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面具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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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运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分析奥斯卡·王尔德笔下的母亲形象,讨论母亲在其作品中被社会放逐的社会现象。研究发现,王尔德作品中的这些母亲缺乏独立的身份,没有话语权,常常要为男性的错误行为承担责任。男性把母亲边缘化以维护父权社会秩序,而边缘化的女性在寻求主体性的过程中处于两难之境。王尔德对女性的社会处境有着深切的同情,对当时英国虚伪的社会伦理道德进行了揭露,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理想化的解决途径。
  关键词:女性主义 母亲形象 面具 边缘化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女性主义出现于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因其对女性地位及整个社会的开拓性重大意义而备受关注。女性主义共经历三次浪潮:第一,19世纪末至20世纪60年代,代表人物为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目标是争取妇女的选举权、经济平等及生育自主权;第二,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以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著作《女性的奥秘》(1963)的出版为标志,强调两性生理差异及女性自身经历;第三,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马克思主义重新兴起及后现代主义理论及后结构主义的冲击,女权主义呈现出兼容并包、多元化的特质。西方女性主义指出妇女低于男性是社会差异造成的,强调女性在社会文化中的平等地位与权利,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有异于男性社会的女性世界。
  母亲也是女性主义关注研究的重要领域。女性主义理论家露丝·伊里加蕾(Luce Irigaray)认为母性的作用支撑着社会秩序和欲望秩序,这一作用一直维系在男性需要的层面。她曾断言,谋杀母亲以维持男性秩序,这是西方文明得以存在延续的基础。父权体制摧毁了最体现关爱和丰饶的纽带母女关系,母女关系成为父权文化中缺失的支柱。伊里加蕾的观点促使我们关注深思长期以来在父权社会中被忽视的母亲的地位。在父系/男性话语体系中,母亲一直处于边缘化的“他者”地位。西蒙·德·波伏娃指出女性对于男性来说是“他者”,必须根据男性选择的行为方式来定义自己。杰西卡·本杰明(Jessica Benjamin)继续沿用“他者”这一体现男女两性权力关系的术语,认为母亲也是男性世界的“他者”,是男性本者的对应者,是男性压抑自我的另一面。这种描述清楚地阐释了母亲在男性想象世界中所处的他者地位。刘岩认为,母亲像其他女性一样,其身份由“男性参照她同家庭其他成员——主要是男性成员,尤其是儿子的关系”决定的,母亲没有话语权力,在男性生活中处于从属地位,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常常沦为男性错误行为的替罪羊。
  王尔德在作品中刻画了一群特殊的女性角色——“失足母亲”,这些母亲皆因追求自由的爱情、婚姻而逾越了当时的社会家庭伦理界限,遭受社会无情驱逐,被迫戴上面具生活。这些戴着面具的母亲身上寄寓着王尔德的女性观、婚姻爱情观、伦理道德观,也承载着他对维多利亚后期中产阶级女性的主体意识及其家庭伦理观念的质疑与反思。她们“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悲惨命运,为王尔德的作品增添了思想内涵与历史厚重感。
  本文运用女性主义理论梳理失足母亲形象在王尔德作品中的呈现模式,分析这些母亲是如何被边缘化为社会的“他者”,探讨王尔德对这一社会现象的态度及思考。
  一 被放逐的母亲
  波伏娃认为,婚姻是女性的最终命运。美国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南希·乔德罗(Nancy Chodorow)则指出,女性在家庭中的位置是由她身为母亲的角色决定的。可是,在王尔德的作品中,母亲在家庭中通常处于从属地位,在男人/父亲的眼中没有独立的身份,如若母亲追求独立、自由、爱情,则会遭驱逐或受惩罚,均不能天遂人愿。
  在《道林·格雷的画像》中,道林·格雷的母亲玛格蕾特跟一个一文不名的年轻人私奔,而母亲的父亲就买通一个流氓当众像叉鸽子似地侮辱杀害了该年轻人,之后不到一年母亲就郁郁而终了;同样,西碧儿的母亲爱上了一个身份、门第很高的有妇之夫,结局是带着两个私生子隐姓埋名,一生凄苦。
  另一部作品《少年国王》中,少年国王的母亲偷偷地跟一个地位低贱的男人结婚生子,结果孩子出世一周,就在一次母亲睡着的时候被人偷走,而母亲醒来不到一个钟头就悲哀地死去。
  此外,《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中,厄林太太离婚后撇下摇篮里的女儿,奔向她情人的怀抱,然而遗憾的是,情人后来又抛弃了她。与之相反,《一个无足轻重的女人》中,阿布兹诺太太的情人拒绝和她结婚,她被迫带着私生子离开。
  总之,王尔德作品中的这些母亲完全被剥夺了爱情、自由、家庭、尊严,最终的命运只能是死路一条或成为名誉扫地的人而最终被社会遗弃。所以,她们只能留守家中,大门紧闭,把阳光挡在外面,独自坐在黑暗里。
  二 戴面具的母亲
  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西苏(Helene Cixous)认为,男性帮助定义了女性:男人创造女人,他塑造了女人,为她建构了她应有的形象。而林恩·哈佛(Lynn Huffer)则认为,母亲只能以隐藏的面貌出现,作为一个无形的东西,她只能通过借用父系的、代表真理的体系所给予她的形式而存在。王尔德作品中被社会无情驱逐的母亲们,无一例外地戴上或是被戴上一副符合当时社会伦理道德好母亲的面具,或隐姓埋名,或诚惶诚恐,不得不过着双重或多重的黯淡生活。
  《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中,温德米尔夫人认为,每个人在自己心目中都有理想的完美典型,而在她心目中完美的典型就是在她出生后才几个月就死了的母亲。一个已经去世的、白璧无瑕的假母亲形象蒙蔽了她的双眼,真实的母亲却遭到了她的嫌弃,最终她的母亲只好放弃母女相认而远赴他乡。
  《一个无足轻重的女人》中,阿布诺兹太太从来不跟儿子谈起他的父亲,以至于儿子不记得自己的父亲,认为父亲很多年以前就死了,猜测母亲一定嫁了一个身份比她低的男人。《道林·格雷的画像》中,韦恩太太的儿子对母亲的婚姻一无所知。《少年国王》中,少年国王始终认为自己是穷牧羊人的儿子。
  总之,戴着沉重面具的母亲们只能忘却真正的自我,惶恐度日。厄林太太每时每刻担心被剥去假面,阿布诺兹太太则是一个戴着面具、患麻风病的女人。   三 边缘化母亲的两难之择
  法国女性主义哲学家露丝·伊里加蕾指出,母亲、处女和妓女是父权制度加于女性的社会角色。通过这些社会角色,男性把女性降低到低等或从属的地位。男性拥有绝对话语权,而女性被男人,甚至包括儿子,严重剥夺了话语权,从而被边缘化排除在社会话语中心之外。
  《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中,厄林太太想要“洗心革面”做正派人,想要返回她因一念之差而失去的一席之地,重新过体面的生活,但是,她要面对所有人的质疑与羞辱。在她不知实情的女儿温德米尔夫人眼里,这个干了所谓伤风败俗之事的女人是绝对不可原谅的,遇到那样的女人便是丢脸,认识那样的女人等于堕落,在其他人如柏维克公爵夫人看来这样的女人绝对不容于上流社会,而她的女婿温德米尔勋爵之所以愿意帮她参加女儿的生日宴会也不是出于同情,而是出于恨,是因为瞧不起她,目的是希望自己的太太免于蒙受耻辱,免于丢脸,免于出丑。对这一点,厄林太太始终都很清醒。对她来说,她面临着一个很大的挑战,那就是女儿的名誉,所以当她的女儿温德米尔夫人处在身败名裂的边缘,到了悬崖绝壁的危岩时,她不惜冒着自己名誉再次被毁的危险,挺身相救,在好言相劝女儿回到她丈夫身边时,这位母亲再次强调了一个女人的重要家庭使命,表明孩子即便虐待自己,自己也要留在孩子身边的强烈愿望,然而,她自己却悄然离开了自己的孩子。
  《一个无足轻重的女人》中,阿布兹诺太太面对的艰难选择则是母亲的耻辱和儿子的前途之间的抉择。在遗弃她的男人伊林沃兹勋爵看来,这个女人一成不变、始终如一的自私,因为他认为儿子杰拉德的前途比一个女人的过去更重要,而儿子的前途也不需要一个女人来管。在他看来,女人对生活的看法十分狭隘,眼界很小,关心的事也很琐碎不重要。此外,她一手抚养长大的儿子也认为自己的母亲清算20年前的老账是不公平的。母亲无法理解男性,这揭示出她所处的边缘化位置以及她缺乏权威的话语权力。母亲无法充分理解丈夫或儿子,这是因为她被排除在了男性秩序之外。
  四 男女平等的社会理想
  王尔德在其作品中给那些被遗弃、被驱逐的母亲提供了足够的舞台,让她们从紧闭的大门、黑暗里走出来充分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说出她们所遭受的迫害。厄林太太:“您……不知道遭白眼、受嘲弄、被唾弃、挨耻笑是什么滋味,总之,您不知道什么叫做给排除在社交圈外!这样的人就要尝闭门羹,只得从小道旁门溜进去,每时每刻担心被剥去假面……”
  王尔德借美国女孩海丝特之口道出了这些母亲悲剧的社会根源,即不应该单单只让女方遭受痛苦。如果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共同犯了罪,那就让他们俩一块儿到沙漠里去相爱或者相恨,这样才公平、平等。然而,在他的作品中所展现的却是相反,对男人是一种法律,对女人又是另一种法律,男女之间出了事,结局总是女人受煎熬,男人无风无浪。如亨利·韦斯敦勋爵,一个面带狰狞笑容、声名狼藉的男人,到处都邀请他,宴会没有他出席就算不得圆满。至于那些由于他而遭到毁灭的女人则都是些被遗弃的人,无名无姓,如果在街上遇到她们,人们就会扭过头去。
  王尔德借这些母亲之口表达了自己的同情,指出了问题的根源,同时也给这些母亲们指出了解决途径,即逃离英国,这是被遗弃母亲的惟一出路。厄林太太准备重新到国外定居。她说英国的气候对她的心不利,她受不了,伦敦的雾太重,正人君子也太多,她要永远离开英国。此外,王尔德也借海斯特之口说出了一个更加具体的去处:大洋彼岸的美国,那里更美好、更明智,而且是个不公正的事更少的国土。王尔德认为世界非常宽广,总会有这些母亲的安身之所。
  五 结语
  在作品中,王尔德再现了这些被放逐母亲所遭受的悲惨命运,对她们表达了他的深切同情,并对这一现象给予了充分思考与探索,也提出了逃离英国的解决办法。但王尔德的药方只是一种良好愿望,一种大团结的喜剧结尾,因为实际上,只要这个父权社会一天得不到改变,那些被驱逐的母亲即使逃至国外也只能继续戴着自己的沉重面具生活,她们的命运也仍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正如《一个无足轻重的女人》中斯特费尔德夫人所言:人世间原是为男人而不是女人创造的,女性的逃避是没有用的,其逃避只能表明她无力反抗父权律法和男性秩序。
  参考文献:
  [1] Luce Irigaray,Women-M others,the Silent Substratum of the Social Order[A].trans. David Macey,The Irigaray Reader[M].ed.Margaret Whitford,Cambridge,Mass:Blackwell Publishers,1991.
  [2] Luce Irigaray,Thinking the Difference[A].trans.Karin Montin.London:The Athlone Press,1994.
  [3] Simone de Beauvoir,The Second Sex[M].trans.H.M.Parshley,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 Ltd,1972.
  [4] Jessica Benjamin,The Bonds of Love:Psychoanalysis,Feminism,and the Problem of Domination[M].New York:Pantheon Books,1988.
  [5] 刘岩:《放逐到“阿拉斯加”的母亲》,《中国比较文学》,2007年第4期。
  [6] Nancy Chodorow,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Psychoanalysis and the Sociology of Gender[M].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
  [7] Helene Cixous,Castration or Decapitation?[J].trans.Annette Kuhn,Signs: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7.1.1981.
  [8] Lynne Huffer,Maternal Pasts,Feminist Futures:Nostalgia,Ethics,and the Question of Difference[M].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9] Luce Irigaray,This Sex Which Is Not One[M].trans.Catherine Porter and Carolyn Burke,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5.
  [10] 奥斯卡·王尔德,荣如德、巴金等译:《王尔德全集》,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作者简介:袁庆锋,男,1978—,河北邢台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工作单位: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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