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失利，分数高不成低不就，我选择了复读。
　　复读那年，我认识了老钟——我的复读班主任。他是一个耿直的胖子，一米六五的个头，看上去就是一个标准的老实人。
　　寄宿制学校，早读时间是六点整。老钟每天五点五十五分蹲在门口考勤，我大概六点过五分到，老钟每次都会上上下下地打量我一番，抱怨道：“怎么又迟到？”然后大手一挥，放我进去。
　　老钟的容忍底線是迟到五分钟，超过五分钟后进来的人，无一例外要被拉到外面训话。在漫长的复读岁月里，我每天都踩着老钟的容忍底线进教室，并为自己的精确而沾沾自喜。
　　后来我才知道，老钟家很远，他每天早上骑着那辆小电驴，在拂晓中一身露水地到学校，监督我们早读，应该说，是跟我们一起大声读书。从《滕王阁序》到英语阅读，字正腔圆，抑扬顿挫，让人忘了他原本的专业其实是化学。
　　高考前一个月，老钟突然不跟着我们读书了，他说自己没什么福气，多吃了几口羊肉就上火了。
　　说这话时，他的声音听上去有点嘶哑干涩，可没几个人能察觉出来，因为他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洪亮，坐在后面的同学也能听得清清楚楚，只不过配上上火的音色，流露出一点撕心裂肺的味道。
　　高考前十天，老钟已经连大声说话都做不到了。他不知从哪搞来一个扬声器，每个星期十六节课，一节不落。
　　高考前一天，晚自习无人看书，大家似乎处于一种非常亢奋的状态，互相在学校发放的白色衬衣上写着各种各样的鼓励话语。老钟也来了。他今天没怎么说话，却在全班每一个同学的衬衣袖子上都写下一句“高考必胜”，字字刚劲。
　　6月7日，高考开场，我穿着白色衬衣赶到考点，老钟已经到了。确认这个考点的学生到齐后，他又跨上那台小电驴，奔赴下一个考点。沉默的背影就像一棵松树。
　　两天后，高考落幕，不论发挥得如何，大家都出来聚会，装模作样地以果汁代酒，干杯庆祝。这个时候，大家才发现，似乎少了什么。
　　是了，少了老钟。
　　班长轻声道：“师母说，钟老师做手术去了。”
　　“什么手术？”大家叽叽喳喳地问。
　　“声带息肉。”
　　后来，我们陆陆续续地去医院看望老钟。他坐在病床上，手边是高考题库。老钟拿出水果招待我们。他还在恢复期，讲话不能太多，声音依旧嘶哑低沉，我却想再多听一会儿，哪怕再多几句也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