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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自己,如果从狗洞里爬出来能得到自由,我会不会爬呢?我觉得我 会爬!但从狗洞里爬出来,我还做人。在监狱里,生存的价值太低了!”
私营企业,家族企业,到底姓不姓“私”?这是孙大午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而孙大午之所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文化根源。
大午之“难”
1985年,孙大午的妻子刘会茹和几个农户合伙,以每亩六元钱的价格承包了一片荒滩地。从养1000只鸡、54头猪,用本村的名字开办了一家“郎五庄养殖场”,企业起步了。但是合股人常常闹意见,互相不服气。一年后,养殖场因经营不善赔了1.6万元。不得已,大家只得散伙。孙大午想来想去没有出路,就愿意接手干下去,并答应干好了就把大家的钱连本带利都还上。于是合股人吃了顿“散伙饭”,养殖场就撂给了孙大午。最初的股份制失败了。多年后,孙大午更是眼见很多乃至身边的家族企业,因股份化而走向了分裂。这些或许都在孙大午心中投下了阴影。
当年一只鸡可以卖30元钱,孙大午在信用社上班,一个月的工资不过35元。村里路不通、电不通、水不通、没有资金,但是夫妻俩拼了命靠双手劳动和费尽心思的各种“土”办法,把养殖场撑了下来。第二年就挣了3万元,还了钱,自己还赚1万。再一年,挣了10万。以后是百万……
但是,一个大年三十的夜晚,有人酒后提着菜刀到孙大午家里要钱。“你不是说共同富裕吗?怎么不把你挣的钱给大伙分一分?”孙大午和来人在院子里打了起来,还差点闹出人命。以后周围村庄的干部和村民仍有不少人以各种方式来折腾。因为一个村干部想入股被孙大午拒绝,就找人闯到孙大午家里,出其不意地拿铁锤打伤了孙大午。随后,大午的老父亲要到支书家去上吊,大午的两个弟弟则要以血还血,养殖场工人也要联名抗议公安局居然置之不理……都被孙大午拦住了。伤好出院后,他反而到支书家道歉说自己没处理好关系,但也告诉支书别再鼓捣歪的邪的,“我不怕你”。
大午的发家和惹祸,都缘起于为解决鸡饲料而向乡里乡亲借玉米。后来周围村庄的农民都把粮食存放到他这里,企业给打借条。半年后新粮食收获了,这些存粮如果仍然不需要取回去,就按国家的收购价变现,就高不就低。即农民存放1000斤粮食,最高按0.80元一斤折算,半年后就可以变现为800元钱,不提走就开始计利息。就是这样的方式,孙大午在没钱办企业的情况下,跟农民以实物交易解决了养殖的原料问题,资金也盘活了,也就有了“粮食银行”的称号。
可也就因为这,六年前孙大午遭致了一场牢狱之灾,罪名是“非法集资”。坐牢158天后出来,没有任何结论,就落下了个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如今刑期已过,不了了之,但孫大午却仍在致力于为自己平反昭雪。
倒是他最困难的时候,村民们出来说话了:以后我们还借给他粮食,但再也不让他打条子了!
“狱火”重生
可狱中的孙大午最揪心的并不是条子问题。
叶挺的《囚歌》开头两句是:“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喊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后来有人把它改写了:“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也锁着,一个声音高喊着:怎么他妈的都锁着!”
孙大午在监狱的日子里,就真有这样的困惑。他说:“我问自己,如果从狗洞里爬出来能得到自由,我会不会爬呢?我觉得我会爬!但从狗洞里爬出来,我还做人。在监狱里,生存的价值太低了!”
于是,幸运地从监狱里“走”出来的孙大午,对企业的持续发展和家族的健康传承有了全新的变革设计。
因为这场灾难,几乎毁灭大午集团。
集团的所有高层,包括大午三兄弟全部被抓进监狱。仓促中,大午的长子孙萌、侄女刘平,都只在二十几岁,也不得不紧急接手企业。大午出狱后,孙萌两次坚决要求交出董事长权力,去基层锻炼。这极大地触动了孙大午,他意识到:即使家族企业的接班人,也必定是锻炼成长起来的,不是“培养”出来的。但是,孙大午还在服刑,是不适宜归位的。况且,他的两个兄弟从1990年代进入企业,一直担任高层工作,已立下汗马功劳和富有操盘经验。如果孙萌做了董事长,用权还难以服众;当傀儡,由孙大午垂帘听政,结果是多方都不自在。而如果董事长不是孙大午也不是孙大午的孩子,这个企业的产权会不会发生裂变?几千人的企业会不会分崩离析呢?
于是,刘会茹急切地问丈夫:“你能不能想个办法,设计一个制度,让企业一直这么发展下去,孩子们也平平安安,有本事就创业,没本事就享福。”——风雨中走过的孙大午陷入了家族企业体制与制度的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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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企能不姓“私”?
英、日的“君主立宪”制,就是把治理权与所有权分开。“立宪”,就是为了限制君王无限大的权力,还政于民。美国的“三权分立”,则是多种权力相互制衡的机制。而中国唐朝的“三省制”,则是对“相权”的制衡和对君主负责的制度。孙大午的眼睛“上下求索”。
一年后,孙大午开始创立“私营企业君主立宪制”:
第一,家族的产权不予分割,而是“整体传承”。企业成立监事会,孙大午任监事长。这个职位只在孙家“世袭”。监事们的职责是监督产权的传承和企业的运营,他们可以享受每月工人平均工资的两倍收入。如果自己创业,则拥有百万基金,但任何时候他们也无权分割家产。同时,家族成员担任监事会成员后,不能再进入董事会。
第二,家族其他成员,以所在岗位享受岗位工资和实现一定比例的分红。如:董事长孙二午的分红为当年企业利润的1.5%。
第三,董事会是决策机构、理事会(经理层)是执行机构,重大决策由监事会、董事会、理事会的“联席会议”裁定。而核心领导层由企业全体员工选举产生,正式员工都拥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这样的制度是否就十分完善,可以一劳永逸了呢?当然不是,从两届选举的差异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是在实践中调整,不断走向完善的,这必定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但宗旨则在于:使家族企业健康、持续发展;使家族成员、企业员工都有一个自我实现的追求与公平环境。
孙大午希望,这个制度能更加撬活这个企业。
在这次的“大选”中,董事长孙二午就面对全体员工承诺:未来四年企业的收益要翻两番,也就是从现在的3个亿做到12个亿。总经理刘平则讲了这样一段话:“从我的票数看,有11%的员工没有投赞成票,这就是我需要反省和改进工作的地方。”而从董事会淘汰出来的一位董事看到结果后,当场流下了眼泪,但后来多次表示:“我还年轻,我一定会继续努力!”
已在企业工作六七年的孙萌告诉《中外管理》:从普通员工,到大午中学的教师、副校长、校长以及两届董事会成员,现在自己所走的路子觉得更踏实。而在董事会中,还有一批年龄相仿、才干相当的非家族成员也都担当着各子公司的一二把手,自己要想像父亲那样有威信就不能懈怠。他也会告诉后代不能将财产予以分割。
孙萌的弟弟孙硕对父亲这个制度这样评价:“有这个制度在,将来也不会因为我们哥俩的无能而毁了这个企业。”当孙大午谈到孙硕时则说:“他如果当董事长,要16年以后了。人一般要过了45岁才基本成熟。”孙大午保留监事长的提名权,意义也在此。它与“选票”一起,使董事长、总经理这两个位置在慎重用人上,加了“双保险”。
孙大午认为:“每个人内心深处最看重的,还是人生价值的实现。”他相信这个制度可以让创业者无法躺在功劳簿上,让年轻人奋进;即使家族成员,也并非永远是“长子继承制”,而不想干企业的也可以在社会上有一份体面但不奢华的生活。同时,孙大午推行这一制度,显然不是害怕别人分自己的家产。他不认为股份制是最终的选择,因为,当出现一股独大时,还是一个人决定企业的命运,企业的风险性仍然很大。而“私企立宪”最终将走向:董事长是谁已经不重要了,而是靠权力制衡机制和使用优秀人才来保障企业持续发展。从长远看,只要这个制度存在,“民主”这只脚会与“君主”那只脚协作前行的,因为“大午模式”就是要解决家族传承的障碍。当然,实践才刚刚开始。
一家企业总要有最终责任人。而家族企业最强大的生命力也恰恰在于,始终有人愿对企业负最后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私营企业就是姓“私”。
私企当真姓“私”?
今天,中国农村致富有一条时髦的路子,就是搞“农家旅游”。因为农民手里只有“一亩三分地”和那点儿“宅基地”,惟有“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孙大午靠在华北平原一块“憋闷疙瘩”的村落土地上起家,靠实物交易的“土法金融”催生了养鸡、养猪业;然后种植葡萄园、办饲料场、肉食加工厂、种鸡场——已在世界种鸡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再然后,办技校、小学、中学、医院、温泉度假村。大午集团俨然就是平地拔起的一座“大午城”,生活在这个城里的已有近5000人。
“大午城”如今擁有3000亩土地,其中一部分曾是一个经营不下去的国营农场,而更多土地是从农民手里转租来的,约定每年每亩地以1000斤粮食的价格给予报酬;农民还可以来大午城上班,领取一份工资。这实际就是我们热议的农业土地“大流转”,大午集团就是在走大农业集约化的道路。但是,孙大午不是村长,“大午城”也就与“华西村”不同,至今它不是一级地方行政组织,还没有正式名分。
55岁的孙大午,16岁当兵,一干8年;复员回家后在农业银行的信用社工作,一干11年,然后又辞职回家办企业。可以说,孙大午在外闯荡20年,又回到了农民的原点上,毫无衣锦还乡之感。但实际上,在他身上有了军人的坚定意志,并了解我国金融体系的基层操作。在做企业的过程中,他一边完成了文学修养的成人教育,还专门进修了三年法律专业。即使在他缓刑的四年里,他感谢政策的日益宽松,有机会国内国外,走南闯北。
孙大午既学习别人办企业的长处,又不断呼吁重视“三农”问题和提出具体解决办法。如:乡村金融、土地流转、农业企业化等,他非常高兴地对《中外管理》“炫耀”:“现在正在解决的问题,都是我提过的。”他也着急地在各种会议上呼吁:“从河北到山东,我一路开车看到道路两旁都没有种庄稼,怎么就没人跟总理反映呢?十多年了,粮食收购就没涨价,每斤最高限价一直在八毛钱。农民谁还愿意种粮食呢!我们不能只统计国家的耕地有多少,要重视耕地上的收成有多少!”
“风萧萧兮易水寒”,就是这块土地让孙大午深情眷念。他了解这里的民情风俗,他和这里的百姓打断骨头连着筋。由此他说:企业小是自己的,企业大了就是社会的,是员工给老板打工,老板给社会打工,创造的是社会财富。那么,一个老板能把企业说关就关,把企业说卖就卖吗?
孙大午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私营企业又不姓“私”,而应是“私”的积累,“公”的发展。
儒学之“根”
民间学者宋旭民,在大午的饭桌上特别解释了一番“和谐”:称它是宇宙的“核”,是老子说的“道”。而宇宙的“和谐”规律告诉我们,事物都是“对应”的关系,而非“对立统一”。男人、女人是“对应”的,非“对立”的;老板、员工是“对应”的,非“对立”的。“对应”的关系追求“和谐”,“对立”的关系却凸显“矛盾”。因此,人类要追求“大和谐”。
儒家思想“和”为精髓,重在伦理。孙大午生长于这片土地,植根于传统文化,在“大午城”里,处处可见道德教化的提示。“惠儒亭”是孙大午专门为夫人刘会茹建的,意在艰苦创业,风雨偕行,子孙当铭记“创世纪”。亭子的不远处建了一个“敬儒祠”,其特色是把孔子、关公、岳飞都供奉在一起,而庭院里则是孙中山的雕像。和谐、公平、忠义、天下为公,含义是广泛的。“大午城”里还有一处民俗画廊,再现了华北平原上20年以前的乡间生活情态。而孙大午的草根格言也四处抬眼可见,那都是大午集团做人做企业的“圣经”。
“和”使孙大午开眼向洋,让东西方文化“共享”于脑海中,最终形成“大同”思想,设计出让企业利益相关者共生的制度和环境。孙大午多么希望生活在这里世世代代的人们能守望家园。在中国传统的“五伦”中,父子、君臣、兄弟、朋友、夫妻,惟“父子”以血缘相连,父子关系即为“天伦”。因此,探索家族企业的家族传承,是符合人性“天伦”的。管理
责任编辑:杨 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