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跪为动词,《释名》云:“跪,危也,两膝隐地体危阢(音务)也。”即两膝着席,上体耸直之坐法。
东汉·许慎《说文》:“跪,拜也。从足危声。去委切。”《说文通训定声》:“跪,两膝拄地所以拜也。”
《说文》跪之外,有“跽”字,各书皆作“长跪也”。段氏特改为“长跽也”。
《史记·范雎列传》“范雎入秦见秦王”:“秦王跽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间,秦王复跽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耶?”’
《索隐》:“跽者长跪,两膝枝地。”
“跪”与“跽”,同为两膝着地,立尻耸体,唯“跪”则“首至手”,系拜之形,“跽”不为拜,解为“长跽”。范雎与秦王问答之后,“范雎拜,秦王亦拜”。
“跪”与“跽”,本有区别,然而不少时候作同义词使用。
中国古代最早是没有凳子、椅子的,当然连桌子也没有,只有很矮的“几”。留存到今天,还有茶几之类,大都很矮。“桌”字最早写作“卓”,就是高的“几”,有鹤立鸡群的意思。桌子与凳子、椅子等家具差不多时间出现。在此之前,中国人和亚洲很多民族一样,长期习惯坐在地上,每个人都坐在一个席子上,不像今天,席子专门指凉席。至今在日本、韩国等国家还能看到席地而坐的古老习惯。
席地而坐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双腿放在前面的盘腿而坐。在古代社会,坐下时双腿放在前面却不盘起来,而是大大咧咧地伸开或张开,是非常不礼貌的举止。史书中记录某些不尊重他人的行为,就有专门描写席地坐时大伸腿的情形,例如秦始皇、刘邦等,都有这种情况。这叫“箕踞”,一种轻慢、不拘礼节的坐的姿态。即随意张开两腿坐着,形似簸箕。
席地而坐的另一种方式是跪坐,也就是臀部坐在自己的双脚后跟上。宋朝以前就是跪坐,又叫正坐,这是一种双膝着地的坐姿。
正常跪坐的时候,双手一般是放在膝盖上。在这种坐姿下,如果要行跪拜礼,只要身子稍往前倾,双手放到地上或席上就行了。因此,对于跪坐习惯来说,跪拜礼是一种十分方便的礼节。当所有人都是跪坐的时候,向对方行跪拜礼并没有多少高低的区别。那时候,君王要显得地位高,只是有一个自己专用的座位就行。
从先秦到五代,跪都是一种坐礼,对坐时表示感激、敬意,行跪礼,如站立时行揖礼。
但那时相互叩拜是对等的,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君王与百官也平等,都采用跪坐姿势见面,只分主次、并不分高下。除非祭拜天地祖宗,才是单方面的拜叩,那也是因为,天地和死人是无法还礼的。
凳子、椅子的出现,并没有改变长期形成的跪拜礼习慣,跪拜礼作为一种固定的礼节,依然被保留下来。不同的是,由于人们不再采取跪坐,跪拜礼就显得不太方便了。时间长了,这种不方便也变成了礼节的一部分。向坐在椅凳上的人或者站着的人行跪拜礼,地位高低的差别就很明显了。由此,跪拜礼的不平等性、屈辱性才真正出现。
到了宋朝,高腿坐具凳子椅子,彻底取代了矮腿坐具,正坐废弃,作为正坐的副产品‘跪礼’,也变了味道,使相互叩拜的礼节出现了不对称。坐者高高在上,跪者五体投地,俯于坐者脚下。
在宋朝人看来,这充满了屈辱的意味。除了拜祭祖先、天地,只有投降、认罪的时候才会用。南宋灭亡后,南宋丞相文天祥被押解到元大都。忽必烈要他行下跪之礼,文天祥拒绝了。他说,“南揖北跪”,跪是你们胡人的风俗,我们“南人”是作揖的。
那么,什么人才下跪呢?奴隶和罪犯!对于普通人,天地君亲师,只用跪到第二位,就是见了君主……宋朝人亲切地称为‘官家’……也是只需要作揖即可,后面的亲与师更不用说……
至于中国普通人什么时候有了跪下礼呢?那是蒙元那位耶律楚材的发明。蒙古人原本尊卑观念比较淡薄,这位耶律大哥,决定用跪礼来修正这一点。窝阔台登基,他对察合台说:“你虽然是大汗的哥哥,但是从地位上讲,你是臣子,应当对大汗行跪拜礼。你带头下跪了,就没有人敢不拜。”于是,察合台就率领蒙古各部向大汗窝阔台行双膝跪拜大礼。从此,跪拜在蒙元一发而不可收,从中国原本最庄重的谢礼变成见面礼,越跪越多,动辄便跪,见到级别高一点的就要跪,跪软了膝盖,跪断了风骨、跪软了气节……
所谓“崖山之后无中国”,跪礼的泛滥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至于上朝对皇帝下跪,并且一直跪着奏事或议事,则也是从元以后大行其道的。
秦以前,君臣之间的礼节,可分为两种形式:
一是举止性礼节,主要是站立礼与跪拜礼;二是称谓之礼。
然而君臣之间的举止性礼节,不仅仅是臣下向君主施行,而且君主也要向臣下施用仪制。
1.站立礼。君主向臣下所施行的主要是“揖礼”,即后世所说的“作揖”。
《周礼》记载,周王召见诸侯之时,向其中没有血缘关系的庶姓诸侯,施以“推手小下之”,也即合手前推再稍往下动的“土揖”礼。向有姻亲关系的异姓诸侯,施以合手平推的“时揖”礼。向同姓诸侯,施以合手前推再稍向上举的“天揖”礼。周王与自己的直属臣下在朝仪之时的礼节,《周礼.夏官》记载:“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还,揖门左、门右。”
2、跪拜礼。先秦时的人席地而坐,正规的坐姿,是双膝跪席,臀部压在脚后跟,对同坐的对方表示敬意,则臀部抬起离开双脚,上身挺直。若再施以手或头、上身的其他动作,则形成各种形式的跪拜礼,如所谓稽首、顿首、空首什么的。《说文解字.手部》段玉裁的注:“凡不跪不为拜”,所以史籍中提到具体的“拜”礼,就是指的这种跪拜礼。
3、称谓之礼方面,“君前臣名”是君臣称谓之礼的重要原则,它是说:一、臣下在皇帝面前自称必须用其名;二、在皇帝面前提到其他大臣,也须称其名。它循从礼俗中的尊卑之礼而成为君臣之礼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具有“卑”身份的臣子在有“尊”身份的皇帝之前,必须谦称其名以示尊敬。 如果某位大臣被破例允许不称其名(不包括自称),则属于君对臣的极高礼遇了,“赞拜不名”、“诏书不名”等便一属此例。被赐予“赞拜不名”者,朝仪叩拜,赞礼官在皇帝面前不像宣其他官员那样唱出其名,因为是在天子面前,而且是正规的朝仪当众场合,所以官员们视其为恩遇殊荣。被赐以赞拜不名者,往往还赋予君臣礼制其他方面的特权,如“入朝不趋”,入朝上殿时,不像一般朝臣那样以快步趋行表示对皇帝的礼敬,可漫步而行。“剑履上殿”,般官员要遵从上殿时去佩剑、脱履的尊君礼制,而有此特权者是着履、带剑上殿。
首先制成朝贺礼仪的是汉初博士叔孙通。本来秦朝“焚书坑儒”后,礼仪之学也受冲击而一蹶不振。刘邦建国之初,其追随者也都像刘邦一样,多是市井无赖。刘邦战胜项羽,即位为皇帝时,诸侯、功臣们哪里懂得什么君臣的仪节,他们在殿上会饮,整日里喝得醉醺醺的,在大殿上大喊大叫地争功斗气,甚至拔剑击柱。
叔孙通根据古礼和秦仪制定出了朝仪,还在城郊的一块野地上演练了月余。朝仪既定,刘邦看后满意,恰遇汉七年十月(十月岁首),又当长乐宫落成,刘邦令诸侯王、列侯、文武百官学习操演后,正式作为朝见礼仪实施。其仪法如下:
天将亮而未亮时,由35名“掌宾赞受事”的谒者治礼,以次导引;当朝见者入殿门,廷中陈列车骑、戍卒、卫官,并置放兵器、张竖旗帜。当传声叫人,即趋(“趋”是古代为表敬意而小步快走去见尊者的一种礼节)行示敬。
宫殿之下,“掌宫殿掖门户”的郎中,站于台阶两旁,每一台阶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及军史以次陈列于西方,东向而立;文官丞相以下陈列于东方,西向而立。掌宾客礼的大行,设九宾之仪,以序诸侯王及归义蛮夷,并负责上传语告下,下有事告上。然后,皇帝才坐辇出房,百官执戟仪声而唱警。接着,导引诸侯王以下至六百石吏,依次奉命向皇帝贺岁祝寿。这样,自诸侯王以下至于文武官吏,没有不震恐不肃敬的。
同时规定,负责“举劾按章”的御史,如发现有人不依朝仪行礼,即可“执法”而将其驱逐出去。因而,到朝見置酒完毕,没有人敢大声说话而失礼,一改以往缺乏约束的混乱局面。所以,得到刘邦的称赞,所谓“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汉书·叔孙通传》)
按照叔孙通制定的上朝礼仪,大臣们向皇帝汇报工作时,一般都坐着。当丞相来上朝时,皇帝还要站起来表示尊重,即康有为所称“皇帝为丞相起”。自那以后,不管是两晋、六朝,还是唐朝,皇帝和大臣都坐着议事。这说明,在唐朝之前,君臣之间的等级悬殊还不是很厉害。
一场陈桥兵变,让赵匡胤半推半就地披上了黄袍。宋朝成立了。
赵匡胤是武将出身,他对大臣们与自己平起平坐讨论国家大事感到有些不满意,想了一个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一天,又到了上朝的时候。赵匡胤对大臣们说:“我头昏眼花,看不清楚你们写的报告,你们把报告拿到我面前来吧。”大臣们不知是计,纷纷起身前去,这边早就安排好的内侍乘机把丞相们的凳子搬走了。大臣们回头一看,凳子没了,他们又不好意思找皇帝要,只好就这样站着说话。
大臣们站起来了,从此就再也没有机会坐下去了。
元朝建立后,大臣的上朝礼仪更加严苛。他们向皇帝汇报工作时,不能站着,必须跪下。汇报工作结束,得到皇帝“平身”的许可后,才能站起来。
在元朝以后,明朝采取元朝的上朝礼仪。文武百官无论品级多高,向皇帝汇报工作时都得跪着。《大明会典》记述:君臣议政之时,“凡百官奏事,皆跪。有旨令起,即起”,只要官员(所有,不论品级)向皇上奏事,都要跪着。奏完皇帝说起,才能起来。皇帝发布圣谕时,所有官员都要跪着听。皇帝赏赐大臣,大臣必须跪着收受赏赐,然后叩头拜谢。
清朝时期,更是实行“三跪九叩”制度,连外国使臣前来面见皇帝,也要求他们行“三跪九叩”,惹出不少外交纠纷。
历朝历代,在非正式场合同样行跪拜礼的只有明清。朱元璋发行了两大“政策”:第一、他改变了“刑不上大夫”的传统,在洪武年的四大案中,众多文臣武将都因熬不过锦衣卫的酷刑而屈打成招,被迫攀咬别人,以求解脱。第二,他使跪拜变得习以为常,任何场合,下官见上官要跪,官员见藩王要跪,任何人见皇帝都必须跪。
“汉制,皇帝为丞相起,晋、六朝及唐,君臣皆坐。唯宋乃立,元乃跪,后世从之。”(康有为《康有为遗稿》。
从最开始的坐而论道,坐着行礼到站着,再到跪着,历史一步步走向专制。
东汉·许慎《说文》:“跪,拜也。从足危声。去委切。”《说文通训定声》:“跪,两膝拄地所以拜也。”
《说文》跪之外,有“跽”字,各书皆作“长跪也”。段氏特改为“长跽也”。
《史记·范雎列传》“范雎入秦见秦王”:“秦王跽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间,秦王复跽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耶?”’
《索隐》:“跽者长跪,两膝枝地。”
“跪”与“跽”,同为两膝着地,立尻耸体,唯“跪”则“首至手”,系拜之形,“跽”不为拜,解为“长跽”。范雎与秦王问答之后,“范雎拜,秦王亦拜”。
“跪”与“跽”,本有区别,然而不少时候作同义词使用。
中国古代最早是没有凳子、椅子的,当然连桌子也没有,只有很矮的“几”。留存到今天,还有茶几之类,大都很矮。“桌”字最早写作“卓”,就是高的“几”,有鹤立鸡群的意思。桌子与凳子、椅子等家具差不多时间出现。在此之前,中国人和亚洲很多民族一样,长期习惯坐在地上,每个人都坐在一个席子上,不像今天,席子专门指凉席。至今在日本、韩国等国家还能看到席地而坐的古老习惯。
席地而坐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双腿放在前面的盘腿而坐。在古代社会,坐下时双腿放在前面却不盘起来,而是大大咧咧地伸开或张开,是非常不礼貌的举止。史书中记录某些不尊重他人的行为,就有专门描写席地坐时大伸腿的情形,例如秦始皇、刘邦等,都有这种情况。这叫“箕踞”,一种轻慢、不拘礼节的坐的姿态。即随意张开两腿坐着,形似簸箕。
席地而坐的另一种方式是跪坐,也就是臀部坐在自己的双脚后跟上。宋朝以前就是跪坐,又叫正坐,这是一种双膝着地的坐姿。
正常跪坐的时候,双手一般是放在膝盖上。在这种坐姿下,如果要行跪拜礼,只要身子稍往前倾,双手放到地上或席上就行了。因此,对于跪坐习惯来说,跪拜礼是一种十分方便的礼节。当所有人都是跪坐的时候,向对方行跪拜礼并没有多少高低的区别。那时候,君王要显得地位高,只是有一个自己专用的座位就行。
从先秦到五代,跪都是一种坐礼,对坐时表示感激、敬意,行跪礼,如站立时行揖礼。
但那时相互叩拜是对等的,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君王与百官也平等,都采用跪坐姿势见面,只分主次、并不分高下。除非祭拜天地祖宗,才是单方面的拜叩,那也是因为,天地和死人是无法还礼的。
凳子、椅子的出现,并没有改变长期形成的跪拜礼习慣,跪拜礼作为一种固定的礼节,依然被保留下来。不同的是,由于人们不再采取跪坐,跪拜礼就显得不太方便了。时间长了,这种不方便也变成了礼节的一部分。向坐在椅凳上的人或者站着的人行跪拜礼,地位高低的差别就很明显了。由此,跪拜礼的不平等性、屈辱性才真正出现。
到了宋朝,高腿坐具凳子椅子,彻底取代了矮腿坐具,正坐废弃,作为正坐的副产品‘跪礼’,也变了味道,使相互叩拜的礼节出现了不对称。坐者高高在上,跪者五体投地,俯于坐者脚下。
在宋朝人看来,这充满了屈辱的意味。除了拜祭祖先、天地,只有投降、认罪的时候才会用。南宋灭亡后,南宋丞相文天祥被押解到元大都。忽必烈要他行下跪之礼,文天祥拒绝了。他说,“南揖北跪”,跪是你们胡人的风俗,我们“南人”是作揖的。
那么,什么人才下跪呢?奴隶和罪犯!对于普通人,天地君亲师,只用跪到第二位,就是见了君主……宋朝人亲切地称为‘官家’……也是只需要作揖即可,后面的亲与师更不用说……
至于中国普通人什么时候有了跪下礼呢?那是蒙元那位耶律楚材的发明。蒙古人原本尊卑观念比较淡薄,这位耶律大哥,决定用跪礼来修正这一点。窝阔台登基,他对察合台说:“你虽然是大汗的哥哥,但是从地位上讲,你是臣子,应当对大汗行跪拜礼。你带头下跪了,就没有人敢不拜。”于是,察合台就率领蒙古各部向大汗窝阔台行双膝跪拜大礼。从此,跪拜在蒙元一发而不可收,从中国原本最庄重的谢礼变成见面礼,越跪越多,动辄便跪,见到级别高一点的就要跪,跪软了膝盖,跪断了风骨、跪软了气节……
所谓“崖山之后无中国”,跪礼的泛滥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至于上朝对皇帝下跪,并且一直跪着奏事或议事,则也是从元以后大行其道的。
秦以前,君臣之间的礼节,可分为两种形式:
一是举止性礼节,主要是站立礼与跪拜礼;二是称谓之礼。
然而君臣之间的举止性礼节,不仅仅是臣下向君主施行,而且君主也要向臣下施用仪制。
1.站立礼。君主向臣下所施行的主要是“揖礼”,即后世所说的“作揖”。
《周礼》记载,周王召见诸侯之时,向其中没有血缘关系的庶姓诸侯,施以“推手小下之”,也即合手前推再稍往下动的“土揖”礼。向有姻亲关系的异姓诸侯,施以合手平推的“时揖”礼。向同姓诸侯,施以合手前推再稍向上举的“天揖”礼。周王与自己的直属臣下在朝仪之时的礼节,《周礼.夏官》记载:“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还,揖门左、门右。”
2、跪拜礼。先秦时的人席地而坐,正规的坐姿,是双膝跪席,臀部压在脚后跟,对同坐的对方表示敬意,则臀部抬起离开双脚,上身挺直。若再施以手或头、上身的其他动作,则形成各种形式的跪拜礼,如所谓稽首、顿首、空首什么的。《说文解字.手部》段玉裁的注:“凡不跪不为拜”,所以史籍中提到具体的“拜”礼,就是指的这种跪拜礼。
3、称谓之礼方面,“君前臣名”是君臣称谓之礼的重要原则,它是说:一、臣下在皇帝面前自称必须用其名;二、在皇帝面前提到其他大臣,也须称其名。它循从礼俗中的尊卑之礼而成为君臣之礼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具有“卑”身份的臣子在有“尊”身份的皇帝之前,必须谦称其名以示尊敬。 如果某位大臣被破例允许不称其名(不包括自称),则属于君对臣的极高礼遇了,“赞拜不名”、“诏书不名”等便一属此例。被赐予“赞拜不名”者,朝仪叩拜,赞礼官在皇帝面前不像宣其他官员那样唱出其名,因为是在天子面前,而且是正规的朝仪当众场合,所以官员们视其为恩遇殊荣。被赐以赞拜不名者,往往还赋予君臣礼制其他方面的特权,如“入朝不趋”,入朝上殿时,不像一般朝臣那样以快步趋行表示对皇帝的礼敬,可漫步而行。“剑履上殿”,般官员要遵从上殿时去佩剑、脱履的尊君礼制,而有此特权者是着履、带剑上殿。
首先制成朝贺礼仪的是汉初博士叔孙通。本来秦朝“焚书坑儒”后,礼仪之学也受冲击而一蹶不振。刘邦建国之初,其追随者也都像刘邦一样,多是市井无赖。刘邦战胜项羽,即位为皇帝时,诸侯、功臣们哪里懂得什么君臣的仪节,他们在殿上会饮,整日里喝得醉醺醺的,在大殿上大喊大叫地争功斗气,甚至拔剑击柱。
叔孙通根据古礼和秦仪制定出了朝仪,还在城郊的一块野地上演练了月余。朝仪既定,刘邦看后满意,恰遇汉七年十月(十月岁首),又当长乐宫落成,刘邦令诸侯王、列侯、文武百官学习操演后,正式作为朝见礼仪实施。其仪法如下:
天将亮而未亮时,由35名“掌宾赞受事”的谒者治礼,以次导引;当朝见者入殿门,廷中陈列车骑、戍卒、卫官,并置放兵器、张竖旗帜。当传声叫人,即趋(“趋”是古代为表敬意而小步快走去见尊者的一种礼节)行示敬。
宫殿之下,“掌宫殿掖门户”的郎中,站于台阶两旁,每一台阶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及军史以次陈列于西方,东向而立;文官丞相以下陈列于东方,西向而立。掌宾客礼的大行,设九宾之仪,以序诸侯王及归义蛮夷,并负责上传语告下,下有事告上。然后,皇帝才坐辇出房,百官执戟仪声而唱警。接着,导引诸侯王以下至六百石吏,依次奉命向皇帝贺岁祝寿。这样,自诸侯王以下至于文武官吏,没有不震恐不肃敬的。
同时规定,负责“举劾按章”的御史,如发现有人不依朝仪行礼,即可“执法”而将其驱逐出去。因而,到朝見置酒完毕,没有人敢大声说话而失礼,一改以往缺乏约束的混乱局面。所以,得到刘邦的称赞,所谓“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汉书·叔孙通传》)
按照叔孙通制定的上朝礼仪,大臣们向皇帝汇报工作时,一般都坐着。当丞相来上朝时,皇帝还要站起来表示尊重,即康有为所称“皇帝为丞相起”。自那以后,不管是两晋、六朝,还是唐朝,皇帝和大臣都坐着议事。这说明,在唐朝之前,君臣之间的等级悬殊还不是很厉害。
一场陈桥兵变,让赵匡胤半推半就地披上了黄袍。宋朝成立了。
赵匡胤是武将出身,他对大臣们与自己平起平坐讨论国家大事感到有些不满意,想了一个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一天,又到了上朝的时候。赵匡胤对大臣们说:“我头昏眼花,看不清楚你们写的报告,你们把报告拿到我面前来吧。”大臣们不知是计,纷纷起身前去,这边早就安排好的内侍乘机把丞相们的凳子搬走了。大臣们回头一看,凳子没了,他们又不好意思找皇帝要,只好就这样站着说话。
大臣们站起来了,从此就再也没有机会坐下去了。
元朝建立后,大臣的上朝礼仪更加严苛。他们向皇帝汇报工作时,不能站着,必须跪下。汇报工作结束,得到皇帝“平身”的许可后,才能站起来。
在元朝以后,明朝采取元朝的上朝礼仪。文武百官无论品级多高,向皇帝汇报工作时都得跪着。《大明会典》记述:君臣议政之时,“凡百官奏事,皆跪。有旨令起,即起”,只要官员(所有,不论品级)向皇上奏事,都要跪着。奏完皇帝说起,才能起来。皇帝发布圣谕时,所有官员都要跪着听。皇帝赏赐大臣,大臣必须跪着收受赏赐,然后叩头拜谢。
清朝时期,更是实行“三跪九叩”制度,连外国使臣前来面见皇帝,也要求他们行“三跪九叩”,惹出不少外交纠纷。
历朝历代,在非正式场合同样行跪拜礼的只有明清。朱元璋发行了两大“政策”:第一、他改变了“刑不上大夫”的传统,在洪武年的四大案中,众多文臣武将都因熬不过锦衣卫的酷刑而屈打成招,被迫攀咬别人,以求解脱。第二,他使跪拜变得习以为常,任何场合,下官见上官要跪,官员见藩王要跪,任何人见皇帝都必须跪。
“汉制,皇帝为丞相起,晋、六朝及唐,君臣皆坐。唯宋乃立,元乃跪,后世从之。”(康有为《康有为遗稿》。
从最开始的坐而论道,坐着行礼到站着,再到跪着,历史一步步走向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