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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爱情有等级之分吗?
“五四运动”期间,有人把爱情分为五等:一等爱情是爱上陌生人,可以为之死;二等爱情是相爱而不上床;三等爱情是上一次床而止,终生相爱;四等爱情是相爱一生;五等爱情是随便乱上床。
这个爱情观在其后经年中被广为流传,殊不知,说这话的人当时并没有结婚,甚至从未谈过恋爱,此番理论纯粹是纸上谈兵,典型的书呆子理论。如果他的晚年再有论证爱情的机会,我想他定会推翻他之前的这个划分等级——他选了四等爱情,却是他生命中最珍贵的财富,大气磅礴,胜却人间无数。
他就是国学大师陈寅恪。
2
在遇见唐筼之前,陈寅恪对爱情相当的不屑一顾。“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轻描淡写,得便了之可也。不志于学志之大,而兢兢惟求得美妻,是谓愚谬。”这是他对好友吴宓的一席话。当时,两人同在美国求学,吴宓25岁,陈寅恪29岁。吴宓经常为情感的事烦恼,让陈寅恪很不以为然,他教育吴宓:“:(一).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空设想,而甘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丽娘是也。(二).与其人交织有素,而未尝共衾枕者次之,如宝黛等及中国未嫁之贞女是也。(三).又次之,则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纪念不忘,如司棋与潘又安,及中国之寡妇是也。(四).又次之,则为夫妇,终身而无外遇者。(五).最下者,随处接合,惟欲是图,而无所谓情矣。”这些理论纯粹从书中而来。陈寅恪涉猎极广,从小就能背诵四书五经,广泛阅读历史、哲学典籍。后来,他留学日本、美国、欧洲等国家长达13年,精通22种语言,但是,在感情方面却是白纸一张,从未有过钟情的女子,因他自身体弱多病,在国外尤其是在德国期间整日在图书馆阅读,每日只带一个面包充饥,营养严重不足,体质越来越差,他唯恐因此连累他人,一直以来对感情抱着消极的态度,未有过多的期待,甚至一度认为自己一辈子都会独身下去。
1926年7月,陈寅恪从美国回到北京。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研究院国学门,由胡适建议采用导师制,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人为导师,人称清华四大国学大师。这时,陈寅恪已37岁。在那个时代,他这般年纪都可做祖父了,他还赤条条一人无牵挂。初到清华,因无家室,学校便安排他住在工字厅单身宿舍,与吴宓同住西客厅。他嫌冷清,不愿住,9月初迁至南院与赵元任为邻,吃饭也在赵家搭伙,一些日常生活琐事也由赵元任夫妇代管。陈寅恪对此显然很满意,他说:“我愿意有个家,但不愿意成家。”很多朋友都为他介绍过女青年,他对婚姻本着极其慎重的态度,始终没有满意的人选。
这样的状况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陈寅恪习以为常,安之若素,赵元任夫妇也毫无怨言。但是,这样总归不是个办法。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是个有名的热心人,她眼见陈寅恪快40岁了还单身,实在忍不住便对他说:“寅恪,这样下去总不是事。”陈寅恪回答:“虽然不是永久计,现在也很快活嘛。有家就多出一大堆麻烦事了。”听到这,赵元任开玩笑说:“你倒是少了麻烦事,不能让我太太老管两个家啊!”
这时,陈寅恪的母亲俞氏已去世,他的兄弟姐妹中只有他还没有成家,其父陈三立十分着急,警告陈寅恪:“尔若不娶,吾即代尔聘定。”整个家族的压力让陈寅恪颇为苦恼。
1928年初春的一天,一次极其偶然的闲谈改变了他的一生。
陈寅恪有个叫郝更生的同事,对方无意间提到他的女朋友有一位唐姓好友,她家中的墙壁上悬挂一幅末尾署名“南注生”的诗。郝更生请教陈寅恪“南注生”是什么人。陈寅恪惊讶道:“此人必灌阳唐公景嵩之孙女也。”“南注生”是台湾最后一任巡抚唐景嵩的别号,陈寅恪读过他的《请缨日记》。他对这横幅的原件非常感兴趣,想亲自去看一下,并拜访一下横幅的主人。
此女便是唐筼。
唐筼出身名门。其祖父唐景嵩曾出任台湾巡抚,在中法战争中屡建功勋,后参加了甲午战争,是著名的爱国将士。唐篔毕业于金陵女校体育专业,后执教于北京女高师,曾做过许广平的老师。
春日的一个周末,陈寅恪在郝更生的陪同下到了西城涭水河胡同唐筼的住所。
原来,这世间真有一见钟情、相见恨晚,此话大抵可以诠释陈寅恪当时的心情。
似冥冥中命运注定一般,对女子从没有特别之感的陈寅恪却对唐筼有“惊见神仙写韵人”之感。唐筼听郝更生多次说起过陈寅恪,早有仰慕之心。两人可谓一见倾心。陈寅恪当即便约了唐筼第二天同游中山公园。
唐筼在多年后跟自己的女儿谈起这次出游,她说远远地看见陈寅恪向她走来,本满心欢喜,突然发现他走路的姿势微跛,她是体育教师,出于职业的敏感,心里顿时有了一个小疙瘩。好在陈寅恪没等她问就主动告诉她,他的足部有多处鸡眼,这与早年留学时穿着不合脚的硬皮鞋有关。
当时的交通极不方便,从西郊清华园到城内很费时间,陈寅恪还有繁重的教学、研究工作,即便如此,一到假日周末,他就不辞辛苦进城赴约。
3
1928年7月,陈寅恪和唐筼在北京举办了订婚仪式,同年8月31日,38岁的陈寅恪与30岁的唐筼在上海举办了婚礼。期间上海的治安欠佳,陈寅恪就把婚礼彩车上的装饰全部去掉,以免被劫匪注意遭不测。此事老人们认为不吉祥,但是晚宴时,听说刚才有一辆新娘的花车被匪徒洗劫一空,大家才觉着陈寅恪料事很有先见之明。
他们新婚后曾到杭州短暂旅行。不久,清华开学,陈寅恪必须赶回学校,而唐筼却要留在杭州为其不久前去世的母亲安排后事,新婚燕尔暂时分离,让陈寅恪非常无奈与不舍,恰逢中秋,他遂作诗:“阴晴圆缺意,有人雾鬓独登楼。”
他们婚后住在姚家胡同3号,三年后搬至清华南院。陈寅恪在清华的工资不低,但是唐筼还需勤俭节约,因为一半的工资要拿去赡养陈家的老人。陈寅恪是学者,生活中比较笨拙。唐筼婚前不会做家务,结婚后一一学来,渐成治家好手。陈寅恪喜欢吃面包,她就自制厨具烤面包。陈寅恪体弱多病,她有一本手写的“食物成分表”,每天观察他的进食量,为他搭配合理的膳食。她还“强制”他每天坚持午睡、散步。家里所有的窗帘都是她亲手缝制,院子里种满了各类鲜花与时令蔬菜。她总是想尽办法让这个小家充满温馨,也因此,他们家经常有朋友来访,吴宓、俞平伯都是常客。 婚后第二年,他们有了第一个女儿,为感恩“南注生”那幅条幅为他们结缘,特为女儿取名“流求”——此谓台湾的古称。此后他们又有了第二个女儿“小彭”。陈寅恪对自己的家庭生活很知足,他提倡男女平等,觉着男孩女孩一样好,但是唐筼希望能生一个男孩为陈寅恪延续香火。于是六年后,她不顾医生的警告,冒着严重心脏病的危险,年近四十时生下了第三个孩子,虽然仍是女孩,陈寅恪依旧相当高兴,其父陈三立觉得自己85岁家里仍有新生命诞生,是值得庆贺的事,特地为这个孩子取名“美延”。
4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7月末,北平沦陷。9月,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去世。因忧愁家事、国事过度,陈寅恪的右眼视网膜脱落,医嘱立即入院手术。但陈寅恪考虑手术后需长时间留院观察治疗,他又坚决不肯留在沦陷区教书,最后决定放弃手术,任凭右眼彻底失明。
11月3日,陈寅恪一家被迫离开北平前往长沙。自此他们踏上了搬家、拆家、建家的辛苦旅程,广西、云南、香港,可谓颠沛流离,受尽辛苦。在香港,他们先是住在环球酒店,幸得时任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的许地山相助,一家人才暂时安顿。不久,陈寅恪赴昆明联大任教,唐筼旅途劳顿心脏病加重,云南是高原地区,因担心加重唐筼的心脏负担,陈寅恪强留她在香港养病,自己独自去了昆明。唐筼独自一人带着三个女儿艰难度日。此间唐筼心脏病加剧,被迫住院,只得将孩子们托付给许地山夫妇。她病好后不久,美延染上百日咳,日夜尖声咳嗽、呕吐、高烧。唐筼心急如焚,但怕远方的陈寅恪担忧没有告诉他,独自一人承担着巨大的焦虑。也许亲人间确有心灵相通,远在云南的陈寅恪那段时间分外挂念美延,曾在当地集市上看到一位苗族女子背着一个胖胖的孩子,大大的眼睛很像美延,一直盯着看,差点儿被那女子误认为对孩子有歹心。这让陈寅恪更加想念在香港的唐筼母女。
1939年暑假,陈寅恪回到香港,见到患百日咳病愈的美延被吓了一跳,孩子已经瘦得他几乎不认识了。1939年初陈寅恪曾被英国牛津大学聘为汉学教授,任期从10月1日起。陈寅恪很希望唐筼和孩子们能和他一起赴英国,但是唐筼大病初愈实在不能远行,他只好决定只身赴英。这年8月欧洲战事导致地中海不能通航,陈寅恪只能推迟一年到英国大学任教,随后回到昆明西南联大。1940年6月,陈寅恪到香港探亲,准备暑假后赴英国牛津大学任职,无奈时局不稳定,仍无法赴英。回昆明的路也断了,只好暂留香港,在香港大学任客座教授。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以“日币四十万元强付寅恪办东方文化学院”。陈寅恪岂能俯首,带全家人离开香港,先后辗转任教广西大学、成都燕京大学。唐筼在香港时心脏病复发,几至病危,从桂林前往成都途中又染痢疾,一个多月后才痊愈。
1944年,陈寅恪用眼过度,左眼视力急剧下降。唐筼非常着急,千方百计为丈夫增加营养。她把平时做客穿的旗袍送去寄卖行;见住所周围青草茂盛,她买来一只怀胎的黑山羊,母羊生下小羊后,她学着挤奶,给陈寅恪饮用。年底,陈寅恪双目失明。唐筼马上将他送到医院,医生建议立刻手术。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医生要求手术后用沙袋将病人的头固定住,躺倒伤口完全愈合后才可以动。陈寅恪只盼眼睛能早日复明,毫无怨言甘受肉体之苦,完全遵守医嘱。唐筼日夜守护着他,因劳累心焦导致心脏病复发。然而。令他们异常失望的是,手术最后以失败告终。英国文化委员会、牛津大学和英国科学院联合促成陈寅恪赴英治疗眼疾,英国一流的眼科专家对他的视网膜实施了两次手术,但未能复明。陈寅恪辞去牛津大学教授职位,先在南京,后回到清华大学担任导师。重回清华园,陈寅恪感慨万分,此时,他已是一个盲人教授了。
5
他们住在新林院52号。唐筼用极大的热情布置着他们的新家,院前院后种满各种植物,花坛一侧还特地种了一棵陈寅恪喜欢的海棠树,春天花开时,他不论是经过此树还是坐在书房里都能闻到花香。
1947年,清华36周年校庆。女生以妇女如何为社会贡献力量为题采访一些教授的妻子。唐筼说:“妇女为家庭做出贡献也很重要……”的确。唐筼对自己的家庭倾尽了所有的心力和感情。对陈寅恪来说,失明无疑是生命中最沉重的打击。唐筼以女性全部的温情和体贴安抚丈夫身心的创痛,无微不至地照顾陈寅恪的饮食起居,打理家务,查阅资料,为陈寅恪读报纸、信件,与此同时,能诗善文的她承揽了来往书信的回复。1949年陈寅恪受聘广州岭南大学,助手去了香港,唐筼充任陈寅恪的教学助手一年有余,直到新的秘书到来。他的许多诗篇由她一笔一画笔录下来。
她是他的妻子,又是他精神和事业上最亲密的伴侣,他视她为生命中的第一知己,每完成一部著作,都请她题写封面。
唐筼所做的,看似平凡,却似涓涓细流,滋养润泽着陈寅恪和孩子们。
陈寅恪一生经历了多次沉重打击,会情绪低落,但不久又振作起来,投入教学、研究,晚年完成80万字《柳如是别传》。其中自然依赖于陈寅恪的坚强和毅力,也与唐筼无微不至的关怀、鼓励和体贴分不开,她不顾自己衰病,尽心照顾老病残的丈夫,给他精神上最大的支持,使他在学术上不断创造新的成就。她经常告诉三个女儿:爹爹的学问造诣非比一般,应让他写下来保存。陈寅恪对唐筼为自己的付出深怀感激,常对女儿们说:你们可以不尊重我,但是不能不尊重你们的母亲。
陈寅恪和唐筼留下四十多首诗。在这些互相唱和的词句中,他们互相宽慰,化解现实生活中的忧愁苦闷,盼望“欢乐与生共白头”。他为她写下的最后一首诗却是一幅挽歌《挽晓莹》: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去世。筼唐平静地料理完陈寅恪的后事,说:“待料理完寅恪的事,我也该去了。”仅仅相隔四十五天,同年11月21日,唐筼也走了。有人说她死于心脏病;有人说她大半生靠药物维系生命,停药十余日,生命就可以轻松结束。有人说,唐筼好像是专门为陈寅恪来到这个世上,总之,唐筼是追随陈寅恪去了,不是殉节,是生死相随,生命相依。
什么叫相濡以沫?什么叫荣辱与共?陈寅恪和唐筼如是。
爱情有等级之分吗?
“五四运动”期间,有人把爱情分为五等:一等爱情是爱上陌生人,可以为之死;二等爱情是相爱而不上床;三等爱情是上一次床而止,终生相爱;四等爱情是相爱一生;五等爱情是随便乱上床。
这个爱情观在其后经年中被广为流传,殊不知,说这话的人当时并没有结婚,甚至从未谈过恋爱,此番理论纯粹是纸上谈兵,典型的书呆子理论。如果他的晚年再有论证爱情的机会,我想他定会推翻他之前的这个划分等级——他选了四等爱情,却是他生命中最珍贵的财富,大气磅礴,胜却人间无数。
他就是国学大师陈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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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遇见唐筼之前,陈寅恪对爱情相当的不屑一顾。“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轻描淡写,得便了之可也。不志于学志之大,而兢兢惟求得美妻,是谓愚谬。”这是他对好友吴宓的一席话。当时,两人同在美国求学,吴宓25岁,陈寅恪29岁。吴宓经常为情感的事烦恼,让陈寅恪很不以为然,他教育吴宓:“:(一).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空设想,而甘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丽娘是也。(二).与其人交织有素,而未尝共衾枕者次之,如宝黛等及中国未嫁之贞女是也。(三).又次之,则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纪念不忘,如司棋与潘又安,及中国之寡妇是也。(四).又次之,则为夫妇,终身而无外遇者。(五).最下者,随处接合,惟欲是图,而无所谓情矣。”这些理论纯粹从书中而来。陈寅恪涉猎极广,从小就能背诵四书五经,广泛阅读历史、哲学典籍。后来,他留学日本、美国、欧洲等国家长达13年,精通22种语言,但是,在感情方面却是白纸一张,从未有过钟情的女子,因他自身体弱多病,在国外尤其是在德国期间整日在图书馆阅读,每日只带一个面包充饥,营养严重不足,体质越来越差,他唯恐因此连累他人,一直以来对感情抱着消极的态度,未有过多的期待,甚至一度认为自己一辈子都会独身下去。
1926年7月,陈寅恪从美国回到北京。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研究院国学门,由胡适建议采用导师制,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人为导师,人称清华四大国学大师。这时,陈寅恪已37岁。在那个时代,他这般年纪都可做祖父了,他还赤条条一人无牵挂。初到清华,因无家室,学校便安排他住在工字厅单身宿舍,与吴宓同住西客厅。他嫌冷清,不愿住,9月初迁至南院与赵元任为邻,吃饭也在赵家搭伙,一些日常生活琐事也由赵元任夫妇代管。陈寅恪对此显然很满意,他说:“我愿意有个家,但不愿意成家。”很多朋友都为他介绍过女青年,他对婚姻本着极其慎重的态度,始终没有满意的人选。
这样的状况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陈寅恪习以为常,安之若素,赵元任夫妇也毫无怨言。但是,这样总归不是个办法。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是个有名的热心人,她眼见陈寅恪快40岁了还单身,实在忍不住便对他说:“寅恪,这样下去总不是事。”陈寅恪回答:“虽然不是永久计,现在也很快活嘛。有家就多出一大堆麻烦事了。”听到这,赵元任开玩笑说:“你倒是少了麻烦事,不能让我太太老管两个家啊!”
这时,陈寅恪的母亲俞氏已去世,他的兄弟姐妹中只有他还没有成家,其父陈三立十分着急,警告陈寅恪:“尔若不娶,吾即代尔聘定。”整个家族的压力让陈寅恪颇为苦恼。
1928年初春的一天,一次极其偶然的闲谈改变了他的一生。
陈寅恪有个叫郝更生的同事,对方无意间提到他的女朋友有一位唐姓好友,她家中的墙壁上悬挂一幅末尾署名“南注生”的诗。郝更生请教陈寅恪“南注生”是什么人。陈寅恪惊讶道:“此人必灌阳唐公景嵩之孙女也。”“南注生”是台湾最后一任巡抚唐景嵩的别号,陈寅恪读过他的《请缨日记》。他对这横幅的原件非常感兴趣,想亲自去看一下,并拜访一下横幅的主人。
此女便是唐筼。
唐筼出身名门。其祖父唐景嵩曾出任台湾巡抚,在中法战争中屡建功勋,后参加了甲午战争,是著名的爱国将士。唐篔毕业于金陵女校体育专业,后执教于北京女高师,曾做过许广平的老师。
春日的一个周末,陈寅恪在郝更生的陪同下到了西城涭水河胡同唐筼的住所。
原来,这世间真有一见钟情、相见恨晚,此话大抵可以诠释陈寅恪当时的心情。
似冥冥中命运注定一般,对女子从没有特别之感的陈寅恪却对唐筼有“惊见神仙写韵人”之感。唐筼听郝更生多次说起过陈寅恪,早有仰慕之心。两人可谓一见倾心。陈寅恪当即便约了唐筼第二天同游中山公园。
唐筼在多年后跟自己的女儿谈起这次出游,她说远远地看见陈寅恪向她走来,本满心欢喜,突然发现他走路的姿势微跛,她是体育教师,出于职业的敏感,心里顿时有了一个小疙瘩。好在陈寅恪没等她问就主动告诉她,他的足部有多处鸡眼,这与早年留学时穿着不合脚的硬皮鞋有关。
当时的交通极不方便,从西郊清华园到城内很费时间,陈寅恪还有繁重的教学、研究工作,即便如此,一到假日周末,他就不辞辛苦进城赴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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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7月,陈寅恪和唐筼在北京举办了订婚仪式,同年8月31日,38岁的陈寅恪与30岁的唐筼在上海举办了婚礼。期间上海的治安欠佳,陈寅恪就把婚礼彩车上的装饰全部去掉,以免被劫匪注意遭不测。此事老人们认为不吉祥,但是晚宴时,听说刚才有一辆新娘的花车被匪徒洗劫一空,大家才觉着陈寅恪料事很有先见之明。
他们新婚后曾到杭州短暂旅行。不久,清华开学,陈寅恪必须赶回学校,而唐筼却要留在杭州为其不久前去世的母亲安排后事,新婚燕尔暂时分离,让陈寅恪非常无奈与不舍,恰逢中秋,他遂作诗:“阴晴圆缺意,有人雾鬓独登楼。”
他们婚后住在姚家胡同3号,三年后搬至清华南院。陈寅恪在清华的工资不低,但是唐筼还需勤俭节约,因为一半的工资要拿去赡养陈家的老人。陈寅恪是学者,生活中比较笨拙。唐筼婚前不会做家务,结婚后一一学来,渐成治家好手。陈寅恪喜欢吃面包,她就自制厨具烤面包。陈寅恪体弱多病,她有一本手写的“食物成分表”,每天观察他的进食量,为他搭配合理的膳食。她还“强制”他每天坚持午睡、散步。家里所有的窗帘都是她亲手缝制,院子里种满了各类鲜花与时令蔬菜。她总是想尽办法让这个小家充满温馨,也因此,他们家经常有朋友来访,吴宓、俞平伯都是常客。 婚后第二年,他们有了第一个女儿,为感恩“南注生”那幅条幅为他们结缘,特为女儿取名“流求”——此谓台湾的古称。此后他们又有了第二个女儿“小彭”。陈寅恪对自己的家庭生活很知足,他提倡男女平等,觉着男孩女孩一样好,但是唐筼希望能生一个男孩为陈寅恪延续香火。于是六年后,她不顾医生的警告,冒着严重心脏病的危险,年近四十时生下了第三个孩子,虽然仍是女孩,陈寅恪依旧相当高兴,其父陈三立觉得自己85岁家里仍有新生命诞生,是值得庆贺的事,特地为这个孩子取名“美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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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7月末,北平沦陷。9月,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去世。因忧愁家事、国事过度,陈寅恪的右眼视网膜脱落,医嘱立即入院手术。但陈寅恪考虑手术后需长时间留院观察治疗,他又坚决不肯留在沦陷区教书,最后决定放弃手术,任凭右眼彻底失明。
11月3日,陈寅恪一家被迫离开北平前往长沙。自此他们踏上了搬家、拆家、建家的辛苦旅程,广西、云南、香港,可谓颠沛流离,受尽辛苦。在香港,他们先是住在环球酒店,幸得时任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的许地山相助,一家人才暂时安顿。不久,陈寅恪赴昆明联大任教,唐筼旅途劳顿心脏病加重,云南是高原地区,因担心加重唐筼的心脏负担,陈寅恪强留她在香港养病,自己独自去了昆明。唐筼独自一人带着三个女儿艰难度日。此间唐筼心脏病加剧,被迫住院,只得将孩子们托付给许地山夫妇。她病好后不久,美延染上百日咳,日夜尖声咳嗽、呕吐、高烧。唐筼心急如焚,但怕远方的陈寅恪担忧没有告诉他,独自一人承担着巨大的焦虑。也许亲人间确有心灵相通,远在云南的陈寅恪那段时间分外挂念美延,曾在当地集市上看到一位苗族女子背着一个胖胖的孩子,大大的眼睛很像美延,一直盯着看,差点儿被那女子误认为对孩子有歹心。这让陈寅恪更加想念在香港的唐筼母女。
1939年暑假,陈寅恪回到香港,见到患百日咳病愈的美延被吓了一跳,孩子已经瘦得他几乎不认识了。1939年初陈寅恪曾被英国牛津大学聘为汉学教授,任期从10月1日起。陈寅恪很希望唐筼和孩子们能和他一起赴英国,但是唐筼大病初愈实在不能远行,他只好决定只身赴英。这年8月欧洲战事导致地中海不能通航,陈寅恪只能推迟一年到英国大学任教,随后回到昆明西南联大。1940年6月,陈寅恪到香港探亲,准备暑假后赴英国牛津大学任职,无奈时局不稳定,仍无法赴英。回昆明的路也断了,只好暂留香港,在香港大学任客座教授。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以“日币四十万元强付寅恪办东方文化学院”。陈寅恪岂能俯首,带全家人离开香港,先后辗转任教广西大学、成都燕京大学。唐筼在香港时心脏病复发,几至病危,从桂林前往成都途中又染痢疾,一个多月后才痊愈。
1944年,陈寅恪用眼过度,左眼视力急剧下降。唐筼非常着急,千方百计为丈夫增加营养。她把平时做客穿的旗袍送去寄卖行;见住所周围青草茂盛,她买来一只怀胎的黑山羊,母羊生下小羊后,她学着挤奶,给陈寅恪饮用。年底,陈寅恪双目失明。唐筼马上将他送到医院,医生建议立刻手术。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医生要求手术后用沙袋将病人的头固定住,躺倒伤口完全愈合后才可以动。陈寅恪只盼眼睛能早日复明,毫无怨言甘受肉体之苦,完全遵守医嘱。唐筼日夜守护着他,因劳累心焦导致心脏病复发。然而。令他们异常失望的是,手术最后以失败告终。英国文化委员会、牛津大学和英国科学院联合促成陈寅恪赴英治疗眼疾,英国一流的眼科专家对他的视网膜实施了两次手术,但未能复明。陈寅恪辞去牛津大学教授职位,先在南京,后回到清华大学担任导师。重回清华园,陈寅恪感慨万分,此时,他已是一个盲人教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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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住在新林院52号。唐筼用极大的热情布置着他们的新家,院前院后种满各种植物,花坛一侧还特地种了一棵陈寅恪喜欢的海棠树,春天花开时,他不论是经过此树还是坐在书房里都能闻到花香。
1947年,清华36周年校庆。女生以妇女如何为社会贡献力量为题采访一些教授的妻子。唐筼说:“妇女为家庭做出贡献也很重要……”的确。唐筼对自己的家庭倾尽了所有的心力和感情。对陈寅恪来说,失明无疑是生命中最沉重的打击。唐筼以女性全部的温情和体贴安抚丈夫身心的创痛,无微不至地照顾陈寅恪的饮食起居,打理家务,查阅资料,为陈寅恪读报纸、信件,与此同时,能诗善文的她承揽了来往书信的回复。1949年陈寅恪受聘广州岭南大学,助手去了香港,唐筼充任陈寅恪的教学助手一年有余,直到新的秘书到来。他的许多诗篇由她一笔一画笔录下来。
她是他的妻子,又是他精神和事业上最亲密的伴侣,他视她为生命中的第一知己,每完成一部著作,都请她题写封面。
唐筼所做的,看似平凡,却似涓涓细流,滋养润泽着陈寅恪和孩子们。
陈寅恪一生经历了多次沉重打击,会情绪低落,但不久又振作起来,投入教学、研究,晚年完成80万字《柳如是别传》。其中自然依赖于陈寅恪的坚强和毅力,也与唐筼无微不至的关怀、鼓励和体贴分不开,她不顾自己衰病,尽心照顾老病残的丈夫,给他精神上最大的支持,使他在学术上不断创造新的成就。她经常告诉三个女儿:爹爹的学问造诣非比一般,应让他写下来保存。陈寅恪对唐筼为自己的付出深怀感激,常对女儿们说:你们可以不尊重我,但是不能不尊重你们的母亲。
陈寅恪和唐筼留下四十多首诗。在这些互相唱和的词句中,他们互相宽慰,化解现实生活中的忧愁苦闷,盼望“欢乐与生共白头”。他为她写下的最后一首诗却是一幅挽歌《挽晓莹》: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去世。筼唐平静地料理完陈寅恪的后事,说:“待料理完寅恪的事,我也该去了。”仅仅相隔四十五天,同年11月21日,唐筼也走了。有人说她死于心脏病;有人说她大半生靠药物维系生命,停药十余日,生命就可以轻松结束。有人说,唐筼好像是专门为陈寅恪来到这个世上,总之,唐筼是追随陈寅恪去了,不是殉节,是生死相随,生命相依。
什么叫相濡以沫?什么叫荣辱与共?陈寅恪和唐筼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