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决策中专家是中立的吗？—对京津冀协同发展中专家社会稳定风险感知的分析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程佳旭、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祝哲、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彭宗超 本文节选自《公共行政评论》2020年第3期

　　本文通过对参与重大决策的专家进行问卷调查，设置了一个具体的真实风险情境，详细解释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中专家社会稳定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并揭示了在同一决策咨询平台中，作为政策目标群体的学者型专家与作为政策执行者的官员型专家社会稳定风险感知影响因素的具体差异。
　　本文的研究发现主要包括：第一，对于专家的社会稳定风险感知来说，心理测量范式的影响因素与社会文化范式的影响因素并不同时起作用。官员型专家的社会稳定风险感知主要受现实风险特征因素等心理测量范式变量的影响，而学者型专家的社会稳定风险感知主要受信息公开及政策了解度等社会文化变量的影响。这在社会稳定风险这一特定风险领域中对专家群体的风险感知影响因素进行了详细深入的刻画。
　　第二，专家群体不是铁板一块，各个因素对于不同专家群体社会稳定风险感知的影响存在差异，作为政策目标群体的学者型专家与作为政策执行者的官员型专家的社会稳定风险感知在政民互动、专业认知度因素方面具有显著的差异性。相较于官员型专家，学者型专家更受政民互动因素、专业认知度因素的影响，而不是现实风险因素的影响。因此，在专家的政策参与过程中，应当更注重信息的公开透明，尽可能打破体制内外信息的不对称性，构建更加畅通的对话渠道和更加平等的沟通平台。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在决策过程中专家角色的定位不应被理想化，决策的过程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利益整合的过程，需要建立来自不同决策角色群体的更全面的对话与协调机制。对参与重大决策咨询论证工作的专家也应从身份、属性等各个维度进行全方面的考量，建设更科学有效的专家库，服务于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法治决策的改革进程。因此，应全面理解专家在重大决策中的角色，不断完善专家参与制度。

中国民法典总则与分则之间的统辖遵从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孙宪忠 本文节选自《法学研究》2020年第3期

　　二是创新宏观调控，将在险增长作为参考指标纳入宏观调控范畴。随着中国宏观杠杆率的不断攀升，以及外界对于中国可能爆发债务危机的担心，加上2015年的股市危机、2019年的包商银行接管事件等，无不凸显出当下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这也是为什么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处在中央提出的三大攻坚战之首。底线思维与防化风险在政策议程中占据了突出位置，宏观政策框架已经由原来的通胀与就业的权衡取舍转变成增长与风险的权衡取舍。在努力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动态平衡的大背景下，可以引入在险增长这一指标，为宏观调控提供新的视角和参考基准。
　　三是基于公共部门风险集聚的特征，需要推进风险的市场化分担。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政府杠杆率的大幅攀升无可避免，由此可能带来短期内的资源配置扭曲也是抗疫所要付出的代价。但考虑到金融风险向公共部门集中，需要构建风险共担机制，特别是风险的市场化分担。这意味着，一方面，政府加大支出的同时，要想办法激发民间投资。民间投资的积极参与，将会促进风险的市场化分担，有利于缓解公共部门的高杠杆。另一方面，支持抗疫的措施有很多只是救急，是权宜之计，应考虑退出之策。2009年的4万亿元和“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使得国有经济全面出击，和民营经济争夺资源和市场，挤出效应明显，这就是只考虑救急而未考虑退出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