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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实报道“五卅”惨案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外反动当局实施新闻封锁，同时连篇累牍进行歪曲宣传，欺骗民众，胡说“学生要冲击巡捕房，杀死外国佬”云云。这时，外国记者汉斯·希伯按捺不住，挺身而出，秉笔直书，据实报道，揭露反动当局的谎言。因为“五卅”惨案当天，他恰巧在南京路的出事地段，与许多不同国籍的外国人一起，不受任何干涉地观看了游行队伍。当事件发生时，没有一个外国人受到攻击，也没有一个巡捕被杀害或受伤。他在《上海的斗争 1925年“五卅”惨案的继续》一文中揭露了租界当局的谎言，文章说：“……后来据传教士公开陈述证实，在几个人被英国人捕去之后，前往交涉的代表们又被英国巡捕粗暴地推了出来，并遭殴打。与此同时，巡捕们还殴打了游行队伍前几列的人。当这些暴行不仅在游行队伍中，而且在聚集成群的中国群众中引起极大的义愤时，英国人并没有发出任何警告，就立即响起大屠杀的枪声。”
汉斯·希伯揭露“五卅”真相的外文报道发表后，在世界公众中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产生了中国报纸和电影无法产生的影响。
其实，希伯的原名并非Hans Shippe，而是HeinzGrzyb(中文译为：海因茨·格茨朴)；后来投身革命事业，为使亲友免遭牵连、迫害，才改现名。希伯这个中文名字，则是安排他到抗日根据地去参观、采访的新四军军医处长沈其震为他取的。沈告诉他，“希”是“希望”的意思，而居于“伯仲叔季”之首的“伯”，则是中国人为大儿子取名时常用的字。希伯听了很高兴。沈还专门为他刻了一枚中文印章。
希伯于1897年生在克拉科夫的一个犹太家庭，这座古城在当时属奥匈帝国，现属波兰。他在1918年去德国读书，大学毕业后在德国的医药、卫生部门工作，并加入了德国共产党，一度当选为中央委员，活跃在莱比锡、斯图加特、德累斯顿等地，参加工人运动。后来因与德共领导政见不合，而脱离了德共。他以海因茨·莫勒(Heinz Moiler)、“亚细亚人”(Asiaticus)为笔名，在德、美、英的报刊《国际》、《世界舞台》、《红旗》、《太平洋事务》、《美亚评论》、《曼彻斯特卫报》上发表关于中国和远东问题的文章。他到过苏联和英、美等国，见过列宁和斯大林。
三次来华，为中国革命奔走呼号
有的材料记载，希伯曾先后来中国六次。但据希伯夫人秋迪说，他只来过三次。第一次来华是在1925年大革命时代，他在上海的南京路上目睹了“五卅”惨案的真相，撰文揭露了租界当局的谎言。在广州和武汉，他积极帮助北伐军做工作，1926年12月到1927年5月，他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译处工作，担任机关刊物英文《中国通讯》的编辑，向中、外公众作宣传。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他愤而辞去在武汉的工作，返回欧洲。1928年，他在柏林以“亚细亚人”为笔名，用德文在维也纳一柏林出版社出版了《从广州到上海，1926--1927年》一书，盛赞了中国的革命。这本书在欧洲吸引了许多读者。1925年—1927年期间，希伯陆续在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The China Weekly Review)等刊物上发表文章，赞扬和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这家刊物从1922年起由美国报人鲍维尔(JohnBenjamin Powell)主持，他支持中国反对日本侵略。
1932年秋，希伯和夫人秋迪相继来华，在上海定居。秋迪也是德共党员，全名秋迪·卢森堡(TmdvRosenberg)。希伯写了《殖民地中国》，在德国《世界舞台》发表，文中剖析了列强将中国肢解成几个殖民地的状况。
1934年，希伯在回到欧洲后重返上海。1935年10月，撰写《瓜分中国财政的利刃》，发表在美国的《太平洋事务》季刊上。从1934年秋天起，住在上海的一些外国友人史沫特莱、马海德、艾黎、斯特朗，以及耿丽淑(美国社会工作者，宋庆龄的挚友)、干普林(美国工程师)、芙丽德·玛娅(德国文化工作者)、布朗(加拿大记者)等人，在宋庆龄的倡导下，由希伯和英文《大美晚报》的编辑巴林博士等发起，成立了上海第一个国际性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学习马列革命理论，研究国际时事，探讨法西斯主义的产生、发展，苏联的建设经验，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这个小组事实上成了中国革命的外籍同盟军。
1936年，希伯曾以海因茨·格尔奇布的笔名，与史沫特莱和德国建筑师鲍立克(Richard Paulick)合办《中国之声》期刊。鲍立克是圣约翰大学工学院建筑系的教授。德、奥犹太难民从1938年起大批逃亡上海后，他曾领导了一个地下组织，反对纳粹暴政，援助犹太难民。
1937年上海沦陷前后，希伯夫妇想方设法筹款购买医药用品，并装扮成医生和护士，冒着生命危险，把药品运往抗战部队和新四军地下交通站。
1937年6月，希伯在北平的英文《民主》杂志上发表《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高度评价了孙中山和他的革命事业。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国共再度合作，希伯奔波于抗日前线和后方。从1938年到1941年，希伯先后到过延安、皖南泾县的云岭、苏北的盐城。
1938年春，希伯在武汉经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到延安，见到毛泽东。他对毛谈了自己对斯诺《西行漫记》的看法，觉得书中的有些观点是非马列主义的。在这之前，希伯就撰文批评斯诺，美国的《太平洋事务》季刊把希伯的批评、斯诺的答复和希伯的再批评这三篇文章，都节登了出来。另外，《西行漫记》也受到美国共产党的攻击，并禁止它经营的书店出售此书。毛泽东听了希伯的陈述后，严厉地批评了他的观点。希伯对此并不灰心丧气，也不讳言他受到了批评，而是把此事告诉了史沫特莱。他一如既往，奔走采访，把新四军、八路军英勇抗日的事迹，根据亲见亲闻，如实地报道给国内外读者。
1939年2月至3月间，希伯同史沫特莱和美国记者贝尔登等，在上海地下党的安排下，从上海取道浙江前往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采访，见到了叶挺、项英、陈毅、周子昆、袁国平、邓子恢、粟裕等领导，聆听了周恩来对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传达。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重建。希伯在5月间便同秋迪前往。他们的行程是由1941年刚成立的新四军上海办事处安排组织的，由交通员鲁平先行一步，由尚在圣约翰大学附属高中部读书、会讲英语的陈志存伴同，乘坐小火轮前往苏北。
多年后，陈志存撰写了《护送国际友人希伯往盐城军部》，记述了这段经历。陈是在上午从希伯在西摩路住所的后门走上楼，把希伯夫妇的一只装满药品、纸张和一架英文打字机的大箱子、一只装衣服的行李箱，先送上开往苏北的“安泰”轮。傍晚，陈陪希伯夫妇到南京路(今南京东路)外滩的汇中饭店(今和平饭店南楼)吃晚饭，为了消磨时间，等待天黑，这顿饭一直吃到晚上 九点钟，才悄悄地在夜色中把他们夫妇带上船，送进包房。午夜，船到吴淞口，等候日军上船检查，大家都捏了一把汗。幸好日本兵走到舱口，看了一眼，没有下去就走了。船到苏北如皋后，在地下党的安排下，希伯一行顺利通过日伪军的检查盘问，绕道如皋、东台，终于到达盐城。
希伯和秋迪到了新四军军部，见到了政委刘少奇和陈毅、粟裕，希伯和陈、粟是别后重逢。希伯对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产生浓厚兴趣，旁听过人民参政会会议，走访过包括士绅、地主、宗教人士在内的各方代表，接触过广大人民群众，听到刘少奇和陈毅的讲话。他专门就参政会问题采访了刘少奇。刘还向他介绍了中国革命的一些问题，消除了他多年的困惑。据此希伯写了一部八万字的书稿——《中国团结抗战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希伯夫妇在新四军呆了一段时期以后，希伯又前往山东采访报道，以打破日、伪的新闻封锁，使人们能知道八路军在那里艰苦抗日的真实情况。
1941年8月9日，希伯在赴山东采访八路军途中，写信给他供职的美国太平洋学会秘书长利连撒尔，报告了他的北方之行将集中写山东和河北，重点是写山东。他还要求该学会给予他七个月的补助，以支付用于旅行的费用。
1941年9月12日，希伯到达山东滨海地区，后来又在八路军115师师部与罗荣桓、朱瑞、黎玉等见了面。党政军民举行盛大茶话会欢迎希伯。希伯白天采访，晚上写作到深夜，完成了《在日寇占领区的旅行》，记述了他从苏北到山东的经过。
在这期间，秋迪曾来探望希伯。军方为了他们的安全，劝说他们回上海。但希伯不肯走，说：“一个想有所作为的记者，是从来不畏惧枪炮子弹的。”秋迪本来也不想走，但被希伯劝走了。希伯以后写好稿子，积到一定数量，就汇总交给信使送往苏北，由新四军派人送给上海的秋迪，再由秋迪将稿子及时转寄到美国和英国去发表。秋迪不仅是希伯的妻子，而且是他的助手。
不久，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火田)俊六集中日、伪军队5万多人，分兵十一路，实行“大扫荡”，企图包围消灭115师主力和山东分局机关。但罗荣桓指挥神奇，在11月初，依靠军民严密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趁拂晓时，未发一枪，就突破了敌人三道防线，取得奇迹般的胜利，这就是著名的“留田突围”。希伯为此写下了《无声的战斗》，译成中文后在《战士报》登出，激励了抗日军民的士气。
血洒沂蒙，为中国革命献身
后来，形势更趋险恶。11月30日凌晨，八路军一个特务连被日军一个混成旅团包围，双方力量悬殊，仗打得很残酷，有七名师级以上干部牺牲，希伯的翻译和两个警卫也战死了，希伯拿起牺牲同志的枪射击敌人，最后也献出了生命。希伯遗体上弹痕累累。
希伯壮烈牺牲后，遗体葬在大青山下五道沟的獾沟子附近，后迁葬到沂南梭庄革命烈士墓地，并立碑纪念。
1944年，在江苏省赣榆县的马鞍山(后改名抗日山)的烈士陵园里，树立起“希伯同志永垂不朽”的白色圆锥体石碑。纪念碑由山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立。碑石上有罗荣桓、黎玉、肖华的题词：“为国际主义奔走欧亚，为抗击日寇血染沂蒙，希伯英灵永垂不朽!”
后来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在当时主管山东分局的秘书、行政和统战工作，负责接待过希伯。五十多年后，《战斗在中华大地——汉斯·希伯在中国》出版时，，谷牧为该书撰写了序言和文章，深切怀念这位为中国革命献身的不朽国际主义战士。
作家王火以崇敬的心情，于1981年完成了传记小说《外国八路》，歌颂了希伯可歌可泣的一生。1985年，山东电视台根据王火的《外国八路》拍成电视剧，名为《汉斯·希伯》。
希伯牺牲后的秋迪
希伯牺牲后，新四军送了秋迪一大笔钱作抚恤金，秋迪未要，后来，又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1288弄1号替秋迪买了一幢房子。由潘汉年领导的刘人寿(曾任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曾在这幢房子里设过地下电台。刘说，秋迪对收发报似乎很内行，她对刘等收、发报似乎也知情，但彼此心照不宣。
1954年，秋迪到美国探望母亲。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黄华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暨安理会的代表。在美国期间，黄华以宋庆龄的名义，邀请秋迪来中国安度晚年。秋迪欣然接受，于1978年再度来华。
秋迪回中国后，曾任宋庆龄基金会名誉理事、国际友人研究会顾问、《今日中国》杂志德语专家。她为《今日中国》审阅德文稿件，不肯接受工资报酬。她说，她有联邦德国发给被纳粹杀害的犹太
人亲属的赔偿金(她的弟弟被杀害)，可以生活。
山东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在编纂《希伯文集》(1986年出版)时，得到秋迪的大力帮助。她以耄耋之年，为搜集、鉴核有关希伯的资料做了许多工作。希伯的著作提供了许多重要的中国现代革命史料，展示了他对当时许多重大事件的精辟见解，非常珍贵。
1981年，秋迪已回到中国，她去临沂祭扫时，用德文题了词：“无数先烈在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中献出了他们的生命，希伯同志是个共产党员，他尽了自己的义务，我们将铭记所有的先烈。”秋迪的题词，连同译文被一并镌刻在希伯的墓碑上。
1997年1月21日秋迪在北京医院辞世，享年92岁。秋迪的骨灰运到山东临沂与希伯合葬。一对为中国民主和抗日事业奔走呼号的犹太夫妇，在生离死别五十六年后，终于又聚合在一起，长眠在他们为之奋斗终生的中华大地上。
(作者为上海犹太史学者)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外反动当局实施新闻封锁，同时连篇累牍进行歪曲宣传，欺骗民众，胡说“学生要冲击巡捕房，杀死外国佬”云云。这时，外国记者汉斯·希伯按捺不住，挺身而出，秉笔直书，据实报道，揭露反动当局的谎言。因为“五卅”惨案当天，他恰巧在南京路的出事地段，与许多不同国籍的外国人一起，不受任何干涉地观看了游行队伍。当事件发生时，没有一个外国人受到攻击，也没有一个巡捕被杀害或受伤。他在《上海的斗争 1925年“五卅”惨案的继续》一文中揭露了租界当局的谎言，文章说：“……后来据传教士公开陈述证实，在几个人被英国人捕去之后，前往交涉的代表们又被英国巡捕粗暴地推了出来，并遭殴打。与此同时，巡捕们还殴打了游行队伍前几列的人。当这些暴行不仅在游行队伍中，而且在聚集成群的中国群众中引起极大的义愤时，英国人并没有发出任何警告，就立即响起大屠杀的枪声。”
汉斯·希伯揭露“五卅”真相的外文报道发表后，在世界公众中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产生了中国报纸和电影无法产生的影响。
其实，希伯的原名并非Hans Shippe，而是HeinzGrzyb(中文译为：海因茨·格茨朴)；后来投身革命事业，为使亲友免遭牵连、迫害，才改现名。希伯这个中文名字，则是安排他到抗日根据地去参观、采访的新四军军医处长沈其震为他取的。沈告诉他，“希”是“希望”的意思，而居于“伯仲叔季”之首的“伯”，则是中国人为大儿子取名时常用的字。希伯听了很高兴。沈还专门为他刻了一枚中文印章。
希伯于1897年生在克拉科夫的一个犹太家庭，这座古城在当时属奥匈帝国，现属波兰。他在1918年去德国读书，大学毕业后在德国的医药、卫生部门工作，并加入了德国共产党，一度当选为中央委员，活跃在莱比锡、斯图加特、德累斯顿等地，参加工人运动。后来因与德共领导政见不合，而脱离了德共。他以海因茨·莫勒(Heinz Moiler)、“亚细亚人”(Asiaticus)为笔名，在德、美、英的报刊《国际》、《世界舞台》、《红旗》、《太平洋事务》、《美亚评论》、《曼彻斯特卫报》上发表关于中国和远东问题的文章。他到过苏联和英、美等国，见过列宁和斯大林。
三次来华，为中国革命奔走呼号
有的材料记载，希伯曾先后来中国六次。但据希伯夫人秋迪说，他只来过三次。第一次来华是在1925年大革命时代，他在上海的南京路上目睹了“五卅”惨案的真相，撰文揭露了租界当局的谎言。在广州和武汉，他积极帮助北伐军做工作，1926年12月到1927年5月，他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译处工作，担任机关刊物英文《中国通讯》的编辑，向中、外公众作宣传。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他愤而辞去在武汉的工作，返回欧洲。1928年，他在柏林以“亚细亚人”为笔名，用德文在维也纳一柏林出版社出版了《从广州到上海，1926--1927年》一书，盛赞了中国的革命。这本书在欧洲吸引了许多读者。1925年—1927年期间，希伯陆续在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The China Weekly Review)等刊物上发表文章，赞扬和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这家刊物从1922年起由美国报人鲍维尔(JohnBenjamin Powell)主持，他支持中国反对日本侵略。
1932年秋，希伯和夫人秋迪相继来华，在上海定居。秋迪也是德共党员，全名秋迪·卢森堡(TmdvRosenberg)。希伯写了《殖民地中国》，在德国《世界舞台》发表，文中剖析了列强将中国肢解成几个殖民地的状况。
1934年，希伯在回到欧洲后重返上海。1935年10月，撰写《瓜分中国财政的利刃》，发表在美国的《太平洋事务》季刊上。从1934年秋天起，住在上海的一些外国友人史沫特莱、马海德、艾黎、斯特朗，以及耿丽淑(美国社会工作者，宋庆龄的挚友)、干普林(美国工程师)、芙丽德·玛娅(德国文化工作者)、布朗(加拿大记者)等人，在宋庆龄的倡导下，由希伯和英文《大美晚报》的编辑巴林博士等发起，成立了上海第一个国际性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学习马列革命理论，研究国际时事，探讨法西斯主义的产生、发展，苏联的建设经验，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这个小组事实上成了中国革命的外籍同盟军。
1936年，希伯曾以海因茨·格尔奇布的笔名，与史沫特莱和德国建筑师鲍立克(Richard Paulick)合办《中国之声》期刊。鲍立克是圣约翰大学工学院建筑系的教授。德、奥犹太难民从1938年起大批逃亡上海后，他曾领导了一个地下组织，反对纳粹暴政，援助犹太难民。
1937年上海沦陷前后，希伯夫妇想方设法筹款购买医药用品，并装扮成医生和护士，冒着生命危险，把药品运往抗战部队和新四军地下交通站。
1937年6月，希伯在北平的英文《民主》杂志上发表《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高度评价了孙中山和他的革命事业。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国共再度合作，希伯奔波于抗日前线和后方。从1938年到1941年，希伯先后到过延安、皖南泾县的云岭、苏北的盐城。
1938年春，希伯在武汉经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到延安，见到毛泽东。他对毛谈了自己对斯诺《西行漫记》的看法，觉得书中的有些观点是非马列主义的。在这之前，希伯就撰文批评斯诺，美国的《太平洋事务》季刊把希伯的批评、斯诺的答复和希伯的再批评这三篇文章，都节登了出来。另外，《西行漫记》也受到美国共产党的攻击，并禁止它经营的书店出售此书。毛泽东听了希伯的陈述后，严厉地批评了他的观点。希伯对此并不灰心丧气，也不讳言他受到了批评，而是把此事告诉了史沫特莱。他一如既往，奔走采访，把新四军、八路军英勇抗日的事迹，根据亲见亲闻，如实地报道给国内外读者。
1939年2月至3月间，希伯同史沫特莱和美国记者贝尔登等，在上海地下党的安排下，从上海取道浙江前往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采访，见到了叶挺、项英、陈毅、周子昆、袁国平、邓子恢、粟裕等领导，聆听了周恩来对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传达。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重建。希伯在5月间便同秋迪前往。他们的行程是由1941年刚成立的新四军上海办事处安排组织的，由交通员鲁平先行一步，由尚在圣约翰大学附属高中部读书、会讲英语的陈志存伴同，乘坐小火轮前往苏北。
多年后，陈志存撰写了《护送国际友人希伯往盐城军部》，记述了这段经历。陈是在上午从希伯在西摩路住所的后门走上楼，把希伯夫妇的一只装满药品、纸张和一架英文打字机的大箱子、一只装衣服的行李箱，先送上开往苏北的“安泰”轮。傍晚，陈陪希伯夫妇到南京路(今南京东路)外滩的汇中饭店(今和平饭店南楼)吃晚饭，为了消磨时间，等待天黑，这顿饭一直吃到晚上 九点钟，才悄悄地在夜色中把他们夫妇带上船，送进包房。午夜，船到吴淞口，等候日军上船检查，大家都捏了一把汗。幸好日本兵走到舱口，看了一眼，没有下去就走了。船到苏北如皋后，在地下党的安排下，希伯一行顺利通过日伪军的检查盘问，绕道如皋、东台，终于到达盐城。
希伯和秋迪到了新四军军部，见到了政委刘少奇和陈毅、粟裕，希伯和陈、粟是别后重逢。希伯对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产生浓厚兴趣，旁听过人民参政会会议，走访过包括士绅、地主、宗教人士在内的各方代表，接触过广大人民群众，听到刘少奇和陈毅的讲话。他专门就参政会问题采访了刘少奇。刘还向他介绍了中国革命的一些问题，消除了他多年的困惑。据此希伯写了一部八万字的书稿——《中国团结抗战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希伯夫妇在新四军呆了一段时期以后，希伯又前往山东采访报道，以打破日、伪的新闻封锁，使人们能知道八路军在那里艰苦抗日的真实情况。
1941年8月9日，希伯在赴山东采访八路军途中，写信给他供职的美国太平洋学会秘书长利连撒尔，报告了他的北方之行将集中写山东和河北，重点是写山东。他还要求该学会给予他七个月的补助，以支付用于旅行的费用。
1941年9月12日，希伯到达山东滨海地区，后来又在八路军115师师部与罗荣桓、朱瑞、黎玉等见了面。党政军民举行盛大茶话会欢迎希伯。希伯白天采访，晚上写作到深夜，完成了《在日寇占领区的旅行》，记述了他从苏北到山东的经过。
在这期间，秋迪曾来探望希伯。军方为了他们的安全，劝说他们回上海。但希伯不肯走，说：“一个想有所作为的记者，是从来不畏惧枪炮子弹的。”秋迪本来也不想走，但被希伯劝走了。希伯以后写好稿子，积到一定数量，就汇总交给信使送往苏北，由新四军派人送给上海的秋迪，再由秋迪将稿子及时转寄到美国和英国去发表。秋迪不仅是希伯的妻子，而且是他的助手。
不久，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火田)俊六集中日、伪军队5万多人，分兵十一路，实行“大扫荡”，企图包围消灭115师主力和山东分局机关。但罗荣桓指挥神奇，在11月初，依靠军民严密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趁拂晓时，未发一枪，就突破了敌人三道防线，取得奇迹般的胜利，这就是著名的“留田突围”。希伯为此写下了《无声的战斗》，译成中文后在《战士报》登出，激励了抗日军民的士气。
血洒沂蒙，为中国革命献身
后来，形势更趋险恶。11月30日凌晨，八路军一个特务连被日军一个混成旅团包围，双方力量悬殊，仗打得很残酷，有七名师级以上干部牺牲，希伯的翻译和两个警卫也战死了，希伯拿起牺牲同志的枪射击敌人，最后也献出了生命。希伯遗体上弹痕累累。
希伯壮烈牺牲后，遗体葬在大青山下五道沟的獾沟子附近，后迁葬到沂南梭庄革命烈士墓地，并立碑纪念。
1944年，在江苏省赣榆县的马鞍山(后改名抗日山)的烈士陵园里，树立起“希伯同志永垂不朽”的白色圆锥体石碑。纪念碑由山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立。碑石上有罗荣桓、黎玉、肖华的题词：“为国际主义奔走欧亚，为抗击日寇血染沂蒙，希伯英灵永垂不朽!”
后来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在当时主管山东分局的秘书、行政和统战工作，负责接待过希伯。五十多年后，《战斗在中华大地——汉斯·希伯在中国》出版时，，谷牧为该书撰写了序言和文章，深切怀念这位为中国革命献身的不朽国际主义战士。
作家王火以崇敬的心情，于1981年完成了传记小说《外国八路》，歌颂了希伯可歌可泣的一生。1985年，山东电视台根据王火的《外国八路》拍成电视剧，名为《汉斯·希伯》。
希伯牺牲后的秋迪
希伯牺牲后，新四军送了秋迪一大笔钱作抚恤金，秋迪未要，后来，又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1288弄1号替秋迪买了一幢房子。由潘汉年领导的刘人寿(曾任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曾在这幢房子里设过地下电台。刘说，秋迪对收发报似乎很内行，她对刘等收、发报似乎也知情，但彼此心照不宣。
1954年，秋迪到美国探望母亲。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黄华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暨安理会的代表。在美国期间，黄华以宋庆龄的名义，邀请秋迪来中国安度晚年。秋迪欣然接受，于1978年再度来华。
秋迪回中国后，曾任宋庆龄基金会名誉理事、国际友人研究会顾问、《今日中国》杂志德语专家。她为《今日中国》审阅德文稿件，不肯接受工资报酬。她说，她有联邦德国发给被纳粹杀害的犹太
人亲属的赔偿金(她的弟弟被杀害)，可以生活。
山东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在编纂《希伯文集》(1986年出版)时，得到秋迪的大力帮助。她以耄耋之年，为搜集、鉴核有关希伯的资料做了许多工作。希伯的著作提供了许多重要的中国现代革命史料，展示了他对当时许多重大事件的精辟见解，非常珍贵。
1981年，秋迪已回到中国，她去临沂祭扫时，用德文题了词：“无数先烈在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中献出了他们的生命，希伯同志是个共产党员，他尽了自己的义务，我们将铭记所有的先烈。”秋迪的题词，连同译文被一并镌刻在希伯的墓碑上。
1997年1月21日秋迪在北京医院辞世，享年92岁。秋迪的骨灰运到山东临沂与希伯合葬。一对为中国民主和抗日事业奔走呼号的犹太夫妇，在生离死别五十六年后，终于又聚合在一起，长眠在他们为之奋斗终生的中华大地上。
(作者为上海犹太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