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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吴有水，浙江淳安人，1965年出生。当过老师，在国企工作过，现任浙江碧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200.98亿元——这一数字是近日我国24个省公开的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总额。数字出来了，去向却不明，这一“半透明”的信息公开引起轩然大波。一时间，对社会抚养费的追问成为舆论热点。就在计生部门疲于应对的时候，这场追问的“始作俑者”吴有水却在电脑屏幕前暗自激动：“政府终于对社会抚养费给出一个答复了！”
今年7月11日，吴有水向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发函，申请公开社会抚养费收支及审计情况。此前的半年里，他一直在默默关注这笔巨款背后的猫腻。
拉家常拉出的怀疑与追问
吴有水自称“两江移民”，全家因修建新安江水库、富春江水库而两次搬家，“所以我这个浙江人是在江西九江长大的”。32岁时，他决定追求自己的律师梦，考取了律师资格证，离开了安稳的国企。用他的话说，“世上多了一名为事业执拗追问的律师，少了一个为饭碗辛勤打工的职员”。
2013年年初，吴有水在办理一起案件时，和来自河南的当事人一起拉家常。“吴律师啊，您有几个孩子？”“一个，您呢？”“4个。”吴有水疑窦顿生：“按规定，即便是农村户口也只能生两个孩子呀。您怎么有4个孩子？”“我们那里超生很简单，三五千块钱就可以生一个。政府也希望我们生，生得越多，他们收钱收得越多。”
对方所说的钱就是“社会抚养费”。在上世纪80年代叫“超生罚款”，1994年改为“计划外生育费”，2000年统一为“社会抚养费”。2002年，《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公布，虽然提出了要规范社会抚养费的征收，但对于征收的标准、费用具体去向并没有明确规定。让吴有水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本是为了“调节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环境，适当补偿政府的社会事业公共投入”的社会抚养费，好像已经变味了，“某些地方把这当作一种敛财手段”。
于是，吴有水趁着出差的机会有意识地了解各地社会抚养费的相关情况。他还到网上搜索资料，可查遍各省人口與计生部门、财政部门的网站，都很难找到相关数据。但在一些“犄角旮旯”的地方，他却有了意外的发现：在贵州某县下达各乡的奖励通知中，不但给各乡下达了社会抚养费的征收任务，还规定了完成任务奖多少、超额完成奖多少。“收社会抚养费本来是为了控制人口增长，但是下达征收任务，就会造成征收人员钓鱼执法。”吴有水告诉记者。
在继续调查中，他又发现了社会抚养费使用中的一些情况，广东一些城市明确规定：征收上来的钱75%归乡镇，20%归县一级计生委，还有5%上交给市一级计生部门……
2013年7月11日，“世界人口日”这一天，吴有水向全国31个省级计生、财政部门寄出快递，申请公开2012年度社会抚养费收支及审计情况。“有人说我出风头，有些政府的人警告我，甚至担心我背后是否有敌对势力操控。”吴有水笑笑，转而又严肃起来，“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来参与这件事，毕竟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有时候真的很累。”
这笔钱很可能流入了“小金库”
环球人物杂志：在您的调查中，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存在什么问题？
吴有水：我先讲一个我代理过的案子。当事人是浙江嘉兴的农民，30多岁才结婚。他的妻子是二婚，生过两个小孩，但都判给前夫了。婚后，这对夫妇生了小孩，根据法律规定，像他们这样的夫妇是可以生一个孩子的。但计生部门以超生为由，让他们缴纳6万多元社会抚养费。立案的第三天，情况就变了，当地计生部门告诉我当事人不用交社会抚养费了，还让他撤诉。这是我办的最快的案子了，都没有上庭。为什么会这么快？因为计生部门自知他们征收社会抚养费并不是那么理直气壮。
由此可见，我国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是很随意的。特别是在农村，征收社会抚养费的过程变成了一个要钱过程。不认识的多要点，关系好的少要点；也不提供收据、发票，交一万块钱只能拿到2000块钱的收条，这类情况十分普遍。
环球人物杂志：对社会抚养费的分配、使用一直没有明确规定，是这样吗？
吴有水：是的，从中央到地方都没有对社会抚养费的使用做出明确规定，用到哪儿没人知道，这就造成被挪用、截留的现象非常普遍。征收的人会自己按照返还比例留一部分，然后交到乡镇；乡镇可能会自己全部用掉，或者挪用一部分。也就是说，这笔钱很可能流入了一些单位的“小金库”。
环球人物杂志：其实，社会抚养费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不单纯是一项收费了，有时甚至会伴随着暴力。比如今年发生的陕西安康孕妇冯建梅被强制堕胎，广西东兴村民砍死计生人员等事件。
吴有水：我也接触过一些这样的案子。比如山东莒南的朱新梅，她离婚时孩子判给前夫了，一年半后又和男友生了个小孩，但计生部门怀疑这个小孩是她为了逃避超生罚款和前夫生的，要交社会抚养费。孩子出生当天，她就被计生部门拖走关押，前夫也被关押。这是非法拘禁行为，是违法的。还有一个山东东营的农民，因交不起社会抚养费，镇政府和计生办的人就把他和他丈人家的房子给扒掉了。
从这两个案子你可以看到，政府的做法是很有问题的，用极端的手段去解决矛盾，反而会演变成极端案件，酿成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不满意目前的信息公开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有24个省份公开了社会抚养费征收总额。对这个结果您满意吗？
吴有水：不满意。我当时希望他们公开征收总额与使用情况，还有预算和审计情况。现在看来，只是公开了征收总额，是否真实也无法查证。比如，广东给出的数据是14.56亿元，但是从我在东莞、惠州等地计生部门了解到的情况看，这个数据值得怀疑。江苏徐州、南通等几个地方内部工作人员也同样和我说过真实性的情况。至于去向和支出明细的问题，他们的回复大多是：省一级计生、财政部门不掌握，由县（区）级计生部门征收，归同级财政支配。我希望政府部门明年能够说清楚，如果一直说不清楚，那他们就是失职了。
在确认了总额及真实性还有去向以后，我还要继续申请政府公开社会抚养费的征收件数、标准、征收率以及总额。同时，我还打算在全国选100个县，对社会抚养费在基层的征收和使用情况再做一个更详细的了解。
环球人物杂志：信息公开只是前提，您觉得该如何规范社会抚养费？
吴有水：我想以公民的身份给国务院和人大写一封公开信，促成对《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的修改，比如明确规定社会抚养费用于什么项目。只有明确地约定这笔钱的用途，地方部门的执行才能不随意、不盲目。
环球人物杂志：您认为，这笔钱用在哪儿合适？
吴有水：我认为这笔钱应当用于那些因为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而出现了问题的家庭，比如说失独家庭。按照《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对这些家庭或个人，国家是应当提供帮助的，帮助的资金就可以从社会抚养费中来。立法上既然说了这么一句话，就不能让它成为空话。社会抚养费既然是从多生的人当中征来的，那是不是用在这些少生的人身上会比较公平合理呢？
环球人物杂志：您怎么看社会抚养费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
吴有水：作为律师，既然有这个法律，那我们就得依法去执行。当然，老百姓要依法，政府也要依法。作为个人，我关注的是人口政策对国家发展的影响。不少地方已经出现了劳动力资源匮乏，而且现在资源和人是在全球流动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基础不在了。所以生育政策该如何调整，如何适应未来经济社会走向，是需要思考的。
吴有水，浙江淳安人，1965年出生。当过老师，在国企工作过，现任浙江碧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200.98亿元——这一数字是近日我国24个省公开的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总额。数字出来了，去向却不明，这一“半透明”的信息公开引起轩然大波。一时间，对社会抚养费的追问成为舆论热点。就在计生部门疲于应对的时候，这场追问的“始作俑者”吴有水却在电脑屏幕前暗自激动：“政府终于对社会抚养费给出一个答复了！”
今年7月11日，吴有水向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发函，申请公开社会抚养费收支及审计情况。此前的半年里，他一直在默默关注这笔巨款背后的猫腻。
拉家常拉出的怀疑与追问
吴有水自称“两江移民”，全家因修建新安江水库、富春江水库而两次搬家，“所以我这个浙江人是在江西九江长大的”。32岁时，他决定追求自己的律师梦，考取了律师资格证，离开了安稳的国企。用他的话说，“世上多了一名为事业执拗追问的律师，少了一个为饭碗辛勤打工的职员”。
2013年年初，吴有水在办理一起案件时，和来自河南的当事人一起拉家常。“吴律师啊，您有几个孩子？”“一个，您呢？”“4个。”吴有水疑窦顿生：“按规定，即便是农村户口也只能生两个孩子呀。您怎么有4个孩子？”“我们那里超生很简单，三五千块钱就可以生一个。政府也希望我们生，生得越多，他们收钱收得越多。”
对方所说的钱就是“社会抚养费”。在上世纪80年代叫“超生罚款”，1994年改为“计划外生育费”，2000年统一为“社会抚养费”。2002年，《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公布，虽然提出了要规范社会抚养费的征收，但对于征收的标准、费用具体去向并没有明确规定。让吴有水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本是为了“调节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环境，适当补偿政府的社会事业公共投入”的社会抚养费，好像已经变味了，“某些地方把这当作一种敛财手段”。
于是，吴有水趁着出差的机会有意识地了解各地社会抚养费的相关情况。他还到网上搜索资料，可查遍各省人口與计生部门、财政部门的网站，都很难找到相关数据。但在一些“犄角旮旯”的地方，他却有了意外的发现：在贵州某县下达各乡的奖励通知中，不但给各乡下达了社会抚养费的征收任务，还规定了完成任务奖多少、超额完成奖多少。“收社会抚养费本来是为了控制人口增长，但是下达征收任务，就会造成征收人员钓鱼执法。”吴有水告诉记者。
在继续调查中，他又发现了社会抚养费使用中的一些情况，广东一些城市明确规定：征收上来的钱75%归乡镇，20%归县一级计生委，还有5%上交给市一级计生部门……
2013年7月11日，“世界人口日”这一天，吴有水向全国31个省级计生、财政部门寄出快递，申请公开2012年度社会抚养费收支及审计情况。“有人说我出风头，有些政府的人警告我，甚至担心我背后是否有敌对势力操控。”吴有水笑笑，转而又严肃起来，“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来参与这件事，毕竟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有时候真的很累。”
这笔钱很可能流入了“小金库”
环球人物杂志：在您的调查中，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存在什么问题？
吴有水：我先讲一个我代理过的案子。当事人是浙江嘉兴的农民，30多岁才结婚。他的妻子是二婚，生过两个小孩，但都判给前夫了。婚后，这对夫妇生了小孩，根据法律规定，像他们这样的夫妇是可以生一个孩子的。但计生部门以超生为由，让他们缴纳6万多元社会抚养费。立案的第三天，情况就变了，当地计生部门告诉我当事人不用交社会抚养费了，还让他撤诉。这是我办的最快的案子了，都没有上庭。为什么会这么快？因为计生部门自知他们征收社会抚养费并不是那么理直气壮。
由此可见，我国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是很随意的。特别是在农村，征收社会抚养费的过程变成了一个要钱过程。不认识的多要点，关系好的少要点；也不提供收据、发票，交一万块钱只能拿到2000块钱的收条，这类情况十分普遍。
环球人物杂志：对社会抚养费的分配、使用一直没有明确规定，是这样吗？
吴有水：是的，从中央到地方都没有对社会抚养费的使用做出明确规定，用到哪儿没人知道，这就造成被挪用、截留的现象非常普遍。征收的人会自己按照返还比例留一部分，然后交到乡镇；乡镇可能会自己全部用掉，或者挪用一部分。也就是说，这笔钱很可能流入了一些单位的“小金库”。
环球人物杂志：其实，社会抚养费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不单纯是一项收费了，有时甚至会伴随着暴力。比如今年发生的陕西安康孕妇冯建梅被强制堕胎，广西东兴村民砍死计生人员等事件。
吴有水：我也接触过一些这样的案子。比如山东莒南的朱新梅，她离婚时孩子判给前夫了，一年半后又和男友生了个小孩，但计生部门怀疑这个小孩是她为了逃避超生罚款和前夫生的，要交社会抚养费。孩子出生当天，她就被计生部门拖走关押，前夫也被关押。这是非法拘禁行为，是违法的。还有一个山东东营的农民，因交不起社会抚养费，镇政府和计生办的人就把他和他丈人家的房子给扒掉了。
从这两个案子你可以看到，政府的做法是很有问题的，用极端的手段去解决矛盾，反而会演变成极端案件，酿成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不满意目前的信息公开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有24个省份公开了社会抚养费征收总额。对这个结果您满意吗？
吴有水：不满意。我当时希望他们公开征收总额与使用情况，还有预算和审计情况。现在看来，只是公开了征收总额，是否真实也无法查证。比如，广东给出的数据是14.56亿元，但是从我在东莞、惠州等地计生部门了解到的情况看，这个数据值得怀疑。江苏徐州、南通等几个地方内部工作人员也同样和我说过真实性的情况。至于去向和支出明细的问题，他们的回复大多是：省一级计生、财政部门不掌握，由县（区）级计生部门征收，归同级财政支配。我希望政府部门明年能够说清楚，如果一直说不清楚，那他们就是失职了。
在确认了总额及真实性还有去向以后，我还要继续申请政府公开社会抚养费的征收件数、标准、征收率以及总额。同时，我还打算在全国选100个县，对社会抚养费在基层的征收和使用情况再做一个更详细的了解。
环球人物杂志：信息公开只是前提，您觉得该如何规范社会抚养费？
吴有水：我想以公民的身份给国务院和人大写一封公开信，促成对《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的修改，比如明确规定社会抚养费用于什么项目。只有明确地约定这笔钱的用途，地方部门的执行才能不随意、不盲目。
环球人物杂志：您认为，这笔钱用在哪儿合适？
吴有水：我认为这笔钱应当用于那些因为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而出现了问题的家庭，比如说失独家庭。按照《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对这些家庭或个人，国家是应当提供帮助的，帮助的资金就可以从社会抚养费中来。立法上既然说了这么一句话，就不能让它成为空话。社会抚养费既然是从多生的人当中征来的，那是不是用在这些少生的人身上会比较公平合理呢？
环球人物杂志：您怎么看社会抚养费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
吴有水：作为律师，既然有这个法律，那我们就得依法去执行。当然，老百姓要依法，政府也要依法。作为个人，我关注的是人口政策对国家发展的影响。不少地方已经出现了劳动力资源匮乏，而且现在资源和人是在全球流动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基础不在了。所以生育政策该如何调整，如何适应未来经济社会走向，是需要思考的。