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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7月，广东一家电视台颇具影响的专栏节目，播出了一个促人深思的事件的追踪记。事情的大致原委是：一个品学兼优的中学生不幸患上了白血病，唯一的生路是寻找到一个与其骨髓型号一致的健康人，为其进行骨髓移植。但是，由于我们国家的医院当时的骨髓库尚不够完善，因而，医院努力查找，好不容易在以前的病例记载中发现，一个因同样病因已不幸逝世的病人家属，骨髓型号与这位中学生一样。于是，医院方面告知急需移植骨髓的病人家属，家属则急切地前往可以移植骨髓者的驻地，希望能够获得移植骨髓的承诺。该电视台的专栏记者也一同前往，并协助做说服及报道工作。然而，事情的结果却令人失望。病人的家属与随行人员以偿还可移植骨髓者为医治其已逝病人所欠下的几十万元钱为条件，却未能换来一个愿意移植骨髓的肯定答案。病人家属与记者无功而返。
从人的一般情感反应上来说，我们确实很难对那位不愿捐献骨髓的人，表示同情或赞成。面对一位有生命危险的病人，作为一个健康人，为其尽一点义务，自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何况人家还愿意替你偿还巨债。在此情形之下居然还拒绝一个合情合理的请求，实在难以理喻。人们实在有充分的理由谴责这样一个不愿为人尽一点义务的人，不论这人有什么样的个人理由——毕竟人命关天啊！
我国白血病发病率为每年十万分之三，即发病人口四万人，这还不包括以前发病的，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50％是35岁以下的青年和少年），其中约有3.5万人得不到骨髓移植治疗。虽然高昂的手术费使不少家庭难以支付，但钱，毕竟还有筹集的可能。而找到与患者骨髓配型相同的提供者，是更加艰难的事，不是花钱就可以解决的。有的志愿捐献者报了名、验了血，到需要他实现义举的时候，他又不肯捐献了。广东的一个男青年患白血病需要骨髓移植，他的大姐和四妹与他的配型相同。大姐夫妇却提出10万元开价，否则不肯捐献。最后，还是四妹将怀孕6个月的胎儿人工流产，为挽救哥哥的生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以上的例子无疑是沉重的。已经无法统计究竟有多少患者由于缺乏供者，而失去了本可以获得的救治机会。在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的志愿捐献行为蔚然成风的今天，我国在这一方面的现状却令人担忧。
以白血病人为例，目前西方国家由于志愿捐献者众多，而使得这些国家的白血病人已有30％－40％的机会可能找到非血缘关系的供者。而我国的情况前面已经谈到，两者相比，反差何其大也！
这一巨大的反差同样反映在器官捐献上。有数据表明，我国每年新发生的肾功能衰竭病人有10万以上，其中只有约1％的人能有幸接受肾移植手术，至于心脏和肝脏等大器官移植的数量更是少之又少。
笔者曾采访过本市开展肾移植手术历史最长的两所医院，在过去的2003年和2004年里，他们均只收到过寥寥无几的几只自愿捐献的肾脏。单就两所医院的技术实力来看，每年进行一百几十例肾移植是毫无问题的。然而目前的情况是，两所医院每年通常最多只能进行七八十例手术。问题的核心就在于肾源不足。由于缺乏捐献者，所以手术所需的肾，都是通过其他途径寻求的。谈起这个问题，两所医院肾移植病房的主任都是一脸的无奈，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类似这种状况在全国其他城市也是普通存在的。而在美国，早在1968年的一项民意测验就表明，90％的美国人愿意捐献器官。
在澳大利亚，1999年的一项问卷调查表明，68％的被调查者表示将有可能捐献自己的器官。2004年，一项对各大城市 1198人的问卷调查中，该比例为 71％。
在沙特阿拉伯，在2004年对首都利雅得850名公众的社会调查中，有10.7％的被调查者已经签署了捐献卡，42.6％的人表示愿意捐献自己的器官。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我国眼疾患者中因角膜病致盲者达360万之众，其中相当一部分可以通过角膜移植手术重见光明。那么我国角膜移植的现状又如何呢？
所谓角膜移植，就是用遗体的新鲜角膜植换患者的浑浊角膜，重建患者的视觉功能。由于角膜奇缺，我国每年仅有1000人左右能够接受角膜移植手术，而其他99％以上的患者只能在年复一年的等待中无声地熄灭他们心底的希望。
20年前，正规医科的大学生们上解剖课，大约每10个人就可以分配到一具尸体以供实验。然而现在，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笔者曾参观过一所医学院的储尸池。有关负责人老曾介绍说，近几年来尸源越来越紧张，在国外，死后将尸体献给医院做研究是极为普遍的，而我国这种志愿者却为数甚少。由于传统观念根深蒂固，遗体捐献工作依旧步履维艰。广州每年医学科研、教学需要遗体约700多具，而近些年每年最多只有200多具捐献遗体。一些医学院校因此减少了解剖实践的课时。一般来说，各医疗单位尸体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农民，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志愿者”，然而这些“志愿者”通常是在生前欠下医院各种费用而无力偿还的，因此他们的“志愿”行为中所包含的与其说是对于医学事业的贡献，不如说是经济拮据所带来的苦涩。
几年前，一个来自贫困山区的年仅40的农民患者在医院不治而死，在病床边陪伴了他数月的妻子伤心欲绝。在得知医院方面有意留下她丈夫的尸体以抵偿死者住院期间的欠费时，中年农妇再次泪如雨下。在她的家乡，死者是要叶落归根的。然而，欠债还钱的朴素道德观最终使农妇留下了她的丈夫，独自捧着一只空空的骨灰盒踏上了归程。临行前，农妇对医生千叮咛万嘱咐，希望他们一定不要让老家的人知道她丈夫的尸体被医院留下了。农妇那一脸哀绝的表情至今仍在老曾眼前浮现。
毫无疑问，传统观念是摆在遗体捐献问题上的一个主要障碍。社会调查表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和受教育程度较低者，就这一问题的认识是存在差异的。经过近几十年医学的发展，尸体器官已构成移植器官的主要来源，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特别是80年代以来，增长速度更快。从某种意义上说，尸体的获取数代表了一个国家器官移植发展水平，也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尤其是文化水平。
作为全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在这一点上当之无愧地成为全国的楷模。
目前，上海是遗体捐献工作开展时间最长的城市，它拥有一套完善的管理机构，实现率也最高，并已进入了比较规范的层次。上海于1982年在全国率先开展了遗体捐献工作。至2001年，共有9388人办理了遗体捐献登记手续，其中执行捐献的有1822人。在捐献者中，年龄最大的为110岁，最小的才两个月。随着文明的进步，特别是在邓小平同志捐献角膜和上海市委书记黄菊办理捐献遗体登记手续的行为感召下，加入这一行列的上海市民正在逐年增加。上海已建有上海医科大学等6个志愿遗体捐献接受站，由市红十字会负责统一指导、协调、管理。
1982年，东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骆启荣，患不治之症处于弥留之际，他临终前握着妻子的手动情地说：“我死后就把遗体捐献给医院做医学研究用，也算是对国家的一点贡献吧。”直到妻子含泪点头答应，他才合上眼睛。
骆启荣的妻子遵照他生前的要求，把他的遗体捐献给了上海医科大学。这是上海市第一位遗体捐献者。骆启荣伟大的人格和无私的奉献精神迅速感染了广大群众和医务工作者。有关消息被报道后，电台、报社收到大量群众来信。同年，市红十字会、市卫生局等单位与上海医大合作，开办了上海第一个志愿遗体捐献站，于1983年1月1日正式接受市民报名登记。
这里特别要提出所谓“实现率”的概念，可以说这是遗体捐献的“专有名词”，因为并不是所有报名登记者最后都顺利兑现。
几乎每一个遗体接受站的工作人员都遇到过这种情况：本来按照死者的遗愿，遗体已经用被单裹好，准备装车时，忽然半路杀出死者的一个什么亲属，对工作人员的行为横加阻拦。许多本来已经商定的捐献就这么夭折了。这类事情的麻烦在于，只要死者亲属中有一位坚持反对，其他亲属就很难说什么，否则就会被指责“别有用心”。这大约是传统观念无所不在的一种表现形式吧。
遗体捐献对于医学研究的意义是十分巨大的。1997年，一位76岁的“肝癌”患者将遗体捐献给上海医大。然而，医务人员在遗体解剖中发现，死者所患并非肝癌，而是肝脏弥漫性海绵状血管瘤。这一信息迅速在上海医大附属医院的病理讨论会上得到交流，使得困扰医生多年的顽症找到了根治的良方。不久，中山医院收治了一名类似的病人，医生们根据最新研究成果，成功地进行了手术，挽救了患者的生命。
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到，尸体解剖是最后的诊断，也是最可靠的诊断，对提高医生水平，促进医学发展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前苏联有法律规定，在医院去世的病人一律要做尸体解剖，其尸解率达到80％－90％。但我国除了遗体捐献外，一般只有在医疗纠纷时，家属才会提出解剖要求，即使是大医院的尸解率也低于10％。
美国骨髓库的志愿人员数百万计，在台湾、日本，骨髓库的志愿捐献者也相当踊跃。
2004年8月底,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第18届世界器官移植大会上，包括中国在内的54个国家的3000多名专家出席会议。大会公布的数据表明，西班牙的器官移植工作在世界居于首位，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紧随其后，而我国的这项工作还处于较为落后的状态。
同在一个地球上，为什么中国的志愿者相比之下就显得如此稀少，寥若晨星？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古训根深蒂固，还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人心变得自私，可以漠视他人的病痛而无动于衷？抑或是对于捐献行为的无知和恐惧？
在美国，一位在车祸中遇难而导致脑死亡的青年布利安，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因为他的死使九位素不相识的病人获得了新生。布利安的心脏移植给一位有两个孩子的父亲；他的肝脏使一位20岁的大学生得到了新生；他的一个肾脏移植给一位教师，后者患尿毒症5年来一直依赖人工肾血液透析维持生命，另一个肾则给了有3个小孩子的年轻母亲；他的皮肤移植到一位严重的烧伤病人身上；他的股骨使身患骨癌的14岁男孩免受截肢的痛苦；他的筋骨用于一个孩子的面部整形手术；而他的角膜使两位盲人重见了光明。
而在地球这一端的中国人，面对这样的高尚行为，又有何感想呢？
今天，当我们越来越频繁地目睹“爱心”、“奉献”这类词语满天飞扬，当这些原本圣洁的字眼越来越明显地沦为商业用语时，我们是否还能想到它们的本来含义？
从人的一般情感反应上来说，我们确实很难对那位不愿捐献骨髓的人，表示同情或赞成。面对一位有生命危险的病人，作为一个健康人，为其尽一点义务，自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何况人家还愿意替你偿还巨债。在此情形之下居然还拒绝一个合情合理的请求，实在难以理喻。人们实在有充分的理由谴责这样一个不愿为人尽一点义务的人，不论这人有什么样的个人理由——毕竟人命关天啊！
我国白血病发病率为每年十万分之三，即发病人口四万人，这还不包括以前发病的，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50％是35岁以下的青年和少年），其中约有3.5万人得不到骨髓移植治疗。虽然高昂的手术费使不少家庭难以支付，但钱，毕竟还有筹集的可能。而找到与患者骨髓配型相同的提供者，是更加艰难的事，不是花钱就可以解决的。有的志愿捐献者报了名、验了血，到需要他实现义举的时候，他又不肯捐献了。广东的一个男青年患白血病需要骨髓移植，他的大姐和四妹与他的配型相同。大姐夫妇却提出10万元开价，否则不肯捐献。最后，还是四妹将怀孕6个月的胎儿人工流产，为挽救哥哥的生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以上的例子无疑是沉重的。已经无法统计究竟有多少患者由于缺乏供者，而失去了本可以获得的救治机会。在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的志愿捐献行为蔚然成风的今天，我国在这一方面的现状却令人担忧。
以白血病人为例，目前西方国家由于志愿捐献者众多，而使得这些国家的白血病人已有30％－40％的机会可能找到非血缘关系的供者。而我国的情况前面已经谈到，两者相比，反差何其大也！
这一巨大的反差同样反映在器官捐献上。有数据表明，我国每年新发生的肾功能衰竭病人有10万以上，其中只有约1％的人能有幸接受肾移植手术，至于心脏和肝脏等大器官移植的数量更是少之又少。
笔者曾采访过本市开展肾移植手术历史最长的两所医院，在过去的2003年和2004年里，他们均只收到过寥寥无几的几只自愿捐献的肾脏。单就两所医院的技术实力来看，每年进行一百几十例肾移植是毫无问题的。然而目前的情况是，两所医院每年通常最多只能进行七八十例手术。问题的核心就在于肾源不足。由于缺乏捐献者，所以手术所需的肾，都是通过其他途径寻求的。谈起这个问题，两所医院肾移植病房的主任都是一脸的无奈，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类似这种状况在全国其他城市也是普通存在的。而在美国，早在1968年的一项民意测验就表明，90％的美国人愿意捐献器官。
在澳大利亚，1999年的一项问卷调查表明，68％的被调查者表示将有可能捐献自己的器官。2004年，一项对各大城市 1198人的问卷调查中，该比例为 71％。
在沙特阿拉伯，在2004年对首都利雅得850名公众的社会调查中，有10.7％的被调查者已经签署了捐献卡，42.6％的人表示愿意捐献自己的器官。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我国眼疾患者中因角膜病致盲者达360万之众，其中相当一部分可以通过角膜移植手术重见光明。那么我国角膜移植的现状又如何呢？
所谓角膜移植，就是用遗体的新鲜角膜植换患者的浑浊角膜，重建患者的视觉功能。由于角膜奇缺，我国每年仅有1000人左右能够接受角膜移植手术，而其他99％以上的患者只能在年复一年的等待中无声地熄灭他们心底的希望。
20年前，正规医科的大学生们上解剖课，大约每10个人就可以分配到一具尸体以供实验。然而现在，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笔者曾参观过一所医学院的储尸池。有关负责人老曾介绍说，近几年来尸源越来越紧张，在国外，死后将尸体献给医院做研究是极为普遍的，而我国这种志愿者却为数甚少。由于传统观念根深蒂固，遗体捐献工作依旧步履维艰。广州每年医学科研、教学需要遗体约700多具，而近些年每年最多只有200多具捐献遗体。一些医学院校因此减少了解剖实践的课时。一般来说，各医疗单位尸体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农民，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志愿者”，然而这些“志愿者”通常是在生前欠下医院各种费用而无力偿还的，因此他们的“志愿”行为中所包含的与其说是对于医学事业的贡献，不如说是经济拮据所带来的苦涩。
几年前，一个来自贫困山区的年仅40的农民患者在医院不治而死，在病床边陪伴了他数月的妻子伤心欲绝。在得知医院方面有意留下她丈夫的尸体以抵偿死者住院期间的欠费时，中年农妇再次泪如雨下。在她的家乡，死者是要叶落归根的。然而，欠债还钱的朴素道德观最终使农妇留下了她的丈夫，独自捧着一只空空的骨灰盒踏上了归程。临行前，农妇对医生千叮咛万嘱咐，希望他们一定不要让老家的人知道她丈夫的尸体被医院留下了。农妇那一脸哀绝的表情至今仍在老曾眼前浮现。
毫无疑问，传统观念是摆在遗体捐献问题上的一个主要障碍。社会调查表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和受教育程度较低者，就这一问题的认识是存在差异的。经过近几十年医学的发展，尸体器官已构成移植器官的主要来源，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特别是80年代以来，增长速度更快。从某种意义上说，尸体的获取数代表了一个国家器官移植发展水平，也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尤其是文化水平。
作为全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在这一点上当之无愧地成为全国的楷模。
目前，上海是遗体捐献工作开展时间最长的城市，它拥有一套完善的管理机构，实现率也最高，并已进入了比较规范的层次。上海于1982年在全国率先开展了遗体捐献工作。至2001年，共有9388人办理了遗体捐献登记手续，其中执行捐献的有1822人。在捐献者中，年龄最大的为110岁，最小的才两个月。随着文明的进步，特别是在邓小平同志捐献角膜和上海市委书记黄菊办理捐献遗体登记手续的行为感召下，加入这一行列的上海市民正在逐年增加。上海已建有上海医科大学等6个志愿遗体捐献接受站，由市红十字会负责统一指导、协调、管理。
1982年，东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骆启荣，患不治之症处于弥留之际，他临终前握着妻子的手动情地说：“我死后就把遗体捐献给医院做医学研究用，也算是对国家的一点贡献吧。”直到妻子含泪点头答应，他才合上眼睛。
骆启荣的妻子遵照他生前的要求，把他的遗体捐献给了上海医科大学。这是上海市第一位遗体捐献者。骆启荣伟大的人格和无私的奉献精神迅速感染了广大群众和医务工作者。有关消息被报道后，电台、报社收到大量群众来信。同年，市红十字会、市卫生局等单位与上海医大合作，开办了上海第一个志愿遗体捐献站，于1983年1月1日正式接受市民报名登记。
这里特别要提出所谓“实现率”的概念，可以说这是遗体捐献的“专有名词”，因为并不是所有报名登记者最后都顺利兑现。
几乎每一个遗体接受站的工作人员都遇到过这种情况：本来按照死者的遗愿，遗体已经用被单裹好，准备装车时，忽然半路杀出死者的一个什么亲属，对工作人员的行为横加阻拦。许多本来已经商定的捐献就这么夭折了。这类事情的麻烦在于，只要死者亲属中有一位坚持反对，其他亲属就很难说什么，否则就会被指责“别有用心”。这大约是传统观念无所不在的一种表现形式吧。
遗体捐献对于医学研究的意义是十分巨大的。1997年，一位76岁的“肝癌”患者将遗体捐献给上海医大。然而，医务人员在遗体解剖中发现，死者所患并非肝癌，而是肝脏弥漫性海绵状血管瘤。这一信息迅速在上海医大附属医院的病理讨论会上得到交流，使得困扰医生多年的顽症找到了根治的良方。不久，中山医院收治了一名类似的病人，医生们根据最新研究成果，成功地进行了手术，挽救了患者的生命。
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到，尸体解剖是最后的诊断，也是最可靠的诊断，对提高医生水平，促进医学发展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前苏联有法律规定，在医院去世的病人一律要做尸体解剖，其尸解率达到80％－90％。但我国除了遗体捐献外，一般只有在医疗纠纷时，家属才会提出解剖要求，即使是大医院的尸解率也低于10％。
美国骨髓库的志愿人员数百万计，在台湾、日本，骨髓库的志愿捐献者也相当踊跃。
2004年8月底,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第18届世界器官移植大会上，包括中国在内的54个国家的3000多名专家出席会议。大会公布的数据表明，西班牙的器官移植工作在世界居于首位，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紧随其后，而我国的这项工作还处于较为落后的状态。
同在一个地球上，为什么中国的志愿者相比之下就显得如此稀少，寥若晨星？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古训根深蒂固，还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人心变得自私，可以漠视他人的病痛而无动于衷？抑或是对于捐献行为的无知和恐惧？
在美国，一位在车祸中遇难而导致脑死亡的青年布利安，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因为他的死使九位素不相识的病人获得了新生。布利安的心脏移植给一位有两个孩子的父亲；他的肝脏使一位20岁的大学生得到了新生；他的一个肾脏移植给一位教师，后者患尿毒症5年来一直依赖人工肾血液透析维持生命，另一个肾则给了有3个小孩子的年轻母亲；他的皮肤移植到一位严重的烧伤病人身上；他的股骨使身患骨癌的14岁男孩免受截肢的痛苦；他的筋骨用于一个孩子的面部整形手术；而他的角膜使两位盲人重见了光明。
而在地球这一端的中国人，面对这样的高尚行为，又有何感想呢？
今天，当我们越来越频繁地目睹“爱心”、“奉献”这类词语满天飞扬，当这些原本圣洁的字眼越来越明显地沦为商业用语时，我们是否还能想到它们的本来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