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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神只从外部推动，
让宇宙顺着手指而运行，
它应在内部转动世界
包罗本身于自然，
包罗自然于本身，
使得在它身中生存，
活动于存在的东西，
永不丧失其力量，
永不丧失其精神。
——歌德
在进化论史上，达尔文的名字就像一座丰碑，牢牢地矗立在后人的视野之中。但是，丰碑下也留下了抹不去的阴影。它对于20世纪的生物学家产生的影响，无论从正负两个方面来说，都是难以磨灭的。
达尔文理论的鲜明特色在于纯客观的自然选择机制，替代了形形色色的上帝形象，进化论就此成为一种严肃的科学理论。这是达尔文的成功，也是生物学走向客观化的开始。接受这一解释，对于达尔文来说，意味着他在宗教上走向了不可知论。上“贝格尔号舰”之前，达尔文是一个正宗的基督教徒。但是，航海途中所历经的事实，使他对心中的信仰产生了动摇，他在自传中写道：“怀疑以一种很慢的速率在我的心中滋长着，但最后还是完成了，速率是那样地慢，以致我没有感到什么痛苦，而且此后我连一秒钟也没有怀疑过我的结论是正确的。”但是，否决了一个拟人化的、具有产生奇迹能力的造物主的存在，现有世界的秩序又该如何去追溯它的起源呢?正如达尔文自己所表述的，很难想象这个伟大而奇迹的宇宙，包括具有高瞻过去远瞩未来的能力的人类，竟然是从盲目的机会中产生出来的，当这样想的时候，达尔文被迫使自己成为一个泛神论者，如拉马克意义上的，想象有一位神，他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类似人类的智慧头脑。大约在刚开始写《物种起源》一书的时候，达尔文还是这样一位泛神论者，可是从那时起，这种信念以非常缓慢的速率，通过许多波动，而变得较为微弱了，以至到最后彻底瓦解，这时他得出的结论是：“我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去相信眼睛是特为某种目的而设计的；另一方面，每一事物都是无理性的盲目力量的结果，这也不能使人满足……万物肇始的奥秘不是我们所能解决的，人们必须满足于作一个不可知论者，我就是其中的一位。”宗教信仰的变更，是由于他已找到了自然选择作为生物进化的唯一机制，他不再需要乞求全能的上帝。
以自然选择(客观规律)来代替上帝的设计(主观意志)，标志着进化论的哲学基础完全奠基于唯物主义之上，它与物理学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上。但是，达尔文甚至比物理学家走得更远，他心目中的自然，“是指我们能证实的各种综合作用及其产物，所谓定律，是指我们所能证实的各种事物的因果关系。”这是一幅纯客观的图景，关于造物主，因其不属于科学讨论范围，因而不予考虑。物理学家曾赋予自然的那种和谐、美感，多少为智慧上帝的存在留下了想象的空间，然而，在达尔文的世界中，这一切都被无情的生存竞争所替代，昔日温情脉脉的面纱荡然无存。在此意义上，达尔文进化论是19世纪还原色彩最为浓厚的一种科学理论。
将达尔文不可知论的宗教立场与爱因斯坦(A1ben Einstein，1829—1955)的宗教观作一比较，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同时也可折射出现代物理学与分子生物学的泾渭之别。爱因斯坦是一位斯宾诺莎意义上的泛神论者，他说：“我信仰斯宾诺莎的那个在存在事物的有秩序的和谐中显示出来的上帝，而不信仰那个同人类的命运和行为有牵累的上帝。”爱因斯坦将科学家的宗教感情称之为宇宙宗教感情，这是指“对自然界和思维世界里显示出的崇高庄严和不可思议的秩序”所表达出的由衷赞美和倾慕。爱因斯坦再三强调，宇宙是一个和谐的、崇高的、同时也是不可思议的存在。他有一句名言：这个世界上最不可理解的事情就是自然界是可以理解的这一事实。这一说法同基督教早期神学家、具有泛神论倾向的奥古斯丁的说法如出一辙，奥古斯丁曾经指出：“不管世界有什么奇迹发生，也比不上世界自身这一整个奇迹，我指天、地以及其间的一切。上帝创造了这一切，造物主以及它的创造方式都是人所不可思议之谜。虽然在看惯了自然界的一些奇迹之后，我们很少思索它们，但如果唤起我们去沉思它，他们是比最罕见、最怪异的奇迹更大的奇迹。因为人本身就是一个比任何通过人产生出来的奇迹更大的奇迹。”但是，对于奥古斯丁来说，在可见而不可思议的奇迹中恰恰隐藏着深不可测的秩序和目的，因此，奇迹决不是一个与秩序相对立的概念。“奇迹并不违反自然，只是违反我们所知道的自然。”
由此可见，从奥古斯丁通过斯宾诺莎再到爱因斯坦，他们的泛神论立场都将自然看作是一个有秩序的、然而又是不可思议的神秘存在。唯其有秩序，自然科学的研究才有可能；另一方面，惟其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神秘存在，它才对科学家发出永恒的召唤。
归根到底，宗教思想的核心源于对膜拜对象的崇高敬畏感，“爱”的前提也正是对被爱者的神秘、惊奇感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爱就意味着害怕无限深入地了解事物的最终底细。一旦这种敬畏感、惊奇感消失，宗教和爱情都将不复存在。理论物理学家和分子生物学家的差别正是在这里得到了深刻的体现。
理性美(理性与内在和谐的一致)是引起我们深刻崇拜与敬畏、惊奇的内在原因。然而，生物学却被剥去了这种内在理性之美，这就是将自然选择作为自然观核心的荒谬。宇宙宗教感情的缺乏，致使生物学家少有博大精深的哲学功底。而更多地局限于实验细节的追究考察上。我们看到，在理论物理学中，寻求逻辑自治比寻求实验结果更重要，数学定律的简洁性、优美性，其中所体现出来的秩序、和谐，使人美不胜收，对统一的自然规律存在的信仰及其膜拜，是物理学家心目中神圣的上帝。对于生物学家来说，生命现象中美妙的适应机制、功能活动等，曾是无尽的魅力源泉，然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摧毁了这一切。于是，生物学家从物理学家中所学到的仅仅是一种具体的方法，忽略的恰恰是精神气质，博大深沉的胸怀，这才是还原论生物学的真正悲哀所在。
从方法上来考察，物理学家本质上从演绎方法着手，这就是被爱因斯坦推崇备至的探索性演绎方法。演绎方法必须以逻辑的简单性作为基础，以信仰作为前提，必然性作为框架，直逼经验事实。理论始终走在事实前面，这是物理学的一贯思路，对理论的关注，造就了物理学家博深的思维及俯瞰全局的能力。
归纳方法则在每一点上都与此相反，它带有或然性，以经验事实作为引导，难免会更多地把关注局限于细节，并且缺乏信仰。如前所述，自然选择理论的形成主要与归纳方法有关。对经验事实及归纳逻辑的过份执着，将会导致不可知论，休谟和达尔文就是如此。不可知论的哲学态度，会使我们无法面临一个更高的境界，从而对人类对自身失去信心，并对宇宙的终极原因持冷漠态度。现代分子生物学家，从不可知论一跃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可知论，其根底是相通的，即都对谜底失去惊奇、敬畏之感，深刻的惊奇已被实用的好奇所替代，人类拥有知识却面临着智慧的贫困。
爱尔兰作家奥斯卡·王尔德说过：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悲剧，一种是得不到你想得到的东西，另一种是得到了它。后一种才是真正的悲剧。科学是不是会面临这一类真正的悲剧，取决于科学家是否能保持一种对自然，对生命的惊奇之感，这才是智慧的不竭源泉。
从某种意义上说，面临对象所表现出来的惊奇之感，有点类似于艺术家的创作激情。达尔文在他的自传中曾经谈到，当他从事于枯燥、繁冗的生物学研究之后，他可怕地发现他的艺术激情却在相应地萎缩，这表现为他对小说、音乐的欣赏变得越来越困难，达尔文认为这是因为他的推理、分析能力压抑了对艺术的欣赏，是他个人的悲剧，但是，这岂止是达尔文的悲剧，这更是生物学的悲剧。生物学在分析、还原的道路上日益挺进之时，它也在不断丧失面临对象所表现出来的深刻洞察力。当以莫诺为代表的分子生物学家，将深邃博大的进化现象看作只不过是突变加选择的产物并抹去大肠杆菌与大象的区别时，就深刻地反映了生物学在洞察智慧方面的贫乏。
与生物学家相比，现代物理学家如爱因斯坦、普朗克等，都终生保持了对艺术的鉴赏力，而且从艺术中吸取灵感，成为他们科学研究事业的一部分，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要真正消除达尔文的悲剧，生物学家更需要的是在琐细、繁冗的研究工作之余，放眼观看千姿百态、生气勃勃的生命界，谛听来自生命内部的召唤，面对魅力无穷的进化现象，重新唤起一种惊奇之感、敬畏之情，这样进化论就会走进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我们直接面对智慧，科学与自然哲学相通。
这就是明日的进化论。
(节选自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版《进化的阶梯》)
让宇宙顺着手指而运行，
它应在内部转动世界
包罗本身于自然，
包罗自然于本身，
使得在它身中生存，
活动于存在的东西，
永不丧失其力量，
永不丧失其精神。
——歌德
在进化论史上，达尔文的名字就像一座丰碑，牢牢地矗立在后人的视野之中。但是，丰碑下也留下了抹不去的阴影。它对于20世纪的生物学家产生的影响，无论从正负两个方面来说，都是难以磨灭的。
达尔文理论的鲜明特色在于纯客观的自然选择机制，替代了形形色色的上帝形象，进化论就此成为一种严肃的科学理论。这是达尔文的成功，也是生物学走向客观化的开始。接受这一解释，对于达尔文来说，意味着他在宗教上走向了不可知论。上“贝格尔号舰”之前，达尔文是一个正宗的基督教徒。但是，航海途中所历经的事实，使他对心中的信仰产生了动摇，他在自传中写道：“怀疑以一种很慢的速率在我的心中滋长着，但最后还是完成了，速率是那样地慢，以致我没有感到什么痛苦，而且此后我连一秒钟也没有怀疑过我的结论是正确的。”但是，否决了一个拟人化的、具有产生奇迹能力的造物主的存在，现有世界的秩序又该如何去追溯它的起源呢?正如达尔文自己所表述的，很难想象这个伟大而奇迹的宇宙，包括具有高瞻过去远瞩未来的能力的人类，竟然是从盲目的机会中产生出来的，当这样想的时候，达尔文被迫使自己成为一个泛神论者，如拉马克意义上的，想象有一位神，他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类似人类的智慧头脑。大约在刚开始写《物种起源》一书的时候，达尔文还是这样一位泛神论者，可是从那时起，这种信念以非常缓慢的速率，通过许多波动，而变得较为微弱了，以至到最后彻底瓦解，这时他得出的结论是：“我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去相信眼睛是特为某种目的而设计的；另一方面，每一事物都是无理性的盲目力量的结果，这也不能使人满足……万物肇始的奥秘不是我们所能解决的，人们必须满足于作一个不可知论者，我就是其中的一位。”宗教信仰的变更，是由于他已找到了自然选择作为生物进化的唯一机制，他不再需要乞求全能的上帝。
以自然选择(客观规律)来代替上帝的设计(主观意志)，标志着进化论的哲学基础完全奠基于唯物主义之上，它与物理学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上。但是，达尔文甚至比物理学家走得更远，他心目中的自然，“是指我们能证实的各种综合作用及其产物，所谓定律，是指我们所能证实的各种事物的因果关系。”这是一幅纯客观的图景，关于造物主，因其不属于科学讨论范围，因而不予考虑。物理学家曾赋予自然的那种和谐、美感，多少为智慧上帝的存在留下了想象的空间，然而，在达尔文的世界中，这一切都被无情的生存竞争所替代，昔日温情脉脉的面纱荡然无存。在此意义上，达尔文进化论是19世纪还原色彩最为浓厚的一种科学理论。
将达尔文不可知论的宗教立场与爱因斯坦(A1ben Einstein，1829—1955)的宗教观作一比较，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同时也可折射出现代物理学与分子生物学的泾渭之别。爱因斯坦是一位斯宾诺莎意义上的泛神论者，他说：“我信仰斯宾诺莎的那个在存在事物的有秩序的和谐中显示出来的上帝，而不信仰那个同人类的命运和行为有牵累的上帝。”爱因斯坦将科学家的宗教感情称之为宇宙宗教感情，这是指“对自然界和思维世界里显示出的崇高庄严和不可思议的秩序”所表达出的由衷赞美和倾慕。爱因斯坦再三强调，宇宙是一个和谐的、崇高的、同时也是不可思议的存在。他有一句名言：这个世界上最不可理解的事情就是自然界是可以理解的这一事实。这一说法同基督教早期神学家、具有泛神论倾向的奥古斯丁的说法如出一辙，奥古斯丁曾经指出：“不管世界有什么奇迹发生，也比不上世界自身这一整个奇迹，我指天、地以及其间的一切。上帝创造了这一切，造物主以及它的创造方式都是人所不可思议之谜。虽然在看惯了自然界的一些奇迹之后，我们很少思索它们，但如果唤起我们去沉思它，他们是比最罕见、最怪异的奇迹更大的奇迹。因为人本身就是一个比任何通过人产生出来的奇迹更大的奇迹。”但是，对于奥古斯丁来说，在可见而不可思议的奇迹中恰恰隐藏着深不可测的秩序和目的，因此，奇迹决不是一个与秩序相对立的概念。“奇迹并不违反自然，只是违反我们所知道的自然。”
由此可见，从奥古斯丁通过斯宾诺莎再到爱因斯坦，他们的泛神论立场都将自然看作是一个有秩序的、然而又是不可思议的神秘存在。唯其有秩序，自然科学的研究才有可能；另一方面，惟其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神秘存在，它才对科学家发出永恒的召唤。
归根到底，宗教思想的核心源于对膜拜对象的崇高敬畏感，“爱”的前提也正是对被爱者的神秘、惊奇感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爱就意味着害怕无限深入地了解事物的最终底细。一旦这种敬畏感、惊奇感消失，宗教和爱情都将不复存在。理论物理学家和分子生物学家的差别正是在这里得到了深刻的体现。
理性美(理性与内在和谐的一致)是引起我们深刻崇拜与敬畏、惊奇的内在原因。然而，生物学却被剥去了这种内在理性之美，这就是将自然选择作为自然观核心的荒谬。宇宙宗教感情的缺乏，致使生物学家少有博大精深的哲学功底。而更多地局限于实验细节的追究考察上。我们看到，在理论物理学中，寻求逻辑自治比寻求实验结果更重要，数学定律的简洁性、优美性，其中所体现出来的秩序、和谐，使人美不胜收，对统一的自然规律存在的信仰及其膜拜，是物理学家心目中神圣的上帝。对于生物学家来说，生命现象中美妙的适应机制、功能活动等，曾是无尽的魅力源泉，然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摧毁了这一切。于是，生物学家从物理学家中所学到的仅仅是一种具体的方法，忽略的恰恰是精神气质，博大深沉的胸怀，这才是还原论生物学的真正悲哀所在。
从方法上来考察，物理学家本质上从演绎方法着手，这就是被爱因斯坦推崇备至的探索性演绎方法。演绎方法必须以逻辑的简单性作为基础，以信仰作为前提，必然性作为框架，直逼经验事实。理论始终走在事实前面，这是物理学的一贯思路，对理论的关注，造就了物理学家博深的思维及俯瞰全局的能力。
归纳方法则在每一点上都与此相反，它带有或然性，以经验事实作为引导，难免会更多地把关注局限于细节，并且缺乏信仰。如前所述，自然选择理论的形成主要与归纳方法有关。对经验事实及归纳逻辑的过份执着，将会导致不可知论，休谟和达尔文就是如此。不可知论的哲学态度，会使我们无法面临一个更高的境界，从而对人类对自身失去信心，并对宇宙的终极原因持冷漠态度。现代分子生物学家，从不可知论一跃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可知论，其根底是相通的，即都对谜底失去惊奇、敬畏之感，深刻的惊奇已被实用的好奇所替代，人类拥有知识却面临着智慧的贫困。
爱尔兰作家奥斯卡·王尔德说过：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悲剧，一种是得不到你想得到的东西，另一种是得到了它。后一种才是真正的悲剧。科学是不是会面临这一类真正的悲剧，取决于科学家是否能保持一种对自然，对生命的惊奇之感，这才是智慧的不竭源泉。
从某种意义上说，面临对象所表现出来的惊奇之感，有点类似于艺术家的创作激情。达尔文在他的自传中曾经谈到，当他从事于枯燥、繁冗的生物学研究之后，他可怕地发现他的艺术激情却在相应地萎缩，这表现为他对小说、音乐的欣赏变得越来越困难，达尔文认为这是因为他的推理、分析能力压抑了对艺术的欣赏，是他个人的悲剧，但是，这岂止是达尔文的悲剧，这更是生物学的悲剧。生物学在分析、还原的道路上日益挺进之时，它也在不断丧失面临对象所表现出来的深刻洞察力。当以莫诺为代表的分子生物学家，将深邃博大的进化现象看作只不过是突变加选择的产物并抹去大肠杆菌与大象的区别时，就深刻地反映了生物学在洞察智慧方面的贫乏。
与生物学家相比，现代物理学家如爱因斯坦、普朗克等，都终生保持了对艺术的鉴赏力，而且从艺术中吸取灵感，成为他们科学研究事业的一部分，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要真正消除达尔文的悲剧，生物学家更需要的是在琐细、繁冗的研究工作之余，放眼观看千姿百态、生气勃勃的生命界，谛听来自生命内部的召唤，面对魅力无穷的进化现象，重新唤起一种惊奇之感、敬畏之情，这样进化论就会走进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我们直接面对智慧，科学与自然哲学相通。
这就是明日的进化论。
(节选自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版《进化的阶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