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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悉张一弓去世，中国作协主席铁凝用一段文字表达了自己的心情：“一个作家终其一生，能为世人创造几个鲜明、难忘的文学形象实属不易。张一弓做到了。就此而言，他是幸福的。一弓已远行，他的率真、诚朴、对人生胸无块垒的微笑，将伴随他的那些人物，长久地活在读者心中！”作为张一弓的南阳老乡，中国作协副主席廖奔以“一张强劲文学之弓射出的闪亮鸣镝飞到了尽头，灿烂的文学豫军之星陨落了，他的轨迹深深锲刻为一个时代的年轮”表示哀悼。
张一弓曾称自己是“同时代人的秘书”。他深入反思农村历史道路的曲折，热情拥抱变革时期的农村现实，努力追踪农村的变革步伐，使他的小说成为充满热情和理想的现实主义创作。
上世纪80年代前半期的小说创作来看，他的小说写作基本上遵从的是“政治—人性”和“社会—人”的叙述话语。与当时的其他作家相比，他关注的不是在那个泛政治化的历史境遇中中国知识分子或革命干部的命运，而是中国农民的命运。他共写过30多篇、共计150多万字表现河南农村生活的中短篇小说。大体而言，张一弓笔下有关中国农民的“政治—人性”叙述话语有两种价值取向：或揭示外在的政治权力给主人公的人性所带来的心理创伤和精神扭曲，或展示人性在外在的政治权力的压抑下所表现出来的反抗精神和超越境界。前者从政治的角度透视人性的异化，后者从政治的视角观照人性的力量。
当然，真正为张一弓在文坛树立声名的并不是这种提示政治对人性的异化，而是集中展示人性的反抗。这方面的著例首推《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李铜钟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出于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他一贯抵制左倾路线和浮夸风，反对在大跃进中搞“化妆劳动”的虚假行为；他坚持说实话、办实事，宁愿“骑乌龟”，被批判为“右倾”，也要如实上报粮食产量。李铜钟又是舍身忘己、为民请命的悲剧英雄。在谎祸酿成的大饥荒威胁李家寨乡亲生命的严重时刻，他置个人生死荣辱于度外，以生命为抵押，向国库“借粮”来拯救人民，自己却倒在了被颠倒的历史车轮下。在人民群众生死存亡的严峻现实下，“法纪”与党性的尖锐冲突，使李铜钟的性格、意志和胸怀在借粮、被捕、受审、牺牲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表现，一个为拯救民众以身试法的悲剧英雄形象跃然纸上。李铜钟的英雄性格与悲剧命运，深刻地揭示了大饥荒灾难的历史成因，提出了反思历史、纠正左倾路线谬误的重要课题。
评论者徐庆全曾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第一次撕开了“三年自然灾害”历史真相的幕布。张一弓于1979年创作了这篇小说，《收获》编辑部在大量群众来稿中发现了这部作品后，发表于1980年的《收获》第一期，在读者中和文学界引起轰动，将其视为“反思文学”的代表作，称李铜钟是“中国的普罗米修斯”。 当时的一些读者曾忧虑地说：这样的小说也能发出来，作者没准会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然而，后来在著名作家巴金的力推下，《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还获得全国第一届优秀中篇小说奖的一等奖，也成为张一弓的成名作。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他的创作转向对人性、人的生存境遇、人的失落与寻找等问题的揭示。他偏爱生活中的特异事件，擅长通过戏剧化的手段，造成小说情节的跌宕起伏。舒卷自如的情节结构、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塑造带有英雄气质和传奇色彩的人物、强烈的政治色彩与充沛的文学激情、雄浑悲壮的风格与滑稽幽默的笔调相结合、欧化的叙述语言与充满乡土气息的人物语言相融汇，使他的小说具有独特的魅力。
在他的另一本长篇小说《远去的驿站》，张一弓从一个孩童的经历和视角，写出了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我”的大舅、父亲以及姨夫为核心的三个家族所发生的一系列故事。书中有四十多个人物相继出场，没有太复杂的关系，也没有过多缠绵的感情纠葛，只是在大舅的冲动中，在父亲的执著中，在姨夫的坚持中，面对敌人，面对情人，面对手足而产生的诸多心灵上的撞击。作者把人物思想、情感的冲突，心灵的对话描绘得生动感人。
小说开篇便宣称：“我的记忆是一个奇迹。”作者无意于再讲述那种集体本位的宏大革命历史叙事，而着意彰显的是叙述者“我”对记忆（历史）中的个体生命的理解和体验。在小说中，四十多个出入于近一个世纪历史隧道的人物所组成的流动不息的生命跃出了历史事件所能框定的时空，进入一个孩童忽实忽虚的个人化的情绪记忆里，并通过这种纯个人式的历史记忆而传达了出入于历史长河的人物与历史的纠葛关系以及历史本身的不确定性。
作者对小说中的人物是怀着悲悯之心的。当然这悲悯不是灰色阴翳或居高临下的，不是反思之后坠入的一无所有的废墟与瓦砾，而有金石之声响在里面，如丝纠缠，有着历史磨折不去的韧性。
比如那在战争进行的炮火中仍在屋子桌下与“我”一起对角线坐着记述“劈破玉”曲谱的父亲，在“空中炸”的子弹爆炸声中——
我大声说：“爸，我听不见你的声音！”
父亲对着我的耳朵说：“我没有叫你听我的声音，你看着我打拍子的动作记数就对了。”
这样的细节，让我们似乎感觉到通过作家的眼睛，所有人都在对历史行注目礼。
经由这样的注视，由乡间知识分子组成的民族血脉原生的东西成为我们这个时代许多自认为知识分子的人的一个镜子。那里，不独见出烟云，不独只具温润，更多的，从开封到中原，再到民族内部，乡村与知识，情感与信念，主义与个人结合的庄严与华美因而不会在时间里锈蚀。尽管那一个个驿站与载人的马车必将远去，但是有一些事物会留下来，在时间之外的处所里得以保存，并且会在静寂之时，以一种生息相关的缠绕模糊我们的视线。
因为张一弓的“记录”，《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的时代背景才不再那样讳莫如深，这篇小说才会常常被人想起；因为他的“记录”，他笔下的历史才算比较完整地展现在国人面前；也因为此，张一弓的作品有了重读的价值，而他的名字也永远会在中国文学历史中存留。
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委员，河南省作家协会原主席张一弓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6年1月9日在河南郑州逝世，享年81岁。他的作品曾获全国一、二、三届优秀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等。在他六十五岁以后的岁月，又写出了近百万字的文学作品。他时常用巴金老人《真话集》后记中的一句话激励自己：“我的生命并未结束，我还要继续向前。”
张一弓曾称自己是“同时代人的秘书”。他深入反思农村历史道路的曲折，热情拥抱变革时期的农村现实，努力追踪农村的变革步伐，使他的小说成为充满热情和理想的现实主义创作。
上世纪80年代前半期的小说创作来看，他的小说写作基本上遵从的是“政治—人性”和“社会—人”的叙述话语。与当时的其他作家相比，他关注的不是在那个泛政治化的历史境遇中中国知识分子或革命干部的命运，而是中国农民的命运。他共写过30多篇、共计150多万字表现河南农村生活的中短篇小说。大体而言，张一弓笔下有关中国农民的“政治—人性”叙述话语有两种价值取向：或揭示外在的政治权力给主人公的人性所带来的心理创伤和精神扭曲，或展示人性在外在的政治权力的压抑下所表现出来的反抗精神和超越境界。前者从政治的角度透视人性的异化，后者从政治的视角观照人性的力量。
当然，真正为张一弓在文坛树立声名的并不是这种提示政治对人性的异化，而是集中展示人性的反抗。这方面的著例首推《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李铜钟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出于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他一贯抵制左倾路线和浮夸风，反对在大跃进中搞“化妆劳动”的虚假行为；他坚持说实话、办实事，宁愿“骑乌龟”，被批判为“右倾”，也要如实上报粮食产量。李铜钟又是舍身忘己、为民请命的悲剧英雄。在谎祸酿成的大饥荒威胁李家寨乡亲生命的严重时刻，他置个人生死荣辱于度外，以生命为抵押，向国库“借粮”来拯救人民，自己却倒在了被颠倒的历史车轮下。在人民群众生死存亡的严峻现实下，“法纪”与党性的尖锐冲突，使李铜钟的性格、意志和胸怀在借粮、被捕、受审、牺牲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表现，一个为拯救民众以身试法的悲剧英雄形象跃然纸上。李铜钟的英雄性格与悲剧命运，深刻地揭示了大饥荒灾难的历史成因，提出了反思历史、纠正左倾路线谬误的重要课题。
评论者徐庆全曾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第一次撕开了“三年自然灾害”历史真相的幕布。张一弓于1979年创作了这篇小说，《收获》编辑部在大量群众来稿中发现了这部作品后，发表于1980年的《收获》第一期，在读者中和文学界引起轰动，将其视为“反思文学”的代表作，称李铜钟是“中国的普罗米修斯”。 当时的一些读者曾忧虑地说：这样的小说也能发出来，作者没准会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然而，后来在著名作家巴金的力推下，《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还获得全国第一届优秀中篇小说奖的一等奖，也成为张一弓的成名作。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他的创作转向对人性、人的生存境遇、人的失落与寻找等问题的揭示。他偏爱生活中的特异事件，擅长通过戏剧化的手段，造成小说情节的跌宕起伏。舒卷自如的情节结构、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塑造带有英雄气质和传奇色彩的人物、强烈的政治色彩与充沛的文学激情、雄浑悲壮的风格与滑稽幽默的笔调相结合、欧化的叙述语言与充满乡土气息的人物语言相融汇，使他的小说具有独特的魅力。
在他的另一本长篇小说《远去的驿站》，张一弓从一个孩童的经历和视角，写出了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我”的大舅、父亲以及姨夫为核心的三个家族所发生的一系列故事。书中有四十多个人物相继出场，没有太复杂的关系，也没有过多缠绵的感情纠葛，只是在大舅的冲动中，在父亲的执著中，在姨夫的坚持中，面对敌人，面对情人，面对手足而产生的诸多心灵上的撞击。作者把人物思想、情感的冲突，心灵的对话描绘得生动感人。
小说开篇便宣称：“我的记忆是一个奇迹。”作者无意于再讲述那种集体本位的宏大革命历史叙事，而着意彰显的是叙述者“我”对记忆（历史）中的个体生命的理解和体验。在小说中，四十多个出入于近一个世纪历史隧道的人物所组成的流动不息的生命跃出了历史事件所能框定的时空，进入一个孩童忽实忽虚的个人化的情绪记忆里，并通过这种纯个人式的历史记忆而传达了出入于历史长河的人物与历史的纠葛关系以及历史本身的不确定性。
作者对小说中的人物是怀着悲悯之心的。当然这悲悯不是灰色阴翳或居高临下的，不是反思之后坠入的一无所有的废墟与瓦砾，而有金石之声响在里面，如丝纠缠，有着历史磨折不去的韧性。
比如那在战争进行的炮火中仍在屋子桌下与“我”一起对角线坐着记述“劈破玉”曲谱的父亲，在“空中炸”的子弹爆炸声中——
我大声说：“爸，我听不见你的声音！”
父亲对着我的耳朵说：“我没有叫你听我的声音，你看着我打拍子的动作记数就对了。”
这样的细节，让我们似乎感觉到通过作家的眼睛，所有人都在对历史行注目礼。
经由这样的注视，由乡间知识分子组成的民族血脉原生的东西成为我们这个时代许多自认为知识分子的人的一个镜子。那里，不独见出烟云，不独只具温润，更多的，从开封到中原，再到民族内部，乡村与知识，情感与信念，主义与个人结合的庄严与华美因而不会在时间里锈蚀。尽管那一个个驿站与载人的马车必将远去，但是有一些事物会留下来，在时间之外的处所里得以保存，并且会在静寂之时，以一种生息相关的缠绕模糊我们的视线。
因为张一弓的“记录”，《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的时代背景才不再那样讳莫如深，这篇小说才会常常被人想起；因为他的“记录”，他笔下的历史才算比较完整地展现在国人面前；也因为此，张一弓的作品有了重读的价值，而他的名字也永远会在中国文学历史中存留。
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委员，河南省作家协会原主席张一弓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6年1月9日在河南郑州逝世，享年81岁。他的作品曾获全国一、二、三届优秀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等。在他六十五岁以后的岁月，又写出了近百万字的文学作品。他时常用巴金老人《真话集》后记中的一句话激励自己：“我的生命并未结束，我还要继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