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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抗战，不光是前方将士的流血牺牲，也是平民百姓拒做亡国奴的生死流亡。《七千里流亡》便是济南人刘可牧晚年追忆当年山东中学生西迁的回忆录。6月2日，《七千里流亡》作者刘可牧之子刘庚子、历下区作协理事瞿雷、山东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冯克利、资深文化人白峰等做客山东建筑大学白话沙龙，从这段带有生命温度的个人史述切入，感受历史中个人记忆的生动与对抗遗忘的努力。
“一场与遗忘的赛跑”
1937年秋，当济南已听到黄河北日军的炮声，一群正在读初中的少年，离开了杆石桥外省立一中“广厦宏伟，青瓦粉墙”的校园，随学校、师长奔去“大后方”，启程了不知所终的流亡，也开始了他们无从预计的人生“流亡”。
“读书救国”，弦歌不辍。轰炸，险途，饥寒，疠疫，贫困，无助，死亡，从军，革命，政争，迫害，逃离…… 这群少年中就有刘可牧先生，《七千里流亡》是他晚年追忆当年山东中学生西迁的回忆录。
在山东建筑大学雪山书苑前广场，第二期白话沙龙的主题便以这本《七千里流亡》为楔子。在刘可牧之子刘庚子看来，“这段带有生命温度的个人史述，带人们走进了历史的现场”。
据刘庚子介绍，这本去年11月出版的书籍，本为帮助曾经流亡过的省立一中的老人保留一份珍贵的记忆，没想到获得了许多年轻人的关注。近年来，有关于抗战时期大学南下的作品不断出现，最为著名的，莫过于岳南的《南渡北归》三部曲。但是很多人忽略的是，在那个时期，除了大学在流亡之外，一些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中学生，也随着学校一起加入了南渡的队伍。
刘可牧的《七千里流亡》，实际上填补了历史一道小小的，但却重要的空白。
曾记否，当硝烟四起，教育厅征求各学校的意见，多数学校表示无奈之下只有停办，唯独省立一中的校长讲道：“读书也是抗战，也是爱国，也是救国。济南要是不能待，我带你们走，不做亡国奴！”从济南出发，泰安、菏泽、河南许昌、湖北云阳、陕南、四川，一路步行。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十五岁左右的孩子们，在生命中最美的年华，背井离乡，将青春洒在了漫漫征途。
对刘可牧和他的同学而言，流亡是一段魂牵梦绕的经历。1985年从青州迁回济南后，他的家成了昔日同学的聚会点，流亡，成了长谈中不可掉落的主题。沙龙现场，刘可牧当年的音乐老师瞿亚先之子瞿雷，则为我们描述了抗战时期学生流亡的细节。
当炮火声响起，当菏泽地震，黄河决堤，大量的灾民涌入济南寻求“避风港”。然而敌军的飞机已经进入济南的上空，传单、炸弹轮番从天而降，这时的济南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山东省省立一中的学生大都是济南周边较贫困的孩子，从办学开始，便有着极强的凝聚力；再加上勤俭办学，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它在山东省率先出发，离开济南，在泰安进行复校。然而好景不长，泰安也遭遇轰炸，大量学校、医院和居民区沦为火海，迁移后的省立一中也没能躲过这场浩劫。
师生们从泰安沿铁路往南推进，横贯五省，辗转七千多里，被人们称为“文军长征”。1938年元旦，征途上传来济南沦陷的消息，师生无不痛哭流泪。校长鼓励孩子们“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早晚有一天回到千佛山脚下和大明湖畔。
从山东菏泽到河南许昌，再到湖北云阳，同样一路辗转，危机四伏，终于在1939年2月抵达四川绵阳，获得暂时的安定。
一场颠沛流离的梦，若半世浮生，任命运撕扯。
“健忘时代”与口述史
与宏大的《南渡北归》三部曲相比，这部《七千里流亡》，更像是一部真实可贵的口述史，但是刘可牧却以其开阔的视野，向世人展示了流亡路上的多个不同角度——同学、师长、学校、彼时的抗战背景、国内外大事、甚至于文学、延安、托派、基督教等等，都有所涉猎。
“我读刘可牧先生这部晚年忆旧的遗稿，仿佛与他徜徉于青春梦的墓场，平淡文字铺陈的细节中，全是国难家殇。”山东大学教授、翻译家冯克利这样表示。
一幅幅凄美的战时社会画卷，随着作者的行迹徐徐展开：泰山、赊旗店、山陕会馆、剑门、蓝滩……流亡沿途的山川地貌、乡俗风情扑面而来，历历在目。作者对沿途市井人物的刻画，从地方军政官员、商贾乡绅到贩夫走卒、农民村妇，也都眉目传神，活灵活现：
“我们坐在路旁的大磐石上憩息，见一个妇女从坡后背着一个兜子下来，走得很吃力。她一眼瞥见我们坐在那里，就把背篼往石上猛地一卸，原来是一兜子麦黄杏。因为撂得猛，震出十几颗顺着山坡滚动。她用褴褛的袖子揩一把额上的汗水，笑着对我们说：‘看样子是些学生，外路人，吃罢，才摘的杏！’”
“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中，我们的民族背负着一段悲凉的记忆，却常常被大而化之，忽略了太多的细节。”冯克利说，口述史便将那些历史的细节层层剥开，“可以看到一个历史巨变的时代里，普通人是如何参与其中、与世沉浮、不甘沉沦、与世界和命运抗争挣扎和突围的历史，这是一个普通人和一个时代的关系。”
山东建筑大学的于涓老师作为主持人讲述了她的故事：“去年的五月，给孩子买了一套《中国历史》，孩子读完以后生出很多困惑：妈妈，历史到底是什么？帝王将相、名人志士、朝代更迭、军事战役、发明创造？我们在哪里？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在哪里？”
写过《大江大海1949》的龙应台曾说，个人史是最真诚的国家史。在于涓看来，口述史努力呈现的是亲历者的历史经历和体验，它不可回避主观、偏见。但多元历史参与主体的口述史，可感知、可触摸，有着生命的温度。
20 世纪40 年代的美国，建立了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研究室和森林史协会，是最早的两个口述史研究中心。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因研究需要做部分口述史收集工作，但很少有学者和机构专门做口述史收集、整理工作，许多历史亲历者因为年龄过高离开人世。
“一个人的声音在世上消失了，一个人的记忆在世上飘逝了，至于她带走了什么，已经无人知晓……”女作家阿列克西耶维奇曾震撼于这样的死寂，她拿起了笔，为这“一个人”留下点声音，虽然式微，但，“能成为最有力的武器、不可战胜的武器的，唯有记忆。”
在原三联书店济南分店负责人、资深文化人白峰看来，这个健忘的时代，个人史述无疑是一场与遗忘的赛跑，是窥探历史的另一个幽秘通道，更承载着“为什么还原历史，如何尊重历史”的题外之义。
如白峰所说，“若真正懂得我们所经历的，便不会有“领导一拍脑袋就拆掉了老火车站”的讽刺，便不会有我们作为先发国家的夜郎自大”——口述历史与所有人息息相关，它不仅仅是回望过去。
“一场与遗忘的赛跑”
1937年秋，当济南已听到黄河北日军的炮声，一群正在读初中的少年，离开了杆石桥外省立一中“广厦宏伟，青瓦粉墙”的校园，随学校、师长奔去“大后方”，启程了不知所终的流亡，也开始了他们无从预计的人生“流亡”。
“读书救国”，弦歌不辍。轰炸，险途，饥寒，疠疫，贫困，无助，死亡，从军，革命，政争，迫害，逃离…… 这群少年中就有刘可牧先生，《七千里流亡》是他晚年追忆当年山东中学生西迁的回忆录。
在山东建筑大学雪山书苑前广场，第二期白话沙龙的主题便以这本《七千里流亡》为楔子。在刘可牧之子刘庚子看来，“这段带有生命温度的个人史述，带人们走进了历史的现场”。
据刘庚子介绍，这本去年11月出版的书籍，本为帮助曾经流亡过的省立一中的老人保留一份珍贵的记忆，没想到获得了许多年轻人的关注。近年来，有关于抗战时期大学南下的作品不断出现，最为著名的，莫过于岳南的《南渡北归》三部曲。但是很多人忽略的是，在那个时期，除了大学在流亡之外，一些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中学生，也随着学校一起加入了南渡的队伍。
刘可牧的《七千里流亡》，实际上填补了历史一道小小的，但却重要的空白。
曾记否，当硝烟四起，教育厅征求各学校的意见，多数学校表示无奈之下只有停办，唯独省立一中的校长讲道：“读书也是抗战，也是爱国，也是救国。济南要是不能待，我带你们走，不做亡国奴！”从济南出发，泰安、菏泽、河南许昌、湖北云阳、陕南、四川，一路步行。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十五岁左右的孩子们，在生命中最美的年华，背井离乡，将青春洒在了漫漫征途。
对刘可牧和他的同学而言，流亡是一段魂牵梦绕的经历。1985年从青州迁回济南后，他的家成了昔日同学的聚会点，流亡，成了长谈中不可掉落的主题。沙龙现场，刘可牧当年的音乐老师瞿亚先之子瞿雷，则为我们描述了抗战时期学生流亡的细节。
当炮火声响起，当菏泽地震，黄河决堤，大量的灾民涌入济南寻求“避风港”。然而敌军的飞机已经进入济南的上空，传单、炸弹轮番从天而降，这时的济南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山东省省立一中的学生大都是济南周边较贫困的孩子，从办学开始，便有着极强的凝聚力；再加上勤俭办学，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它在山东省率先出发，离开济南，在泰安进行复校。然而好景不长，泰安也遭遇轰炸，大量学校、医院和居民区沦为火海，迁移后的省立一中也没能躲过这场浩劫。
师生们从泰安沿铁路往南推进，横贯五省，辗转七千多里，被人们称为“文军长征”。1938年元旦，征途上传来济南沦陷的消息，师生无不痛哭流泪。校长鼓励孩子们“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早晚有一天回到千佛山脚下和大明湖畔。
从山东菏泽到河南许昌，再到湖北云阳，同样一路辗转，危机四伏，终于在1939年2月抵达四川绵阳，获得暂时的安定。
一场颠沛流离的梦，若半世浮生，任命运撕扯。
“健忘时代”与口述史
与宏大的《南渡北归》三部曲相比，这部《七千里流亡》，更像是一部真实可贵的口述史，但是刘可牧却以其开阔的视野，向世人展示了流亡路上的多个不同角度——同学、师长、学校、彼时的抗战背景、国内外大事、甚至于文学、延安、托派、基督教等等，都有所涉猎。
“我读刘可牧先生这部晚年忆旧的遗稿，仿佛与他徜徉于青春梦的墓场，平淡文字铺陈的细节中，全是国难家殇。”山东大学教授、翻译家冯克利这样表示。
一幅幅凄美的战时社会画卷，随着作者的行迹徐徐展开：泰山、赊旗店、山陕会馆、剑门、蓝滩……流亡沿途的山川地貌、乡俗风情扑面而来，历历在目。作者对沿途市井人物的刻画，从地方军政官员、商贾乡绅到贩夫走卒、农民村妇，也都眉目传神，活灵活现：
“我们坐在路旁的大磐石上憩息，见一个妇女从坡后背着一个兜子下来，走得很吃力。她一眼瞥见我们坐在那里，就把背篼往石上猛地一卸，原来是一兜子麦黄杏。因为撂得猛，震出十几颗顺着山坡滚动。她用褴褛的袖子揩一把额上的汗水，笑着对我们说：‘看样子是些学生，外路人，吃罢，才摘的杏！’”
“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中，我们的民族背负着一段悲凉的记忆，却常常被大而化之，忽略了太多的细节。”冯克利说，口述史便将那些历史的细节层层剥开，“可以看到一个历史巨变的时代里，普通人是如何参与其中、与世沉浮、不甘沉沦、与世界和命运抗争挣扎和突围的历史，这是一个普通人和一个时代的关系。”
山东建筑大学的于涓老师作为主持人讲述了她的故事：“去年的五月，给孩子买了一套《中国历史》，孩子读完以后生出很多困惑：妈妈，历史到底是什么？帝王将相、名人志士、朝代更迭、军事战役、发明创造？我们在哪里？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在哪里？”
写过《大江大海1949》的龙应台曾说，个人史是最真诚的国家史。在于涓看来，口述史努力呈现的是亲历者的历史经历和体验，它不可回避主观、偏见。但多元历史参与主体的口述史，可感知、可触摸，有着生命的温度。
20 世纪40 年代的美国，建立了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研究室和森林史协会，是最早的两个口述史研究中心。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因研究需要做部分口述史收集工作，但很少有学者和机构专门做口述史收集、整理工作，许多历史亲历者因为年龄过高离开人世。
“一个人的声音在世上消失了，一个人的记忆在世上飘逝了，至于她带走了什么，已经无人知晓……”女作家阿列克西耶维奇曾震撼于这样的死寂，她拿起了笔，为这“一个人”留下点声音，虽然式微，但，“能成为最有力的武器、不可战胜的武器的，唯有记忆。”
在原三联书店济南分店负责人、资深文化人白峰看来，这个健忘的时代，个人史述无疑是一场与遗忘的赛跑，是窥探历史的另一个幽秘通道，更承载着“为什么还原历史，如何尊重历史”的题外之义。
如白峰所说，“若真正懂得我们所经历的，便不会有“领导一拍脑袋就拆掉了老火车站”的讽刺，便不会有我们作为先发国家的夜郎自大”——口述历史与所有人息息相关，它不仅仅是回望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