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岁的游某是上海某高校基建修缮办公室主任，多次考核优秀，获学校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但在金钱面前，他丢失了知识分子应有的傲骨，与原本光明的仕途背道而驰。
　　飞上枝头干起“肥差”
　　2013年4月15日，游某在法庭上失声痛哭。这时的他想到了自己九岁时过早离世的母亲，想到了多少年来含辛茹苦的父亲，想到了体弱多病需要照顾的妻子，想到了小学在读的年幼女儿。他后悔在迎来送往面前失去了原则，更后悔因为贪婪而辜负了亲人的深切期望。1995年7月，游某从同济大学电气工程系毕业，顺利进入上海某高校基建处修缮管理办公室任管理员。2000年，学校要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采购配电箱，虽然当时的游某只是评标小组的成员之一，但他的专业水平颇高，领导的信任和赏识令他在小组中具有一定话语权。正是看到了这点，上海某电气公司的负责人决定从游某身上找寻“突破口”，拿下投标工程。
　　那时，游某踏上工作岗位的年限不长，对金钱收买不以为然。但电气公司负责人刘某却锲而不舍，试图让他收下“好处”。面对刘某的“诚恳”，游某从严词拒绝到半推半就，终于抵不过送上门来的“福利”，分三次接受了刘某用于请托的5万元钱。在之后的产品比较讨论会上，游某看似中立地谈论了每个厂家供货的优缺点，却在结论中为刘某公司的产品极力美言，对领导层做出选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最终，刘某如愿中标，游某战战兢兢地完成了他的首次“使命”。“以后绝不能再做这么危险的事！”游某这样告诫自己。
　　登上高位渐渐沦陷
　　七年后，出色的工作业绩使他成为基建处修缮办工程师，当又一个七年过去时，人到中年的游某已经是基建处修缮办的副主任了。名义上是副主任，实际上主持工作，游某可谓基建处修缮办的“一把手”。在逐级晋升的十余年里，他一边脚踏实地勤恳工作，一边接受着形形色色的外在诱惑，他始终在挣扎，在犹豫。事业有成、家庭和睦难道就足够了吗？工程建设方面的“油水”都已经流到了自家门口，能不能适时分一杯羹？就在游某停滞不前的时候，他想起了2000年的5万元好处费，其实捞点“外快”又有什么关系？
　　不久，“捞外快”的机会就来了。涂某是该学校承包食堂改造工程的负责人，2009年暑假期间，他正为无法按期完工而焦头烂额。就在涂某担心因延期而要承担违约金时，游某成了他的“救命稻草”。他知道该高校价值30万以内的建设工程都是由学校自主招标，而基建处修缮办则主要負责招投标工作的实施，项目竣工验收，以及对项目的安全、质量、进度进行监管，对承包方享有“生杀大权”。于是，涂某把目光聚焦在了基建处修缮办副主任游某身上。
　　事实上，涂某和游某自2000年就已认识，从2008年开始，他们的关系越发热络。在游某看来，涂某年岁已长，做了多年的工程项目实属不易，如今又在食堂改造项目上遇到困难，顿生怜悯之心。见到游某想要伸出援助之手的样子，涂决定“以钱买情”。
　　当涂某来到游某家中把3万元现金交到其手中时，游某依然保持着两袖清风的姿态。于是涂某采用缓兵之计，先与游某闲聊工作和生活中的琐事，临别时再扔下3万元一走了之。这样一来，游某收下这些钱似乎也就“顺理成章”了。从那以后，游某对涂的请求总是心领神会，还亲自指导食堂改造工程的施工作业，为工程按期竣工出了不少力。此外，他介绍涂某承接了另一所高校的项目工程，为涂某带来了不少利益。
　　案件背后深挖体制弊端
　　东窗事发，游某因为这8万元受贿款而锒铛入狱。2012年11月，游某主动交代了犯罪事实，并由其家属退出了全部受贿款，但他仍然难逃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的法律制裁。然而，当案件判决之后，我们不禁要问：游某的犯罪行为是否只是个例？该如何堵漏建制才能帮助高校基建工程顺利开展？
　　深挖这起利用职务便利，收受施工单位、设备供应商、监理公司贿赂案件的成因，我们不难发现，除了游某本人的贪婪恶念作祟之外，修缮工程单笔业务量小、涉及费用低、修缮时间短使之成为监管盲区也是重要因素，需要进一步加强管理规范。
　　根据《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的规定，工程投资额在30万以下或者建筑面积在300平方米以下的建筑工程，可以不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这也就意味着业主单位有较高的自主权。以本案中的高校为例，每年度房屋修缮合同标的额不达30万元的约占70%。学校虽然对修缮业务有一定的审批程序，但对修缮业务的承接、分包及监理等，完全由修缮部门负责人自主决定并享有管理权。本案中游某不但有权推荐和确定部分项目的工程队，同时也是部分工程项目的议标人员，具有较大的自主权。为了能长期稳定地承接到高校大型的修缮项目，一些施工、监理或设备供应单位不惜通过贿赂手段打通关系，将普通的业务往来演化为熟人社会，通过长期的人情经营，使负责人就范，间接说明主管人员在岗位上工作时间越长，职务犯罪风险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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