多地讨论。
从政治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这代经济学子经受了一个漫长痛苦的过程。魏杰对此深有感受：“这代人的特点就是不断否定自己，读大学从成本和效益来讲成本很高。因为当时大学认真学的、费很大劲搞懂的政治经济学最后恰恰却是他大部分要抛弃的，所以付出了比常人更艰难的一种非常深的苦功，后来才把现代西方经济学学到。”
1989年后，经济学家遭遇到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批判。“市场经济派、私有化、市场化”三顶帽子扣到了他们头上。很多经济学家在这时候离开舞台，开始经商从政。
刚刚展露头角的年轻经济学者魏杰由此进入三年冰冻期，但内心中仍燃烧着坚定的市场经济信念。他未想到，日后这一信念还会遭遇更多风波。
“先思一步的经济学家”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国经济学进入新的境界，现代经济学理论真正建立起来，相关理论体系得以充分研究。
此时魏杰已经是人民大学经济系主任。年轻时自己曾遭遇思想裂变的痛苦，他不希望后来人重走老路，而当时环境又急需经济新体系的树立，于是他组织系里的一批中青年科研教学骨干（大部分有过出国经历），编写出一套上下册的经济学丛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这套新的经济学体系彻底打通东西方分野，以现代观念阐释经济学的各类基本问题，等于否定了一直在高校统治他们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也因此一下捅了大麻烦。
“先是人民大学一帮老同志要清算，说你这是要消灭马克思主义，就开始组织批判这套书，批了很长时间，而且力量很强烈。后来又告到教育部，给教育部长写信，说这本书要是不查封就会怎样怎样。”
当时的魏杰没想到传统力量如此强大，“因为这样一改，那些长期讲劳动、资本、剥削的老教授没法上课了。”
学术的发展、人才的更替难免潜藏着某些较量——中国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就是这样。新一代学者从“政治经济学派”学者的母体分离出来的历程总是痛苦和不愉快的，正如魏杰在“编者的话”里写的那样：“书稿中一些观点由我做了重大修改，有的甚至是在写作同志不愿意的情况下由我强行修改的。因此，本书如果有什么问题，责任在我，不在具体写作同志。”
在后来人民大学的许多讲座中，这种较量开始白热化。作为经济学系主任的魏杰，还是拗不过尚未失去锋芒的老一辈经济学家——那套《经济学》也成了禁书。后来，他郁闷地离开人民大学到到国有资产管理局。
因为这件事，魏杰称自己是“高校改革的鼻祖”。1998年以后，接受过系统西方经济学教育的海归派开始大量翻译介绍国外著述，政治经济学实际上沦为政治课本，取而代之的是宏观、微观经济学大量进入中国，市场经济、产权制度、现代企业制度成为研究主体。
如今，魏杰在清华大学经济学院稳定下来，心境也变得更加平和。他认为，他们这代主流经济学家活跃舞台近三十年，最大的贡献是通过自己的鼓与呼，真正彻底改掉了计划经济；促成了一个有效率的经济体制的建立现在他们现在他们基本完成其历史使命，其后日益凸显的民生问题，要更多地交给年轻一代来解决。
改革将77“后三届”推至幕前。而以往，从未有过他们唱主角的历史。
经历了动乱时代成长起来的这一批人，有着中国漫长极左年代下的特殊记忆以及拨乱反正后的深层理性反思。记忆中的不愉快和不合理，荒谬与反科学，促使他们带着困惑和疑问为中国寻找出路。
他们这一批人大多有海外留学的经历，在中西方的比较和反思中，坚定了对市场的信仰。
30年来，一场变革改变了所有中国人的生活。曾经铁板一块的计划模式渐渐引入市场，民营私有经济不断壮大，市场经济初步建立，然后，逐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成为了新的历史阶段的任务。
然而，市场化改革走到今日，贫富差距扩大、腐败、社会不公等越来越多的问题暴露出来，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矛盾日益凸显。这显然不是他们所愿意看到的。
但政策究竟与科学研究不同，它是政治过程的产物。而这个过程充满了利益的博弈。或许他们对决策的影响力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大。
没有谁比这个群体更加倡导改革，但他们也明白，这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唯一可肯定的是市场化的方向。
我们已无法回头，更不能回头，唯有向前。
张维迎：30年改革激荡
1978年，他从穷困的农村，走进了大学的殿堂。在他坚定的市场信仰背后，有着中国漫长极左年代下的特殊记忆和拨乱反正后的深层理性反思。而今日反对他理论的人，大多未经历过那样的背景。
市场化改革30年，从未像现在这般争论频出。
张维迎是其中最令人注目的人物之一。
市场化改革走到今日，贫富差距扩大、腐败、社会不公等越来越多的问题暴露出来，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矛盾日益凸显。在此关键阶段，张维迎觉得他应该说点什么，于是他写了《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他坚持他认为是对的东西，尽管不一定带来掌声或赢得喝彩。
他有农民子弟的那种天然的倔强，在倔强的品格下，他一旦认定真理在握，就决不妥协。
坐在记者面前的张维迎，语调温和，循循善诱；和你争论时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和风度。多年来，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他似乎已经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
怎样理解张维迎？
从“为钱正名”到“价格双轨制”，再到“北大改革”、“郎顾之争”，被称为“主流经济学家”代表的张维迎伴随中国30年变革一路走来，漫长经济学生涯中虽然伴随着鲜花和掌声，但也有非议和骂名。
“我自认是经济学者里自我保护能力最差的，经常把自己当作一个靶子，好多事我是不太想保护自己。” 张维迎曾说。
他的很多观点被断章取义，甚至被断句取义。譬如他说过一句：“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该句被挂在主流经济学家语录显著位置，但很多人没有机会看到后半句：一个真正好的体制，可以收费高，但花80%在奖学金上，穷人就上得起大学了。为什么不让富人多出些钱呢？贫困家庭的孩子就给他全额奖学金，这就是富人补贴穷人了。现在不让富人交钱，当然穷人就上不起学了。
他说他出现在公众视野至今所有的主张都具有相当的连续性。可以理解为，对市场化理念的一种坚定而深入的坚持。
然而，改革之路不无曲折。总有那么一个阶段，那么一些人因看不到改革预期的结果而失望，并因此产生情绪和怨恨。
张维迎深有感触，“对于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说，很难做到的不是你骂政府、骂企业家，而是你敢不敢站在大众舆论的对立面，坚持自己的观点。”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一以贯之的市场体制信念显得有些悲壮。
然而，在情绪的背后，没有人能够否定过去三十年改革的成绩。而批评他们的人，除了指责市场不公，却并不能拿出更好的解决方案。正如张维迎深刻的反驳：“世界上没有更多的好办法。任何一种产品，如果你不想按照市场分配，那就一定按照权力分配。”
农村时代的历史记忆
考入大学前的农村生活对张维迎一生影响至深。
“十一二岁就下地干活，十三四岁去外地打工。”他幽默地说：“你也可以说那时候我们是童工。”
1959年张维迎出生在陕西省榆林地区最穷困的吴堡县，彼时的生活窘况令其记忆深刻：逢灾年一个月村里每人只有13斤湿玉米供应，晒干了也就10斤左右，这就是一个人一个月的口粮；春天耕地饭送到地头吃，不小心打破罐子饭就流走了，因为稀得像水一样。
饿肚子的年代有很多尴尬。比如那时村里发动大家忆苦思甜，说旧社会有多糟糕。可真正在地头里聊天，农民们却都怀念旧社会。“我们村的农民好多回忆起来，原来的日子都不比现在差，但是你让大家忆苦思甜。”
为什么农民起早贪黑那么辛苦还吃不饱饭？为什么到了秋收的时候政府却不让收粮要搞农田基建，要把粮食浪费了？对知识和真理有着天生悟性的张维迎为这一系列问题而困惑。
等他高中毕业当农民的时候，又发现一些有趣的变化：小时候地里干活总是越年轻的农民越偷懒，老农民多数比较老实勤快。可是后来老农民也开始耍奸狡猾不干活。再过几年后，当他在大学里读了经济学，才慢慢明白这是一个激励机制的问题。
贫寒的家境锻炼了张维迎吃苦耐劳的禀性，而优异的学习成绩激发了他日后对知识不懈的探求。张维迎的回家作业从来是在课间十分钟完成的，每每考试他常常是物质精神双丰收，以第一名的成绩把其他学生远远拉在后头。
不少同学为了考试过关经常以实物作为课前辅导的“赌赂”。在那样贫寒的年代，一个玉米饼子的效用也是可想而知的。12岁的时候，他就为了生计利用暑假到60华里外的地方打工。
高中毕业时，张维迎的学习名声远近皆知，年青气盛的他回到乡村当上了团支部书记并兼任生产队的会计，有志于在广阔天地里锻炼一番。两年后的一个早晨，当他正要出门上山秋收时，无意中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来的一个重要消息：在全国范围内恢复高考制度，任何人都有权力参加高考。
其后不久，张维迎被省里最好的综合大学西北大学的政治经济系录取，那一年是1978年。从此，他的人生踏入另一片天地。
而此前的农村岁月，为张维迎日后理解经济问题、理解人的行为提供了最直观的背景。
从“批判市场”到价格改革
时光穿越三十年，今天经济学的热门词汇“市场”、“国际贸易”、“开放”等等，放在1978年的计划时代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
那时，在耻于谈钱的整体社会思潮下，经济系多被视为“中文、哲学上不了才考”的冷门专业；而经济学学子们学得最多的也是批判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市场二字是绝对的忌讳，谁要敢公开提市场经济，那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进大学后的张维迎，属于循规蹈矩的“好学生”，各科成绩在全班都数一数二，甚至曾经对书本上宣扬的“公有制=社会化大生产=高效率”的逻辑深信不疑。到了大学二、三年级，他开始有机会阅读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一时视野大开，很多问题豁然开朗。
“这时候你认识到价格原来要调节社会的资源，它要传递信号，它给人以激励。你才明白为什么中国东西这么短缺。价格一扭曲就短缺、没有激励就短缺。”
价格理论为张维迎思考一系列经济规律提供了一把钥匙。他理解到，价格本身是在分配财富，如果政府限制，对其进行人为地压低，只能导致资源的低效浪费，也当然违背公平。而从价格出发，如何认识市场，以及对计划经济的矛盾疑问，在他心中久久盘桓。
1982年张维迎考取了西北大学何炼成教授的研究生。何炼成领导下的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日后被称为“青年经济学家的摇篮”，为中国经济学贡献了数位重量级人物，包括张曙光、邹东涛、魏杰等人。
严肃尽职的何炼成教授对张维迎的评价是刻苦、有悟性、勤于思考。这一勤于思考的能力贯穿了他以后的整个学术生涯，并给很多人留下深刻印象。
1984年4月，张维迎写成硕士论文《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首次公开提出市场化改革的现实政策探索。文中提出：价格不合理的根源是价格形成体制不合理；价格不合理又会引起社会经济的全面扭曲；因此经济改革的关键是转变不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
转变的办法是实行双轨价格，即保持原有的产品计划和价格不动，在国家计划之外实行自由交易，通过扩大市场交易范围，逐步放开计划产品价格来建立完整的市场价格体系——这就是所谓的价格“双轨制”。
30年改革纷争
在当时市场经济仍被视为资本主义的社会背景下，张维迎以价格着眼的“双轨制改革”应该说为从计划到市场的转轨提供了一种温和可行的选择，也因此受到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奠定了他经济学声誉的基础碑石。
此后二十多年，一场悄然的变革改变了所有中国人的生活。曾经铁板一块的计划模式渐渐引入市场，民营私有经济不断壮大，直至形成今日市场主导的改革格局。
“双轨制”提出以后， 1984年12月，张维迎研究生毕业，进入国家体改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在体改委的6年工作经历，让他更深体会到政策的变革首先必须考虑到其可行性。
比如最简单的计划价格体制改革，虽然政府对其弊病早有共识，但用什么办法改革是关键所在。他提出的价格双轨制之所以能被采纳，在于其既保证了原来的既得利益者，又能在增量上引入效率。然而，也因为改革中的计划、市场不能截然分开，具体操作中必然导致腐败等新的问题。
“一个政策的好坏不是看出发点而是看他的结果”，从“价格双轨制”到“次优选择”，张维迎一直在寻找着某种改革理想与现实契合的路径。所以，他“尊重既得利益”，尊重并不意味着既得利益合理，但在改革利弊衡量和现实可能的考虑下，他选择了理性的让步。
这一理性一以贯之地体现在他对国企改革、权力寻租、腐败等问题的看法中。1997年，政府提出要用三年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时，他坚定地主张民营化；因为政治体制的滞后，中国企业家的崛起或多或少存在“原罪”问题，他奉劝我们本着“向前看”的精神，把蛋糕做大，实现多赢，而不是向后看，纠缠于历史旧账。他因此被误解为“屁股决定脑袋”的富人代言人。
他说他不代表任何人，因为没有哪个人能够代表别人。
有人说张维迎背叛了自己的出身，可他还常回农村调查，他的老师茅于轼注册一个扶贫基金会，张维迎慷慨出资二十万元，还帮助其募款了一百万。
不可否认，30年市场化改革所取得的进步和积累的问题几乎一样多。尤其是近15年来，中国借助铁腕体制降低“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实现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积累，却也导致社会公正问题越来越突出，其中垄断和特权造成的贫富差距问题受到最多人的指责。也因此，众多在改革中不断付出却分享不到结果的普通群众，就会产生对改革的怀疑。
这显然不是张维迎所愿意看到的。“政策是政治过程的产物，而不是科学研究。” 这是一个博弈过程，也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
在此过程中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市场化的方向。即便有着类似“改革开放三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的过激说法，但跨越30年客观来看，没有一个人、一个阶层能够否认，他从改革中得益。而解决目前所有问题的唯一途径是：深化改革。
魏杰：我们这代人是不断否定自己
“我们这一代经济学家的进步和局限都和这个时代连接在一起，可称为“转轨经济学家”。
对魏杰的采访是在世纪金源大酒店咖啡厅进行的，他在这里开一个会，提前“溜会”才挤出时间。这样的地方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如同我们听到最多的对主流经济学家的批评：“主流经济学家属于资本利益集团”。
近些年，魏杰主要研究方向是企业问题，也因此和企业家打交道较多。对于类似批评，他通常笑而置之，态度坦然。他指出经济学家和企业家走得近很正常，因为这是他们的研究内容之一，而且中国企业家正是他们这代经济学家带出来的。
他送给记者一本新书：《动摇不得——中国经济改革若干问题》。之所以写这本书，是因为从2004年顾郎之争以来，对主流经济学家的批评越来越密集，他认为有必要“使人们认识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方向及主体都是正确的。”
魏杰成名很早，和张维迎、冯仑是西北大学经济系同学。但也许是比张年长5岁的缘故，他显得更加温和，也较少介入争端。
一次，一位主流经济学家想不通来找他倾诉，由于魏杰毛笔字写得很好，在经济界可以称之为“书法家”。他当即大笔一挥写下一幅字以赠，上书六个大字：“你以为你是谁？”
30年改革峥嵘岁月，这代经济学人亲身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一路否定着自己艰难走来。他们对于旧时代的苦难有切身体会，经济学道路与实践密切结合，所以也就能更加客观地看待当下现实。
饥饿是最深刻的记忆
1972年，上山下乡的号角已吹遍全国。高中毕业生魏杰碰到了他生平的一次特殊机遇。
当时文革已经持续5年，停课闹革命使得师范院校一律瘫痪，中小学教师成了问题。为此，周恩来批示：要恢复师范院校的招生，可以从应届毕业高中生中选拔一部分学生。
西安的选拔名额很少，到中学每个学校只有一个。爱学习的魏杰课业成绩优异，幸运地被推荐到西安师范读政教科，由此躲过了知识青年下乡的厄运。
那时候他喜欢数理化，以为政教科就是学毛主席语录，进校才知道政教科学的是两门课：一门政治经济学，一门哲学。魏杰就这样懵懂着踏入了他一生的重要领域：经济学。
三年师范学习生涯，饥饿是最深刻的记忆。吃饭都是凑一桌子统一发饭票吃。这样星期天有人回家了饭票不能带走，就留给了剩下的同学。
“那是特向往的幸福时刻，我们男同学不回家，等着别人星期六回去，我们第二天就过节了，可以三个人吃八个人的饭。不知道吃多少要饱，结果我就吃出病来了，吃得肠梗肿，肚子疼啊，被拉到医院去了。”
当时医院是工农兵学员天下，主治大夫、医学院教授都被作为“牛鬼蛇神”打倒了，看病的大夫是工农兵大学生和实习赤脚医生，结果一星期也未看出病因。会诊的时候，“牛鬼蛇神”诊断是肠梗肿，说要动手术。不巧当时赶上大兴“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针灸”，“大夫们”认为动手术不好，还是用保守疗吃中药、扎针治疗，这一拖拖到第15天。
“‘牛鬼蛇神’被放出来看疑难杂症，一看说小伙子一定得上手术台了，不上手术台会把命丢掉的。进手术台，‘牛鬼蛇神’站旁边指挥，动刀的是工农兵学员。局部麻醉，无影灯我看得清清楚楚，把我的肚子拉开了，肠子全部变青了，再两个小时肠子就穿孔了，穿孔就是死。缝合的时候那小子不会缝合，是第一次缝。结果15天后拆线感染流脓了，我肚子现在还有一个大疤，就这么折腾了一个多月。”
这次事件，让18岁的魏杰深切体会到那个年代的荒谬和苦难，若干年后他再回头来看意义也更为深邃，那就是：历史不可重演。
1974年，魏杰师范毕业后参加工作。1977年恢复高考后，25岁的他重拾大学梦想，成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一名学生。虽然是“带着粮票上学”， 但一个月25斤粮票还是不够吃。直到1980年 “包产到户”第二年，之前整整8年，饥饿陪伴了他的青年读书时代。
从政治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
魏杰至今清晰地记得：从西安师范到西北大学经济系，很长一段时间内唯一能看到的一本经济学书是人民大学教授徐禾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概论》，40多万字的大部头，是系统解释当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教材。
这本书统治了中国经济学课堂近十年，代表着80年代经济学与政治紧密结合的状况。
1978年，四人帮被粉碎后，学界出现了自由的思想探索，媒体甚至开始发表探索市场机制的文章。这让经济系的学生耳目一新。而1979年的“包产到户”，更从实践上引发了学子们的困惑，开始慢慢思考市场理论。
其时，经济学课堂上讲得最多的是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剥削剩余价值、资本经济必然消亡之类的观点。沉闷的课堂让魏杰厌倦，而大学里接触的政治经济学又是他在师范政教科早已学过的。他决定提前考研究生，大二时就考取了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
1983年魏杰第一次出国，被西方文明的发展所震撼，他才发现“原来以为他们都在受苦受难之中，我们解放了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现在发现真正应该解放的是我们自己。”
这时候开放的春风已慢慢吹进，人民大学教授高鸿业翻译的萨缪尔森《经济学》成为当时最早介绍进来的西方经济学著作，虽然前言仍是批判立场，但却是77、78级经济学专业学生广为阅读的一本书，并深刻影响了他们的观念。
等到1984年魏杰到人民大学读博士的时候，尽管不能提市场经济，但是市场机制一词实际上已经在对中国社会发挥作用。尽管仍然实行“粮票制”，但少量市场已经放开，人民大学旁边有了各种私人小饭馆，市场上也可以买到米、肉等食品，对魏杰来说，漫长的饥饿年代真正一去不返了。
新思潮暗流涌动，苏联东欧经济学体系中的短缺经济学、市场机制、利益机制让学子们眼界更加开阔。此时，魏杰和同门师兄弟们一起写了一本书，叫《经济机制导论》，市场机制在学界开始被更多地讨论。
从政治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这代经济学子经受了一个漫长痛苦的过程。魏杰对此深有感受：“这代人的特点就是不断否定自己，读大学从成本和效益来讲成本很高。因为当时大学认真学的、费很大劲搞懂的政治经济学最后恰恰却是他大部分要抛弃的，所以付出了比常人更艰难的一种非常深的苦功，后来才把现代西方经济学学到。”
1989年后，经济学家遭遇到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批判。“市场经济派、私有化、市场化”三顶帽子扣到了他们头上。很多经济学家在这时候离开舞台，开始经商从政。
刚刚展露头角的年轻经济学者魏杰由此进入三年冰冻期，但内心中仍燃烧着坚定的市场经济信念。他未想到，日后这一信念还会遭遇更多风波。
“先思一步的经济学家”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国经济学进入新的境界，现代经济学理论真正建立起来，相关理论体系得以充分研究。
此时魏杰已经是人民大学经济系主任。年轻时自己曾遭遇思想裂变的痛苦，他不希望后来人重走老路，而当时环境又急需经济新体系的树立，于是他组织系里的一批中青年科研教学骨干（大部分有过出国经历），编写出一套上下册的经济学丛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这套新的经济学体系彻底打通东西方分野，以现代观念阐释经济学的各类基本问题，等于否定了一直在高校统治他们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也因此一下捅了大麻烦。
“先是人民大学一帮老同志要清算，说你这是要消灭马克思主义，就开始组织批判这套书，批了很长时间，而且力量很强烈。后来又告到教育部，给教育部长写信，说这本书要是不查封就会怎样怎样。”
当时的魏杰没想到传统力量如此强大，“因为这样一改，那些长期讲劳动、资本、剥削的老教授没法上课了。”
学术的发展、人才的更替难免潜藏着某些较量——中国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就是这样。新一代学者从“政治经济学派”学者的母体分离出来的历程总是痛苦和不愉快的，正如魏杰在“编者的话”里写的那样：“书稿中一些观点由我做了重大修改，有的甚至是在写作同志不愿意的情况下由我强行修改的。因此，本书如果有什么问题，责任在我，不在具体写作同志。”
在后来人民大学的许多讲座中，这种较量开始白热化。作为经济学系主任的魏杰，还是拗不过尚未失去锋芒的老一辈经济学家——那套《经济学》也成了禁书。后来，他郁闷地离开人民大学到到国有资产管理局。
因为这件事，魏杰称自己是“高校改革的鼻祖”。1998年以后，接受过系统西方经济学教育的海归派开始大量翻译介绍国外著述，政治经济学实际上沦为政治课本，取而代之的是宏观、微观经济学大量进入中国，市场经济、产权制度、现代企业制度成为研究主体。
如今，魏杰在清华大学经济学院稳定下来，心境也变得更加平和。他认为，他们这代主流经济学家活跃舞台近三十年，最大的贡献是通过自己的鼓与呼，真正彻底改掉了计划经济；促成了一个有效率的经济体制的建立现在他们现在他们基本完成其历史使命，其后日益凸显的民生问题，要更多地交给年轻一代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